王世军，华 夏

引言

百年历史看上海，上海有着丰富的近现代历史文化遗产，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中国对保护对象价值的认识，停留在国家、民族历史的见证层面，以鲁迅故居为代表的文化名人故居率先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改革开放后，在普遍存在的以经济优先为发展目标的导向下，以外滩为代表的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的商业价值得到充分挖掘与利用。21世纪初，受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潮流的影响，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在彰显城市历史与文化特征的同时，结合老旧空间与建筑改造，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城市文化商业主义发展的一部分。

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召开，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尝试通过寻求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方式和城市经济的合理发展模式，推进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发展，解决城市问题，重塑城市社区，协调城乡关系，谋划美好城市的未来发展蓝图。世博会在上海的成功举办，促进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转型，也带动了上海遗产保护与利用从商业主义到公共性的转变。打造承载城市精神和文化传统，代表城市形象和特质的异质性最强的城市文化空间，成为上海追求高质量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中日益普遍性的现象。有鉴于此，本文在相关案例的基础上，就上海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从商业主义到公共性的转变过程、背后动力、运作机制从学理上进行归纳总结、分析探讨，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从文化商业主义到公共性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们特别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和教育功能。从1990年初上海外滩建筑功能置换开始，人们逐渐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除了传递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外，还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发展机遇，因而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房地产、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强大驱动力。以作为商业主义原型的上海新天地为例，新天地的开发目标是从完善和提升上海城市功能，增强上海城市竞争力和改善城市品质出发，把百年石库门旧城区改造成集餐饮、商业、娱乐、文化于一体，拥有一种人文和历史底蕴、具备综合服务功能的国际化、世界级的商业社区。该项目总投资约1.5亿美元，自1999年开工建设，2001年大体建成。新天地被认为创造了上海旧城改造的一个奇迹，不但成为上海著名的休闲游览胜地，还带动片区房价大幅飙升，并成为各地争相模仿的对象。只不过基于商业主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一是原真性问题。有批评者认为，新天地的“老上海”是在一个被清场的旧址上人为制造的，它有石库门的外形，却没有原真石库门的生活痕迹；它徒有历史的外壳，却未能保留住精神内涵。人们在消费这一历史空间时却没有感受到这一空间的历史。相反，让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一种人工的“做旧”。因此，新天地的成功，只是建筑美学、商业招徕或还可加上赝品的成功，而非遗产保护的成功。二是绅士化现象。所谓“绅士化”是“双重存在过程，一方面，一些位于城市中心历史街区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较贫穷的居民为中产阶级取代；另一方面，大量中产阶级的投资改善了街区的基础设施，修复了历史建筑，美化了居住环境，使街区得以复兴”，这被认为违背了历史遗产保护公平性的原则。就新天地而言，原住民外迁，服务对象锁定在上海小资一族、居住在上海的外籍人士以及到上海旅游的外地游客，由此新天地从一个平民的社区转化成了一个奢侈的商业社区中心。

2001年，中国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与以往的世博会选址不同，上海世博会打破了历届世博会在居民稀少的空旷场地兴建园区的惯例，所选择的地区既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市中心最主要的污染源，也是城市总体规划中列为旧城改造的地区。这样的选址方案无疑是促进污染工厂搬迁和推进新一轮旧城改造的两全方案，也从实践层面呼应了世博会主题，体现了对更美好的城市和更美好的生活的追求。上海世博会对园区范围内老建筑尤其是近现代工业遗产进行大规模保护与再利用。原南市电厂主厂房拥有长128 m、宽70 m、高50 m的庞大体量，165 m高的烟筒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标志特征，内部空间和外部形态相对完整并拥有强烈的工业文明气息，被定位为展示城市发展与未来走向的城市未来馆，在世博会结束之后被改建成为上海第一座公立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对原有南市电厂进行了有限的干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让厂房的原有秩序和工业遗迹特征得以体现（高耸的烟筒、平台之上的发电机、巨型行车以及屋顶上的4个巨大的煤粉分离器），同时使这些历史遗存的特征性元素成为现实语境中的真实参与者，并对当代艺术产生真正的现实动力。现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达到4.1万m，具有12个展厅以及图书馆、研究室、报告厅等功能性设施，是集当代艺术展览、收藏、研究、交流、体验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标志性城市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除了定期举办双年展之外，还不定期举办各种城市空间展、书画展、现代装置展等，周末还会定期举办儿童艺术训练营。因此，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并不仅仅是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居民广泛参与城市文化和艺术实践。

2017年国家文物局印发《文物建筑开放导则》，鼓励文物建筑采取不同形式对公众开放，强调文物建筑开放利用的社会性和公益性，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向来先行先试的上海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一大批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以及浦江两岸和苏州河畔的工业遗址被开辟为公共文化空间，以用于市民文化休闲或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活化建筑经典：上海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案例2010—2019》一书中，介绍了近10年来上海在文物建筑保护及公共空间转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另外在《一江一河：上海城市滨水空间与建筑》一书中，介绍了上海在黄浦江、苏州河改造中，将工业遗存改造和再利用，与公共文化设施如博物馆、美术馆、文化中心相结合，打造有温度、有生活的人民共享空间的具体实践（图1）。

图1 近十年不同类型上海历史建筑营造公共空间数据分析

2 公共空间转向的动力分析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从商业主义到公共性的转变是复杂的，与广泛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进入21世纪后，基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诸多现实社会问题的压力以及对原有发展路径的反思，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的理念，之后又提出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上海从高速的经济增长、高强度的城市开发进入城市建设的转型期。在城市由增量开发过渡到存量更新、追求高质量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城市有机更新、公共文化建设、红色文化教育成为遗产保护利用向城市公共空间转变的直接推动力，也彰显了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期的价值所在。

2.1 城市有机更新

在经历了大拆大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后，2014年，上海市政府正式颁布《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更新办法》），强调上海实施动态、可持续的有机更新，即从大拆大建式的剧烈式更新向小规模、渐进式更新转变；从注重物质环境改善向环境、社会、经济综合性发展转换；从政府和大型地产企业主导的开发向多社会主体介入更新转换。《更新办法》共20条，重点包括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创新发展；强化社区服务；增加公共开放空间；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绿色建筑和生态街区建设；完善慢行系统；塑造城市特色，保护历史风貌等。

在城市有机更新推进过程中，上海不断扩大和统筹城市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2017年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不仅是遗产领域的重要事件，而且成为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政策背景下，结合城市更新进行的历史文化遗产参与城市公共空间营造的实践越来越多，其中很多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标志性场所。

1999年，思南公馆作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留保护项目改造”试点项目正式启动，2000年完成土地使用权出让，2009年完成居民及单位的全部置换，2010年基本建成并试运营。近年来思南公馆积极打造“文化思南”品牌，把街区公共空间向社会开放，培育了读书会、思南纪实空间、思南赏艺会、思南城市空间艺术、思南书局、思南文学选刊、思南露天博物馆等一批品牌项目和活动，成为集人文、历史和时尚于一身，极具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和蜚声沪上的文化名片。

徐汇滨江地区曾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之一，集聚了龙华机场、上海铁路南浦站、北票煤炭码头、上海水泥厂等。2012年，徐汇区发布《文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西岸文化走廊”品牌计划，将徐汇滨江聚集的工业遗产有计划地改造为一系列文化场馆和城市公共空间，打造文化产业高地。同年，龙美术馆（西岸馆）、余德耀美术馆同时签约落户徐汇滨江。2014年，龙美术馆（西岸馆）正式开馆运营。2015 年，西岸艺术中心、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西岸文化艺术示范区、东方梦工厂、西岸传港、水边的阿芙蒂娜剧场一系列机构场馆开放。经过3年多的发展，徐汇滨江西岸文化走廊成为艺术展示的重要据点和市民游憩空间。随着一批文化创意传媒企业的创建，以及商业业态的布局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极大地实现了由工业生产空间向创意园区、商区、生活综合空间的过渡。

2.2 公共文化建设

早在1986年上海就进行过文化发展战略大讨论，并提出建设社区文化，成立了公益性文化事业资助平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2004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7年，《上海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阐明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括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系、公共文化服务运行体系、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考核体系。

在上海，将历史建筑改造为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或社区文化中心以用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成为历史建筑开放利用的重要类型，由此越来越多的历史建筑重获新生，走进公众的社会生活。如2018年原跑马总会建筑群中的东楼、西楼一并改造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社会教育、陈列展示、公众宣传、学术研究和征集保管的专业场馆。大上海计划中建成的旧上海市图书馆（1935）修缮扩建为杨浦区图书馆新馆，于2018年向公众重新开放。

张爱玲故居，一座位于苏州河南侧的红砖老洋房，建于辛亥革命前，乃李鸿章之女、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的陪嫁之一，这笔丰厚的嫁妆荫及张爱玲的童年和少年。李菊耦去世之后，先被出租，后则空置。自1956年起，更是几经易主。2008年张爱玲故居改建为石门二路社区文化中心，并由非营利机构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托管运营，统筹各社区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

2.3 红色文化教育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革命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沿与中心，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当前已认定的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共1 020处，其中一级红色纪念地50处，二级纪念地125处。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的意见》，对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和展示传播、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掘和利用创新等提出了指导方针。上海市文物管理部门组织编制了《上海市革命遗址保护规划》，2021年上海颁布了《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

原上海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7月23—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多方查证，找到会址，按当年的模样进行了整修和复制。此后又分别于1951年、1990年、1998年、2011年进行了4次修缮和扩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建馆以来，成为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1920年，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成立，1921年升级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霞飞路渔阳里6号为团中央机关所在地。1956年起通过置换、复原，于1961年正式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2003年、2017年两次进行整修、扩建，重新修缮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以全新的姿态向世人讲述发生在渔阳里的红色故事。

3 多元化的运作机制

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城市公共空间，需要一个可持续的运营与管理机制。在以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引导整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上海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中心、国有企业为主导、动员各类主体、开发各类资源的体制机制。具体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运营模式：（1）国有企业运作，享受政府资金补贴；（2）国有企业主导，社会资本运作；（3）政府出资，事业单位运作；（4）私营企业与社会组织运作。

3.1 国有企业运作，政府资金补贴

在上海，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项目是由国有企业来运作的。国有企业资金雄厚，也容易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与配合。

思南公馆项目的运营主体是上海城投永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永业集团”）。永业集团成立于2003年8月，负责项目融资和管理，上海市政府给予优惠政策，允许集团从银行获得贷款。国家也提供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2016年，永业集团先后收回了思南公馆项目外资与其他国企的股权，形成了100%国企独资运营。

2014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筹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决定对四行仓库抗日纪念地实施修缮保护。与此同时，百联集团希望产业升级，双方遂达成合作协议，共同修缮并使用。项目实施过程中市政府与百联集团多次协商完成了商户腾退、文物修缮和纪念馆建立等多项工作。项目完成后百联集团无偿提供4 000 m空间面积用作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其余空间由百联集团用于创意办公和商业出租。

3.2 国有企业主导，社会资本运作

通常是由国有企业通过置换获得文物建筑产权，再将使用权出租给社会资本。在上海，外资经济是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许多外资企业参与其中，最典型的是英商怡和洋行大楼与荣宗敬故居。

英商怡和洋行曾为上海开埠后规模最大洋行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于1956年收归国有，用作上海市外贸局办公楼。2006年，取得怡和洋行大楼产权的上海久事公司出资实施维修。罗斯福中国投资基金旗下的罗斯福（上海）有限公司整体租赁、投资管理大楼商业经营活动，成为一个集购物、休闲餐饮及办公于一体的商办综合楼，其中六层为面向社会开放的上海久事美术馆。

位于今上海陕西北路186号的民族资本家荣宗敬故居，几经变更，产权最后归属上海久事公司。2010年，意大利普拉达时装商业（上海）有限公司承租并启动保护性修缮，完工后成为其在中国举行各式文化活动的专用场所，并以定期举办展览形式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3.3 政府出资，事业单位运作

改建后的上海历史博物馆、杨浦区图书馆新馆都属于国家事业单位。在中国，事业单位有着自己独特的运作机制。以博物馆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博物馆资金来源模式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计划经济时期，博物馆运作靠国家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单一，但资金问题并不突出。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文化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经费短缺矛盾开始显现，博物馆靠经营创收来弥补事业经费之不足。之后又吸纳社会资金，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国有博物馆资金来源变得非常多元化，主要形式为国家财政拨款、门票收入、有偿服务，还有社会捐助，其中政府对博物馆的财政拨款方式又分为全额拨款和差额拨款两种，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办公经费。2008年博物馆免费开放后，随着中央和各级政府财政投入持续增加，博物馆的资金来源由多元化向政府主导转变。

3.4 私营企业与社会组织运作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形成了“民办公助”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

邬达克旧居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2008年拥有该幢建筑产权的长宁区政府与某私营企业签订协议，共同投资修缮邬达克旧居，修缮完成后该企业拥有邬达克旧居20年的租赁使用权。经过修缮之后的邬达克旧居转身为邬达克纪念馆，并注册“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进行管理与运营。邬达克纪念馆常年举办文化交流、艺术鉴赏与沙龙、建筑设计论坛等活动。2018年，时值建筑师邬达克来上海百年纪念，纪念馆举办了规模宏大的“邬达克年”系列活动。通过无形价值运作打造文化品牌，以及争取各类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目前纪念馆已做到收支平衡。

2008年，丰子恺后人出资350万买回丰子恺在长乐邨故居的二楼和三楼，在文保、房地、规划、消防等职能部门配合下，经整修复原为丰子恺旧居，并于2010年免费对外开放，展出丰子恺生平、绘画、文学、艺术、译作以及其代表性漫画、书法复制品，成为上海颇具影响的人文景点。丰子恺旧居纪念馆由丰家后人自发自费举办，属于非经营性公益行为。日常管理工作由丰子恺家属（主要是退休人员）负责，并有志愿者协助。丰子恺旧居日常维护费用的主要来源为开发、销售丰子恺漫画作品所得以及丰子恺研究会的会费，但都相当有限。

4 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历史文化遗产参与城市公共空间营造不再是孤立的、零星的现象，而是普遍性现象，在大多数城市可以发现其身影，这对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促进人们重新审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揭示历史文化遗产在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中的多功能角色，即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不仅可以重塑遗产地的经济基础，还可以推动当地社区乃至城市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而跳出纯粹产业或商业利益的考量，寻找与街区全面复兴紧密联系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途径。二是伟大的城市基于优秀的公共空间。通过打造更多具有独特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彰显区域文化特色与魅力，提升区域景观环境与风貌品质，造就理想的生活居所和经营场所，强化社区活力，并以独特的文化气质对个人产生影响。三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和城市公共空间营造相结合，让历史文化遗产充分融入城市生活，让社会大众真切感受其内涵、价值与历史意义，可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公众参与。不过，从上海已有的诸多实践来看，这中间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

4.1 历史建筑“抽象社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历史建筑适应性再利用是指在保持历史建筑历史特征不动的同时，改变建筑用途以使其符合新的功能的过程。再利用的本质是再次开发利用既存建筑内含的建筑遗产资源，不论这种遗产资源是实体的物理资源，还是抽象的社会资源，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建筑再利用大多涉及使用性质、建筑功能的改变，需要合理地统筹建筑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审慎地选择恰当的现代功能植入，以赋予建筑新的活力。二是“抽象社会资源”开发的取舍问题，以及如何赋予历史场所新的意义。例如由张爱玲故居改建的石门二路社区文化中心，举行的许多项目活动把重点放在发展社区公共文化上，而很少对其历史价值进行挖掘。因此，如何审慎地处理此类遗产保护与利用中引发的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冲突问题，以及保存多元化的城市记忆，仍是一个实践中需要着力不断探索的问题。

4.2 保护与利用形式的开放、创新

一般而言，历史建筑再利用具有如下特点：（1）建立在对建筑遗产文化价值的认识和充分尊重基础之上；（2）在新的利用过程中，历史建筑的特征是保持不动的；（3）建筑物的用途被改变，异于建筑物最初设定的功能；（4）改变的用途符合新的功能需求，并且有利于历史建筑生命力的延续。在上海案例中，大都谨慎地遵守了遗产保护的最小干预、原真性和修复设计的可识别原则。但对于未列入保护建筑名单的历史建筑遗产，对非优秀近代历史建筑，也就是普遍层次上的历史建筑，该如何进行保护，尚需进一步思考。因为这些历史建筑本身价值往往并不那么突出，在建筑发展史上并没有什么特殊地位，保护的目标是发挥历史建筑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延续其生命，所以再利用在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方面往往采取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即注重历史建筑和新的设计理念的良好匹配关系，采用某些新的建筑设计方法、建筑材料等结合到历史建筑中，形成一种大胆的、新旧结合的城市景观，而并非传统的修旧如旧方式。

4.3 民办公助及其运营的可持续性

相较于政府主导或国企运作的基于公共空间的遗产保护与利用项目，民办公助类往往存在资金及运营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来自政府的资助及社会捐款往往非常有限。目前上海已推出一系列鼓励政策，如对社会力量自愿投入资金保护修缮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点的，可依法依规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探索对文物资源密集区域的财政支持方式，在土地置换、容积率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设立历史风貌保护及城市更新专项资金，建立历史风貌保护开发权转移机制；允许历史风貌保护相关用地因功能优化再次利用，进行用地性质和功能的调整等。此外，需借鉴国外经验，继续完善有关旧建筑改造利用的法规、税收政策，使其能够在实际中可以得到切实执行，在突出社会效益、兼顾经济效益、遵守有关限制要求的原则下，允许适度进行商业开发与利用。

5 结语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和城市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与指导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在2017年考察上海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历史文化遗产参与城市公共空间营造，既是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现实回应，更是让遗产“活起来”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的重要载体。因此，应进一步明了其重要意义，加大支持力度，通过明智的设计和持续的管理，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以及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对城市发展、人民美好生活提升的意义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