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韬

（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四川 乐山 614000）

盛行于东汉时期的崖墓，是乐山市保存至今数量最多的古墓葬形制，仅市中区就有一万余座。柿子湾崖墓群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岷江东岸，于1937 年首次发现。1956 年8 月16 日、1980 年7月7 日，先后两次被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柿子湾分为南北两个小湾，崖墓分布于湾内山崖之上，目前已调查统计墓葬123 座，其大型前堂后室墓在乐山崖墓中极富代表。墓葬内雕刻极其丰富，类型多样，已发现佛像、建筑、宴饮、历史故事等石刻画像一百余幅，是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的集中反映。

一、柿子湾崖墓的历史价值

（一）文字题刻折射出的历史事实

岷江流域是四川崖墓集中分布的区域之一。乐山崖墓数量庞大、墓葬形制多样，包括麻浩、柿子湾、肖坝、白崖山等多处大型崖墓群，是中国崖墓研究的核心区域之一。

和任何事物一样，崖墓演变也呈现出发生、发展、鼎盛、衰退几个阶段。从墓葬形制来看，结合崖墓内文字题刻，可知乐山崖墓建造持续时间约为东汉初年至两晋时期，时间跨度约为四百年。如乐山肖坝崖墓群就出现了“永平元年九月十二日甲子葬”题刻[1]142的单室制墓，确切告知了下葬时日，可推知此崖墓始凿年代更在永平元年（公元58 年）之前。《舆地纪胜·嘉定府》载“方壶洞……有……‘晋刺史姚思永神道’”，可知至两晋时期，乐山尚有崖墓埋葬习俗。

早期崖墓多为单室墓，内设简单，几无画像雕刻，偶有文字题刻。随着崖墓凿建技能及规模的日趋成熟，至东汉中晚期，渐发展为崖墓凿建鼎盛时期。此时期双室墓普遍、多室墓出现，内设布局系统规整，雕饰精美繁复，仿生人住宅特色明显，文字题刻出现“永和”“延熹”“建安”等年号。

柿子湾崖墓群A 区M26 中有“延熹一年造，三年七月成”[1]139的文字题刻，此墓为双室制墓，年代题记准确，有画像石刻12 幅[2]34，无疑是崖墓凿建成熟时期的作品。但此墓与同区域的A 区M6 和B 区M1 相比较，前者构图较为呆板，内容单调，刻画多为祥瑞，无历史故事类画像；后二者构图线条流畅，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历史故事、宴饮、骑行等分布密集，更出现了罕见的结跏趺坐的“仙人”造像。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对柿子湾A 区M6 和B 区M1 的调查，这两座在柿子湾内极具代表性的大型前堂双室墓，共有画像石刻数十幅，年代判断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3]11[4]30如此比较，可确切得知崖墓的开凿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生硬到纯熟的发展阶段，也明确了柿子湾崖墓群的开凿至少持续了近百年。

但结合柿子湾崖墓群某些单室墓的结构形制及乐山几大崖墓群呈现出的开凿时间，柿子湾崖墓群的开凿延续时间，其上限应早于“延熹”纪年，下限或在蜀汉之后。

（二）规模形制展现出的历史繁华

柿子湾崖墓群墓葬形制完备，单室墓、双室墓乃至多室墓在此均有分布，其中不乏规模宏大，刻画精美的墓葬。《汉书》记载关于造墓：“卒徒工庸。日以万数。至燃脂火夜作……作治数年”，可见墓葬开凿持续时间之长、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之巨。

乐山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活动痕迹，三千年前，是古蜀国开明故治。从水道方面来说，乐山境内江河纵横，水利资源丰富，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于此，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灌溉之利；从陆道方面来说，《史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5]886秦始皇时期开凿的五尺道沿青衣江而下，经夹江至乐山，又循岷江而下至僰道入云南境内，继续延伸远达印度、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此即为南方丝绸之路之西线——《史记》所称“蜀身毒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5]887由此可知，当张骞出使西域时，南方丝绸之路已然打通，成为东西交通线路，不仅作为民间商道互通有无，往来频繁，更成为文化交流传播的通道。

唐长寿在《南方丝绸之路与乐山》一文中考证道：南方丝绸之路西线（蜀身毒道）又分东西两路，二者间有三条横向支线连通，分别是平羌江道（起于嘉州止于雅州）、阳山江道（起于嘉州，止于汉源、甘洛海棠）和沐源川道（从嘉州到新市镇转西昌），三条支线的起点均在乐山。[6]

乐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水陆交通要冲，兼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多条路线的交通枢纽，也是蜀地经济文化重镇之一。汉时盐官、铁官及柑橘官社在此同时设置，史称“山川秀发，商贾喧阗”。

社会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发展，汉人“快意当前，适观而已”[5]695的逐乐心理使两汉时期的俗乐蓬勃大兴。《盐铁论·散不足》载：“富者……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屠牛杀狗，鼓瑟吹笙”，“富者钟鼓舞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办歌舞俳优，连笑伎戏”。崖墓内多有车骑出行、宴饮舞乐画像，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钟鼓交作、管弦齐鸣、直观通俗的汉代舞乐盛景，从崖墓中可窥一二。崖墓群的开凿也反映出当时乐山经济与文化的繁盛。

二、柿子湾崖墓的文化价值

柿子湾崖墓是目前发现石刻画像最多的崖墓群之一。其画像内容极其丰富，儒、释、道在此均有表现，为同时期其他地区崖墓所不见。

（一）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核心为“忠孝”。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后汉书·韦彪传》载：“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将忠孝一体的封建伦理观念表达的十分透彻。汉代统治者倡导忠孝合一，“举孝廉”成为当时入仕的正途。柿子湾崖墓群中有为数较多表达伦理道德的历史典范故事，也是当时崇尚孝义的社会现实反映。

1.忠与信

“荆轲刺秦”画像在柿子湾崖墓群B 区M1及M22 墓室门楣处出现。

B 区M1“荆轲刺秦”整幅画像长约3.4 米，高约0.4 米。[4]22中有一柱，一人奋力冲出做扑杀状，为正在行刺秦王的荆轲；一人拦腰抱住荆轲阻止其上前；另有一人戴冠持剑做奔逃状，为秦王（见图1）。西汉刘向《战国策·燕策三》载：“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对这一著名的刺杀事件作了详细记录，而画像对事件进行了直观表现。

图1 柿子湾B 区M1“荆轲刺秦”画像局部（胡学元摄）

与柿子湾崖墓相距不远的麻浩崖墓M1 享堂壁上也有类似画像，二者在构图、风格、人物动作各方面几乎完全一致，麻浩画像相较柿子湾B区M1 更为清晰。结合崖墓画像来看《战国策》之记录，秦王“负剑还柱而走”的情景得到了生动还原。刺客死士效命之“忠”、易水素衣送别之“信”，千百年来，是从未断绝过的绝唱。

2.孝与顺

孝孙元觉画像：位于B 区M1 享堂，此图曾认为是“老莱子娱亲”图。唐长寿在《乐山崖墓与彭山崖墓》中对此有过说明。[1]68孝孙元觉之事自古即有记载：“元觉悲泣谏父……随祖父归去于深山，苦谏其父……”画像可见三人，中为元觉，正拉扯父亲苦苦劝说，元觉祖父裸身坐于地上，瘦骨嶙峋（见图2）。

图2 “孝孙元觉”画像（胡学元摄）

董永事父画像：位于B 区M1 享堂。西汉刘向《孝子传》载：“董永者，少偏孤，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画像中，董永一手执锄，一手执便面，为坐于树荫下车座上的老父扇风取凉，孝心可鉴，正是“肆力田亩，鹿车载父”的情景还原（见图3）。曹植在《灵芝篇》中也赞道：“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赞叹孝子的德行如灵芝之光。父终，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也广为流传。

图3 “董永侍父”画像

此外，柿子湾崖墓中还有关于伯榆悲亲、闵子骞单衣奉亲等画像雕刻，无不昭示着儒家忠孝文化对汉人思想观念的渗透与引导。

（二）道家文化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点，在于重今生。道教之兴，不离神仙之说，即通过各种修行方式或其他方法追求神仙之道，以实现我命在我不在天。西汉文帝曾“不问苍生问鬼神”，直至东汉，生前追求“长生”，死后追求“升仙”之风日盛，汉人为此孜孜不倦。

乐山地界内，道教基础深厚，是早期道教盛行地区之一。东汉顺帝年间，张陵入蜀，奉老子《道德经》为经典，创“五斗米道”，设二十四治，其中四治属地于今乐山地区的犍为、南安。东汉献帝年间，张鲁新增“八品游治”，其中第一治即“峨嵋治”。峨眉山最早即为道家仙山，为道教三十六洞天福地之第七洞天。《魏书·释老志》载：“道家之源，出于老子……授轩辕于峨眉山，教帝喾于牧德。”《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载：“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又按《仙经》，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青城山、峨眉山、绥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由此可知，乐山境内道家思想与神仙方术盛行久矣。

东汉冯衍在《显志赋》中写道：“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其中提到以道教尊崇的“四灵”（青龙、白虎、神雀、玄武，神雀即朱雀）为守卫，“凿岩为室以养仙”或许正是崖墓凿建的出发点和目的。

1.方士与节杖

柿子湾崖墓群A 区M26 左后室墓道口左右两壁均有“持节方士”画像。

方士即所谓的神仙家，兴起于战国末年，至秦汉时期，成为宗教色彩浓郁的政治集团，具有普遍的社会基础。方士的神仙思想与阴阳家思想合流，形成方仙道信仰，至东汉，方士将黄老之学融入神仙道信仰，方仙道变为黄老道。[7]21太平道方士自称天帝使者、天帝神师，意为方士受天帝派遣，沟通天上人间。所谓“如律令”，即遵照律文与天帝指令办事。方士所追求的长生升仙成为道教最终极的信仰，其神仙方术也为道教所继承发展。从宗教层面上看，方士文化是道教产生的最直接准备。[7]22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5]66受秦始皇之遣，领三千童男童女海上寻仙的徐市（又称徐福），即为秦朝著名方士。

汉武帝对神仙之说深信不疑，曾铸金铜仙人以承仙露。《史记·孝武本纪》记有方士李少君与武帝谈论蓬莱仙人安期生之言：“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于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5]143；又记有方士“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5]150，为武帝寻神仙之事；又载：“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招来神仙之属。”[5]152《汉武内传》载：“有绣衣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

在汉人的认知里，方士能访仙、炼丹、求长生、招魂魄，拥有神秘的神仙术及法术。

方士所持节杖是道家尸解成仙的替身，也是道家神仙方术的载体。直至唐代，骆宾王《出石门》诗仍有言：“暂策为龙杖，何处得神仙。”在汉代崖墓中，持节方士画像刻于墓道口，有引导墓主人“魂气归于天”之意。[1]61

2.西王母信仰

西王母是汉人崇拜和汉画石刻极其重要的内容。昆仑山为道家仙山，西王母居其间。西王母与昆仑山神话，是道教神话中极具想象力的部分。

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山海经》中即有西王母的记载。《山海经·西山经》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海内北经》又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从中可明确得知西王母居昆仑山，且“戴胜”。

从崖墓中不仅出土了西王母陶俑、西王母画像石棺等具象化的“西王母”，其标志“胜”也成为西王母的特有符号，如佛教文化中常以“法轮”象征佛一样。“胜”纹基本形状为：中为圆形，左右为梯形翼，[1]62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变形与复杂化。“胜”纹不仅在柿子湾崖墓群A 区大墓——M6 墓门椽头间出现，且在画像石刻题材单调的单室墓中，“胜”也是较常见的图形。由此可看出西王母在当时社会的尊崇程度。

从穆天子拜西王母到汉武帝斋戒见西王母受不老术，直至长生成仙思想极为盛行的东汉，持“不死药”、掌“生死权”的西王母崇拜已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建立。此时的西王母不仅是能实现长生、升仙的女仙，更进一步成为了民间供奉的能赐福、赐寿、保平安的神通广大的神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方士集团与西王母信仰推动了原始道教的发展，使早期的道教教徒得到了长生与升仙的宗教信仰。这一社会现实对同时期的丧葬习俗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亦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道教在这一地区的流行。

（三）释家文化

1.融合佛教文化的“仙人形象”

位于柿子湾崖墓群B 区M1 门楣上的高浮雕造像雕刻为类似结跏趺坐的佛教造像，共有两尊，均位于墓门正上方。左侧墓门正上方造像宽0.3米，高0.35 米[4]28；右侧墓门正上方造像宽0.27 米，高0.3 米。[4]29造像头后有圆形背光，身着通肩式佛衣，高髻，施无畏印（见图4）。

图4 结跏趺坐的佛教造像（胡学元摄）

唐长寿在《乐山柿子湾崖墓画像石刻研究》中提到此图：“固然是佛像无疑。”其造型、衣饰、背光等均具有早期犍陀罗佛教造像艺术风格，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较早的与佛教相关的图像资料。[4]30

无独有偶，与柿子湾崖墓群相距不远的乐山麻浩崖墓M1 墓室门楣上也有相似造像，而乐山西湖塘崖墓更是出土了“施无畏印”陶俑，现存于乐山大佛博物馆内。佛家文化在东汉时期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乐山区域，这对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是极为重要的实物佐证。

鲁迅先生在《坟·看镜有感》中所说：“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从崖墓画像涉及范围之广，内涵之丰富来看，此时的释家文化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佛教文化”，但从造像位置的特殊性（位于墓门正上方）可知，此时民间已有了对“佛”的初步认知和接受，或许仅仅是把“佛”看作是外来的“仙人”，为墓主人升天服务，但至少“佛”已成为当时民间信仰与崇拜的一类神祇。崖墓中除了对“儒家”的尊崇，还进入了“仙佛并立”的阶段。

2.画像“鹰抓蛇”

“鹰抓蛇”（又名“鸟衔蛇”）画像在柿子湾崖墓群A 区大墓——M6 墓门椽头间出现，并非个例。此图之意颇有说法。

蛇之为物，亦正亦邪，飘忽不定，古人对蛇有多种认知。

上古传说中，黄帝、伏羲、女娲等皆人首蛇身，蛇与龙的“亲缘”不可否认的反映在古人的认知里。《淮南子·览冥篇》载：“乘雷车……前白螭，后奔蛇，浮游逍遥，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此处蛇是升天的侍卫护从。《抱朴子·内篇》载：“蛇有无穷之寿。”蛇又是长寿的象征。

综上，蛇被赋予了龙族亲缘、护卫升天、长寿等各种意义，鸟蛇合体或有辟邪升天的祥瑞含义。

然此类画像或有释为“大鹏啖蛇”之意。大鹏者，大鹏金翅鸟也；蛇者，龙之类也。大鹏金翅鸟为佛家八大部众之一，佛教诸经典均有大鹏金翅鸟以诸龙为食的记载，如此则又涉及佛教“天龙八部”相关内容。然此处之“龙”非华夏图腾之龙，在印度佛教中，大鹏金翅鸟所啖之“龙”实为一种有毒的水属精怪类生物。如此释义，表现在崖墓中或又有驱邪镇墓之意。

（四）儒释道三教互融

中国的宗教信仰在佛道发展之间经历了先道后佛、佛道并存、佛盛道衰几个阶段。以西王母为例，西王母信仰在东汉时期达到鼎盛，直至后来佛教逐渐普及，其影响才逐渐削弱，演变为后来神话故事中的“王母娘娘”。

冯衍《显志赋》中写道：“览天地之幽奥兮，统万物之维纲；究阴阳之变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葛洪《抱朴子·内篇》载：“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玄道，无益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已有道家阴阳变化与儒家道德相辉映的思想与认知，是否忠孝和顺也与能否求仙成功有关。

崖墓画像的丰富内涵，也可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以前文“忠孝”画像来说，除本身蕴含的儒家意义之外，反映在崖墓中，也有帮助升天成仙之意。此外，佛教造像特征明显的结跏趺坐造像，也作为“外来仙人”形象在崖墓中居于重要位置。

以上内容同时以画像形式反映在崖墓中，儒家之“治世”、道家之“治身”、佛家之“治心”，三者相互糅合，映射出汉朝的博大包容。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三者进一步融合，至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论》中阐述其观点，认为“佛仙……暗助王纲，盖世无穷，惟常是吉，……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儒释道最终融合为三教合一的伦理规范。溯其端倪，三教互融一统的气象在两汉时期已初现，柿子湾崖墓可谓是这一历史发端的实物佐证。

三、柿子湾崖墓的科学价值

（一）从资源丰富到生产力发达

1.凿造技能

经济繁荣是崖墓建造的物质基础，前文已作简析。纯熟的凿崖建造技能非一日而成，此处试从战国时期开始，追溯崖墓建造的技术发展问题。

《华阳国志·蜀志》载：“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坏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此处言明位于南安（今乐山）的“溷崖”为李冰所凿。“溷崖”位于今乌尤、凌云二山之间，现为麻浩河道，长约600 余米，宽近百米，乌尤山由此成为“离堆”，可见工程的宏大艰巨。战国后期乌尤离堆的成功开凿，说明当时乐山已具备较高的凿崖技能，并积累了施工经验。

秦汉时期，五尺道、南夷道及褒斜道等的开凿建造也对凿崖技能有所助益。

直至汉代，盐官的设立，盐井的广泛凿造，更是促进了凿造技能的长足发展。《四川通志·食货志》记载：“犍为郡之南安……有盐官分境任职，由来已久。”盐矿深藏于地下几十米直至上千米，垂直竖式凿井，对凿造技能和凿造工具均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相较于盐井垂直竖式的凿造方式，崖墓则为水平纵深凿造，与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崖墓动辄十几、二十米以上的墓道开凿，也是极富挑战性的。从现存崖墓凿造遗痕来看，墓道崖壁靠上部，每隔1.5 米或2 米的距离就会有一组较为对称的圆孔，孔径约8 厘米，深约3 厘米，极有可能是当时采用“冲击式顿钻法”开凿墓室留下的痕迹。具体方法为架横木于墓道上壁对称圆孔内，下部悬挂前有铁尖凿的撞桩，[8]由外向内往复冲击、逐步递进，破碎岩层而达凿造之目的。

2.凿造工具

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得盐井与崖墓的凿造更具有技术性和效率性。

《汉书·地理志》记载：“南安，有盐官、铁官”，“武阳，有铁官”。汉时南安、武阳皆属犍为郡，四川仅有三处铁官，乐山有其二，《史记·佞幸列传》关于邓通铸钱的记载，“‘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5]958，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境内矿产资源的丰富和冶炼技术的纯熟。

从崖墓中，不仅出土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农具——铁钩、铁镰、铁刀等，还出土了持锸俑等，由此可知，此时铁器已被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之中。同时，铁器也作为凿造工具运用于崖墓开凿之中。除了“冲击式顿钻法”涉及的铁尖凿，从现存崖墓的凿痕看，当时使用的凿造工具还有铁平凿等。这与当时乐山地区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二）崖墓凿建的规划和设计

崖墓的出现与凿建并非偶然而成，而是从外至内均经过了周密系统的规划与设计。

1.崖墓凿建的规划

首先是关于崖墓凿建选址。

汉代盛行“堪舆术”。堪者，天道也；舆者，地道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观风水，为相宅相墓提供选址依据。《葬经》中描绘风水宝地为“若器之贮，气聚而不散也”。汉人认为，风水好的地方如同一个好的容器，“气”入容器后不易散失。传统风水有言“山环水抱必有气”，地形地貌如四面环山或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则可聚气。柿子湾四围皆山，且不远处岷江河水滚滚而过，恰如山中一聚气盆，完全符合风水观念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的选址原则。

其次是关于崖墓排列规划。

从整体来看，崖墓群的建造较为规整，层层叠叠，密如蜂房而甚少发生打破关系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墓室的凿造是事先经过了严密规划的。其间不排除有后期建造的崖墓，见缝插针开凿，打破墓地原有布局的情况。且崖墓具有家族性质，各墓室的开凿并非同时进行，从开始建造到完工通常会持续较长时间，或会发生因故未能彻底完成的情况。如B 区M1，为柿子湾大型前堂横列式双墓穴形制，其左侧墓道较直，右侧墓道向右折，似避免打破左侧墓穴，可推断两条墓道分两次开凿，左侧墓道开凿时间应早于右侧墓道，且该墓享堂后壁右侧仍留有开凿新墓穴的空间，但最终因故未能完成。[4]30如A 区M6，其右侧墓道即被紧邻的后期营建的A 区M35 破坏，但总体来说，并不影响崖墓群是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进行建造的这一认知。

2.崖墓内部的设计

或许考虑到岷江沿岸植被茂密，空气湿度大，且砂岩渗水现象严重等，崖墓建造者也并非以绝对水平的方向往崖腹内部进行开凿，通常会沿着水平方向略向上进行开凿，将墓道做成略内高外低的状态，并在墓道两侧凿出排水沟，或铺设排水管道，以避免墓室内部积水。

在崖墓的三种墓葬形制中，以单室墓数量最多，且几无画像题刻，墓道根据地形或长或短，或有或无，墓室狭小多呈长方形。双室墓与多室墓的形制延续了汉代建筑“前堂后室“的布局，前部为享堂，后设两条甬道或多条甬道连接后室，后室通常设葬具（如崖棺、陶棺、石棺、木棺等）、耳室、灶台、案几等，构成独立的单元，象征着一个小家庭，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社会“同院而别居”的家族生活模式。享堂多有画像雕刻和文字题刻。画像虽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但并非杂乱排列，其分布具有系统性和对称性。从画像类型来看，可分为两大类，即代表“形魄归于地”的俗世人间和代表“魂气归于天”的理想仙界。其中又可细化为若干小类，唐长寿在《乐山崖墓与彭山崖墓》中对此有所考释。[1]59除画像雕刻外，崖墓在葬具、随葬品方面也颇有考究。可以说，崖墓内部的所有设计，均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以完成“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的最后一程。

在画像雕刻技法上，有阴刻线、平面浅浮雕、弧面浅浮雕、高浮雕等。[2]37或因砂岩质地疏软易于风化的特点，墓室内画像雕刻多为高浮雕，通常剔底3-4厘米，有个别剔底深度达8-10厘米[2]37，且有镂雕技法，极富立体感和艺术价值（见图5）。

图5 柿子湾崖墓高浮雕——鼠啮瓜（胡学元摄）

四、柿子湾崖墓的社会价值

目前，仅对柿子湾崖墓部分墓葬进行了调查和测绘，系统的考古调查工作和文物安防监测建设应提上日程。应在做好各方面基础工作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柿子湾崖墓传递的历史信息，并加以利用。

据了解，大佛博物馆内部与柿子湾口之间有一条人防通道，人防通道有出入口与崖墓相连，内部蜿蜒曲折，目前处于封闭状态。若能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文旅发展趋势，对通道进行完善提升并合理利用，即可将现已建成的大佛文化广场、大佛博物馆及六度文化长廊更好地串联起来。可在柿子湾崖墓片区采取崖墓遗址与崖墓出土文物相结合，并辅以数字化展示的方式，规划建设汉代崖墓遗址公园或汉代生活村落，建立研学基地，开展研学旅游。园区可开设彩绘画像砖、汉画像拓片、书法、陶艺、投壶等传统文化活动，对四川汉代崖墓的典型代表——柿子湾崖墓及崖墓折射出的汉代生活进行全方位展示，引导来访者追溯儒释道三教在柿子湾崖墓中共融的源起；求索因佛教南传、石刻佛教造像艺术传播和发展的序列；进一步探索后世巴蜀出大佛乃至于“极天下佛像之大”的乐山大佛于柿子湾崖墓毗邻之处横空出世之奥秘，既能增强青少年文物保护意识，吸引青少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园区“第二课堂”社会教育的功能，又能丰富乐山文旅内涵，增加景区的可游览性与可停留性，为文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柿子湾崖墓作为古墓葬遗迹已失去了原有功能，但是作为历史遗迹，通过残留场所和遗存实物，得以让后人抚触久远历史中的曾经岁月。做好规划并合理利用或能成为游客朝拜乐山大佛途中的一大亮点与一段奇幻旅程。

五、结语

综上所述，柿子湾崖墓群延续时间较长，从东汉中晚期延续至蜀汉之后。其仿生人住宅的布局形制及墓葬规模，反映了汉代社会“事死如生”的意识形态。其画像石刻题材多样且内涵丰富，儒释道三教在此均有呈现，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神灵信仰、四川墓葬文化及中国佛教历史等有着较为突出的参考意义，是了解和研究古代中国汉代社会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

同时，柿子湾崖墓对丰富乐山文旅内涵、拓展文旅线路、开展研学之旅有着独特意义。做好规划，合理开发并利用好以柿子湾崖墓为代表的乐山汉代崖墓，或能成为乐山除唐代大佛这一名片外，另一张闪亮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