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悦 范超云 李 辉

(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2.深汕特别合作区税务局，广东·汕尾 518200)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已成为网络犯罪中最为突出的一种犯罪形式(1)孙少石. 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的制度逻辑[J]. 治理研究, 2020, 36(01).，给社会治理、侦防对策、宣传教育、法律认定等多个领域带来挑战。在社会治理方面，技术发展降低了犯罪成本，使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群体不断扩大，同时“两卡犯罪”等上下游犯罪滋生，给电信、银行等相关行业带来更高的监管要求。在侦防对策方面，我国公安机关、银监机构等部门的组织形式依然处于较为分散的“以块为主”的状态，容易在与依托于互联网进行“游击战”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斗争中处于下风。在宣传教育方面，虽然当前宣传力度大且形式多样，但从被害人防范意识角度看，宣传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2)张芷, 陈峰.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对策研究——基于被害人特征的实证分析[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1, 34(02).。就法律认定而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为电子证据，证据易灭失为犯罪认定带来难题。因此，现阶段对电信网络诈骗开展深入研究意义重大，不仅能提升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还是国家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突破口。

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研究大多将诈骗手段与过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被害人的系统研究较为缺乏。然而犯罪学认为被害人对犯罪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案件的发生不仅受到加害人的影响，还与被害人的心理和行为紧密联系。在某些诈骗类型中，被害人甚至会成为犯罪的重要诱因。因此研究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特点，从客观、主观以及所处环境等方面为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划分特征因素，具有如下意义。第一，从整体上研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的原因，将加害人与被害人二者串联研究，预防犯罪与预防被害双管齐下，将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效果最大化。第二，对潜在被害人群体进行预警，降低被害可能性，以被害预防打通犯罪预防的大门。第三，为既成被害人的心理疏导与防范教育提供理论依据。第四，从群众感知角度获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中担当角色与采取手段的期待，进而有助于政府以实际举措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综上，为了尽快走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困境，对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特征的研究意义重大，刻不容缓。

综合而言，本文主要有以下贡献：第一，揭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突出特点与高发类型；第二，厘清了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研究体系的发展脉络及三个研究路径，从客观、主观和所处环境层面揭示了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特征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对类案被害人特征进行总结；第三，以被害人视角提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对策。以上结论不仅丰富了电信网络诈骗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为社会治理和跨境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电信网络诈骗的特点与类型

(一)电信网络诈骗的特点

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公布，对电信网络诈骗进行了界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方式，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突出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犯罪地由特定地区向境外转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始于地域性职业犯罪，受到以族群、乡情为纽带的犯罪亚文化影响因而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3)李苏雄. 异常行为模式匹配：犯罪网络化、产业化态势下的治理范式——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例[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21(03).，重点地区骗术不同且犯罪成规模。2015年以来，部际联席会议已启动两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的挂牌整治工作。近几年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向境外转移，呈现出内外勾结之势，给打击治理带来挑战；二是犯罪方式由电信诈骗向网络诈骗转移。传统电信诈骗如冒充公检法与新型网络诈骗并存，且互联网日益成为实施犯罪的主要方式，网络投资、网贷以及刷单等网络诈骗成为主流；三是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为犯罪实施提供条件。2021年6月，最高法发布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关联犯罪的适用规定。这表明，除了直接诈骗团伙外，还存在多个关联犯罪团伙分别提供电话卡、银行卡、公民个人信息以及洗钱服务。这些关联犯罪呈现相互分离特征，使案件线索错综复杂，加大了打击难度。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类型

由于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诈骗手段花样繁多，诈骗类型紧随热点且层出不穷，难以有效预测，因此学界对诈骗类型的划分具有滞后性，常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体手段为依据，总结提出了数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类型。最早出现的诈骗如冒充类诈骗、机票改签类行为仍然存在，在融合技术手段后发展成为网络贷款类诈骗、裸聊类诈骗、购物退款类诈骗以及网络交友理财类诈骗等较新颖的犯罪类型(4)袁瑛. 电信诈骗案件中的话语模式与言语策略研究[J].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9, 31(04).，诈骗信息的伪装性更强，被害人难以有效辨别。尽管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类型众多，但是由于类案诈骗手段的一致性，其针对的被害人群体具有相似特征，通过对类案被害人群体特征进行总结与分析，有助于公安机关筛选类案高风险人群，并有针对性的提出预防措施，增强管控效果。然而已有文献多立足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整体对被害人进行分析，在类案被害人特征研究方面尚有不足，因此下文将在归纳总结被害人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类案被害人特征进行分析。

二、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群体特征

对电信网络诈骗含义和类型的探讨，推动了电信网络诈骗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众多研究开始聚焦电信网络诈骗被害原因，试图从多个角度揭示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群体特征，但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系统化的归纳和总结。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深入探究发现，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群体特征存在三条研究进路，经历着从早期仅分析被害人知识水平等主观特征的单一特征研究，再到分析被害人客观特征和所处环境特征等综合特征的变化过程。基于此，本研究从被害人主观层面、客观层面以及所处环境层面对已有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其研究视角、特征描述、相关文献及研究结论如表1所示。

表1 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群体特征的研究总结

续 表

(一)被害人客观特征

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客观特征指的是在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中，被害人群体在客观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受外部客观规律决定的特征，主要包括性别、职业与年龄等特征因素。

1.性别特征因素。殷明(2017)研究表明，尽管传统社会观念认为女性具有弱者身份，但是男性更容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5)殷明. 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的实证研究——基于受害人笔录的量化统计分析[J].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7，(03).。与此相一致，张芷、陈峰(2021)对杭州市某区各派出所案件进行分析发现，男性被害人占比52.22%，略高于女性被害人(6)张芷, 陈峰.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对策研究——基于被害人特征的实证分析[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1, 34(02).。该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男性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因而暴露在诈骗风险中的概率较高。另一方面，男性在社会活动中与生产经营活动较为密切，因此被骗金额较女性而言通常较大(7)殷明. 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的实证研究——基于受害人笔录的量化统计分析[J].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7，(03).。相反地，苑景惠(2019)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中，女性占比显著高于男性，而且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要受害人群是18-35岁的女性(8)苑景惠. 基于“二八定律”的电信诈骗犯罪防范机制研究[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9, 38(05).。高蕴嶙、周玉玲等(2018)根据某地级市三年内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性别结构特征分析，发现男性与女性被害概率相当，不具有明显的区别(9)高蕴嶙 , 周玉玲. 大数据背景下电信诈骗犯罪侦防对策实证研究——以C市公安机关立案情况为分析样本[C]. 犯罪学论坛(第五卷),2018:891-898.。综上，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性别特征因素在学界并未有统一的认定。

2.职业特征因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害人群体在职业特征因素中分层明显。殷明(2017)对某县级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笔录进行分析，发现被害群体中小商人或个体户、无业、普通工人最多，其次是职员、临工和服务员，学生和农民最少(10)殷明. 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的实证研究——基于受害人笔录的量化统计分析[J].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7，(03).，由此推测社会接触和信息开放性与被骗可能性有关。张芷、陈峰(2021)的研究则聚焦于类案被害人职业特征研究，认为类案被害人的职业特征具有一致性，如无业人员是招聘兼职类诈骗的主要被害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诈骗剧本情境与被害群体需求的一致性，也表明目前电信网络诈骗剧本设计更具有目标导向性(11)张芷, 陈峰.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对策研究——基于被害人特征的实证分析[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1, 34(02).。同时，自从“徐玉玉案”等大学生诈骗案件发生后，大学生群体逐渐成为被害人研究的热点之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校大学生被害人占比较高(12)苑景惠. 基于“二八定律”的电信诈骗犯罪防范机制研究[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9, 38(05).，被害原因主要是社会阅历浅、规避电信网络诈骗的能力有所欠缺等(13)傅佳青. 电信诈骗的实证调研及大学生防范对策研究[J].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12(05).。

3.年龄特征因素。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年龄特征主要对被骗方式和被骗金额产生影响(14)殷明. 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的实证研究——基于受害人笔录的量化统计分析[J].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7，(03).。一方面，年龄较大的被害人常遭受短信和电话等传统诈骗，而年轻被害人的被骗方式则以微信、QQ等新型网络诈骗渠道为主。另一方面，被害人的被骗金额通常与其年龄成正比，符合财富积累规律(15)殷明. 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的实证研究——基于受害人笔录的量化统计分析[J].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7，(03).(16)电信诈骗手段及易受害人群分析[J].中国防伪报道,2018，(09).。然而，关于哪一年龄段人群更容易被骗，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18-40岁人群社会资源占有多，因而接触电信网络诈骗几率大(17)殷明. 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的实证研究——基于受害人笔录的量化统计分析[J].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7，(03).(18)纪熙全.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与防范——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J]. 中国刑事警察, 2019(06).，也有学者认为老年人因认知能力等局限更容易成为被害人(19)葛悦炜.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策略研究*——基于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角度[J].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18，(04).。此外，将诈骗类型与年龄段相结合也是研究的趋势之一，如贾茜(2019)认为00后群体常涉及资费代扣诈骗，90后常涉及虚假招聘以及保证金诈骗，80后常涉及身份冒充、信用卡等诈骗，70后、60后常涉及金融理财诈骗(20)贾茜. 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的追赃困境及解决对策[J].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19, 31(03).。这种研究路径为相关部门的侦查协作与社会防控等提供了针对性建议。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则关注老年被害人及其被害原因，如Jackson等(2012)与金融诈骗的老年被害人进行访谈后发现，年龄大、认知缺陷和无法管理个人财务都会增加老年人被欺诈的可能性(21)Jackson, Shelly L.,Hafemeister, Thomas L.. Pure financial exploitation vs. Hybrid financial exploitation co-occurring with physical abuse and/or neglect of elderly persons.[J]. Psychology of Violence,2012,2(3):285-296.。Ross(2014)记录了老年人更容易被欺诈者利用的六个关键领域，例如较慢的认知处理和增加的信任，并得出结论，即尽管年龄相关的变化导致老年人容易被害，但是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老年被害人在欺诈中占比更高(22)Michael Ross,Igor Grossmann,Emily Schryer. Contrary to Psychological and Popular Opinion, There Is No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Older Adult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Victimized by Consumer Fraud[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4,9(4):427-442.。综上，本文认为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年龄特征不能一概而论，脆弱性不等于普遍性。不同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针对的被害人群体存在差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某些年龄段群体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根据上述分析，从被骗渠道、被骗金额大小以及被骗次数等对年龄特征进行分析都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

综上所述，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客观特征因素的研究不论是在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上都较为明确，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领域向被害人的心理构造方向发展，试图从被害人的主观特征因素解释人们受骗的原因。

(二)被害人主观特征

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主观特征指的是在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中，被害人群体在主观世界所表现出来的、由其本身主观的知识水平、阶层特点以及心理状态等所决定的特征，主要包括心理状态、知识水平、防范意识、人格特质等特征因素。

1.心理状态特征因素。关于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心理状态特征因素，学界未达成一致。相关学者提出“心理-场景”模式，认为应当将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心理状态特征结合相应的现实场景、诈骗脚本进行分析。如葛悦炜(2018)通过该模式，分析得出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心理状态特征主要表现为贪利心理和恐惧心理(23)葛悦炜.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策略研究*——基于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角度[J].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18，(04).。其中，贪利心理的主要发生场景为网络兼职刷单、无门槛贷款等，在此类场景下，高额利润触发了个体的高动机状态，此时个体很难对决策的优缺点进行全面系统的考量，从而做出错误决定。而恐惧心理主要发生场景为意外伤害以及公检法的有罪认定等，被害人的恐惧心理往往与犯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精准掌握紧密联系。吕尧、马李芬(2018)完善了该分析模式，以心理学理论为工具，将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心理划分为规避风险心理、贪图利益心理、社会关系心理、特殊需求心理等四个心理特征(24)吕尧, 马李芬. 心理学视角下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对策[J].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18, 30(01).。魏淑艳、郑美玲等(2018)通过分析电信网络诈骗案例，证实了吕尧等的上述结论(25)魏淑艳, 郑美玲. 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我国电信诈骗共治研究[J]. 学术探索, 2018，(01).。

此外，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归纳出另外两种心理特征分析研究路径。其一为“弱势-信任”模式，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被害人的弱势心理是影响信任的重要因素，犯罪人借此心理使被害人主动交付财产(26)蔡国芹, 赵增田. 论电信诈骗犯罪立体防控体系的构建[J]. 犯罪研究, 2011，(04).。该分析模式的优点是解释了犯罪人取得被害人信任的原因，但是对被害人本身的心理特征没有全面的展开。其二为“趋利-避害”模式，被害人存在趋利和避害心理，犯罪人在取得信任之后利用上述心理需求对被害人进行操纵，进而获得其财物(27)宋平. 电信网络诈骗的心理解析及其防控[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7，(01).。此模式是被害人贪利心理和恐惧心理的进一步发展，反映了被害人行为的内在动机。在此基础上，有研究将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心理机制划分为“认知错误-情感偏差-意志改变”等三个心理阶段(28)靳雷. “互联网+”背景下电信诈骗被害人心理分析与预防[J]. 农家参谋, 2018，(07).。

2.知识水平特征因素。该因素主要关注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经验和知识水平。国内研究关注学历与被害的关系，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学历水平与被害概率呈负相关(29)殷明. 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的实证研究——基于受害人笔录的量化统计分析[J].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7，(03).，然而近年来高学历人群被骗案例屡见不鲜，且此人群被骗金额往往较高。而国外研究更加关注风险暴露对个人防范能力的干扰。例如，Wright和Marett(2010)指出，虽然计算机使用水平较高、具有网络体验和安全知识的人不太容易受到网络钓鱼的影响，但是经常处理电子邮件的人群更有可能对诈骗邮件做出回应(30)Ryan Wright,Suranjan Chakraborty,Asli Basoglu,Kent Marett. Where Did They Go Right? Understanding the Deception in Phishing Communications[J]. Group Decision and Negotiation,2010,19(4):391-416.。与此相一致，Vishwanath(2015)认为习惯性使用电子邮件可能会增加对网络钓鱼电子邮件响应的可能性(31)Vishwanath A. Diffusion of deception in social media: Social contagion effects and its antecedents[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15, 17(6):1353-1367.。Harrison(2016)认为个人处理邮件的方式暗含着回复欺诈邮件的可能性，尽管这一联系受到与电子邮件知识和经验相关的个人因素的显著影响(32)Brynne Harrison,Elena Svetieva,Arun Vishwanath. Individual processing of phishing emails: How attention and elaboration protect against phishing.[J].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016,40(2):265-281.。由此可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知识水平并非被骗的唯一决定性因素，防范宣传实践中也应重点关注高风险人群。

3.防范意识特征因素。这一特征因素的划分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防范意识应包含在知识水平之中，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知识水平应从狭义上进行解释，即学历本身所客观体现的知识水平。本文采用后者观点，虽然防范意识属于知识体系，但是学界往往在宣传教育层面单独研究被害人防范意识的提升对策，这说明了防范意识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将防范意识作为独立的被害人群体特征因素来分析。防范意识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个人信息的保护情况、认知水平和辨别能力的高低、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了解程度、个人账户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是否拥有良好的消费习惯等(33)傅佳青. 电信诈骗的实证调研及大学生防范对策研究[J].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12(05).(34)雷在玉, 赵大志, 任天智.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与综合治理——以武威市为例[J]. 甘肃金融, 2019，(08).。此外，刘晓倩(2021)认为，一般信任水平也是防范意识的体现之一，对陌生人信任水平高的个体被骗的可能性更大(35)刘晓倩. 电信诈骗受害者的特征分析与预防策略[J]. 法制与社会, 2021，(07).。Fischer等(2013)认为，盲目相信自己具有识别诈骗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防范意识的削弱(36)Peter Fischer,Stephen E. G. Lea,Kath M. Evans. Why do individuals respond to fraudulent scam communications and lose money? The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scam compli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13,43(10):2060-2072.。

4.人格特质因素。探索人格特质与诈骗被害的联系是研究热点之一，大五人格理论是人格特质的代表性理论之一，部分学者以此为基础，研究人格特质与诈骗的内在关联，如Hong ,K.W.等(2015)研究认为，外向的人更容易把网络钓鱼邮件当成是合法邮件，也就是外向与网络钓鱼邮件的识别准确率呈负相关。同时，普遍不信任与网络钓鱼邮件的识别准确率呈显著正相关，怀疑他人并对他人表现出普遍不信任的个人不太容易受到网络钓鱼的攻击(37)Welk A K, Hong K W, Zielinska O A, et al. Will the “Phisher-Men” Reel You In?: Assess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 Phishing Detection Task[C]. 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 2015,5(4):1-17.。相反，在Pattinson等(2012)的研究中，开放与外向的人却能更好的识别网络钓鱼的电子邮件(38)Pattinson Malcolm Jerram Cate Parsons Kathryn McCormac Agata Butavicius Marcus. Why do some people manage phishing e-mails better than others?[J].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Computer Security,2012,20(1):18-28.。此外，根据DISC人格问卷，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责任心分数普遍较低。尽管以上研究涉及被害和人格因素的微小联系，鉴于电信网络诈骗内容的广泛性，没有一种人格特征可以单独预测电信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在人格特质影响下被害人的判断和决策过程仍是一个相对未被充分探索的研究领域。

(三)被害人所处环境特征

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所处环境特征指的是被害人受骗时，其所在的外部环境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包括地域、城乡环境以及信息等特征因素。

1.地域特征因素。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的远程非接触式特点，被害人往往分散于全国各地(39)马忠红. 论网络犯罪案件中的抽样取证——以电信诈骗犯罪为切入点[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4(06).，且被害人所处的地理区域与被骗金额、被骗方式均无显著相关，这说明个体所属区域并未对被骗特征产生显著影响(40)殷明. 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的实证研究——基于受害人笔录的量化统计分析[J].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7，(03).。与之相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则是由地域性职业犯罪发展而来(41)徐永胜, 徐公社, 韩冰. 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侦防对策研究[J].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8, 30(001).，早期诈骗手法呈现出地域相似性(42)李苏雄. 异常行为模式匹配：犯罪网络化、产业化态势下的治理范式——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例[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21，(03).(43)徐永胜, 徐公社, 韩冰. 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侦防对策研究[J].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8, 30(001).，为快速确定嫌疑人地域提供了优势条件。然而近年来，电信诈骗呈现多地蔓延态势，且境外诈骗窝点已成为趋势，给侦查打击带来不小难度。

2.城乡环境特征因素。殷明(2017)研究表明农村进城务工群体、城郊群体、城市群体的易受骗概率依次降低(44)殷明. 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的实证研究——基于受害人笔录的量化统计分析[J].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7，(03).，原因是农村进城务工群体较为传统质朴，防范意识不够强，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容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攻击目标。结合实践案例看，农村居住人群尤其是家庭妇女被骗比重仍然较高，常陷入刷单兼职骗局。除了被害人知识水平不高、社会接触少等原因外，农村相较于城市信息相对闭塞，在宣传阵地建设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也导致了上述情况的出现。

3.信息特征因素。信息特征是指欺诈信息以及信息来源具有的特点。Fischer等(2013)认为，虚假机会的紧迫性与独特性、欺诈信息体现的利润丰厚程度均会促使人们对欺诈信息进行回应，此外欺诈信息来源方如果具备权威性，或与被害人在心理上、身体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则更容易获取被害人的信任，从而得到被害人的回应(45)Peter Fischer,Stephen E. G. Lea,Kath M. Evans. Why do individuals respond to fraudulent scam communications and lose money? The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scam compli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13,43(10):2060-2072.。Luo等(2013)证明了具有高来源可信度和高质量论据的消息在“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中特别有效(46)Luo X, Zhang W, Burd S, et al. Investigating phishing victimization with the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n exploration[J]. Computers & Security, 2013, 38：28-38.。Wang等(2012)认为，“限时信息”减少了评估信息真实性所花费的认知努力，因此人们更有可能回复“限时”信息(47)Wang, Jingguo, Herath, et al. Research Article Phishing Susceptibili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cessing of a Targeted Spear Phishing Email[J].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2012, 55(4): 345-362.。

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类案被害人特征

根据上文分析，被害人群体在某些特征方面具有异质性，然而在类案分析时异质性可能会向同质性发生转化，本研究以近年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类型为例，分析类案被害人特征如下。

(一)刷单兼职类诈骗被害人特征分析

在客观特征方面，被害人以女性为主，多为家庭妇女、待就业群体以及学生群体。此类被害人足不出户赚钱的愿望较为强烈，希望以较少的时间与金钱成本换取较大收益，因而在心理动机上偏爱刷单兼职类诈骗的工作情境。同时，此类群体足不出户的特征也决定了其信息来源与渠道相对有限，不仅难以自主识别骗局，也不利于其他社会成员对诈骗过程进行干预与阻断。此外，就所处环境而言，农村妇女更容易被骗，且因掌握的家庭财产较多，一旦被骗损失较大，因此公安机关应加强对农村地区高风险人群的重点宣传与教育工作。

(二)网络交友理财类诈骗被害人特征分析

网络交友理财类诈骗也称“杀猪盘”，不仅发案量大，而且财产损失高，被害人还会遭受到情感上的挫折，因此具有较大的危害性。此类被害人群体以大龄单身女性为主，工作与收入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积蓄，但在情感上处于空白状态，具有较为急迫的婚恋需求，这为诈骗分子攻破被害人心理防线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类诈骗犯罪中不乏高学历被害人，由此可见诈骗本质上是一场感性与理性的博弈。

(三)网络贷款类诈骗被害人特征分析

网贷类诈骗被害人以18-40岁的中青年男性为主，知识水平不高，多为无业或企业务工人员，且具有贷款需求。在“利息低”“额度高”“无需担保”等欺诈信息之下，被害人普遍处于高动机状态，具有明显的趋利心理倾向，在此种心理影响下，被害人防范意识降低，不仅疏于辨别虚假贷款APP或网站，而且为了快速获取款项，被害人会满足诈骗分子提出的验证还款能力等不合理要求，从而导致被骗。

(四)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被害人特征分析

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发案率仍然不低，且被害人的主观特征具有同质性。此类诈骗利用了人们普遍具有的遵从权威的心理特征，以详细的被害人信息、伪造的通缉令等增强权威的真实性，同时“涉嫌犯罪”诱发被害人的恐惧心理，使被害人产生避害动机，诈骗分子利用被害人急于自证清白的需求，设计剧本步步为营，断绝被害人的社会联系，使被害人对自己言听计从。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基于对国内外最新文献的深入分析与整合，本文从特点、类型、被害人特征等多个方面对电信网络诈骗进行了系统性的文献梳理，重点总结被害人群体特征和类案特征的相关研究，构建了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特征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被害人特征研究框架

(二)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对策

1.优化反诈宣传，强化意识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虽然覆盖面广、形式多样，但是却存在着吸引力不足、范围不够精准、宣传场合固化等问题，这导致受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及辨别能力仍然有待提高(48)张芷, 陈峰.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对策研究——基于被害人特征的实证分析[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1, 34(02).。针对这一现象，相关部门应坚持被害人导向，优化反诈宣传，从宣传手段、宣传对象、宣传时机入手，进一步强化被害人的防范意识。

在宣传手段创新方面，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海报条幅、宣传手册等传统线下宣传手段面向受众单一，已经不能满足多样化宣传的要求，宣传效果受限。因此，根据受众特征创新宣传手段，成为提高宣传效果的必然选择。年轻人与网络接触频繁，针对年轻群体，相关部门要以线上宣传为主，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搭载反诈内容，比如开发反诈宣传短视频、微电影、脱口秀以及改编当红歌曲等，并将作品投放于流量较大的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对于老年群体，他们与现实社会的联结比与互联网更紧密，因此相关部门可以举办社区线下反诈讲座、邀请当地“网红”表演节目等，并准备奖品吸引老年人前来观看。此外，为了保障宣传范围到位，相关部门可以采用线上方式对宣传活动进行直播。而对于忙于生计、生活较为规律的中年群体，工作单位则是落实宣传工作的突破口。相关部门可以对接本辖区内各个用人单位，在用人单位定期举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例宣讲会、有奖知识竞赛等，保障宣传效果最大化。除了上述根据受众特征采取新的宣传手段以外，部分地市公安机关开创了新的反诈宣传举措，即要求每位民警建立不少于200人的微信群，民警在群内进行反诈宣传推送。这种宣传举措是以民警为中心，辐射本辖区居民，类似于线上反诈网格员。这种创新宣传缩短了群众与民警的心理距离，使宣传内容更入人心。

在宣传对象精准化方面，电信网络诈骗的类型从随机诈骗向精准诈骗过渡，相应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被害人也有一定的独特性。从实务部门统计数据来看，农村地区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数有所上升，与此相一致的是公安机关的宣传策略，即城区电信网络诈骗宣传相对到位，农村地区宣传相对薄弱，导致农村群体防范意识相对差。因此，反诈宣传应当对症下药，相关部门应根据近期本地区发案情况，针对特定年龄层和特定群体，制定特定的宣传教育规划，实现宣传对象精准，从根源加强被害人导向的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工作。比如，针对寒暑假期间中小学生网游诈骗多发这一现象，公安机关应联合辖区内中小学校，以家长会的形式向学生家长及学生本人普及该类案件的反诈常识。针对农村地区“刷单类”诈骗频发的现象，派出所和网格员应当掌握各村常住人口信息，及时开展入户或集中反诈宣传。总之，反诈宣传对象精准化是应对精准诈骗的有力举措，针对特定案类的易被害群体展开反诈宣传，有助于防范效果最大化。

在宣传时机灵活化方面，张芷、陈峰(2021)通过对被害人的访谈与问卷调查发现，许多被害人只有在空闲或无聊时才会仔细阅读反诈宣传的内容(49)张芷, 陈峰.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对策研究——基于被害人特征的实证分析[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1, 34(02).，大部分被害人对反诈内容只是一扫而过。因此，相关部门应从“碎片化阅读”中借鉴经验，充分利用群众等待的无聊时间，如在公交站牌、地铁站、公共卫生间等人群聚集场所张贴海报，在社交软件、影音软件的开屏动画中投放反诈短视频等。这种瞬时的反诈宣传，不仅不会引起群众反感，而且还能使群众眼前一亮，进而给群众留下深刻印象。此外，宣传时机灵活也能够大幅提高反诈宣传的普及性，有利于提高反诈宣传的覆盖面。

2.创新工作机制，协同治理

传统的协同治理理念一般是基于强有力的党政体制对行政执法机构进行整合、重构和协调，实现1+1>2是治理目标。但是该治理理念的逻辑依然是基于同一行政辖区内的闭环治理，无法突破属地管理的局限性。互联网作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变量，对社会生活影响的范围、效果十分巨大。根据马克思对于生产过程的解读这一视角，如果将犯罪看作一个生产过程，那么互联网就是将各种资源要素等生产资料进行整合的最重要因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也基于这一基本变量进行了组织形态上的跨越。电信网络诈骗的组织形态由于交易费用的下降进行了有条件的扩张，在交易费用低于某一基准线时，组织也会被其消解，组织存在的重要性也将降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政府治理提出的一大难题就是电信网络诈骗自由整合资源的横向分配与政府治理时以属地为基本理念的纵向控制之间的冲突。因此，协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势在必行，可以将顶层设计、系统联动、协同治理作为突破口。在加强顶层设计方面，新时代下的协同治理必须对事权分配进行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已形成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50)孙少石. 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的制度逻辑[J]. 治理研究, 2020, 36(01).在建立系统联动方面，目前公安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办平台”与中国人民银行的“电信网络诈骗交易风险管理平台”无缝对接，相辅相成。在强化协同治理方面，互联网公司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数据收集以及建模工作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要求吸纳社会力量，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以腾讯、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应主动配合，在技术手段上为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助力。

3.健全法制机制，加强监管

吴朝平(2017)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电信网络诈骗高发，主要是因为行政监管不健全、法制环境不够完善以及信息泄露越来越严峻。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势头，必须采取专项行动进行高压措施以遏制其发展。但从长远看，要想对电信网络诈骗现象进行源头治理，需要依靠行政监管机制、完善的法律体系、公民价值观以及道德素质文化的培养所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51)吴朝平. 治理电信诈骗:治标更需治本[J]. 社会治理, 2017，(01).。在行业监管方面，国家加强了对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犯罪的打击力度，尤其是突出打击“两卡”犯罪重点，因此对于电信、银行、网络支付行业要加强行业监管，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消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滋生的温床。

4.加强跨境合作，协作互助

由于国内打击力度不断增强，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已呈现出向国外转移的趋势，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如缅甸、老挝等，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重灾区。面对如此犯罪形势，我国与外国的通力合作在所难免。熊俊(2019)研究表示，目前我国在与外国在进行跨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时，存在合作有限，共打不力、效率不高、查处不力、追赃返赃不力等现实困境(52)熊俊. 中柬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警务合作研究[J]. 法制博览, 2019, 000(029).，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跨境合作，健全合作机制。一是推进建设国际警务合作平台。当前，我国公安机关与东南亚各国已基本签署了刑事司法互助条约，并与一些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制定了侦查合作协议和较为便利的出入境政策。但是，出境查案仍然存在客观困难，尤其在疫情背景下，出入境面临的风险与困难较大。因此为了更好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我国亟需推进国际警务合作平台的建立，以获得更多国家的协作配合(53)毛俊达.“杀猪盘”式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侦防对策研究[J].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20，(03).。二是健全外事人员的培养与录用。境外办案对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交、语言、法律、警务技能等素质均不可或缺。在人员方面，我国不仅可以加强综合型人才的自主培养，而且可以跨专业跨学科引入人才，更好的服务于跨境警务合作。

5.借鉴国外防范对策，辩证对待

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共享呈现着全球化趋势，电信网络诈骗已在全球蔓延开来。国外的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对策或许存在借鉴价值，我们应当辩证看待并根据我国国情进行批判性采纳，运用国际性思维提升我国的电信网络诈骗防控水平。本文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等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区抽取了三个国家进行分析。德国建立了个人信用网络，推行实名登记和“信用合同”(54)刘耀华, 石月. 防治通讯信息诈骗:立足国内,看国际“解法”[J]. 通信世界, 2016，(32).，个人信用不良记录会被上传到Schufa，情节轻微则扣除信用积分，若情节严重或行为人是累犯，则会面临高额处罚金，甚至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日本则授予银行冻结可疑账户的权力，完善了返回受骗金额以及受害人债务登记等的相关规定，同时银行也针对老人这一易受骗群体专门研发了一款新型手机软件，目标是保障老人的汇款安全，对老人进行支付时的疑似诈骗行为进行及时的提醒。美国则从完善立法的角度进行了电信网络诈骗的防控，明确规定了除紧急情况和用户自愿同意外，限制向用户发送商业推广内容的短信，并据此收集汇总了“拒绝来电名单”。以上国家的防控对策对我国有一定启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征信体制，在软件方面我国成功研发具有预警功能的“国家反诈中心APP”并投入使用，此外，在法律制度方面，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及涉手机卡、信用卡犯罪等关联犯罪，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适用法律依据。

(三)研究展望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但被害人特征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已有研究多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整体入手，以某时间段内某地区的发案情况为数据来源进行分析，虽然数据真实可靠，但是却无法反映全国范围内电信网络诈骗的总体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缺乏对类案的分析。由本研究可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害人的群体特征具有一定异质性，而类案被害人特征却有一定同质性，从类案被害人特征入手可能更易寻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之策。第二，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所处环境特征有待进一步分析。环境特征因素中的变量较为复杂，涉及到社区治理、城乡差异等现实因素，这些环境因素对被害人是否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现实中又该如何加强环境因素方面的防范，值得学者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