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明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1]百年以来，党始终将创新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立场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理论根基，围绕自主创新的道路选择、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科学地回答了“科技创新是什么、为什么要科技创新、如何实现科技创新”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当前，我国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2020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编制的国家创新指数全球排名中，中国在40个国家中排名第14位，指数得分继续增长，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持续缩小。[3]具体而言，我国R&D经费规模居世界第二、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发明专利数量稳居世界首位。[4]以上事实标志着我国已成为全球最显著、最活跃且最具潜力的创新重心，成为推动全球创新格局演化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科学技术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5]以高速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的诞生及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是以理论创新及实验室发明为基础、以大规模场景应用为实现路径的多点式的科技革命，将从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维度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第四次科技革命实现了人类经济活动的高度数字化，数字经济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范畴和经济元素。科技革命也将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的节奏与历程；人类技术进步及其引发的产业变革成为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必然引发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调整和演化，成为推动国际关系调整与演化的关键力量(保建云，2019a)。[6]因此，需要在总结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清晰认识并积极回应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大变局。

本文第二节从理论层面梳理了学界关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政策及创新发展战略的主流观点及其演化过程；第三节从多个维度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具有哪些鲜明特色；第四节分析了第四次科技革命与全球政治经济变局之下，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目标面临何种挑战，继而提出了创新发展之路的调整方向。

一、创新及创新发展战略：理论解释

经济学以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异质性及要素的稀缺性为前提，研究如何配置资源以实现经济主体的福利最大化。这一目标的具体体现，即是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不懈追求，而创新始终贯穿其中。创新政策的意义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李斯特，他指出政府需要在教育培训和促进支持工业发展的下层结构方面负起责任。[7]而新古典增长理论也强调技术进步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意义，如经典的Solow模型，但并未回答创新从哪里来；直到Romer(1990)提出了以基于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理论之后，主流经济学对创新的研究皆以此为主线。[8]数十年来由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日益密切，技术的全球性外溢和扩散成为学者关心的话题。例如Acemoglu(2009)率先构建了具有技术外溢的内生增长模型，继而在Acemoglu(2018)提出各国在技术创新政策上存在差异，由此带来了技术领先国采取“残酷的资本主义(CutthroatCapitalism)”和技术受益国“温和的资本主义(CruddyCapitalism，或‘斯堪的纳维亚式的资本主义’)”两种科技创新模式。[9]Piermartini和Rubinova(2021)也通过实证检验表明沿着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外溢也有助于创新成果的实现。[10]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国家在创新活动中的角色总体是忽视的，即认为创新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基础之上，政府的角色基本仅限于在弥补影响创新活动的市场失灵上。

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渐渐认识到以上理论的不足，对此进行了完善，即体现政府提供的“创造市场”的能力。Mazzucato(2015)认为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国家需要扮演促进创新的角色，就方向、政策评估、组织及风险回报予以引导。[11]目前对科技创新能力差距的解释，主流的理论围绕“国家(区域)创新系统”展开：按照Lundvall(1992)的定义，“国家(区域)创新系统”即在经济体内经济上有用的新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中相互作用的要素和关系。[12]Block(2008)[13]、沈尤佳(2016)等认为美国与留给公众的通过市场自由竞争的印象不同，美国的科技革命是国家计划性地并隐蔽地投资全新未知领域的结果[14]；Fuchs(2010)通过对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进行分析，亦得到类似结论[15]。马克·扎卡里·泰勒(2018)在解释全球范围内为何会出现创新能力短时间的突然提高的“卡德维尔定律”之谜时指出，竞争相对于政策和制度会导致创新，而其中国际竞争这种形式是最重要的；国内竞争和外部威胁之间的平衡通过影响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推动国家科技绩效。[16]Kowalski(2021)也认为除了外部因素(诸如投资)，以科技政策为代表的内部因素是中国科技水平快速追赶欧洲的根本因素。[17]以上表明，“国家创新理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越来越充分地体现。

出于科技创新所展现出的愈加复杂化、专业化的演化特征，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已愈来愈“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其与市场、研究所、高校、厂商与外部环境形成健康的关系和有机的互动，即形成“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InnovationSystem，NIS)”，国家创新理论也已进化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18]。越来越多的文献已表明政府指出、本土创新效率等是决定创新投入能否转化成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19]而Lee等(2021)从多个维度将国家创新系统分为3类，即“平衡追赶型(BalancedCatch-upNIS，如爱尔兰、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非平衡追赶型(UnbalancedCatch-upNIS，如韩国、日本、中国和中国台湾)”以及“受困型(TrappedNIS，如巴西、马来西亚、南非、泰国等)”[20]；相比之下，我国学者则将其分类为以美国、德国等为代表的“三元并联互动”体系和瑞典、中国等为代表的“三元串联协同”体系。[21]无论学界如何刻画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征，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各类创新主体已经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而是不可分割、互动密切的。

二、创新发展之路：百年奋斗历程中的中国经验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为世界科技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经验参考和样本参照，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发展的伟大贡献。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苏联通过“五年计划”的实施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给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提供了发展科技的经验和蓝本，因此采取了“计划科学”体制。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徐特立即表达了非常典型的计划科学思想。[22]新政权甫一诞生便着手建立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研机构，并于1956年制定并开始实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成为新中国早期科技创新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迅速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例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以及油田开采技术的进步等，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创新体系。[23]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固有的缺陷，也同样存在于此时的“计划科学”体制中。而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并在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补齐了长期缺位的市场角色，我国得以克服了计划科学体系长期以来存在的成果转化不足、激励不足与人才储备不足等缺陷。如今，企业和市场在技术开发与应用中扮演着更重要的作用，并与研究所、高校等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互动密切的关系，共同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年来，针对我国科技创新现状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形成了日趋完备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其主要特点有：1.层次丰富，国家层面制定宏观规划，各级地方政府针对地区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同时也有支持战略重点领域的政策作为辅助；2.手段多样，积极通过财税、货币、法律等手段，积极引导创新主体行为，引导资源向有利于创新的领域集中；3.重视对市场的引导，重视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4.重视科技创新全球协作。关于我国主要科技创新政策的层次、类型和代表性政策(案例)列于表1。同时，依据外部环境和时代特征动态调整科技创新政策，合理调节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

表1 近年来我国主要科技创新政策的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下，囿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对我国的封锁禁运，新中国大量引进苏联技术并移植了苏联发展模式；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促进了我国工业体系的建设，但总体规模已然有限，因而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同步坚持自力更生的创新方针。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开放接触，我国技术引进的规模得到迅速提升。其主要意义在于：1.把握世界科技创新潮流，引导国内科研水平向世界前沿技术对标看齐；2.节约科学研究时间成本与资金成本，迅速弥补代际差距，有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3.弥补国内人才短板，为自主创新提供人才储备。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和外包的过程中也带来技术扩散；我国的技术模仿与吸收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养，为自主创新培育了环境氛围、人才储备和技术基础。当前我国领先全球的高速铁路技术，便是在引进日本、德国等技术的基础上逐步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高度国产化的，实现从学习模仿能力向创新能力的跃迁。

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也要求科技创新政策不能僵化保守。新科技革命带来众多的新发现、新发明、新技术，带来生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法律、安全等变革，有些可能是消极的。但并不能“因噎废食”，不能过分放大新事物的缺点，而是在新事物发展初期留足发展空间，在应用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走向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例如移动支付技术因操作简单、结算快捷的优点，在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部分地方只接受移动支付而拒收人民币现金的情形，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资金安全、监管不足的担忧。但各部门密切追踪、及时跟进，将技术带来的负外部性减到最低。因此，一个流程便利、监管有力、安全有保障的移动支付方式更加为人们接受，推广速度因此加快，使我国客观上在主要经济体中最接近无现金社会的蓝图，为将来主权数字货币的应用提供了稳固的技术经验和社会基础。众多新创意、新突破在充分发展空间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成熟，而不是昙花一现。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恶化及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与重点也进行了动态调整。中美贸易摩擦暴露出了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各界更清晰地认识到了我国在全球科技发展图谱中的实际地位。为此，党中央科学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本质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的意义得到全方位深化。例如，重视基础研究，并强调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卡脖子”领域率先实现突破，作为赢得全球竞争主动权的砝码。

此外，在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中，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生产力有效转化。

作为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借助日益便捷高效的通讯和运输技术的成熟，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壁垒消失，生产的分散化与贸易的一体化成为国际分工的显著趋势，跨国的生产供应和价值创造的全球价值链。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我国企业得以接触到西方相对先进的技术，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技术能力的产业工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影响下，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开始向高端跃迁，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开始提升。

随着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表现出与全球价值链天然的“亲密性”。全球价值链首先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发展环境与内生动力。借助全球价值链，数字创新成果得以由科学研究落地为应用成果，由此带来价值产出、福利增益；全球价值链超越地理边界的特征，也为数字技术的全球性传播和应用、数字经济的全球性规模经济的实现以及数字生态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不断地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性力量。数字经济借助实现数字平台与数字生态的形成与发展——通过模块化治理和分层模式，鼓励全球范围内的开源创新；数字平台通过程序开源和平台分层来实现创新渠道多样化以及创新成果转化的多样化。众多中小企业借助数字平台的中介作用，得以更容易地实现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全球生产链以及全球创新链的嵌入。而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对其生产组织、要素禀赋利用和创新模式、强度和路径等因素的变革。在此期间，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创新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行为体，也成为世界科技规则和科技话语权新格局的构建者(保建云，2019b)。[24]以华为、海尔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跨国公司纷纷开拓海外市场，加快创新成果全球传播；许多国家采取中国的制式、架构和行业标准，例如许多国家接受中国的5G制式，中资援建的坦桑尼亚蒙内铁路采用了中国的运营规范，促进了中国标准体系的建立和推广，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话语权。

三、创新发展战略2.0：挑战及应对

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深刻变革经济社会的巨大潜力正等待激发释放；金融危机后全球复苏乏力，叠加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孤立主义、逆全球化、意识形态对立和狭隘的科技民族主义和科技民粹主义的杂音回响。创新发展战略需要因应世界科技发展动态灵活调整。

需要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科技创新具有高资本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且具有社会公共品的特征，即表现出强烈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导致私人部门供给不足。因此往往由政府部门提供或协调。然而，出于当前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科技创新的复杂化、专业化的演化特征，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已愈来愈“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其与市场、研究所、高校、厂商与外部环境形成健康的关系和有机的互动。例如，作为科技创新政策的具体措施之一，往往由政府主导为行业注入资金，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成立了集成电路投资基金。然而，政府投资具有潜在缺点：1. 容易演变成“大水漫灌”的模式，即缺乏投资重点，且每个项目分得的资金被严重摊薄，无法做到有的放矢、重点突破；2. 容易使得市场主体过度依赖政府补贴，而一旦补贴退出，市场主体的创新经营活动难免受到影响，例如新能源汽车行业。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应当积极注重培育市场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引导市场参与科技创新投资，以培育内生发展动力。

需要因应外部环境变化，重新审视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间的关系。以“市场换技术”的技术引进策略需要具备一定前提，即西方不会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对其构成威胁，因此通过西方取得的技术也是与全球科技前沿存在代际差距的、能耗高的。而随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以及在第四次新科技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此策略的基础已不再牢固，因此近年来西方加强了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阻挠，例如在技术创新上积极在供应链中排除中国企业、阻挠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限制理工科中国留学生数目以及为学者归国设置重重障碍。实际上，西方在科技创新领域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向来没有完全解除，例如1996年起实行的《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虽然规定成员国有自愿决定是否向外国发放敏感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的自由，但是实际上这一所谓的“自由”受到一些国家的钳制，这也是我国高端制造业从国外引进技术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新时代下“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需要重新审视。而在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自主创新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必由之路。

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追赶式突破。近年来，我国积极营造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社会氛围，科技工作者的社会价值得到尊重，待遇水平得到提高，有助于广大青年发挥奉献精神，投身科学研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取得的部分瞩目的成果依然建立在西方国家提供的理论基础、技术路线、技术基础和数字基础设施等，因此抵抗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科技霸权需要基础研究的突破，而目前我国已重视起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但追赶的速度需要加强，以防出现“等距离追赶”(即与世界科技前沿始终存在稳定的代际差距，无法实现后发赶超)。此外，基础研究科技人才仍然供给不足，该领域科研工作者对改革成果评价体系、激励体系和行政审批工作流程的改革呼声依旧存在，对个人层面的经费利用、待遇福利、住房安家和子女教育的顾虑仍未完全消除。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和数字经济下的应用科研成果转化催生了一大批科创企业，有可能吸引一部分基础科研工作者转而从事应用研究，降低基础研究人力投入基数。

需要尽快改革信息要素市场。开放性是数字经济的显著特征，意味着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需要跨越地域、行业甚至国界的流动。为了避免在全球数字贸易及其规则制定进程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尽快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并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也不应当完全限制数字要素的自由流动。[25]在此背景下，在充分保护个人和企业隐私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信息、数据流通交易市场，分级分类、分步有序推动部分领域数据流通显得十分必要；对于公共数据亦应逐步有序分层次开放，以促进其充分地发挥正外部性以及创造市场和社会价值。但信息流动和开放的速度、节奏、程度、范围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合理把握。

我国创新发展战略需要因应上述变化，升级为“创新发展战略2.0(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t Strategy 2.0, IDS 2.0)”。这种升级，不仅是对长期以来坚持创新发展战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肯定，也是我国创新理念、创新能力、创新战略因应现实需求的自我革新。具体而言，升级的方向需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进一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调动创新主体积极性。学界对于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开始由“弥补市场失灵”向“创造市场”发展。一方面，对企业技术引进、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活动交由自行判断，政府仅通过税费等杠杆进行引导。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往往对行业走向和发展脉络拥有第一手资料，因而往往能结合自身优势，寻找到适合自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支点。政府在尊重企业意愿的基础上给予财税、外贸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借鉴台湾地区“工研院模式”，对于关键技术加速技术引进和研发产业化进程。在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历史地位的“工研院”，系通过自身接收领先国家的知识外溢，实现生产能力后交给民营企业生产。类似的，我国的各级政府可委托科研机构扮演类似的角色，与实现生产技术市场化交易，弥补科研机构研发投入，同时降低企业技术引进门槛。基于公民创新理论和视角，促进大众创新模式，扩大创新活动的广度，使公民成为创新系统新主体。[26]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创新发展战略的作用和地位被削弱了；相反，政府对产业应予以更高的关注、更高强度的投入，但表现方式需要调整。

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分担企业风险。为此，应当在融资领域拓宽市场参与，令嗅觉敏锐的市场决定投资的方向和规模，才能尽可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实现精准投放、重点突破。首先，提升A股市场对科技创新包容度。A股一直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但由于主板上市对企业规模和企业盈利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且传统的审核制下存在排队等待上市的“IPO堰塞湖”现象，令一大部分具有战略意义、掌握核心技术但短期内未见盈利的企业望而却步。作为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体现，2019年推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主要针对来自集成电路、AI、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软件、物联网以及技术服务领域的创新型企业。科创板试点推行注册制，减少了企业排队等待上市的时间；对企业盈利水平降低要求，或可以以研发投入、专利等间接折抵市值和净利润要求，因此适合高风险、高研发投入、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企业。此外，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出的创业板也于2020年4月起推行企业上市注册制。而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相比，当前我国试行的注册制仍存在一定改进空间，如需要进一步减少对企业提交文件的实质内容审核，进一步压缩上市等待时间等，从而可以使更多集成电路行业内公司得以乘注册制之东风，获得急需的资金支持。同时，现有各类产业基金向“孵化器”功能转型。2014年6月，我国公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动纲要》，随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第1期正式成立，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首先，在贸易摩擦加剧的特殊时期，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及其他产业投资基金可适当推迟退出，并优化退出机制，以免对投资企业现金流造成冲击；其次，投资门槛以及投资收益预期双调低，即一方面将投资范围从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扩大到具有发展前景的初创企业，同时鉴于当前外部环境应调低对企业的盈利目标设定，适当减少基金的营利性，增加其战略性、公共性意义，将有利于更多的具有独特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此外，产业基金应加强对投资标的的辅导、指导和咨询建议，关注企业成长历程。基于此，才能将产业基金的金融属性向科技创新企业孵化器的方向转型。

进一步优化布局、实现区域发展，助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和数据、科研人员和高技术工人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电子化商品成为重要的产出门类，加之现代通信技术的深刻变革，自然资源、地理条件不再成为制约地区发展的明显短板。这为落后地区乘数字时代的东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的契机。例如贵州地区过去制约经济发展的喀斯特地貌，在数字经济时代转化为比较优势——众多云存储和云计算企业落户贵州，使这里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之一。在过去，科技革命为我国带来雄厚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加剧了我国东西差距、南北差距以及城乡差距，严重制约了我国总需求的释放以及内循环的顺畅进行。而数字经济为我国弥合上述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创造了条件。首先应当注重发掘落后地区的比较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技术外溢；同时提高改善相关行业平均福利待遇，例如各级政府除了对企业进行支持之外，亦可以对选择从事相关行业的毕业生，特别是有志于科学研究的毕业生给予一次性补贴、租房购房补贴、落户开放、医保社保缴费减免等引导性措施，尽可能减少福利待遇差异对毕业生择业的干扰，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同时，由于贸易摩擦促使大批海外技术人才回国发展，对海外人才继续实行大力引进，在给予上述类似补贴的同时，亦可给予拨付充足的科研经费，提供先进的科研硬件设施。与此同时，从实验室研发成果到最终实现应用之间毕竟存在一定距离，创新成果的转化也需要实用型人才来实现，因此不能忽视实用型技术工人的培养。对应的，生产过程也可以成为科研成果的诞生地、试验田。通过上述措施的协同推进，实现集成电路产业相关科技型人才长期可持续供给，为产业发展提供可靠的研发能力支撑。

进一步密切跨国交流联系，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关系(RCEP)”等国际合作及冬奥会等国际交流场景，构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科技生态系统。近年来，我国在5G通信、大数据和云计算、物联网、汽车电子、智能电网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以上领域已不仅仅是行业的追赶者，而是具备先发优势，甚至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以5G通讯为例，我国已成为首批5G通信商用的国家之一；国内三大运营商和5G通信设备提供商都在加速部署5G基础设施建设，5G基站的建设布局基本完成；一批国产手机芯片设计厂商积极设计推出5G手机芯片，我国手机厂商也较早推出了5G商用手机；已有数十个国家表明将采用我国的5G通讯设备和技术标准；北京冬奥会也将借助5G实现远程通信、赛事直播。此外，5G技术的成熟也为大数据和云计算、物联网、汽车电子等一系列行业提供了关键的技术应用基础。在我国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过程中体现的规模效应和学习曲线效应有可能为我国数字经济带来了比较优势，因此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区域合作契机以及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服贸会、进博会等国际交流平台和场景，积极推广应用我国的科技成果，加强全球对我国数字经济的了解认识，并以此推广我国的标准、制式。同时，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为基础积极构建区域科技创新互助组织，实现科技创新能力互补、研究应用密切合作、数字资源合理共享、科创企业相互投资的互助格局，有助于我国突破西方构筑的技术壁垒。依托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也能为受疫情重创的世界经济发掘新的增长点，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一。

四、结 语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指引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妥善灵活应对国内国际各类重大变局的诀窍，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具有中国特色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我国始终将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针对国内外现实条件变化动态调整我国科技政策，形成了层次立体、手段多样、充分调动各创新主体积极性的科技政策体系，并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第四次科技革命将带来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巨大变动及大国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也为新时期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挑战。基于此，应当充分发挥我国制度、政策、市场、人力资源、金融及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建立以我为主导的国际创新协作协调机制，以此兼顾国内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要素市场健全、碳中和等发展目标的实现，最终实现向“创新发展战略2.0”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