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明贵，郑雯芳，董娟

（1.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合肥 230026）

一、引 言

中国于2001年11月加入WTO，2002—2007年是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年均增速28.28%，该时期中国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6.60%。然而，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速放缓，2014—2019年出口年均增速仅为3.68%，但同期补贴总额年均增速却高达14.19%，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变小了。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背景下，未来如何制定新一轮包括政府补贴等在内的政策，以促进企业出口，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文章把出口企业分为潜在出口企业与在位出口企业，前者表示在未接受政府补贴之前没有出口而在接受补贴之后存在出口可能性的企业，后者则表示在接受政府补贴前后都存在出口的企业。以往对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观点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补贴不能同时促进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和潜在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如Bernard等认为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通常面临各种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交易风险，增加了企业出口环节的各项成本，而政府补贴可以降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各项成本，提高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因此，Bernard等利用美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的经济效应，但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促进潜在企业出口没有显著影响[1]。Görg等则结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不同企业获取国际市场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其中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够打破以沉没成本为代表的进入壁垒，从而进入国际市场。Görg等使用爱尔兰企业数据研究发现，高额的政府补贴可以促进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但不能促使潜在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2]。与Görg等不同的是，Girma等将德国政府补贴定义为生产性补贴，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补贴对西德地区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但对潜在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没有促进作用[3]。另外，Volpe等则认为政府的出口促进政策对在位出口企业在既有出口市场中扩大出口规模不存在促进作用，但对增加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及扩张出口市场范围均具有显著影响[4]。国内学者张杰等通过研究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经济效应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政府补贴仅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和新出口市场的开拓产生显著影响，且呈倒“U”型关系[5]。

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补贴对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和潜在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均具有促进作用。如苏振东等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发现政府补贴与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对潜在出口企业做出出口决策也具有正向影响[6]。施炳展与康志勇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即政府补贴不仅对潜在出口企业提升出口倾向存在激励作用，还对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7-8]。

纵览国内外已有文献，研究重点大多集中于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而较少关注补贴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出口行为。一方面，研发活动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9]。政府补贴可以为企业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并为研发活动承担一定风险[10]，降低研发成本，并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11-13]。另一方面，研发投入增加会对企业出口产生促进作用[14]，提高国际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15]。因此，文章以研发投入为视角，探究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试图揭开这二者之间关系的黑箱。

文章与已有文献相比，主要贡献有：第一，将企业出口细分成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和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两个维度，探究政府补贴对两个维度的作用，丰富了政府补贴出口效果评估的文献。第二，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得到分析样本并构建基准模型，有效克服了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第三，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把研发投入纳入理论框架，深入剖析其在政府补贴与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和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之间的传导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一方面，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往往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风险较高，因而需要支付高额费用来调查贸易合作伙伴的资信、声誉和运营情况等信息[16-17]。政府补贴为企业出口提供资金支持，降低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从而提高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1]。另一方面，政府补贴可以帮助企业改善生产，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18]。由此，提出假设1：

H1：政府补贴提升了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同时对在位出口企业扩大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二）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出口

潜在出口企业指在未接受政府补贴之前没有出口而在接受补贴之后存在出口可能性的企业，潜在出口企业开始出口的阻碍主要是其所面临的出口市场进入壁垒。根据外部性理论，研发活动伴随着知识外溢，即企业所创造的社会效益高于私人效益，导致研发投入往往不足[19]。然而，政府补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外溢所造成的损失，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20-21]。另外，根据信号理论，获得补贴企业向外界传递了更多关于企业创新的信息，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外源融资，进一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22]。异质性贸易理论则指出生产率高的企业能够负担高额出口成本并跻身国际市场，而研发活动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23-24]，促进潜在出口企业打破出口进入壁垒，跻身海外出口市场[25]。但企业进行研发活动需要高额成本，选择出口能够带来高额回报并分摊前期投资成本[26]，因此进行研发活动的企业一般存在较强烈的出口倾向[27]。由此，提出假设2：

H2：研发投入在政府补贴和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对于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的阻碍主要是如何扩大出口市场范围及在既有出口市场中增加出口额。海外出口市场激烈的竞争倒逼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政府补贴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研发资金，但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也可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的风险，对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产生负向影响。第一，过度研发投入分散了在位出口企业用以开拓国际市场的资源，阻碍了产品推广，从而不利于扩大海外出口市场范围[28]。第二，研发投入导致企业现金流减少，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影响在位出口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营，对扩大出口规模产生负向作用[29]。由此，提出假设3：

H3：研发投入在政府补贴和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之间发挥遮掩效应。

根据研究假设，得到政府补贴对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和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机制图，见图1。

图1 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机制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一）模型构建

在实践中，企业能否获得补贴并不是随机的，会受到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影响[30]。同时，企业出口行为还会受到诸如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和企业生产率水平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直接比较获得补贴和未获得补贴企业的出口情况会导致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因此，文章首先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得到分析样本，其次利用双重差分法构建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设定二元虚拟变量subi={0,1}，如果企业i获得补贴，subi=1，否则subi=0。设定时间虚拟变量Tt={0,1}，企业获得补贴前，Tt=0，否则Tt=1。yit为企业出口变量，和分别表示企业获得补贴前、后的出口变化量。那么，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λ）表示为：

采用Logit模型计算企业是否获得补贴的倾向值（p）：

其中，Φ表示Logit估计函数；Xit表示匹配变量集合，选取的匹配变量包括企业总资产（asset）、人均工资（wage）、劳动生产率（lab）、企业规模（size）、企业是否有外资资本（capwz）和企业资本密集度（cap）。

一对一匹配原则表示如下：

其中，Ω（i）表示控制组企业的匹配集合，与处理组企业一一对应；p1表示处理组企业的倾向值；p0表示控制组企业的倾向值。使用，i∈Ω（i））较好地代替，因此公式（1）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公式（4）对应的估计方程为：

其中，β表示系数；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同时，为控制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在公式（5）中引入控制变量集合ΣControl。最终，用于估计的双重差分模型为：

其中，yit包括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和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变量subi的估计参数β1表示实验初期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出口行为的差异；变量Tt的估计系数β2表示控制组企业在实验期前后出口行为的差异。文章重点关注的是交互项估计系数的意义，表示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果β3＞0，表示与未获得补贴的企业相比，补贴企业的出口倾向（出口规模）实现了更大幅度的提升。

（二）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

将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ext）和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exs）作为被解释变量：①根据苏振东等的研究[6]，出口倾向可以表示为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当企业在考察年份出口时取值为1，否则为0；②参照康志勇的做法[8]，出口规模通过企业出口密集度反映，采用出口交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度量。

2.解释变量

将政府补贴（sub）与政策实施年份虚拟变量（T）的交互项（sub×T）作为解释变量：政府补贴采用企业是否获得补贴的虚拟变量（sub）表示，当企业在考察年份获得补贴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6]。政策实施年份虚拟变量（T）在企业接受补贴之前取值为0，在接受补贴之后取值为1。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研发投入（rd），借鉴周泰云[31]的做法，采用企业研发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度量。

4.控制变量

参考周世民[32]的做法，选取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总资产（asset）、人均工资（wage）、劳动生产率（lab）、企业规模（size）、企业是否有外资资本（capwz）、资本密集度（cap）等。由此归纳变量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章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样本区间为2014—2019年。样本进一步筛选原则：①剔除全部员工人数低于10的企业样本；②剔除ST企业；③剔除出口额和政府补助收入存在缺失值或负值的企业样本；④剔除固定资产净额、主营业务收入、应付薪酬总额、销售额和资产总额存在缺失值、零值或负值的企业样本。由此，最终获得1196家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样本。

（四）描述性统计

根据补贴情况将样本企业划分为补贴企业和未补贴企业，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所列。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在样本期内，补贴企业在出口倾向、出口规模、企业总资产、人均工资、劳动生产率、企业规模、企业是否有外资资本和企业资本密集度等方面均值均高于未补贴企业。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政府补贴确实提高了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

四、模型估计与实证分析

（一）匹配平衡性检验

一般来说，匹配结果必须满足“共同支持条件”和“平衡性能条件”。共同支持条件在匹配的过程中实现，平衡性能条件在匹配后验证。表3和表4分别列出了以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为被解释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由表3和表4可知，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所有匹配变量的P值均大于0.05，由此表明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主要变量无显著性差异，样本匹配结果满足了平衡性检验要求。

（二）基准回归结果

当研究对象为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时，将2014—2016年无出口、无补贴和2017年有补贴的企业设为处理组；2014—2016年无出口和2014—2019年无补贴的企业设为控制组。当研究对象为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时，将2014—2016年无补贴、2017年有补贴和2014—2019年有出口的企业设为处理组；2014—2019年无补贴、有出口的企业设为控制组。表5列出了政府补贴分别对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和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的估计结果。

表3 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出口倾向）

表4 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出口规模）

表5 基准估计结果

从表5第（1）—（2）列中的估计结果不难发现，sub×T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贴不仅提高了潜在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还会显著扩大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验证了假设1。

政府补贴对潜在出口企业提高出口倾向存在正向影响，补贴可以为潜在出口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企业降低出口各环节所需的沉没成本[33]。获得补贴的企业出口成本降低，促进潜在出口企业做出出口决策。同时，政府补贴对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存在促进作用，印证了Girma等对于德国企业的分析结果[3]。这是由于，在位出口企业使用政府补贴改进企业生产，降低了每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了在位出口企业出口竞争力，促进了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

（三）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参考Beck等[34]的做法，文章采用事件研究法来检验处理组在实验处理之前是否与控制组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currentit表示政策实施年；表示政策实施前3年、前2年、前1年；表示政策实施后1年、后2年。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2、图3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在政策实施年（currentit）之前的3年，的回归系数在90%的置信区间均小于0，这表明在接受政府补贴之前，潜在出口企业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出口倾向具有相同的时间趋势。而在政策实施年（currentit）当年及之后的 两年，的回归系数在90%的置信区间均大于0，表明在接受政府补贴之后，潜在出口企业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出口倾向存在显著差异。图3则描述了在位出口企业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接受补贴前后其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图3与图2的结果类似，即潜在出口企业与在位出口企业的样本选取均满足了平行趋势假设。

图2 平行趋势检验（出口倾向）

图3 平行趋势检验（出口规模）

2.安慰剂检验

政府补贴对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与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可能是一个“假事实”，即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与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可能由其他因素所导致，因此，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特殊时间节点对潜在出口企业提升出口倾向与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产生促进作用。为此，参考Chen等的做法[35]，文章采用安慰剂检验来考察政府补贴对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与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作用是否真实存在。具体做法是：将企业接受政府补贴的年份设置为2016年，样本区间设置为2014—2019年，并重新选取处理组与控制组。当研究对象为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时，把2014—2015年无出口、无补贴的企业设为处理组，2014—2015年无出口和2014—2019年无补贴的企业设为控制组。当研究对象为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时，把2014—2015年无补贴和2014—2019年有出口的企业设为处理组；2014—2019年无补贴、有出口的企业设为控制组。检验结果如表6所列，结果表明，无论是对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还是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sub×T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政府补贴对潜在出口企业提升出口倾向与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存在促进作用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3.更换匹配方法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别使用最相近邻卡尺匹配方法和样条匹配方法对样本进行检验[36]。此外，文章又将匹配变量调整为融资约束、主营业务收入对数形式、研究开发和企业年龄后再次检验[37]。其中，融资约束采用应收账款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度量。研究开发采用企业是否有新产品产出指标度量。企业年龄采用计算年减去成立年的差值度量。三种检验方法的估计结果见表7。

表6 安慰剂检验结果

从表7第（1）—（6）列可以发现，交互项sub×T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政府补贴不仅可以提高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还可以促进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与原结论一致，进一步证实了所得结果的稳健性。

表7 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五、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影响机制检验

分析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有利于加深对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行为作用机制的认识，并且为调整补贴政策提供来自制造业企业的研究依据。因此，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首先，构造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模型，与前文基准模型一致；其次，构造政府补贴对中介变量（研发投入）的影响模型；最后，在模型（8）的基础上引入研发投入，构造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出口的中介效应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rdit表示企业研发投入，其余变量定义与前文基准模型一致。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8。

表8 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8第（1）—（2）列交互项sub×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贴对于提升潜在出口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积极影响。第（3）列在第（1）列基础上引入研发投入指标，并且sub×T和rd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贴有利于增加研发投入进而提升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研发投入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假设2。

第（4）列交互项sub×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然而，第（6）列r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对于在位出口企业，研发投入增加对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产生了抑制作用。并且，第（6）列rd的系数和第（5）列sub×T的系数乘积（-0.379×0.003）与第（6）列sub×T的系数（0.032）符号相反，表明研发投入在政府补贴和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之间发挥了遮掩效应[38]，遮掩了政府补贴对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3。

为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采取其他度量方式对研发投入进行替代，即采用研发费用的对数度量[39]，估计结果见表9。经观察发现，表9第（1）—（3）列的结果验证了研发投入所发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4）—（6）列的结果验证了研发投入所发挥的遮掩效应，由此证明文章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9 影响机制稳健性检验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考察了政府补贴与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和在位出口企业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研发投入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所发挥的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政府补贴对潜在出口企业提升出口倾向和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正效应；研发投入是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重要的传导机制，但对潜在出口企业与在位出口企业发挥了不同的经济效应，即对前者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而对后者发挥了遮掩效应。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背景下，仍需对制造业企业进行补贴。由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把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出口退税、研发补贴和开发活动补贴是WTO贸易规则所允许的补贴。对WTO贸易规则允许的补贴善加利用，可以发挥补贴对潜在出口企业提升出口倾向和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第二，重视研发投入对于提升潜在出口企业出口倾向的正向影响，合理分配补贴资金，有选择地进行补贴，优先选择潜在出口企业作为研发补贴对象，支持潜在出口企业进行研发活动，增强企业出口信心，促使更多的制造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第三，不提倡在位出口企业通过过度增加研发投入的方法来开展研发创新活动，而可以考虑发挥身处海外出口市场的区位优势，如利用与海外合作伙伴贸易往来的机会学习海外前沿管理理念与先进技术，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进而形成出口竞争优势从而扩大出口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