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君

王懿荣是晚清金石学者，以发现甲骨文为人熟知。王氏能发现甲骨文，离不开他长期浸淫金石、醉心碑帖的经历。故宫博物院藏有四帧《访碑图》，描述王懿荣在河南、陕西、四川三地访碑的情形，是他痴迷金石的最好见证。

金石大家王懿荣

王懿荣是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字廉生，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祖父王兆琛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进士，曾任山西巡抚；父亲王祖源为拔贡出身，官至四川按察使。王懿荣本人是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曾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在南书房行走，后任国子监祭酒。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王懿荣以身殉国，获谥“文敏”。

在晚清金石圈中，王懿荣是相当重要的人物。他鉴藏金石，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与金石藏家互通有无，王懿荣与当时著名的金石学者陈介祺、吴云、潘祖荫、吴大等人的关系均相当密切，交流鉴赏心得、互赠金石拓片成为常态；二是与北京琉璃厂、山东济南、陕西西安等处的古董商们联系紧密，靠他们传递最新的金石信息；三是深受顾炎武、翁方纲、黄易等人的影响，他利用外出的机会，到田野去访古拓碑。

《访碑图》概貌

王懿荣《访碑图》为故宫博物院藏品，正式文物名称为“吴大澄等四家读唐经观碑图卷”（文物号：新00128899），是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文物局调拨入藏的，此前并未对外刊布。《访碑图》采用手卷装的形式，包首有墨笔题签曰：“福山祭酒《访碑图》四帧，辛巳冬日 识”（图1）。题签者的姓名已被涂抹掉，题签日期的辛巳年，结合题签与手卷的内容综合分析，题签时间应为1941年。这是因为：第一，王懿荣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始接替陆润庠担任国子监祭酒，而题签中称王为“福山祭酒”，只能是在1894年之后；第二，手卷中“陈州谒太昊陵”与“新都道上读王稚子石阙图”两帧的本事，均发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故题签也应该在1882年之后。

《访碑图》共有四帧，装裱于一个手卷之内。每帧画幅右侧，均有墨笔题签标明图名称与绘制者，字迹与包首题签完全相同。除去画幅右侧的题签，所有题识跋语均位于画面本幅之上。画幅之外，再无其他题跋。下面按原图的装裱顺序，对各帧《访碑图》及其本事逐一给予简要说明。

陈州谒太昊陵图

此帧《访碑图》右侧有墨笔题签：“陈州谒太昊陵图，丁少山布衣画”。画面右上方留白处有篆书题识云：“光绪八年十有一月初，吉雪复路，廉生庶常谒太昊陵日写。”图中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太昊陵万木萧疏的冬日景色。绘者丁少山（1829—1894），名艮善，字少山，山东日照人，从朴学家许瀚学习《说文》及金石之学，曾做过金石学者陈介祺的助手，精于金石训诂之学，擅书法。

◇ 陈州谒太昊陵图

太昊陵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城北的蔡河之滨，是祭祀太昊伏羲氏的陵庙。淮阳古属陈国，对伏羲的祭祀由来已久。宋以前的太昊陵建筑悉毁于水患兵燹，现存建筑多是明正统以后及清代所建，其建筑布局在乾隆年间才最终定型。太昊陵内古碑并不多，知名者有两通：一是相传为苏小妹所写的“太昊伏羲氏之陵”巨型墓碑（淮阳县太昊陵文物保管所：《淮阳县太昊陵》，《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一是立于明正德年间的“明太祖朱元璋御制祝文致祭碑”（李乃庆：《朱元璋太昊陵御祭碑及御祭文》，《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

光绪七年三月，中进士入庶常馆不久的王懿荣请假从京赴四川，看望任成都知府的父亲。光绪八年八月，王懿荣离蜀进京，应庶吉士散馆考试。途中，为遣嫁次女王崇瑛（17岁），绕道河南陈州（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齐鲁书社，1999年）。王崇瑛许给陈州知府吴重熹的次子吴。吴氏为海丰（今山东无棣）人，吴重熹之父吴式芬，是知名的金石藏家；吴重熹的岳父，就是陈介祺。“嫁事毕，（王懿荣）与少山及家兄知仲谒太昊陵。”（前揭《王懿荣集》）谒陵时间为光绪八年十一月初，参加者除王懿荣，还有其堂兄王知仲、此图的绘者丁少山。丁氏当时在吴重熹幕府任职，协助整理吴式芬的遗作《捃古录》，刊刻桂馥的《历代石经略》等金石学书籍。

长安学宫读石经图

此帧《访碑图》右侧有墨笔题签：“长安学宫读石经图，吴清卿河督画”。画幅右上方留白处有题识云：“长安学宫读唐石经图。廉生来言，去年五月入蜀，道出关中，挈其子崇烈诣长安学宫，读唐开成石经，为生平亲见开成祖石之始。余视学秦中时，曾督工精拓之，以一部分赠廉生。今复为作此图，以纪古缘，不自知其工拙也。光绪五年重五日，大。”此图绘者为苏州人吴大（1835—1902），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曾任陕甘学政，对长安学宫与开成石经非常熟悉。吴大是王懿荣的好友，也是知名的金石学者。图中用简笔勾绘出陕西文庙（学宫）的墙垣与建筑，画面中心，一大一小二人（即王懿荣与其子王崇烈）正在观碑。图绘于光绪五年（1879年）重五（端午）日，当时吴大任河南河北道，驻节河南武陟。题签中称吴大为河督，吴氏担任河东河道总督，是在光绪十四年八月至光绪十六年正月，则可知题签写于此段时间之内。

光绪三年八月初四，王懿荣的夫人黄氏病殁于京师。光绪四年三月，王懿荣请假赴蜀省亲（其父时任四川龙安知府，驻今平武县），携次女崇瑛（13岁）、次子崇烈（9岁）同行（长女保生夭折，长子崇燕已先随祖父母赴川）（前揭《王懿荣集》，第469页）。长安学宫即陕西文庙，今西安碑林博物馆所在地，唐代的开成石经保存于此。对痴迷金石的王懿荣来说，路过古都西安，游览碑林这样的地方，不亚于朝圣。

黄许镇观碑图

◇黄许镇观碑图

此帧《访碑图》右侧有墨笔题签：“黄许镇观碑图，王蕴古少年画”。图上方留白处有题识云：“黄许镇观碑图，江标题。碑为汉上庸长司马孟台神道，见宋人著录。南皮张孝达师视学时重访出，黄许镇在今德阳县。嘱此廉生前辈纪游之作，事在光绪戊寅八月。越十二年，嘱蓬莱王鸿箴画，武进费念慈记之。”图中，在一大片稻田之中，一红衣人与绿衣人指指点点观碑。绘制者为蓬莱人王鸿箴，字蕴古，年少善画，其他情况有待进一步发掘。“黄许镇观碑图”篆书题名为江标所书，江标是苏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后曾任湖南学政。其余题跋为费念慈所书，费念慈是江苏武进人，与江标同年中进士，二人均酷好金石，与王懿荣关系亲密。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三，吴重熹第三子吴豳与黄国瑾之女、王懿荣之侄女与黄国瑾之侄在同一天定亲，执柯媒人就是江标与费念慈（黄政整理：《江标日记》，凤凰出版社，2019年）。

王懿荣所观之上庸长阙，在四川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西北里许的种猪场内，碑高一丈二，宽二尺八寸，厚一尺六寸，原碑文为“故上庸长司马孟台神道碑”11个八分隶体字，现仅存“上庸长”三字（德阳县志编委会：《德阳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此阙为东汉遗存，在张之洞（孝达）任四川学政时，重新被发现。张之洞在光绪元年秋致王懿荣的信中说：“今有一快事，汉上庸长司马君台神道，曾见系释，后遂无闻，顷为弟访得之，拓本一纸奉鉴。”（赵德馨：《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光绪四年戊寅八月，王懿荣入蜀省亲，经过德阳黄许镇，特去实地踏勘上庸长阙。十二年后的光绪十六年，回忆旧事，请少年王蕴古绘就此图。

新都道上读王稚子石阙图

此帧《访碑图》右侧有墨笔题签：“新都道上读王稚子石阙图，尹竹年明经画”。画幅上方留白处有篆书题识云：“新都道上读王稚子石阙图。廉生前辈壬午秋日事父□城，尹竹年同年为写此图，雪堂和尚刻石赠之，此其原稿。光绪庚寅卯月江标记。”此图设色，林边田野中，有三人在读碑，躬身者为王懿荣，僧人为雪堂和尚，另一人为邓质。雪堂和尚（1824—1899），法名含澈，号雪堂，是四川新繁（今属成都市新都区）龙藏寺的住持，能诗善书；邓质字文甫，新繁人，举人出身，当时在王祖源幕府任职。绘者尹竹年，指尹彭寿（1835—？），字慈经，号竹年，山东诸城人，嗜金石，工篆隶，曾与王懿荣一起在济南泺源书院学习。光绪十二年，在国子监祭酒盛昱的主持下，尹彭寿曾接替黟县人黄士陵，重刻石鼓文。尹彭寿精于金石鉴定，但他“时赝造古器物售人，陈斋（介祺）、潘伯寅（潘祖荫）、王廉生多受其欺”（唐桂艳：《由献唐先生的一则题跋说起》，《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3期）。光绪庚寅卯月，即光绪十六年二月，此时江标从广州经上海返回苏州，途中日记阙略，未能明确其记于何日（前揭《江标日记》，第393页）。

王稚子石阙，指东汉王涣（字稚子）墓前的两座石阙，原址在今成都市新都区桂湖街道督桥河村。王涣任过河内温县与雒阳的县令，政绩斐然，他去世之后，两地百姓在其墓前各竖一阙予以纪念，这就是王稚子双石阙。双阙各高三丈，相向而立，字径三寸五分。西阙题:“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温令王君稚子之阙”，东阙题：“汉故兖州刺史雒阳令王君稚子之阙”。清道光时，西阙毁于水患；“文革”期间，残存的东阙亦毁。（陈廷乐：《汉王涣墓与稚子阙》，《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

光绪七年三月，王懿荣请假从京赴四川龙安府探亲。光绪八年壬午八月，王懿荣离开四川，准备入都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八月二十九日，王懿荣从成都北上，雪堂和尚与邓质为他送行，当夜宿于新都宝光寺，翌日晨出访王稚子阙墓，再送到弥牟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揖别。王懿荣行至鹿头关（今德阳市罗江区白马关）时，写下了《鹿头关怀雪堂和尚、文甫同年》诗:“宝光寺里离筵晚，稚子碑前客意闲。今日怀人在何处？斜风细雨鹿头关。”（前揭《王懿荣集》）

◇新都道上读王稚子石阙图

光绪十二年六月，邓质在北京特请尹彭寿作《新都读碑图》，以纪自己与王懿荣、雪堂访碑之事。光绪十五年春，雪堂和尚将尹彭寿所绘《新都读碑图》增加题记并刻石，嵌立于王稚子阙房内的墙壁中。石刻《新都读碑图》有王懿荣、尹彭寿、顾复初、邓质等七人的题记，其中尹彭寿的题记说：“碑为汉故兖州刺史雒阳令王君稚子之阙，在成都新都县弥牟镇道旁，今止存‘汉故兖州刺史雒阳’八残字一阙。又有画像及宋人题名数石乱卧于地。壬午（1882年）秋，邓君文甫孝廉与雪堂和尚为王君廉生太史送行于此。越三载，文甫来京话其旧事，属彭寿作图并志。”雪堂和尚的题记云：“光绪壬午八月二十九日，与文甫孝廉送廉生太史于新都，访汉王稚子石阙。至丙戌（1886年）夏，山左尹君竹年始为文甫作《新都读碑图》于京师。又二年，吴君倬夫为余写此图，作石印凡五百幅于成都，索者纷纷不已。复命徒星文钩勒潜西精舍（在龙藏寺，雪堂和尚的居处），将尹君题图原跋、廉生太史怀别之诗镌其上，以纪一重翰墨因缘。并书余当日相与读碑时旧作：‘速客归京师，访古临广汉。循吏王稚子，石阙久糜烂。累累一土，尽为荒草蔓。盘桓周道中，仰天共三叹!’”（冯修齐：《龙藏寺雪堂和尚与文人士大夫的交游》，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蜀学研究中心编：《蜀学》第六辑，巴蜀书社，2011年）从雪堂的跋语可知，他先是请吴倬夫将此图写刻上版，石印五百余份，接着又命徒弟星文将《新都读碑图》摹勒上石，以期永久保存。

时至今日，雪堂和尚主持摹刻的《新都读碑图》原石，已随残存的王稚子东阙一并损毁，但其石印本仍有留存。收录在刘铭伟编订的《王懿荣先生书作集》（黄海数字出版社，2013年）一书中的《新都读碑图》石印本照片，与《新都道上读王稚子石阙图》对比，无论是构图，还是笔法，均有不少差异。前引江标的题记说，《新都道上读王稚子石阙图》为原稿，则雪堂和尚石刻的《新都读碑图》为定本。今日定本既已不存，则原稿的出现，更值得我们欣喜。

王懿荣的四帧《访碑图》，并未严格按访碑时间来排列装裱，而是按地域顺序排列，先是河南，后是陕西与四川二省。这四帧《访碑图》，涉及丁艮善、吴大、王鸿箴、尹彭寿四位绘者，还涉及江标、费念慈等题款人。无论是绘画人还是题识者，他们都与王懿荣一样，均是热衷金石之人，绘制《访碑图》，只是临时“客串”。除去丁艮善与王懿荣一起拜谒太昊陵，其他绘者当时都不在访碑现场。吴大对长安学宫还算熟悉，王鸿箴与尹彭寿二人从未踏足过四川，只因有着对金石学的执着，仅凭当事人的口述，一幅寄情金石、笔墨淡雅的《访碑图》就诞生在他们笔下。这四帧写意的《访碑图》所反映出的古人不辞劳苦亲临现场的治学态度与精神，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