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畅 方振邦 陈校云

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2.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0105

2021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将提供普惠数字医疗列为构建数字民生保障体系的重点工程之一，标志着深化和扩展医疗信息化应用范围开始进入加速期。[1]数字医疗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能够实现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助力决策科学化和诊疗精准化，推动医疗服务模式变革，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2-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具有双刃剑作用。一方面，数字医疗可以实现医疗全流程在线办理、电子凭证以及远程医疗等服务创新；但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内的普遍应用和快速更新，其必然会对广大医护人员的工作产生影响并带来压力，即信息技术压力。[4]信息技术压力是在学习和使用信息技术时产生的一种压力源，会导致个体紧张、焦虑和恐惧等，并会进一步影响其心理、生理和行为。[5]当前国内外对于数字医疗下信息技术压力对医护人员影响的研究均较为缺乏，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索信息技术压力对医护人员离职倾向的影响机制以及边界条件，以期为政策制定者和医疗机构管理者提供参考，促进医疗行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健康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北京市58家三甲综合医院中随机抽取6家进行调查。受疫情影响，本研究通过电子问卷获取数据。共回收问卷901份，剔除有规律作答和不完整作答的问卷，共得到817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0.68%。

1.2 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调查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工龄、人员类型、职称、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等。第二部分为调查受访者的信息技术压力、工作干涉家庭、边界管理偏好和离职倾向。

1.2.1 信息技术压力

采用Ayyagari等[6]开发的信息技术压力量表，包括信息技术导致的工作超载、隐私被侵犯和角色模糊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各3个题项，共9道题，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分值越高表示医护人员感知到的信息技术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信息技术压力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7，工作超载、隐私被侵犯和角色模糊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3、0.795和0.842，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2 工作干涉家庭

采用Carlson等[7]开发并由刘家国等[8]翻译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该量表测量工作与家庭间的双向冲突(工作干涉家庭和家庭干涉工作)，只选取其中测量工作干涉家庭的部分。该量表共4道题，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分值越高表明工作对家庭的干涉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工作干涉家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2，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3 边界管理偏好

采用Paustian-Underdahl等[9]开发的边界管理偏好量表，测量医护人员对工作领域和家庭生活领域相分离并保持较高边界的偏好程度。该量表共4道题，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分值越高表明越希望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相分隔。在本研究中边界管理偏好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9，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4 离职倾向

采用Scott等[10]开发的离职倾向量表，共4道题，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分值越高表明医护人员主动离职的意愿越强。在本研究中离职倾向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8，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3 研究假设

1.3.1 信息技术压力对离职倾向的影响

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内的大规模应用会导致对医护人员工作要求的提高，需要医护人员持续不断地付出脑力、体力以及心理资本等资源以满足工作要求，而这种资源的过度损耗又会使医护人员精力不足、过度疲惫甚至情感耗竭，并导致其产生离职的意愿。[11]因而，医疗数字化产生的信息技术压力作为工作场所中的一种压力源，不仅会刺激医护人员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紧张感和不适感，而且会降低其工作满意度并导致职业倦怠，最终导致离职倾向的上升。[12-13]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信息技术压力正向影响医护人员的离职倾向。

1.3.2 工作干涉家庭的中介作用

信息技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带来了医护人员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也导致了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更加模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医疗行业内的普遍应用使得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工作时间更长，甚至有时在家中也需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不仅消耗了医护人员更多的资源，同时也侵占了本该属于家庭生活的时间和精力，进而造成工作干涉家庭。[14]而信息技术压力造成的工作干涉家庭会让医护人员无法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并充分承担起家庭责任，影响家庭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15]，最终导致医护人员离职倾向的上升。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工作干涉家庭在信息技术压力与医护人员离职倾向间起中介作用。

1.3.3 边界管理偏好的调节作用

边界管理偏好是指个体是否倾向于将工作和家庭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边界管理偏好较高的个体更希望清楚地将工作与家庭分开，不愿意两个领域相互渗透。[16]边界管理偏好较高的医护人员会尽量避免工作上的事物和压力传导到家庭生活中，有意识地隔离开工作和生活，因而信息技术压力对其工作干涉家庭的影响会较低。但对于边界管理偏好较低的医护人员而言，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更具有灵活性，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相互融合，因而信息技术压力对他们工作干涉家庭的影响会较强。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边界管理偏好在信息技术压力与医护人员工作干涉家庭间起调节作用，医护人员的边界管理偏好越高，则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的影响越弱。

综上所述，本研究进一步提出边界管理偏好调节了工作干涉家庭在信息技术压力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即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当医护人员的边界管理偏好较高时，信息技术压力通过工作干涉家庭对离职倾向的间接影响较弱；而当医护人员的边界管理偏好较低时，信息技术压力通过工作干涉家庭对离职倾向的间接影响则较强。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边界管理偏好调节了工作干涉家庭的中介作用，边界管理偏好越高，这一中介作用越弱。

1.4 统计方法

使用STATA 16.0进行统计分析和回归检验。为了避免可能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对各核心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1)因为调节作用的检验需要构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如不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则有可能导致交互项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层回归能够控制并比较多个变量对因变量的不同影响，常用于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的检验，因此本研究通过分层回归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依次进行检验。BOOTSTRAP方法和判定指数INDEX被用于调节作用的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出6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73.68%。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34.37%，未超过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同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最优：χ2/df=2.546，CFI=0.971，TLI=0.966，SRMR=0.040，RMSEA=0.044，表明各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如表1所示，本研究共调查817人，其中，女性663人(占81.15%)，男性154人(18.85%)；平均年龄为34.46±7.82岁，平均工龄为13.19±7.98年；护士人数最多，为594人(72.71%)，其次为医生121人(14.81%)；初级职称400人(48.96%)，中级职称334人(40.88%)，副高级职称69人(8.45%)，正高级职称14人(1.71%)；本科学历人数最多，为519人(63.53%)，其次为研究生学历137人(16.77%)；已婚652人(79.80%)，未婚165人(20.20%)。

表1 参与调查的受访者基本特征(N=817)

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样本中医护人员信息技术压力、工作干涉家庭、边界管理偏好和离职倾向的均值(M)、标准差(SD)及两两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各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本研究的预期。

表2 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817)

2.3 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分层回归对变量间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考察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的影响；模型2将信息技术压力和边界管理偏好交互项引入方程，考察边界管理偏好在信息技术压力与工作干涉家庭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模型3考察信息技术压力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模型4考察工作干涉家庭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模型5考察工作干涉家庭在信息技术压力对离职倾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表3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N=817)

2.3.1 信息技术压力对离职倾向的影响

由模型3可知，信息技术压力对离职倾向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0.685,P<0.001)，表明信息技术压力会正向影响医护人员的离职倾向，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2.3.2 工作干涉家庭的中介作用

模型1显示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0.307,P<0.001)，模型4显示工作干涉家庭对离职倾向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0.804,P<0.001)，表明工作干涉家庭在信息技术压力对离职倾向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模型5同时考察了信息技术压力和工作干涉家庭对离职倾向的影响，在纳入工作干涉家庭后，信息技术压力仍然对离职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528,P<0.001)，表明工作干涉家庭在其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2.3.3 边界管理偏好的调节作用

模型2考察了边界管理偏好在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信息技术压力与边界管理偏好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显著(B=-0.120,P<0.01)，表明边界管理偏好在其间发挥了调节作用，因此假设3得到验证。为了更加形象地展现边界管理偏好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根据Aiken等[17]的建议绘制出边界管理偏好的调节作用图(图1)，当医护人员的边界管理偏好较低时，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正向影响较强(B=0.362,P<0.001)；而当医护人员的边界管理偏好较高时，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正向影响较弱(B=0.217,P<0.001)。表明随着医护人员边界管理偏好的提升，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正向影响会逐渐减弱。

图1 边界管理偏好的调节作用图

对于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BOOTSTRAP置信区间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将样本量设定为5 000，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当医护人员的边界管理偏好较低时，信息技术压力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对离职倾向的条件间接效应为0.185，其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而当边界管理偏好较高时，信息技术压力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对离职倾向的条件间接效应为0.111，其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随着边界管理偏好的提高，工作干涉家庭的条件间接效应有所降低。此外，由判定指数INDEX可知，边界管理偏好在工作干涉家庭的中介作用中发挥调节作用时的判定指数为-0.061，其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存在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因此假设4得到验证。

表4 条件间接效应分析结果

3 讨论

3.1 信息技术压力正向影响医护人员离职倾向

统计分析显示，当前我国医护人员的信息技术压力(4.20±1.10)、工作干涉家庭(3.55±0.84)和离职倾向(3.84±1.10)水平均较高，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18-19]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信息技术压力会显著提高医护人员的离职倾向。尽管信息技术提高了医疗质量、工作效率以及决策实践的科学化程度[2]，但对医护工作人员而言，信息技术的使用却容易给其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感和压力，最终导致离职倾向的上升。本研究在数字医疗背景下考察并证明了信息技术压力是医护人员离职倾向的重要前因变量，扩展了信息技术压力产生负面影响的适用范围。[4,20]

医疗机构及管理者应重视医护人员的信息技术压力，关注并改善当前可能会对医护人员造成生理和心理负担的不合理的信息技术流程或环节，制定科学有效的信息技术管理措施，进而最大程度地降低信息技术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如合理调整医护人员的工作量，简化非必要性的工作流程，注重信息技术压力的管理和舒缓，帮助医护人员在面对新技术要求时保持积极的心态等。此外，还应为医护人员提供信息技术的支持，组织开展具体有效的培训课程，及时解决医护人员遇到的信息技术问题，从而在最大化发挥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优势的同时减少其对医护人员的压力。

3.2 工作干涉家庭在信息技术压力对医护人员离职倾向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医护人员感知到的信息技术压力会导致工作干涉家庭程度的增加，进而提高其离职倾向。本研究揭示了信息技术压力通过影响工作家庭关系进而提高离职意愿的作用机制。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进一步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边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医护人员有时即使在家也需要处理工作上的问题，导致工作领域侵入家庭生活领域，严重影响了医护人员的个人生活和家庭幸福感。[14]由于将本该属于家庭生活的时间、精力等投入到工作当中，医护人员往往会产生家庭角色缺失、无法有效承担起家庭责任的内疚感和亏欠感，因而可能会选择主动离职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履行家庭义务。[21]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信息技术压力作为一种工作场所中的压力源，不仅会对医护人员的工作态度、行为和结果产生影响，还会进一步延伸至其家庭和个人生活领域。信息技术的过度使用会导致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大幅增加，私人时间遭到侵占，干涉家庭个人生活，进而产生离职倾向。因此，信息技术的使用应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避免给医护人员带来过高的工作负荷、入侵私人生活并导致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的模糊。此外，还应注意工作事物对家庭个人生活的影响，尽量减少占用医护人员的非工作时间和精力，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还可探索实施家庭友好型政策，优化工作制度等。

3.3 边界管理偏好调节信息技术压力对医护人员离职倾向的影响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证实了边界管理偏好的调节作用，医护人员的边界管理偏好不仅调节了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的影响，同时还调节了信息技术压力通过工作干涉家庭对离职倾向的间接效应。具体来说，当医护人员的边界管理偏好较高，即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有明确的界线并分离时，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的正向影响会减弱，同时信息技术压力通过工作干涉家庭对离职倾向的间接效应也会有所降低。边界管理偏好较高的医护人员更希望工作和家庭保持相对的独立，不愿意让工作侵入到家庭生活中，倾向于将工作上的问题留在单位，因而工作中的事物对其家庭生活的影响程度较小[15]，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的作用也较低。而对于边界管理偏好较低的医护人员而言，工作与家庭的边界更加模糊，工作领域向生活领域的渗透力度更强，家庭生活也更容易受到工作的影响，因此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干涉家庭的作用相对更高。

为了避免信息技术压力对医护人员工作干涉家庭和离职倾向产生较强的影响，本研究建议医护人员加强心理建设，建立起较为明确的工作和家庭边界，尽量避免工作领域向家庭领域的渗透。同时，医疗机构及管理者也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培训等方式增强医护人员的信息技术胜任力，让医护人员更快地了解和适应快速更新的信息技术要求，从而缓解其心理上的焦虑、不适感以及工作压力。

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为了降低医护人员的离职倾向，保持医疗队伍的稳定性，本研究考察了数字医疗背景下信息技术压力、工作干涉家庭、边界管理偏好以及离职倾向间的关系。但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性：(1)采用横截面调查和受访者自我汇报方法收集数据，影响了变量间因果关系的严谨性，未来研究可采用追踪调查和上下级配对数据，以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2)未进一步分析信息技术压力内部各个维度对医护人员工作干涉家庭和离职倾向的不同影响，未来研究可单独讨论并比较信息技术压力各个维度的影响作用；(3)未对医护人员中的不同人员类型进行分别讨论，未来研究可深入挖掘信息技术压力在医生、护士以及医技人员等群体中的不同影响作用，以期获得更加具体的研究结果。

本文建议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继续丰富和完善本文的研究结果：(1)扩大研究的样本量，进一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2)检验国外成熟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的内容适用性和跨文化一致性，开发针对医护人员的本土化测量工具；(3)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外推性，将研究结论扩展至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等。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