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泉, 李 萍

(1.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商贸学院； 2.嘉兴学院 经济学院，浙江嘉兴314001)

自中国推进“10+3”贸易伙伴关系以来，在区域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2012年，东盟发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2021年11月，由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10国联合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随着中国2022年1月正式签署PE格式原产地证，该协定进入实质实施阶段。至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的贸易关系向拓展的RCEP迈进。中国作为RCEP核心创始国，开始发挥区域经济重要引擎作用，并将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东亚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体系。

2020年以来，在新冠疫情重压下，世界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但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相对比较稳定，表现出极强的韧性。从贸易差额角度看，多年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顺差都在600亿美元以上，2015年后的大部分年份这一数据在800亿美元以上，2021年高达891亿美元。东盟已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0年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RCEP的深入实施，作为自由贸易区“轮辐效应”中心的东盟国家，必将在中国-东盟贸易伙伴关系和贸易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中国也将更充分地利用“轮辐效应”突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向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开展更深入的多层次贸易。

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伙伴关系从CAFTA向RCEP迈进的背景下，两者之间的贸易质量需要进一步分析。从制造业角度来看，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电子产业、服装产业与中国之间存在较大的竞争关系。FTA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绊脚石”还是“垫脚石”？要探究中国源自CAFTA以及将来RCEP的贸易利益，需要从多种视角进行理论分析。一般来说，对外贸易的利益并不在于出口，而是进口。因此，本文从进口角度研究中国的贸易质量情况。

近年来，对产品质量的研究正成为国际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对于中国与东盟贸易的研究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竞合关系，大部分研究认为双方竞争大于合作；二是贸易结构的研究，发现中国中等技术制造业对东盟出口互补性更强，贸易结构改善，而贸易质量改善更为显著;[1]三是对双方贸易潜力的研究，主要围绕贸易便利化、“一带一路”倡议等对贸易的作用进行研究；四是研究双方的贸易质量情况，如利用嵌套Logit模型等测算中国与东盟出口质量后发现，中国相对质量排名居中且质量阶梯长度排名居前。[2]可见，关于中国和东盟贸易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出口维度，对进口的研究仅着力于农产品，而对制造业的研究很少。

对于中国贸易的研究绝大多数将视角集中在出口方面，尤其是出口质量、出口贸易结构和贸易影响等方面。出口贸易方面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同时也是进口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且进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超过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两者的差距呈缩小态势；[3]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与中国要素禀赋及经济发展阶段契合。[4]关于进口贸易质量的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进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发现：我国进口技术复杂度不断上升，进口结构以高、中技术制成品为主，并认为我国应扩大能源原材料及资源性产品定额进口，优化进口贸易结构；[5]使用海关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进口质量呈优化态势，且加工贸易进口质量高于一般贸易；[6]利用省级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进口技术结构优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7]二是研究进口对生产率的影响：上游进口种类的增加对生产率的提高有水平效应；[8]中国从发达国家的进口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9]三是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技术复杂度，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结果说明，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能显著提升国际分工地位。[10]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不同国家产品位于 “质量阶梯”的不同位置，一国来源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进口产品质量存在垂直差异：来源于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质量高，而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质量相对较低。因此，本文尝试从进口角度研究中国-东盟的贸易质量，探究东盟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相互响应关系，为促进中国-东盟贸易和RCEP国家贸易发展，乃至促进中国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借鉴。本文首先测算2002-2020年中国来自东盟国家的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照组选取欧盟中的一些典型国家，继而实证分析影响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因素，得出规律性结论并提出发展促进路径。

一、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结合贸易实情，选取进口规模排名靠前的国家，剔除贸易比重过小样本和数据大幅度缺失样本，最终选取东盟中的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6个核心国家，这六个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本研究采用了2002-2020年HS6(2002)商品的进出口数据，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人均收入使用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GDP数据，其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用2002年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美元。

(一)进口质量指标的构建

已有研究中较多使用产品复杂度表示产品质量。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文献[11]认为,某种产品如果更多地由富国出口，则其技术含量较高;反之,则相反。由此构造衡量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指标PRODY，其计算公式为：

(1)

其中PRODYi表示第i种产品的技术复杂度，xji表示j国的第i种产品的出口额，Xj为j国总出口额，Yj表示j国的人均收入，则(xji/Xj)表示j国的第i种产品的出口占j国总出口的比重，RCAji表示j国的第i种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见，该指标实际上是所有生产某种产品国家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如果高收入国家更密集地出口某产品，则该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更高。

进口与出口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观测角度，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构建j国进口技术复杂度指数IMPYj，采用文献[3]的方法，某国i产品的进口产品复杂度为：

(2)

其中mij表示j国的第i种产品的进口额，Mj表示j国的进口总额。可见，进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是技术复杂度的加权平均，权重为j国的第i种产品的进口额占j国总进口额的比重。

(二)进口质量测度

测算2002-2020年中国来自东盟六国的进口技术复杂度，见表1。在剔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异常值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进口技术复杂度整体呈上升态势，且相对平稳。由此可知，中国来源于东盟的产品并不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上徘徊，而是随着中国-东盟贸易伙伴关系的深入，中国进口了越来越多技术含量高的产品。

表1 2002-2020年代表年份中国来自东盟六国的进口技术复杂度 美元

进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升了国内对高科技产品及设备的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引致需求两个层次：按照相互需求理论，中国国民收入上升，带来消费者对外国高复杂度产品的消费需求；国内企业通过进口复杂设备等形式增加投资，满足国内较高层次的需求，这是引致需求。二是由于中国越来越深层次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由此导致需要进口大量高技术复杂度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目前，这种分工模式也提高了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处理

比较优势理论和H-O理论认为，一国应进口稀缺要素密集型的相对劣势产品；相互需求理论认为，一国的收入水平影响其消费需求继而影响该国贸易结构。因此，本文以进口技术复杂度为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为解释变量，用中国数据对相关理论和研究进行实证验证。控制变量的选取结合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比较优势理论、H-O理论都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生产禀赋影响生产成本并最终决定了贸易产品，反映要素禀赋的资本密集度和人力资本会影响进口技术复杂度。现以进口技术复杂度为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为解释变量，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为控制变量，构建实证模型如下：

impyit=α0+α1gdpit+α2capit+α3wageit+μit

(3)

其中impy是被解释变量，表示进口质量，以进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其代理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为解释变量，以进口来源国的人均GDP作为代理变量。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用2002年不变价格调整；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cap表示资本禀赋，是进口来源国的人均资本形成，cap=物质资本/就业人数；wage表示劳动力禀赋即人力资本，是进口来源国的工资，经不变价格调整再取对数处理。各国工资数据来自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就业人口数据来自Pen World Table，各国资本形成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且将上述数据取对数处理。

二、实证研究

(一)参照样本的选择

为了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来源国对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差异性，本文选取了发达国家作为对照组国家与东盟组国家进行比较。对照组选取六个代表性发达国家：德国、英国、(1)英国已经不是欧盟成员。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欧洲是中国目前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区，中国从选取的这些国家进口贸易额在欧洲中名列前茅，它们属于同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这样便于控制每组内部关税、贸易政策、贸易转移、贸易创造等效应的影响，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更为稳健可靠。

(二)实证结果

首先，进行模型的选择；其次，经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Hausman检验，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最后，采取xtscc命令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实证的比较分析

表2中，从“(1)全部”列来看整体回归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资本禀赋均显著影响中国的进口技术复杂度，而劳动力禀赋对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在5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进口来源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对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更可能出口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因此，中国更可能从该国进口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居民对高科技产品消费需求增加，同时对技术复杂度高的先进生产设备和产品的需求也增强；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保持一致。另外，反映资本禀赋情况的物质资本密集度显著为正，劳动力禀赋对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正。

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2)东盟六国”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组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在10 %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大于发达国家样本回归系数，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对来自于相似发展阶段国家的进口产品和设备的适用性以及消化吸收模仿创新能力更强；再加上源自东盟的FDI所引致的复杂技术设备的进口也提升了技术复杂度。物质资本密集度的系数在5 %水平上显著为正，一般认为，进口来源国的资本禀赋越丰富，该国更可能出口资本密集型的高复杂度产品，中国也更可能从其进口高复杂度产品，这与理论预期保持一致，说明中国对来自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东盟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性较强。另外，劳动力禀赋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进口东盟国家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较高。

从“(3)对照组六国”列的回归结果来看：发达国家组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0 %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应系数，可能源于舒马赫( Schumacher，E.F.)的中间技术论：[12]一方面，受中国现阶段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的限制，企业更倾向选择最适宜的产品和设备而非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和设备；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但中国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按照相互需求理论，[13]中国与发达国家彼此的重叠需求还较小。物质资本密集度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与欧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较大，因此，源自这些国家的设备没有被更广泛引进并使用。另外，劳动力禀赋对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较低，这降低了劳动禀赋对进口质量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实证结论的稳定性，并更深入地研究进口来源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在原来模型(式(1))的基础上分别引入区域虚拟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经济发展水平的二次项，验证中国来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进口质量的差异性。

在原模型中引入区域虚拟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回归模型为：

impyit=β0+β1gdpit+β2dum·gdpit+β3capit+β4wageit+μit

(4)

对库兹涅茨理论进行拓展，进口来源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对进口国家进口质量的影响有可能呈倒U形关系，为了更深入地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引入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二次项，回归模型为：

impyit=γ0+γ1gdpit+γ2gdpit2+γ3capit+γ4wageit+μit

(5)

式(4)、式(5)各变量含义及处理方法与式(3)相同，式(4)中dum为地区虚拟变量：发达国家成员取1，发展中国家成员取0。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其中列“(1)含交叉项”是对式(4)含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列“(2)含二次项”是对式(5)含二次项的回归结果。交叉项系数刻画了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源自该国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否受来源国影响，是地区虚拟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共同作用。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从表3“(1)含交叉项”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说明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来自该国进口质量的影响，确实因为来源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显著性变化,这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从表3“(2) 含二次项”列的回归结果看,经济发展水平一次项的系数在5 %水平上显著为正，而经济发展水平二次项的系数在10 %水平上为负且显著，这说明进口技术复杂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中国来自某国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先上升后下降变化。

四、结语

通过测算2002-2020年中国来自代表性国家的进口技术复杂度，实证分析了影响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因素。

第一，中国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因来源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显著性变化；中国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形关系，即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随着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发展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这种趋势符合相关理论预期。

第二，通过参照对比研究发现，尽管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技术复杂度高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但从回归系数来看，来自发达国家的影响小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可以用“适用性理论”解释：即中国源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可能更适合中国当前整体技术水平，源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可能更容易吸收、消化并创新，这也符合舒马赫和雷迪的相关理论。

第三，中国对来自欧盟的高技术产品进口替代效应弱于来自东盟的进口替代效应，说明中国技术发展水平与东盟技术水平差距小、技术替代效应明显。这可能源于中国和东盟之间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似、需求相似、产品结构相似，存在比较突出的国际市场竞争关系。

总之，一方面，我国需要积极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加深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参与程度，进口中国现阶段能够消化吸收并进一步进行模仿改进创新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设备；另一方面，中国在与东盟贸易上，要重视东盟各国在RCEP中的“轮辐”作用，突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电子、医药等产业的贸易壁垒，充分利用FTA的“轮辐效应”提高进口质量，并利用RCEP成员国身份，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