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和行业保障基金的作用，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热议。一个健康高效稳健的金融体系，既依靠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自律，也依靠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市场他律，更依靠央行和监管机构等的外部约束稳定机制。同时，这样的金融体系也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为什么要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如何设立？

主持人

钟 伟《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 宾

邵 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张 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

钟伟：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日益频发，人们对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仍记忆尤新，而由“9·11”事件、疫情大流行等外部冲击引发的金融体系动荡也仿佛在眼前。一国金融体系是否稳定，受到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国际金融秩序也有待改善，以避免金融制裁被政治化滥用而引发更多问题。在两位看来，拟议中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是否应兼顾考虑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还是以消除内源性风险隐患为主？

邵宇：个人认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目前应该以消除内源性风险隐患为主，当然这些风险可能部分是输入性的，例如最近的市场（A股、港股和中概股）下行，但是兼顾内外风险需要更多地调动资源和非常复杂的跨部门协调。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可以基于2015年A股市场的应对经验，组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起到平准市场，引导预期的作用。当然时间合适和运行平稳时可以扩展它的功能，以应对更为广泛的外部风险，在组织形式方面则可能需要更为符合国际惯例的设计。

张斌：无论来自外因还是内因，金融市场过度动荡对实体经济部门都会带来伤害，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需要对此做出反应。比较而言，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在解决内源性金融风险方面可能更有针对性，在机制设计上可以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多个层面帮助预防和化解风险。对于外部冲击引发的金融风险，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当然也可以发挥作用，但更多可能是在事后发挥作用。

钟伟：多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经过了风雨洗礼，不断自我革新和完善，于变局中开新局。回顾短短的过往，监管当局成功地处置了互联网风险问题、影子银行系统问题等行业性的问题，也稳妥处置了个别城商行和保险机构的严重问题，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与此同时，我国金融体系也存在机构林立、从业人员庞大、违法违规成本偏低等问题。人们不禁要问，从既往看，在没有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也在不断克服大大小小的金融隐患，那么，设立该基金是否意味着未来金融体系会面临更多挑战？

邵宇：风险是金融经济的内在特征，特别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当然所有外因都是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可以预见，在疫情之后的全球竞争环境下，未来类似的风险事件和量级都可能会更多和更大。例如地缘政治，近期我们都见证了这个剧烈变化的过程。过去我们是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和好的经验。不过大多数风险事件不具有系统性影响，而获得的经验也多数是基于案例，并没形成有效的制度性的积累。所以目前环境下，可能需要更为制度化的安排，来整合和积累各种监管资源和智慧，为可能出现的更大挑战未雨绸缪。

张斌：金融风险是个永恒话题。金融风险会一直存在，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环境下程度会有所不同。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金融风险的来源很多，挑战也很严峻。一是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比如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更多涉足高风险行业投资，比如中国经济正处在破旧立新的转型阶段，这些都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二是与监管跟不上市场变化有关，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比如点对点网络借款（P2P）。三是与更广泛的制度设计有关，比如很多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和相关的金融机构坏账，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晰。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就不得不面临各种新形式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这些金融风险的同时也是在优化制度设计，优化资源配置格局。

钟伟：《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用法制化、市场化的方式化解金融风险。梳理当下，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存款保险等领域已设有相应基金，也有金稳委、一行两会和地方金融局负责不同的金融风险预警和处置。和金融稳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有不少。那么，拟设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是否意味着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例如先设《金融稳定促进法》之类的法律，再梳理稳保基金是否设立专门机构，这个专门机构和其他已有相关机构如何各司其职等一系列问题？

邵宇：这个问题确实相当复杂，现有的监管框架和机构层层叠叠。要新设机构，一方面需要有上位法律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与各种现有机构协调职能。但是个人理解既然是作为稳定保障基金，主要还是使用资金参与关键交易的能力，需要构建分析、决策、评估的一整套体系，最好是从现有结构中吸取有生力量，构造高层级的领导架构，才能确保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作用。

张斌：我国已经存在众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法律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人民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本身有很强的监管能力和救助能力。单独成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初衷和目标定位是什么，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如何与现有的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做好分工，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是否对已有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带来新的有益补充，这些都需要明确说明。迄今为止这些内容可能都还在酝酿当中。

钟伟：我们知道金融体系的风险有不同的消化和防范方式。第一类可预期损失，通常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予以吸收。第二类不可预期损失，通过以拨备提取、监管资本要求等予以吸收。除此之外的风险损失，通常被视为极端情况，即发生概率低、风险损失大的尾部事件。在实践中通常用金融风险处置预案来应对。《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了要加强风险预警和消除风险隐患。在全球范围内，一国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都是鲜见之举，因此在两位看来，该基金如何平衡和社保、医保等公共基金的财力投入约束？是重视设法律设应对预案，还是重视设基金甚至机构？

邵宇：这类基金应该是用于尾部风险的，因此决策非常谨慎，但恐怕时间窗口也短暂，所以平时要重视研究与分析，准备各种危机场景的应对预案，战时则应如身使臂，机构和指令令行禁止，因为是应对高度联通、高度情绪化的金融市场，所以在使用公共资源方面一定要小心，但也需要果断，这就需要高层次的决策和平时细致的决策分析来辅助，显然这对人力资源和硬件系统都形成高度的需求。

张斌：首先要对金融风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有些金融风险是成长的烦恼，不用太管它也可能自行消除；有些金融风险是星星之火，不管它就可能星火燎原；还有些金融风险可能本身就是误判。无论是新的立法，还是新成立的机构，都应该有试用期，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完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与社保、医保不同，并不会有常规性的大量支出，更多是备而不用的钱，更多依靠的还是政府信用，资金来源方面不是太大问题。

钟伟：谢谢邵首席和张所长的洞见。两位都指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宜以防范内源性风险为主，我比较担忧全球治理碎片化和地缘冲突对开放性经济体的金融稳定构成重大影响。两位都指出，在中国经济破旧立新和既有金融机构、人员庞大的背景不，做好这个稳保基金既有必要也殊为不易。该基金通常备而不用，用时需小心果断。为高效配置公共资源，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和风险预案或可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