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阙维杭

清代杭州籍诗人袁枚（1716—1797），是乾隆、嘉庆年间的“一代骚坛主”、诗坛“性灵派”旗手，他那本洋洋近60 万言的 《随园诗话》不乏自成一家的诗词鉴赏、创作观，足可供人揣摩，问世后一纸风行。“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彦周诗话》）唐宋以降，诗词创作繁荣兴盛，诗话类的评析鉴赏文字也大行其道，至清代已然蔚为大观。《随园诗话》在采风、选录大量当代各阶层诗人性灵诗作之际，以随笔笔法记事、点评，论证、彰显其“性灵说”美学观。在我看来，“随园老人”袁枚的这部传世之作，在大量采集诗坛乃至民间诗词并做出点评方面有极大贡献之外，也显出他作为一个鉴赏家、诗论家兼编辑家出版的眼光与胆识。

袁枚身为名重一时的才子诗人，又长年累月地采编诗话，博闻多识，对如何选诗、选什么诗就相当讲究，自有其标准。他在《随园诗话》中称：“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尝‘口号’云：‘声凭宫徵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卷七之三十二）他当年编《随园诗话》时，杭州、南京等地数百人争先恐后献上各自的诗篇（“争以诗来，无虑百首”），以求入选为荣，哪怕仅一二摘句也心满意足。袁枚则不以人取诗，而是看诗本身是否够“脆”够“鲜”。曾有人以某“巨公”之诗求入选《随园诗话》，袁枚阅之昏昏欲睡，便直言相告：“诗甚清老，颇有功夫；然而非之无可非也，刺之无可刺也，摘之无可摘也。”（补遗卷二之七十二）。《随园诗话》还记载一事，说是与袁枚“交好”之某太史送达诗集四十余卷，欲采数言入《随园诗话》，袁枚“苦其太多，托门下士周午塘代勘之”。周勘阅后戏题诗回复道：“何苦老词坛，篇篇别调弹。披沙三万斛，检得寸金难。”袁枚读之“不觉大笑，戏和云：‘消夏闲无事，将人诗卷看。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补遗卷一之五十三）。

袁枚曾归纳“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而他也坦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七病也。末一条，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卷十四之二）可见多少熟人乃至熟人之熟人相求选诗，有些“面子”还不能完全抹煞，然通观整部《随园诗话》，入选诗歌或摘句者以布衣、贫士诗人为多，并不以达官贵人为尊，甚至还有不少女子及贩夫走卒之句获其青睐而入选，这在当时文坛、社会极为难得，也与他身为诗坛“性灵派”盟主的诗歌观与诗话编撰初衷相吻合。袁枚从不讳言“最爱言情之作”，“余每下苏、杭，必采诗归，以壮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笃”。凡有各方“投赠佳句，摘录甚多”，当然入选诗句都要能是真性情之诗，概言之，无论言情状物、记游抒怀还是咏史讽喻，总要不落俗套、各有特色才行，都是以其“性灵说”诗歌美学观为根本，他的选诗之讲究也即都落实于这根基之上。相较于某些巨公名士，袁枚称赞“贫士诗有极妙者”，引用诗句如陈古渔：“雨昏陋巷灯无焰，风过贫家壁有声。”“偶闻诗累吟怀减，偏到荒年饭量加。”杨思立：“家贫留客干妻恼，身病闲游惹母愁。”朱草衣：“床烧夜每借僧榻，粮尽妻常寄母家。”徐兰圃：“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说邻家午饭香。”皆贫语也。常州赵某云：“太穷常恐人防贼，久病都疑犬亦仙。”“短气莫书赊酒券，索逋先长扣门声。”袁枚称这些诗句真情流泻，尽显各种穷而窘迫感。（卷三之十一）

因赏识诗作而鼓励、提携诗作者，在袁枚也是习以为常的举动了。某年，他请人推荐一抄书人黄生，“人甚朴野”，一次袁枚偶尔路过黄生案头，见黄生咏诗句云：“破庵僧卖临街瓦，独井人争向晚泉。”袁枚啧啧称奇，即奖赏五斗米给黄生，获得鼓励的黄生从此更加努力作诗。《随园诗话》选录了黄生的不少佳诗妙句，五言句有：“云开日脚直，雨落水纹圆。”“竹锐穿泥壁，蝇酣落酒尊。”“钓久知鱼性，樵多识树名。”“笔残芦并用，墨尽指同磨。”七言云：“小窗近水寒偏觉，古木遮天曙不知。”“旧生萍处泥犹绿，新落花时水亦香。”“旧甓恐闲都贮水，破墙难补尽糊诗。”“有帘当槛云仍入，无客推门风自开。”（卷五之五）

袁枚曾感慨道：“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然其诗未刻稿者，宁失之滥。已刻稿者，不妨于遗。”（补遗卷八之二十五）他选诗始终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秉承以质取胜的标准之外，也尽量向没有机会结集出诗歌的诗人倾斜，哪怕只是落第书生乃至被社会偏见鄙视的“贱工”即引车卖浆者。在袁枚几十年的交游、采风、编撰生涯中，他接触并意识到“诗往往有畸士贱工脱口而出者”（补遗卷十之三十八），因此《随园诗话》也不吝篇幅，大量选录落第秀才乃至各方社会底层人士的诗句，如收录了“芦墟缝人”（裁缝）吴鲲的诗：“小雨阴阴点石苔，见花零落意徘徊。徘徊且自扫花去，花扫不完雨又来。”杭州缝人郑某诗句：“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旧绵花。”又有汉西门袁某以卖面筋为业，其《咏雪和东坡》：“怪底六花难绣出，美人何处着针尖。”袁枚读而悦目赏心，称他们虽然“皆贱工也，而诗颇有生趣”。（补遗卷八之三十二）在《随园诗话》卷八，随园老人记录道：“有箍桶匠老矣，其子时时冻馁之。子又生孙，老人爱孙，常抱于怀。人笑其痴。老人吟诗道：‘曾记当年养我儿，我儿今又养孙儿。我儿饿我凭他饿，莫遣孙儿饿我儿！”袁枚称许此诗用意深厚。另记载家乡一贩鬻者（贩卖贩运之小贩），不甚识字，而强学词曲，作哭母诗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袁枚点评说：“语虽俚，闻者动色。”

袁枚还对以家常语、口语入诗格外嘉许，譬如他说“家常语入诗最妙”，选录了陈古渔《咏牡丹》诗句：“楼高自有红云护，花好何须绿叶扶。”清初徐贯时 《寄妾》诗句：“善保玉容休怨别，可怜无益又伤身。”皆为以家常俚语入诗而易于歌咏流传者。（补遗卷一之二十五）又称：“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例举的选诗包括诵芬《冬暖》：“草痕回碧柳舒芽，眼底翻嫌岁序差。可惜轻寒重勒住，不然开遍小桃花。”黄蛟门《竹枝》：“自拣良辰去踏青，相邀女伴尽娉婷。关心生怕朝来雨，一夜东风侧耳听。”范瘦生有句云：“高手不从时尚体，好诗只说眼边情。”又某有句云：“阶前不种梧桐树，何处飞来一叶风?”“贪着夜凉窗不掩，秋虫飞上读书灯。”这些诗句都是大白话，而又韵味十足。

《随园诗话》中多次强调“诗有天籁最妙”，“童语终是真语”，对坊间各类儿童作诗也在艺术上予以肯定。有一天袁枚看两个孩童放风筝，一童得顺风大喜，另一童咏诗道：“劝君莫讶东风好，吹上还能吹下来。”袁枚听见“深喜之”。（补遗卷七之二）又有戏村学究诗：“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袁枚录之，称“末句趣极”。（卷八之三十七）又称童子某嘲其师云：“褒衣大招方矩步，腐气冲天天亦惧。”有太白《嘲鲁儒》之意。（补遗卷六之八）《随园诗话》补遗卷五之十记录：“湘潭张紫岘九钺年十三，登采石太白楼作歌，人呼‘太白后身’。中有数联云：‘乾坤浩荡日月白，中有斯人容不得。空携骏马五花裘，调笑风尘二千石。自从大雅久沉沦，独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来我亦去，楼影萧萧愁杀人。’果有青莲风味。”

袁枚以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好诗往往“妙在皆孩子语也”。长期频繁地选诗、采风，袁枚虽然付出无数心血和时间，却也得益不少，坦言“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他在诗话中记录随园一担粪者，某日在梅树下欣喜报告说：“有一身花矣！”袁枚听了后激起灵感，便吟成了一句诗：“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卷二之四）

正是采录了大量社会低阶人士乃至“贱工”之流的诗作，尽管《随园诗话》印行前后，“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但也有人质疑“《诗话》收取太滥”，袁枚不理睬也不畏惧那些多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指责，坦荡大方地回应：“然则《诗话》之作，集思广益，显微阐幽，宁滥毋遗：不亦可乎?”（补遗卷四之一十八）袁枚又强调：“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必先有话，而后有诗。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加话者，惟我一人。”说明所选之诗，都是依据他自己的鉴赏、评析而录，即使宽泛些，也足以显微阐幽。

选诗，能做到作品面前人人平等固然不易，但袁枚更懂得“君子不以人废言”的道理，作为一个鉴赏力相当高的诗人，他对严嵩、阮大铖等人的诗歌极为赞赏，也选取了他们的一些佳句评点，尽管他们是声名狼藉的。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之五十二节，他称严嵩的 《钤山堂集》“颇有可观，如：‘卷幔忽惊山雾入，近村长听水禽啼。’‘沙上柳松烟霁色，水边楼阁雁归声。’皆可爱也。”又引阮大铖诗句道：“‘露凉集虫语，风善定萤情。’后五字颇耐想。”

袁枚，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乾隆四年（1739 年）考为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步入仕途。三年后赴沭阳（今属江苏）、江宁（今江苏南京）等地任知县，由于为人正直善良，为官勤于治政，声誉颇佳，但其诗人本色又怎能长期忍受封建官场约束羁绊，为官知县六年后的乾隆十三年（1748 年）冬天，无意仕途的袁枚即辞官归里，离开了充满是非和倾轧的官场。因喜爱古都金陵的山川秀色和人文氛围，遂以“三百金”购下城内小仓山（今五台山）麓江宁织造隋赫德的二百亩园墅“隋园”。相传该园故址早先为明末文人吴应箕寓居金陵时的私家园墅“吴氏园”，后为曹雪芹的父亲曹頫购得并改建；又因曹家后来获罪，该园被雍正朝廷没收，划拨给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所用。袁枚买下隋园时，“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嚾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袁枚：《随园记》），一派荒芜杂乱景象。经他精心规划整修，环境清幽雅致、悦目赏心，并更名“随园”，寓意随顺自然、随遇而安。《随园诗话》中有不少笔墨状写随园的风物环境，并说明：“雪芹撰 《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

袁枚退隐随园近五十载，修身养性，勤于著述，怡然自乐于“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袁枚小仓山房楹联）的金陵，除每年不定时出游神州好山好水之外，随园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诗意栖息地，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书房”所在。平常岁月时有各地文人骚客造访随园，诗会雅集不断，每逢四季佳日甚至对外开放，“因园中四时皆花，益以虫鸟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断，盛时年游人量达十余万人……”（民国陈诒绂：《金陵园墅志》卷上）

袁枚毕生著述甚丰，《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新齐谐》《随园食单》等皆为传世之作，涵盖文艺、评论、美学、饮食等诸多领域，影响深远。这些成就使他与赵翼、蒋士铨并誉为以乾隆年间“江右三大家”。身为“性灵派”盟主、“一代骚坛主”，袁枚在清代诗坛四大派（另外三派为王士禛为代表的神韵派、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中独树一帜，开风气之先，高举“性灵说”大旗，横扫沈德潜“格调说”的泥古之风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陈腐之气，风靡乾嘉诗坛。

《随园诗话》博闻广录，所选之诗出自诗坛内外千家万户，不以名位取舍，不顾他者臧否。总体阅览，袁枚呈现给世人的是带有其个人品位和取向的作品，诗须雅致清通，更须鲜活生动，凸显了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因素，这是“性灵说”美学诗论的主要观点，因此纵观整部《随园诗话》，凸显了袁枚独有的审美视野以及作为一个诗人兼编辑家的眼光和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