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雅儒

（北方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日本作家井上靖（1907～1991）在创作西域①关于西域的界定在史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两说，学者魏长洪指出：“广义西域系指阳关、玉门关以西地区，包括今新疆和中亚、西亚、南亚、北非、中东欧等地；狭义西域系指天山南北及帕米尔、巴尔喀什湖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日的新疆”（详见魏长洪，管守新.西域界说史评[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按照井上靖西域创作涉及的地理范围，本文采用广义之说，同时将甘肃敦煌纳入西域范围。题材历史作品的同时，与以江上波夫（1906～2002）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家保持密切往来。江上波夫曾将作家分为“旅人型”和“书斋人型”，所谓旅人是在行走过程中像观察人那样观察事物[1]（106～107）。根据上述定义，江上波夫把井上靖归类为“旅人型”作家，认为其西域作品、大陆题材作品都属于典型的旅人创作[1]（108）。江上波夫的这一阐释为思考井上靖笔下的西域世界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不无启发。

一、延续西域历史题材创作的西域纪行

井上靖以文学想象填补历史空白的创作方式，获得日本文坛的认可。1959年发表的《敦煌》和1958年发表的《楼兰》可视为其西域历史题材的代表作，在谈及小说《敦煌》的创作缘由时，井上靖坦言：“在读过《敦煌物语》②作者松冈让于1938年发表于《改造》杂志。十几年后，我也发表了小说《敦煌》，十几年间时代已经彻底改变了，但敦煌依旧是不能踏入的圣地，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写出关于它的小说”[2]（716）。可见，对井上靖而言，西域是无法抵达的圣地，激发了其持久的创作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井上靖取材于西域的小说创作基本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作家之后20年的西域写作转向中国、中亚各地的纪行与诗歌创作。那么，该如何看待作家创作体裁的变迁呢？井上靖小说中的西域似乎是由历史、语言、想象构成的先验世界，几乎不牵涉作家自身经历。1977年8月，当井上靖真正踏上西域的土地，面对“迄今为止的西域小说中，有什么地方想要修改的”这一提问时，他的答复是：“到现在一次也未感到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因为在写《敦煌》《楼兰》之前，我都是仔细阅读过西域相关的纪行文之后才开始的”[3]（543）。看来，作家对西域的实地探访也是对其西域小说创作的再确认。井上靖先后十一次寻访包括中亚、中东、西亚、中国在内的丝绸之路沿线，这些丝路遗迹在其西域·丝路的纪行中的具体呈现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井上靖共计五次前往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中东、西亚国家，具体路线与对应纪行创作如表1所示。

表1：井上靖1965～1977年丝路旅行年表

井上靖分别于1965年和1968年两次前往苏联所属中亚旅行，其中，1968年的中亚之行主要是为长篇小说《俄罗斯醉梦谈》①该作品是以日俄漂流史为背景的历史小说，1966～1968年连载于《文艺春秋》。收集素材。踏上憧憬多年的西域，井上靖收获良多，在旅行归来后，先后发表纪行文《西域之旅》和随笔《西域物语》。面对自己小说创作舞台的中亚，作家描述了具有悠久历史的西域的魅力：

即便同样称之为西域，这里的实际状况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依然有不变的东西在，沙漠依然是不毛之地横亘在那里，阿姆河、锡尔河还在悠悠流淌，天山、帕米尔高原六千米山巅上终年不化的积雪窥视着苍穹，还有数不清的异民族操着他们自己的语言、保留着各自的风俗习惯生活在这里，另外一个没有变化的东西就是历史，背负着过去的历史，这一点是无法动摇的，与日本国内的战争不同，在这里是异民族之间的争霸，从结果上看，就导致了民族的迁移，以及那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与宗教的迁移。②本论文中的相关引文均无中译本，为笔者翻译。[4]（10～11）

从中可见，井上靖在初次踏上中亚时并不在意这里今非昔比的变化，而是致力于探寻自古至今不变的东西，也就是作家笔下的自然与历史，历史中包含的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变迁更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同时，井上靖在《西域物语》的最后表达了“如果有机会希望能第三次到访中亚，不仅是中亚，也想去中国新疆一带，如果能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汉书》中‘西域传’的故地走一走该有多好”[4]（188）。

在结束了两次中亚采风之旅后，1971年9月井上靖前往阿富汗、尼泊尔、印度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实现了喜马拉雅观月旅行。在此次旅行中，作家一如既往地关注了自然与历史在沿途的印迹与作用。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遗迹带给他的并非规模庞大的震撼，而是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渺小之感。作家在此前的西域题材小说诸如《洪水》（1959年）、《圣人》（1969年）中，同样表达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力感。在这个意义上，井上靖的阿富汗纪行延续了西域题材小说的虚无主题。自1973年5月16日开始，作家又随同历史学家江上波夫和画家平山郁夫（1930～2009）踏上了追寻亚历山大大帝足迹的旅行，作家在途中思考这一带居民经由历史积淀形成的生活方式。按照井上靖的总结，1973年的阿富汗、伊朗旅行收获最大的是以下四点：

首先是哈达佛寺遗址、巴米扬的佛教遗迹、拜火教神殿遗址、贵霜王朝时期的贝格拉姆遗址。……其次引起我强烈兴趣的是旅途中看到大量清真寺都贴着瓷砖装饰，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清真寺位于沙漠之中，周围没有一草一木，也没有山川河流，因此人们要穷尽自己的能力，建造出世间没有的美丽空间。瓷砖就此应运而生了，地毯应该也是同样的原因才出现的吧。再次通过这次旅行我第一次知道了废墟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是遭受战争变成废墟是不足为奇的，但不是这种废墟，而是昨天还是大的城镇或者村落，突然间变成无人的村镇。……为什么会变成无人的村镇，能够想到的理由只有一个，流经这附近的河流改道了。……最后还有一个强烈触动我内心的，人类真的是有着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5]（158～159）

在1973年的伊朗、阿富汗旅行中，井上靖除了继续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外，对东西文化交融以及伊朗、阿富汗一带的生活方式抱有强烈兴趣，尤其对清真寺用瓷砖装饰以及大量生产地毯的原因代入文学想象，认为这是当地人想要在沙漠环境中努力将大自然留在自己身边的结果。此外，作家在古迹考察过程中，将城镇村落变成废墟归因于附近河流改道，同样的情节也见于井上靖早期西域题材小说《楼兰》中，他在小说中认为，楼兰古城的消失源于“罗布泊湖以一千五百年为周期南北移动，在注入罗布泊湖的塔里木河的泥沙堆积和大风作用下，使得河道改道”[6]（32）。由此不难看出，作家的阿富汗、伊朗纪行是对其西域题材小说创作的再确认。在时隔3年后的1977年3月，作家再次与江上波夫、平山郁夫一同踏上前往伊朗、埃及的旅程。

二、从终点向起点的丝绸之路探访

在1965～1977年井上靖五次踏上丝绸之路旅行期间，中国的新疆、敦煌尚未对外开放，所以他未能踏上《敦煌》《楼兰》等西域题材作品的背景地。那么，井上靖三次途经中东、西亚的丝路旅行，其背后是否有必然性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旅行中，史学家江上波夫两次与作家井上靖同行。梳理江上波夫此前的历史遗迹考察历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关联。1956～1965年，东京大学组织了为期十年的伊朗、伊拉克遗迹调查团，担任团长的正是江上波夫，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古代伊朗文明是否是东亚文明源流这一日本学界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同时给日本学界带回更多有关古代东亚文化的研究资料”[7]。

关于伊朗文明是东亚文明源流的说法，始于战后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的《亚洲史概说》①人文书林出版社于1947～1948年出版《亚洲史概说：正篇》与《亚洲史概说：续篇》。。宫崎市定的学生砺波护在1987年中央公论社新版《亚洲史概说》的“解说”中谈到，该书原名《大东亚史概说》，由文部省教学局于1942年7月提出编纂计划，接受编纂委托的有东京的铃木俊、山本达郎以及京都的宫崎市定、安部健夫四位学者。他们主张西亚是文明发源的核心，认为亚洲史的发展过程是古老的文明首先发祥于西亚，然后逐渐向东延伸和发展，最后在日本这个终点形成最高水平的文化[8]（365）。上述学者的计划获得日本文部省教学局的许可，但由于撰写尚未完成日本就遭遇战败，《大东亚史概说》出版计划告吹，1947年宫崎市定将书稿重新命名为《亚洲史概说》出版。

就《亚洲史概说》而言，其中的叙述逻辑是“日本吸收了中国未能充分吸收的西亚、印度文化资源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独特发展进程”[8]（289）。宫崎市定的亚洲史叙述立足于证明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以及日本是东洋世界文明终点的构想。由于战败后日本“皇国体制”崩塌，为重建日本国民的民族认同，日本学术界急于探寻日本民族文化根源，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先后派出遗迹调查队前往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江上波夫任团长的东京大学伊朗、伊拉克遗迹调查团和京都大学的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调查团，相继发表了包括《奥连特——遗迹调查记录（1956～1957）》（1958年）《文明的十字路——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调查记录》（1962年）等在内的大量印证“文明终点论”构想的调查报告。

以上述日本史学界遗迹考察为参照，可以看出，井上靖与江上波夫等人1971～1977年三次中东、西亚的旅行并非偶然，井上靖以纪行的方式记录了西亚、中东历史遗迹中所体现的文化交汇的国际化特征，以及人类多样化生活方式，这一举动也隔空回应了战后日本史学家的考察目的。井上靖自创作《楼兰》《敦煌》以来，充分挖掘和参考日本史学研究成果，在伊朗、阿富汗的纪行中延续了对学术动向的关注与思考。

结束了涵盖中亚、西亚、中东的五次丝绸之路旅行后，1977年8月，井上靖时隔13年再次来到中国，实现了对新疆的初次探访。自此，作家开启了四次新疆、两次敦煌的中国境内西域之行。为便于梳理井上靖在新疆、敦煌的足迹与中国境内丝路纪行创作的关联性，特梳理汇总制成表2。

表2：井上靖在新疆、敦煌的活动及创作年表

自1965年至1984年的近20年间，井上完成了涵盖中亚、中东、西亚以及中国新疆、敦煌的十一次西域旅行。作为一名真正踏上西域土地之前就创作大量西域历史小说的作家，井上靖在西域纪行中究竟是如何回应其历史小说中建构的西域世界的呢？这需要联系具体作品展开分析。

三、穿梭于历史想象中的西域纪行

井上靖的新疆、敦煌纪行作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延续了其中亚纪行作品中所强调的对西域自然与历史的描述，充满了对遗迹探寻的向往、对历史文献的确认，以及对自身历史小说的沉思。例如，在新疆博物馆，当看到从尼雅遗址发掘的夫妇合葬墓时，作家禁不住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

化妆箱里放入了包裹男性死者衣物的碎片是何故呢？这也许是表达殉死的一种形式，但如果不是的话，这无疑是一名痛恨殉死的女子，在那样的处境中，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她被迫表现出对男人爱情的证明，这只是我随意的想象。[9]（21）

在现实的旅行参观中，井上靖的思绪会自然地陷入对西域历史的个性解读之中。由于他在旅途中格外关注与其创作对应的地方，因此对历史的追忆多围绕其西域题材小说的时代背景展开，例如，在吐鲁番，井上靖感叹：“我在《异域之人》中，涉及了这一地带，那时如果多少知道一点吐鲁番的街道，小说中应该会以不同的方式展开”[9]（34）。可见，即便是在现代纪行作品中，井上靖仍将目光投向背负过去的西域历史。如此看来，井上靖的中亚、新疆纪行作品与其西域题材小说并不存在创作上的分水岭，诚然，自1970年以来，井上靖的西域题材创作大部分集中于纪行、诗歌，但就创作内容而言，中亚、新疆纪行与西域题材小说中对历史的想象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创作上的延续在其探访新疆之后的西域题材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在诗歌《流沙》中，作家就将小说《敦煌》主人公赵行德在西夏部队的行军描述植入现实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为便于对比，现将两处的内容分别摘录：

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旅行，已经持续了二十天。/……这一带的落日很美，映红了流动在脚下的沙子，马蹄穿着木靴，骆驼蹄包着马尾。/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异国，既不是东洋也不是西洋。/沙子在不停地流动，时间却已经停止，既不是古代也不是近代。[10]（153）

——《流沙》

走着走着也看不到一草一木，只有无边无际的黄沙连接着远远的天边。为了预防陷入沙中，马蹄上穿了木鞋，骆驼蹄上包了牦牛皮。[11]（62）

——《敦煌》

在小说《敦煌》中，为便于行军的马匹、骆驼行走，给牲畜穿上木鞋、包上牦牛皮的细节几乎被原样植入了诗歌《流沙》。《流沙》在开头就已经明确表示作者身处塔克拉玛干沙漠20多天，这一描述将读者的视线成功引入现实的时空，但在描写沙漠时却移植了《敦煌》中的沙漠行军细节。正因为如此，“这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异国”。换言之，此处的异国并非相对于作者这一外来旅行者而言，而是借由对《敦煌》行军细节的嫁接，将诗歌的时空指向西域古国。叙述者似乎并不甘心停留在固定的历史时空中，进而借用沙子的不停流动与时空穿梭的相互映衬，营造出一种幻觉，引领读者进入时空流转的画面。由此可以看出，《敦煌》行军细节的嫁接为诗作《流沙》中的幻觉世界的营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借由此例不难看出，井上靖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西域题材诗歌与此前创作的西域题材小说具有内在连续性，即通过对不变的自然以及生活习惯的连接，将焦点转向西域历史。

四、在西域·丝绸之路时空中思考人类理想

在文学创作之余，井上靖还通过参与社会活动，表达丝绸之路所包含的文化期待。井上靖的创作与社会实践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社会对西域的想象与认识，充分展现了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深层思考。1988年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举行，井上靖担任总策划。自1946年抚慰战败民族创伤的正仓院展览开始，到1988年承办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奈良这座古城可谓见证了井上靖建构西域梦想舞台的全过程，持续半年的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结束之后，身为总策划人的井上靖有如下总结：

现在，奈良的丝绸之路盛典已经结束了。尽管如此，希望接下来奈良能够继续保持丝绸之路终点的表情与和平氛围。更确切地说必须要继续保持下去。为此我们才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进行了宣誓。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都不能背叛这个誓言。当今世界，到处都充满了世纪末的骚动，我们日本的古都奈良，作为古老的历史名城、文化名城，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12]（582）

作家认为，通过丝绸之路博览会，奈良古城向全世界传达了和平、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念。对于井上靖而言，此次博览会既展示了日本40年间从战后重建到重新融入世界的历程，同时作家自己也成为丝绸之路博览会文化符号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社会将往昔连接东西交通、文化枢纽的西域逐渐改称为丝绸之路。

相较于井上靖对丝绸之路博览会寄予的和平期待，日本社会对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有怎样的期待呢？丝绸之路博览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有如下表述：

日本文化经由昔日的丝绸之路，发源于欧亚大陆。在物质需求很大程度上已经满足的今天，我们回到那个原点，验证日本人的文化根源。与此同时我们也进入了一个深入思考并展望日本与世界未来关系的时代。[13]（10）

奈良博览会把对日本文化源流的探求与对未来的展望作为重要课题同时提了出来，连接两者的纽带正是“丝绸之路上的欧亚大陆”。众所周知，跨越东西的丝绸之路上生活着诸多风俗习惯各异的民族，产生了众多差异巨大的文化，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并非要强调不同文化的存在，而是通过“交流、融合与发展诞生出崭新的丝绸之路文化。……穿过新的路途，丝绸之路文化巡回抵达了大和之国”[13]（28）。换言之，通过被标榜为丝绸之路终点的奈良，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文化将会统一为“人类共通的梦想”，奈良被视为丝路文化集大成者，这可以看作现代日本对丝绸之路的构想。

身为奈良丝绸之路博览会的总策划人，井上靖多次踏上丝绸之路，期待奈良能够永远保持和平氛围，他的旅行既是对战后初期通过西域题材作品抚慰民族战争伤痕这一创作意图的超越，也是40年西域题材文学创作后对理想社会的再思考。井上靖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期待集中体现在其绝笔长篇小说《孔子》（1987年）中，小说虚构了人物蔫薑，讲述其生逢乱世，在解读先师孔子言论的过程中，思考对个人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同时期盼着世间的和平。

井上靖晚年创作的《孔子》体现的和平理想与其丝路旅行经历密不可分，尤其在《孔子》《北辰》①《孔子》收录于1984年集英社出版的诗集《乾河道》中，《北辰》收录于1995年新潮社出版的《井上靖全集：第一卷》中的“未收录诗篇”。两首诗歌中有明确体现。作家晚年置于案头的座右铭“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即出自《论语·为政》，他在诗歌《北辰》中这样写道：

在世界屋脊的帕米尔中心城市喀什过了一夜，/在那里仰望北辰非常漂亮。呈现出一种凛冽之态。/我突然想起了孔子那句收录于《论语》中的“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众多星星以北辰为中心，围绕着它运行。/……就这样告别了喀什，/从世界屋脊的帕米尔落下，往东，/进入昆仑山脉北麓大长廊中。/这里才是往昔历史的正式舞台，/西域南道残留着那些士兵在古战场上博取功名的痕迹。[14]（337～338）

井上靖通过仰望新疆喀什夜空中的星辰，引出《论语》中的句子，借助对宇宙的想象，将身处新疆的“我”与游走在战乱中原的孔子连接在一起。结合上述诗作中叙述者行至西域南道这一线索，诗歌《北辰》的创作背景应为1980年4月～6月，即井上靖随同NHK《丝绸之路》摄制组前往新疆期间，这恰好与作者酝酿长篇小说《孔子》的创作期重叠。由仰望星辰这一举动引出孔子的叙述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井上靖的创作中向来不乏以自然、星辰命名的作品，从宇宙自然现象生发对人生、社会的思考是他惯用的手法。

在诗歌《孔子》中，作家又是如何将孔子的言论与其西域·丝绸之路结合起来的呢？结合原文来看：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孔子所说，收录于《论语》中的话。/但总觉得哪里没说清楚，《论语》的编者可能漏了一行。/例如，——无赖乐戈壁。/如果加上这一行，情况就完全变了。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无赖乐戈壁。

如此一来，这句话才变得有了朝气。/将孤独的智者和孤独的仁者远远抛开，/映入眼帘的是在没有山水的戈壁大原野上，迁移的无赖大军。/毋庸置疑，孔子也在其中。/身处迁移的人群中，孔子比任何时候都有活力。[15]（134）

作者通过引用《论语》中关于山水的句子，引出了与山水相对的荒芜戈壁，以及与仁者、智者相对的“无赖”，从孔子身处远离仁者与智者的“无赖大军”中来看，作者并非在探求孔子身上的儒家道德元素，因为唯有成为戈壁“无赖”才使孔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寄情山水显然不符合井上靖对孔子的诉求与寄托。在井上靖的诗歌中，孔子在戈壁自然中自由放浪。井上靖身处戈壁参与拍摄纪录片之时正是其小说《孔子》的酝酿阶段，上述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推测，诗歌中孔子所处的戈壁应该就是西域戈壁。

经由对西域·丝绸之路自然、宇宙的想象，作者开始解读孔子及其《论语》。井上靖曾坦言，自己之所以要写关于孔子的小说，就是“想要写出二十一世纪的《论语》解读，活在今天的我们，对于《论语》中的那些话，应该靠自己激发出那些语言的生命”[16]（270）。在小说《孔子》中，作者认为孔子生于一个人与人无法互信的黑暗时代，但“《论语》中自始至终都流露出人终究会朝着人类理想社会的方向生活的信念”[16]（270）。在追溯孔子对人信任的根源时，井上靖认为，葵丘这一地方对孔子非常重要。孔子两次前往葵丘，主要原因在于葵丘之盟中，晋、秦、齐、楚等各国约定不将黄河水祸引向对方，在战乱频发的春秋战国时期，该盟约得以严格遵守，充分体现了人的理性与智慧，而这正是孔子对理想社会抱有期待的根源所在。

井上靖高度评价葵丘盟约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和平性，“当时，黄河流域国家的当权者召开有关战争的会议时，全都宰杀牲畜、歃血为盟举行仪式，但据说葵丘会议没有杀牲畜，而是由各国当政者在盟约书上签名呈上祭坛。可见葵丘盟约是充满理性的和平约定”[16]（271）。在这个意义上，井上靖在丝绸之路博览会上期待古都奈良永久保持和平氛围，与孔子在葵丘盟约中所感受到的和平信念具有相通性。

五、结 语

西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既是战乱频发的地方，亦是井上靖西域题材历史小说《异域之人》《楼兰》《敦煌》的重要背景。然而自1965年踏上丝绸之路旅行后，井上靖几乎不再创作西域小说，继而转向西域纪行与诗歌的创作，针对作家在西域题材创作上的断裂现象，本文梳理了井上靖涵盖中亚、西亚、中东以及中国新疆、敦煌一带的丝路纪行与诗歌创作，发现井上靖的西域题材创作呈现出诗歌、纪行与历史小说内容互文、主题延续的内在统一特点。井上靖对西域的书写过程也是其重新认知日本与世界关联的重要契机，在西域题材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不仅借鉴同时期日本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同时参与江上波夫等史学家的丝路遗迹考察，通过文学想象填补史学研究空白的方式完成其西域创作。进而借助西域书写，将文学想象的触角与关注焦点延伸至人类理想社会，最终作家经由集40年大成的绝笔长篇小说《孔子》给出了其对于当今世界的进言与期待——维护和平的国家关系，构建理想的人类社会。由此，井上靖也完成了立足日本想象西域、置身西域思考世界的文学阐述。井上靖不仅超越了前辈作家聚焦西域艺术与日本文化关联的创作理念，而且将对西域的思考与孔子言论中涉及自然、宇宙的内容抽象为一种意象，再凝结升华为对人类社会的希望与关注。井上靖的西域创作完成了从个体关切到人类命运走向的蜕变，或许这也就是其西域题材创作具有持久魅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