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凤兰，刘晓霜

（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面对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新理论和新策略，强调文化认同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作用，更加注重“共同”“共有”“一体”，推动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此后，许多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进行解读，强化了这一概念的社会传播效能[2]。2021年8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3]。本文从“一”与“多”的互动、统领关系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路径，希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

一、共济生存与文化互嵌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即由多元的中国各民族铸成中华民族统一体。

（一）共济生存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经济形态，一方面，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们需要因地制宜，致力于适应、改造和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与其他人群交往交流、互补共生、互通有无，自古而然，从未停息。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90%以上，主要分布于我国平原地区；少数民族约占我国人口的9%，主要聚居在我国西部地区和边疆地区，分布于约占全国总面积64%的土地上，人口密度较低。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多以高山、荒漠、草原、森林为主，大多海拔较高，气温低，气候干旱，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较为丰富，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少数民族以游牧、游耕为主要生计方式，发展出许多富有特色的游牧文化与经济类型。

在我国，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了农耕—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之间总体上交流频繁，农区与牧区保持着商贸往来，农区需要通过交易从牧区获得马匹、畜力、肉食、毛皮等，牧区也要通过交易从农区获得所需的粮食、金属工具、酒饮料、纺织品等[4]。当然，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经济互动模式。例如，在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哈尼族与傣族进行物物交换，互补所缺，形成了“打兄弟”的习俗。“打兄弟”是指春天时哈尼族将自己的牛借给傣族兄弟耕作春田，秋收时傣族就以稻谷作为答谢，以感谢哈尼族的帮助。如此，傣族省去了全年养牛的麻烦，哈尼族也解决了粮荒问题[5]（81）。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拥有不同的生态经济，生活在不同区域的民族进行经济往来，产生相互依赖，进而凝聚成共同体。有学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以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除了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原因外，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交流也是我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经济体的重要因素，“各民族底层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更多的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当市场和货币把他们的生活卷入一个更大的经济圈之时，他们就难以互相分离了”[6]（49）。

（二）文化互嵌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各族人民不仅在经济上交往交流、互惠互利，在文化上也互通有无、相互学习。纳日碧力戈将这一文化互联现象称为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绳索共同体”式的“中华文化连续体”或“中华文化互联体”：一旦把“互不相干”的纤维编织起来，它们股股缠绕，变成一条结结实实的绳索；同理，我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凝聚成为这样一条牢靠的“绳索共同体”[7]。在这个文化互联体中，通过各种不同文化因素的交叉、重叠、延长，看似殊异的两端凭借相邻文化间的不断互学互鉴、交融延伸，也就形成了“顶针续麻”式关联，在宏观上构筑起了以文化互嵌、层层递进为凝聚力的共同体[7]。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这些仅仅呈现在表象层面，倘若从共济生存、相互嵌入的基础层面看，就能找到许多交叉重叠的共性。例如，在民族交往过程中，三月三上巳节由汉族传播到了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中生根发芽、广泛流传，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建共生的典型范本。汉族文化传统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在价值观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尤其是万象共生、万物和谐的生态观，既深深植根于汉族文化传统，又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共有、共享、共守的价值观，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组成部分，加强了各族人民心灵和情感上的归属感[8]。无数事例说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大量经文化交流后的关联，进而产生重叠共识，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彻的和谐美好画面。虽然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但通过交往交流，各民族彼此能够相互熟悉、相互理解、相互认同，产生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文化互联体内这些共建共生的文化成为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见证和载体。

综上可知，中华民族的“一体”并不是强权造成的貌合神离的统一，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达成共识的结果。各民族在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中建构出“一体”范畴，即使各民族文化不是完全相同的，但只要政治是一体的，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也会相通相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毗邻而居的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通过在“一体”中的交往交流构筑起共同的经历和记忆，这一共同的经历和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对我国各族人民而言，中华民族共同性与共同体意识的共识和追求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内在禀性，进而衍生出诸民族长期以来对统一的期盼和诉求。历史上，秦统一之后的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分裂，但大一统一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格局是逐渐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从秦汉时期的初步开创，到隋唐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一直到元、明、清时期的确立和巩固，最终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大一统局面。元朝和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依旧秉持“蒙汉一家”“满汉一家”的大一统思想，他们视自己为中国人，深刻体现了“华夷共祖”“华夷一家”的民族思想[9]。在近代反侵略反分裂的斗争中，在共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中，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特征更加凸显，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得到了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更趋成熟。今天，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统称和归属。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5 000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华民族始终呈现为独特的“多元一体”格局，在长期的发展中，我国各族人民早已高度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民族文化中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丰富多彩的优秀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宝贵的人文资源与源头活水，要尊重和保护优秀民族文化，并加以善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0]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各民族的选择，守护各民族尊严并赢得民心，有助于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之自觉产生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民族平等政策，成为我国处理民族关系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倡导“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他指出，“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密切相关，各民族在承认多样、相互包容、多元互补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1]。张岱年先生提出的“兼和”观也阐明了同样的哲理：“兼和”观主要针对的是“兼体”概念，所谓“兼体”，是指“一中有多之物体”，其中包含着多样性和矛盾，而兼和相济“就是把差异性、矛盾性的对立事物转换为互为条件、互助互补的‘共同体’，辩证统一，不断升华”[12]。我国56个民族及其多种文化共同构成“多”的范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源，将之合理利用，会成为由“多”生“一”的关键性因素。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取决于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因此，世界各国和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每一种文化都包含着丰富的民间知识和生存智慧，每一种本土文化都意味着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若能接受、包容不同文化，那么社会生活就会少一份以偏概全的可能，而这种多元性与多维视角会让人类社会有更大余地和更多的良性选择。例如，历史上，南来北往穿行于茶马古道上的商队正是依靠各民族的文化优势和生存经验，才能够在艰险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下来。茶马古道商贸通道绵延几千里，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极为复杂：沿途海拔差异很大、高山峡谷纵横、气候条件多变、民族文化迥异。针对于此，由不同文化习俗、掌握不同地方知识、说不同语言的人组成了一个个马帮团队。无论是南下的藏族商队，还是北上的汉族、白族、回族、纳西族等民族的马帮，这些长途行走的商队大多由多个民族成员共同组成。在这种环境中，每一种文化都可能以其独特优势为团队带来有益的生存经验和更多的希望。因此，马帮团队中的不同文化成员彼此尊重且相互欣赏对方不同的文化，从而能够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共渡难关。葛岩从演化论的角度，论证了作为多样性的地方文化以救赎者形象存在的合理性。葛岩指出，历史的演化过程与方向无法确定，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本不能准确预知未来，因此保护地方文化是应对这种不确定的一类策略，其多样的地方文化给未来的生存提供多样的物质与精神的可能性，需要对此进行保护，以应对沿途可能出现的困境。葛岩曾通过一个实验向大家阐释了他的思考。他设想有一类动物，分为A、B两个亚种。A有采集地面食物的技能，B善于摘取树上的果实。由于环境的改变，地上的食物逐渐消失，为此，A要么因为无法适应而消失，要么向B学习技能，最终变成B。然而，由于演化的不确定性，我们有理由假定，树上的食物也可能在某一天消失。这时候，如果B和那些由A变成B的动物完全忘记之前采集食物的记忆，那么他们有可能因为不能适应环境而消失。反之，如果其中的一部分个体存有之前采集食物的记忆和技能，那么其群体就有可能适应新的变化，将物种繁衍下去。对应人类文化的演化历史，可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间艺术因为失去了传统生长土壤而式微，但在都市艺术界却引起了喝彩，艺术家们称其“手法随意而大胆，令人瞠目”，堪譬毕加索和马蒂斯晚年所努力追求的艺术境界；在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农业机械化、集约化时代，小规模种植的有机农产品又成为人们的最爱，如此等等。在葛岩看来，文化是适应特定生存环境而演化出来的群体生存策略，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为了促进繁衍生存和演化的适用性，文化也会大概率地随之变迁，然而多样的地方文化给未来的生存提供选择的可能性，尽管地方文化原有的文化模式或文化丛可能已经改变，但是可以抽取其中的文化因素，创造性地“断章取义”，以解决自己当前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尽管在当前全球化的浪潮中有些地方文化已经失去原有的功能，但作为提供激发新的适应性的多样化资源，则需要对之进行保护[13]（218～226）。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从多样的民族与文化中学习经验，悉听教诲，活络思维，帮助解决危机，应对演化道路上出其不意的未来。英语“community”（共同体/社区）一词来自拉丁语“com”（共同）和“munus”（礼物），意思不仅是“共同生活”，而且是“相互给予”。正是因为每个人、每种文化都不同，有一些东西可以作为礼物给予他人，在不断给予和索取的过程中，人们才会相互连接，形成共同体/社区[14]（65～66）。

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之间彼此交流、互学互鉴，作为智囊团和储备军，它们随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壮大添加活力、贡献智慧、出谋划策，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始终焕发新生，攻克难关。因此，对于作为多样资源的民族文化，我们需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更要增进一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路上，我们既要强调共同性，也要处理并利用好多样性，处理好共同性与多样性的辩正关系，高质量、全方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而努力奋斗。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用文化的差异性遮蔽甚至代替共同体的一致性，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游离于中华文化之外。各民族在文化上存在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各民族之间彼此分立、相互脱离，而是相互尊重和包容，彼此借鉴和吸收，为他们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舍难分的依存关系，培育了富饶的土壤，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是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共生共荣的文化共同体。”[15]在处理共同体、共同性与多样性、差异性的关系上，要始终牢记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构成的本质属性”，作为根本、主流和方向，始终具有优先性，统领着具有具体性与历史性特点的差异性[16]。

三、以“一”统“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期以来，关于社会整合与凝聚，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倾向于共同性有助于社会整合与凝聚的价值理论，认为差异会造成摧毁性后果；另一种观点强调差异性对于社会整合与凝聚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同化会造成摧毁性后果。德国民族学家李峻石将关于社会整合的不同观点分为四种（如表1所示），分别为：（A）共同性作为整合方式；（B）差异性作为整合方式；（C）差异性作为整合的障碍；（D）共同性作为整合的障碍。

表1：社会整合的四个区域[17]（6）

观点（A）——“共同性作为整合方式”，这一观点最为普遍，广为流传。其隐含的设想是，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与规范是社会整合的前提。例如，在跨国移民整合过程中，移民要超越原来特定的群体文化与宗教，转而接受东道主国家的官方语言、核心价值观、宪法、秩序等。

观点（C）——“差异性不利于整合”与观点（A）互补。这种观点认为，多样性或者文化差异可能有引发基于文化身份认同的冲突，是一种与共有的国家身份背道而驰的不和谐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差异如同争吵与争议，是妨碍社会进步的因素。

观点（D）——“共同性作为整合的障碍”与观点（A）截然相反。观点（D）略有悖常识，但李峻石认为它在现实中却实际存在，甚至还十分常见。例如，在“同胞竞争”中，手足同胞们倾向于竞争同样的资源，不管是竞争食物等物质资源，还是竞争父母之爱等非物质资源。人们会在“微小的差异”中存在竞争，却对存在巨大差异的他者保持宽容。在对他人进行负面评判时，歧视总是指向相邻的他者，而不是地位远低于自己的人。以宗教为例，新教徒倾向于直言不讳地怀疑其近亲天主教徒的偶像崇拜以及潜在的多神论，但是却对远在他方的印度教保持宽容。再如，处于中上层的中产阶级很少直接批评、责怪下层阶级，并将之看成有损身份的象征，却会截然排斥相近的中产阶级中的下层群体[17]（20～22）。

与观点（D）互补的是同样有点“匪夷所思”，但又真实存在的观点（B）——“差异性作为整合的一种方式”。这里李峻石以前殖民地时期肯尼亚跨族群贸易为例。当时，肯尼亚的马赛伊人和基库尤人拥有不同的职业类别，并略有重合。游牧的马赛伊人作为牧人饲养牲畜，生活在东非大裂谷的平原上；基库尤人已经作为农民搬离到高地，在那里发展开荒种地这一新的经济形态，但他们也会继续饲养牲畜。大致上，基库尤人和马赛伊人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和相应的经济领域，而正是在生态、经济领域有所不同的地方，他们避免了竞争与战争，彼此交换各自的独属物品。因此，即便基库尤人和马赛伊人存在残酷的战争，但也存在一个珍贵的和平时期，那就是妇女们的贸易交易时期。以耕作经济为主的基库尤人妇女头顶装着农产品的篮子，可以毫无阻碍地来到低地，用它们来换取来自马赛伊人的动物产品；以游牧经济为主的马赛伊人妇女则带着她们的特产——游牧产品，从相反方向前来交易。贸易常常是临近族群职业分化的结果，不同族群有不同的生态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其差异作为彼此的生存资源产生了交易，进而又促进了市场和平，而这有利于更大区域系统内的整合[17]（16～18）。

差异性和共同性作为促进和阻碍社会整合的因素，都客观存在过，因此要依据现实情况，灵活运用差异性和共同性。李峻石指出，在真实生活中，对于社会整合而言，共同性和差异性并非简单的好和坏，要充分利用共同性和差异性，将二者的互动最优化，在互动中尽可能多地获益，而又不会造成太多的风险与成本，并合力促进社会整合[17]（4～26）。李峻石关于社会整合与凝聚的观点，对于我们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有借鉴与启示意义，即“多”与“一”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整齐划一虽然有利于社会整合，但强制与盲目的同一则会破坏民族生态，滋生大民族主义倾向，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同一性产生的亲近性还会导致“同胞竞争”这一恶性循环。这种同一性反而会走向其反面——“多”，且是负面的“多”。反之，多样性看似是不和谐的声音，如果能正确对待多样，尊重多样，善于利用多样，则会促进由“多”到“一”的转变和升华，此刻的“多”是值得赞赏的“多”。“一”与“多”之间既存在促进社会整合的因素，也存在阻碍社会整合的因素，关键要看如何对待和利用，让各族人民在“一”和“多”的辩正互动、正向交往交流交融中“有形、有感、有效”地获益，消除各种风险和安全隐患，维护祖国统一，保障社会稳定。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以“一”统“多”的理念指引下，经由差异性中提炼、升华而成的共同性更有优势、更具生命力，因为它可以减少消极竞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能够保持内部长期稳定与和平的条件。总之，从我国的现实出发，“一”与“多”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之间存在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关系。兼和相济、突出共性、包容差异是古今大势，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指引下发展形成的活态格局。

四、结 语

从古至今，我国一直延承“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经济文化的相互往来、相互认同，构成共济生存、高度认同的“一体”范畴，播下以“共同性”为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种子，历史上各民族人民情感交融，民心相通，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56个民族、多种文化又构成“多”与丰富多彩的范畴，将之善于利用，多样性亦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素和动力。“多”与“一”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进而升华出以共同性的“一”统领差异性的“多”这一活态格局。“一”“多”以及以“一”统“多”这三重路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思路。只有正确把握“多”与“一”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共同性，包容差异性，以共同性的“一”统领差异性的“多”，形成“上下通”“邻里睦”、共生向心、凝聚力大、认同感强、意志坚定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才能有力推动民族团结，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正确指引下，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披荆斩棘，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