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堃

[青岛市美术馆(青岛市艺术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002]

一、郭士奇生平及创作

郭士奇(1914-2002)，山东蓬莱人，原名郭焕文，曾用文若、文庆、文芳等十余个笔名，1914年出生于天津，后随父母迁居青岛，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前青岛知名的漫画家，曾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报刊先后发表了近两千余幅漫画，在华东地区亦小有名气；也是青岛漫画、木刻、水彩画、油画、美术评论的先行者，终身致力于美术教育。

他自幼喜爱绘画，中学时代就读于青岛铁路中学，受教于山东老一辈画家孙沾群，1934年曾在上海新华艺专以“旁听生”身份学习一年。此后回到青岛，他和后来被誉为“红色音乐家”的李劫夫共同主持青岛民众教育馆的“艺术研究会”活动，并在李劫夫影响下学习、创作木刻、漫画。1935年，他画的讽刺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的漫画首次刊登于青岛《正报》，后被该报聘为漫画记者，随后他开始向上海《时代漫画》等报刊投稿，正式走上了以漫画创作谋生的道路。1936年正值全国漫画、木刻运动的鼎盛时期，郭士奇和李劫夫漫画作为青岛仅有的入选作品，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

1938年2月，青岛再次沦为日伪政权占领地，由于当局对报业的严格管控，青岛市面上原有的报纸纷纷停刊。失业后的郭士奇短暂担任台东镇小学美术教员后辗转于丰滦等地谋生，1944年回到青岛先后就职于黄台路小学、台西区西镇小学。在此期间，在不甚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他创作一些反映社会生活、讽刺人性鄙陋的作品，如《张秃子画传》系列，以“张胜利”为名塑造了一个略有斑秃的小市民形象(图2)；他的《都市人物速写集》系列(图3)，以细节处的视角和诙谐的笔调，讽刺了畸形政治统治下都市小市民的病态生活，这时期他创作题材从金融通胀、民生困顿到国际政治、反日反法西斯的方方面面。

图2 《张秃子画传》1944年

图3 《谁抬高物价》20世纪40年代

1945年他受到丰子恺《阿Q正传》插图启发，开始创作漫画《阿Q画传》，最初发表在青岛《新民报》，几期后由于严苛的舆论管控被停载。同时期他因创作了一幅讽刺日伪政府配给制度的漫画几乎被捕，此后他的漫画作品不被该报刊用。

1945年8月，国民政府收回青岛。是年10月郭士奇经人介绍就职青岛一中教授国文和美术，随着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稳定，郭士奇迎来了他漫画创作的高产阶段。1946年暑假，他一鼓作气完成此前酝酿已久的《阿Q画传》并由青岛爱光社发行出版，此后两年接连创作完整漫画画本《木兰从军》和《水浒传》人物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士奇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的生活。1950年春，青岛市文联筹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成立青岛美术工作和协会筹备委员会，郭士奇作为后补委员入选。这时期他尝试过几次命题漫画，如根据女工黄孝美、关荣入党的事迹创作的《苦孩子找着了亲人》等，但他很快发现所擅长的讥讽鞭策并不适应社会语境的新变化，之后他逐渐改变工作重心，从漫画创作到美术教学。1952年他担任青岛一中美术教研组组长，积极参与新美术课程的设计和教材编订，发掘有天赋的学生，悉心培养，学生中王文芳、徐立忠、唐鸣岳、刘远智等日后成为知名画家。

至于他的创作热情保留在私下的水彩画写生中。他早年学习英国水彩，长于铅笔淡彩的绘画方法，自学生时代就有以淡彩写生记录生活日常的习惯，曾于1932年用淡彩写生的方式记录随同孙沾群所带领铁路中学旅行团的崂山之行。20世纪50年代，他的水彩风景作品多次入选省市美术作品展览。淡彩写生水彩画以私语的形式贯穿了郭士奇的一生，直至2002年去世前。至今保留下来的淡彩写生有800余幅，记录其一生所见证的城市的发展变迁。

郭士奇的绘画建树也体现于国画创作，1960年他根据崂山北宅的农村生活所做《农忙时节》入选当年山东省美展。1974年起更是同多年挚友国画家赫保真系统学习国画，1977年，和赫保真、戴林、任光庭、王维尧等七人组办青岛市国画研究会期间，所作巨幅中国画《跃进桥新貌》曾入选山东美展。

除此之外，他更多的艺术才能体现在和美术相关的各种工艺上，在50年代的中学美术课程设置上，郭士奇应青岛纺织工业的发展需求开设图样设计课。1972年他主持设计青岛火车站出口迎接西哈努克的吉祥物(20米长巨型鲤鱼)，他也为青岛48中学高中数学教师骨干班培训机械制图课。1982年76岁高龄时还应崂山华严寺修复工程指挥部邀请，依据多年积累的速写稿绘制了华严寺主体殿内部结构工程图纸。

二、郭士奇的漫画连环画

在郭士奇的创作生涯中，几部漫画连环画是可视为他漫画创作的重要代表作品。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1946年完成的《阿Q画传》(图4)，徐悲鸿在给《阿Q画传》题的序言中称赞到：“士奇近作阿Q画传插图多幅，人物生动，结构严正，表情精到，可云合作。往年在成都见丁聪亦有此书插图，以木刻刻行，未能过此。丰君所作吾未见过，以彼恒作推测之，恐亦未能过于此也。悲鸿。”(图5)

图4 《阿Q画传》青岛爱光社1946年初次出版1950年再版

图5 徐悲鸿为《阿Q画传》题写序言 图6 丰子恺《阿Q正传》插图

徐悲鸿所言“丰君”丰子恺，作为鲁迅先生阿Q形象的第一位创作者，也为郭士奇的《阿Q画传》题了字。而郭士奇《阿Q画传》漫画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于丰子恺《阿Q正传》插图(图6)。从发表于《新民报》的两幅《阿Q画传》的早期创作来看，郭士奇对丰子恺版本有明显的学习和借鉴，而1946年再次创作时加入更多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阿Q进行再一次的创造。如图所示，在“阿Q押牌买宝”一场景的描写上，丰子恺描绘了在田间地头处聚赌的场景，这个场景也被郭士奇在初次创作中借鉴(图7)，但在1946年的再次创作中，郭士奇把阿Q安排到室内赌场(图8)，更符合郭士奇城市生活的人生经验。

图7 郭士奇《阿Q画传》1945年 图8 郭士奇《阿Q画传》1946年

丰子恺的作品带有画家自身气质中的儒雅、淡然和书卷气，因此在阿Q形象的塑造上缺少鲁迅文字中的犀利和辛辣，这也是当时左翼评论家所不满的，后来丁聪所做《阿Q正传》插图更是以丰沛的才情，用线条的形式把剧情中的戏剧感传达得淋漓尽致。人物形象刻画上，郭士奇版本阿Q则更贴近底层人物的真实形象：在他的笔下，乡下短工的阿Q有结实肌肉线条，“三角眼、大鼻子、厚嘴唇、大板牙，短衣帮的打扮有几分卑怯，满脸的横肉带几许流气”。郭士奇所做阿Q形象粗砺猥琐，却生动鲜活，在当时被徐悲鸿赞誉“人物生动，结构严正，表情精到”，因此也被当今的研究者称为“丰子恺重神似，郭士奇重形似”。

1947年，郭士奇相继又完成了《水浒传》人物集和《木兰从军》两部画作。其中《水浒传》人物集画共50多幅，郭士奇依旧邀徐悲鸿为之题写序言，徐悲鸿见画稿后赠序称赞到：“中国旧小说中，人物最多，摹写各人个性最好之书，莫过水浒。因其书写许多动人故事，人物好坏均有而不泄气也。今阅郭士奇君所作《水浒传插图》，人物生动，摹写精到，可云我国当今插图最好之作。”(图9)

图9 徐悲鸿为《水浒人物》题写序言 图10 丰子恺为《木兰从军》题写序言

同年12月，郭士奇根据南北朝民歌《木兰辞》完成了漫画《木兰从军》。《木兰从军》由丰子恺题写序言，他赞称到：“郭士奇君写木兰从军，笔法酷似日本蕗谷虹儿及欧州的比亚斯莱，可谓中国黑白画之杰出者。”(图10)

图1 1983年9月19日，郭士奇先生浮山写生行留影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郭士奇呕心力作的这两部组画作品最终未能面世。时逢乱世，《水浒传》人物集在寄往上海谋求出版的过程中散失，1947年物价乱涨，通俗美术的市场预期难料，《木兰从军》也未及付梓。

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艺术史料的征集过程中，有学者从郭士奇处再次发现他创作的《木兰从军》，并意欲出版，却囿于各种原因终未能达成。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后，对城市文化的发掘和梳理，让郭士奇其人、其作再次展示在世人面前。青岛当代艺术文献中心、青岛文化研究院分别于2013年、2016年梳理郭士奇的艺术生涯，展出其钢笔淡彩、漫画、插图等作品以及艺术文献，其中包括尚未发表于公众的《木兰从军》，2020年在郭士奇之子郭明华的无私支持下，青岛文化研究院将《木兰从军》(图11)全稿32幅以云展览的形式展出，得以让这部创作于73年前的漫画作品全貌展现于观众。该作人物刻画活泼生动，故事叙述连贯流畅，不仅显示郭士奇在漫画创作方面的成就，也显示出他对此中国传统艺术母题的时代化解读。

图11 郭士奇 漫画连环画《木兰从军》 1946年

三、“木兰从军”的历史版本和故事演变

“木兰从军”是我国古代文艺创作的传统母题，在诗歌、戏剧、白话小说、绘画等不同艺术种类中各有大量作品，其故事雏形的最早出现是北朝民歌《木兰辞》，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木兰从军”的故事情节没有进一步发展，唐、宋、元各朝代皆以诗歌形式表现《木兰辞》所记载的叙事，以阐释和抒情为主。至明代，徐渭的杂剧《四声猿·雌木兰从军》开始了对“木兰从军”故事的丰富和演绎，后世流传的京剧和豫剧版《花木兰》正是脱胎于此，明清两代白话小说的流行让“木兰从军”的故事发展出更多的桥段和结局。

至20世纪上半叶，“木兰从军”一度成为戏剧、戏剧改编的“热门IP”，仅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梅兰芳、胡珊、李旦旦先后在银幕中塑造了不同的花木兰形象，而影响最为深广的当属1939年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执导、陈云裳主演的电影版《木兰从军》。这部电影于上海上映，由于电影中强烈的忠孝情节和抗战意识引起了“孤岛”文化界的强烈反响，影片创连映85天的票房纪录。这种热度持续到40年代，一时间围绕“木兰从军”改编的各剧种剧目共有10部之多。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郭士奇创作《木兰从军》时，在故事架构上已经有大量可借鉴的脚本。

这些故事版本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发展出不同的故事结构。北朝民歌《木兰辞》讲述了少女木兰担忧年迈父亲不能忍受兵役之苦而替父从军，而后回到家乡转回女性身份的故事。在早期文学创作中，一直延续这条含糊的故事脉络，诗歌对剧情的描写重点在木兰出征前的准备和回乡后的换装，强调“雌雄莫辨”，至于木兰如何在战争中取得战功等则以“将军百战死，战士十年归”一笔带过。而在元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也基本延续了这条故事脉络，如唐白居易的“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和宋刘克庄的“出塞男儿勇，还乡女子身”。

徐渭杂剧丰富了《木兰辞》的故事叙事，他的《四声猿·雌木兰替父从军》在《木兰辞》讲述的“男扮女装”“替父从军”“为国立功”的主要事件外加入了更多具有历史感的情节，如他根据明代风俗加入了“放小脚”等。此外，为了推动剧情发展和塑造人物的需要，他加入了“自幼随父习武”以及丰富了战争中的故事情节。徐渭为了把花木兰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在智力、武力和勇气都超过一般战士的豪杰人物，在剧情中安排了花木兰率军打败敌军并擒拿敌首皮豹子获战功的桥段。最后，花木兰回乡和家人团聚，也被徐渭发展出和校书郎王郎喜结姻缘的结局。

而这个思路成为日后众多木兰从军故事改编的底层逻辑，在明清各种演义小说中，在木兰的情感故事上又演绎出“义结金兰”(《隋唐演义》)、“女驸马”“二女共嫁”(《北魏奇史闺孝烈传》)等，但终归离不开智勇斗敌和最后完婚的故事情节。至欧阳予倩的《木兰从军》也延续了喜结良缘的剧情，只是更接近一个现代故事。欧阳予倩丰富了“智勇斗敌”的情节，编排出花木兰装扮成异族妇女，和下属刘元度假扮夫妻深入敌军领地获取情报的情节，以及花木兰识破奸臣诡计被命为主帅的情节。作为故事的主线，刘元度和木兰两人通过共同抗击敌人从同袍情发展成为恋情，从而把传统戏文中的媒妁婚约变成了现代恋爱中的志趣相投。

四、郭士奇《木兰从军》的叙事构思

连环画的特点是通过连续的画面叙述故事，尽管郭士奇的《木兰从军》没有保留下相关的配文，但画面内容连续、完整，可以看出并非仅为《木兰辞》的视觉化再现，而是借鉴了戏剧、电影的剧情改编，讲述了一个人物生动、情节丰满的故事。

对比这32幅图画，能看出借鉴欧阳予倩电影版《木兰从军》的痕迹，而1944年郭士奇在青岛中山路中国剧院绘制海报的经历，也让他有可能接触到这部风靡一时的影片。如电影中一开场就有花木兰射大雁、舞剑的桥段，郭士奇《木兰从军》图③、④也描绘了相似的情节；此外，电影中异族的形象、朝中文臣的装扮都和电影中相似。

电影和戏剧是通过动态画面和人物对话推动剧情发展和塑造人物形象，而绘画则需要在一个画面中凝聚更完整的场景。因此，郭士奇在画面处理上显示出独特的匠心。比如，电影塑造少女木兰的顽皮天性采用了偷偷出去打猎和受父亲的责备的情节，而郭士奇则通过图⑨描绘木兰从窗外向室内探头偷听父母交谈，从而表现出木兰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而在最后战胜敌人的场景中，郭士奇通过高耸巍峨的山峰渲染了战场的气氛，表现木兰战胜的画面是用敌人跪地求饶的画面，这些都是电影中所没有的。

五、郭士奇的木兰形象

要创作一个漫画连环画作品，首先要考虑的是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同于阿Q形象有丁、丰二人作品的珠玉在前，漫画《木兰从军》并没有可以参考的时代版本。尽管场景上和电影《木兰从军》有相似之处，但在木兰形象最主要的戎装装扮上和电影截然不同。电影中服饰参考了同时期京剧刀马旦所穿“改良靠”(图12)，这是最早由周信芳所创，将传统的内穿靠、外穿官衣的戏服变成上衣下裳的着装，行动更为便捷，并非郭士奇《木兰从军》中繁缛的甲胄装束。

图12 1939年《木兰从军》电影 DVD封面 图13 民国仿乾隆制粉彩木兰从军天球瓶镇江市博物馆藏

同样，郭士奇的木兰戎装形象也并非来自传统绘画。作为传统绘画母题的“木兰从军”的戎装形象大致延续了一个相近的样板，如镇江市博物馆藏民国仿制“乾隆制粉彩木兰从军天球瓶”上的木兰(图13)，头戴范阳笠、围领巾，披貉袖着裙甲，一身宋代士兵装扮，这个版本的服饰从清人费丹旭到海派名家任伯年所绘《木兰从军》都基本有所延续，这种装扮也大多存在于民间常见的年画创作中。

由于郭士奇的漫画创作工具简陋，大多是用一个木筷绑上蘸水笔尖，因此在画面表达上大多以线条为主，而木兰的戎装和众将士的盔甲是一种细密的“Y”字形编制的锁甲，相比传统绘画和电影中的戎装，这样的表达在绘画过程中并不讨巧，可谓是故意为之。

而回顾中国美术史，这种被称为“山文甲”或“锁子文”的甲衣纹饰的确真实存在。在唐、宋至明代的雕塑、绘画中的武将、金刚、天王都能见到这种纹饰，尤其南京一带宋代武将雕塑中常见(图14)。由于承袭隋唐武将雕塑特点，身着“文山甲”的武将都孔武有力，明代商喜在《关羽擒将图》中也将这种锁甲用于关羽，传递出无尽的威严和武力。郭士奇不厌其烦地描绘这种繁缛重复的纹饰，不仅是他对画面形式感的玩味，也体现出其对中国古代尚武精神的想象。

图14 杨古城、龚国荣著：《南宋石雕》，宁波出版社，2006.

六、郭士奇对“木兰从军”的历史性解读

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改编相同，在共同的故事脉络之外都体现出改编者的历史性感悟，郭士奇的《木兰从军》也加入其对这个故事的理解。2000年，87岁的郭士奇回顾《木兰从军》的创作时写到：“木兰从军图是根据南北朝时民歌木兰诗戏作，当时由于连年战争，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服兵役，没有男孩子的家也要把女孩子捉去充数。”

自抗战起，按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新兵役法实行的征兵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18至45周岁之间男子皆有服兵役的义务，伴随征兵活动的“抓壮丁”时有发生，为避免兵役之苦郭士奇也曾经历过东躲西藏，而抓妇女或用以冒领军饷、或用以充数的事情也常有听闻。随着战事上的溃退，国统区民众生活愈加困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郭士奇的有感而发引发了他对木兰从军的时代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