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志

摘要：元好问两度从军，当与金末签军制度及朋友推荐有关。第一次进入方城完颜斜烈的幕府，第二次进入邓州移刺瑗军中，担任从事官。元好问先后受到两位主帅的礼遇，却没有依附主帅，几个月后就离开幕府。从军期间，元好问游览当地名胜，凭吊历史，思考蒙金战争形势。他质疑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方略，体现了他基于现实的独特见解。

关键词：元好问;从军;完颜斜烈;移刺瑗

文人从军，代不乏人。元好问有两段军旅生活经历：一是正大三年（1226）进入方城（今河南方城县）完颜斜烈的幕府;二是正大七年（1230）进入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移刺瑗的幕府。两次时间都只有几个月，对元好问本人而言，这两段军旅生活只是短暂的人生插曲，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似乎无关紧要。相较于他人而言，元好问的军旅生活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在军中没有直接参加对蒙古的战争，军旅生活会引发他关于蒙金战争的哪些思考？

在讨论元好问的军旅生活和作品时，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问题：元好问为何从军？他未做任何交代。很多文人入伍，往往是为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实现封侯拜相的人生理想，如高适、岑参、陆游等人。金末的李纯甫喜爱谈兵，早在泰和年间就预感到蒙古兵的巨大威胁，意识到“华人为所鱼肉”（元好问：《雷希颜墓铭》）的严重后果。李纯甫年轻时就立下远大志向，以诸葛亮、王猛自期，“由小官上万言书”，曾两度从军，后来觉得无力回天，才放弃行伍梦，以诗酒自娱。元好问似乎不是这样。他不但没有表现出类似的雄心壮志，甚至没有表现出积极人世的姿态，反而不时地回望山林田园。金亡后，更是心灰意冷，一再以布衣自称：“题诗未要题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墓头不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鹧鸪天》“华表归来”）。正因为此，有学者怀疑元好问是出于生活所迫才去军中，可惜也没有确证。元好问能辞去京官，舍弃俸禄，归隐嵩山，在没有遭遇很大意外的情况下，怎么会靠从军来养家糊口？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幕府生活待遇优渥，但至少金末并非如此。元好问《自邓州幕府暂归秋林》称军中幕僚“升斗微官不疗饥”，说明其收入微薄，未必高于国史院编修官。退一步说，如果真的高出一些，元好问很在乎这笔薪水，那他为什么几个月后就高高兴兴地离开军队？因此，对其应征入伍，我们还要另找原因。

牛贵琥先生提出元好问很可能“被签入军”∞，笔者基本赞成此说。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记载，金初实行签军制度，以家产或人口为依据，确定每家出丁人数，一些有身份的“郡县良家子”也不能例外，如河北涞水张守仁就曾被签入军，见于他的墓志铭。官宦人员及其子弟是否具有兵役豁免权？不见记载。由宋仕金的蔡松年很不情愿地参加了讨伐南宋的部队，很可能属于签军性质。到金末，随着蒙古的入侵，战争形势越发严峻，签军更加频繁，签军对象更加广泛，受到刘祁激烈声讨。刘祁抨击：“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号泣怨嗟，国家以为苦。”当时居然“以朝士大夫充厮役”，连离任官员也不能幸免。元光年间（1222-1223），征兵官员所到之处，除现任官员之外，都是签军对象。前户部郎中、侍御史刘元规，从五品官员，年近六十，还被征入伍，下派到基层，担任军职“干户”，也就是干人部队的长官。刘祁的父亲刘从益是名士大夫，担任过正七品的监察御史，一度赋闲在家，也被签入军中，同样担任军职“干户”。刘祁去汴京参加科举考试，刘从益赋诗相送，并寄给朝中故交赵秉文、雷渊，他自嘲道：“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联七桂汝身之。厚禄故人如见问，为言尘土困王尼。”（《归潜志》卷七）自己四十多岁还要当兵，似乎是命中注定，希望刘祁能继承他家四世七进士的荣耀，一举及第;如果赵、雷等高官故交问起来，就说自己像西晋的王尼一样，正陷于风尘之中。可见他是多么无奈！

在这种签军的大背景下，赋闲在家的元好问就有了从军的义务。如果得到签军的指令，他不能不服从。所以，他可能如同刘从益一样，是被签入军，但与刘从益又有所不同。他与两个主帅都有所交往，两次进入幕府，都是经人推荐，得到相关主帅的邀请。这种邀请大概介于官方签军与幕府自主招聘官员之间的模糊地帶，元好问的态度相应地处于半推半就的中间状态。

第一次征召元好问的是方城总领完颜斜烈。完颜斜烈（？-1226），汉名完颜鼎，字国器，女真族，世袭猛安，以善战知名，曾充任泗州、寿州帅，后镇守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很有威望。正大二年（1225），降职为方城总领，元好问等人一直以商帅相称。此前，元好问的朋友王渥、李献甫之兄李献诚等人已经在完颜斜烈的幕府。元好问还认识完颜斜烈的弟弟完颜陈和尚（汉名完颜彝，字良佐），曾为他撰写（（良佐镜铭》，称赞他“忠于爱君，笃于事长，严于治军旅，又谦谦折节下士，从诸公授《论语》《春秋》，读新安朱氏《小学》，以为治心之要”。这说明元好问与他关系比较友好。完颜陈和尚当时正在完颜斜烈的军营中，元好问进入方城幕府，很可能得到他与王渥等人的推荐。即使没有推荐，有他们在，元好问进入完颜斜烈幕府也少了些顾虑。第二次征召元好问的是邓州帅移剌瑗。移刺瑗（？-1235），字廷玉，契丹族，世袭猛安，曾驻彭城，后调任邓州，担任武胜军节度使。他爱好文学，喜欢延揽文人，声名颇佳。元好问在入邓州幕之前就闻其人，兴定四年（1220）为他作《横波亭》诗，后来又在《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中称赞他“邓州大帅材望雄，爱客不减奇章公”。雷渊、杜仁杰、杨弘道等人先后进入他的幕府。元好问应征很可能得到刘祖谦（字光甫）的推荐。刘祖谦曾于正大四年（1227）担任武胜军节度副使，与移刺瑗相识，元好问在《寄刘光甫》中感谢他：“因风寄谢刘夫子，极口推称恐太高。”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认为这两句是指刘祖谦推荐元好问进入移剌瑗幕府之事，颇有道理。

因为受到友人推荐而被征入伍，与普通签军不同，元好问从军的心情与刘从益也就有了很大差别。且看他的《被檄夜赴邓州幕府》诗：

幕府文书鸟羽轻，敝裘赢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十里陂塘春鸭闹，一川桑柘晚烟平。此生只合田间老，谁遣春官识姓名？

当时元好问刚罢镇平县令，闲居嵩山。他一收到邓州帅移刺瑗的征兵文书，就日夜兼程，虽然很留恋乡村风光，愿意终老田园，但不能免俗，不得不服从帅府的征辟。话语中有些勉强，却并不是很抵触。“谁遣春官识姓名”一句中还含有一些自得的意味。

元好问进入幕府之后，受到了主帅的尊重和礼遇。他不用像刘从益那样，下到军队基层，去当什么“干户”长。在完颜斜烈幕府中，元好问担任何职，无从考证，也许没有具体职务，只是协助帅府处理一些文案事宜。当完颜斜烈免除他幕府工作之后，他为能重新回到山中当个自由人而感到无比高兴，“逋客而今不属官，住山盟在未应寒”，表示到家之后要向母亲称赞完颜斜烈的宽厚有礼，“到家慈母应相问，为说将军礼数宽”（《即事》）。在移刺瑗幕府中，元好问担任“从事”，大概相当于主帅助理。几个月后，移刺瑗解除聘任，元好问感激涕零，写诗致谢。一方面，元好问觉得“忧端扰扰力难任，世事駸駸日见临”，军情日益紧迫，确实不堪重任;另一方面，元好问还在丁忧期间，经过特许从军，有些愧对老母，“三载素冠容有愧，一时墨经果何心”。现在可以继续尽人子的义务，为母亲守孝，在元好问看来，这简直是个很大的恩德：“遥望朱门涕横落，相公恩德九泉深。”（《谢邓州帅免从事之辟》）可见，元好问身在军营，心在家园，从军一直有些被动和勉强。

元好问在两次从军期间，兴致不高，只保存下来一二十首诗词，虽然数量偏少，但还是可以看出元好问军旅文学的一些特点。

作为幕僚，受聘于主帅，多少会有些依附性，高适对哥舒翰、岑参对封长清无原则的颂扬和美化最为典型。元好问与他们稍有不同。完颜斜烈与移刺瑗本身没有多少显赫战功值得歌颂，元好问也没有打算长期效力于他们的麾下，所以他的独立性强于高、岑等人。这在应酬类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譬如正大三年（1226）中秋节，元好问参加完颜斜烈的酒宴，作（（中秋雨夕》一诗，前四句只是称赞将帅完颜斜烈有赏月的雅兴：“南楼高兴在胡床，十日秋阴负一觞。庾老未应妨啸咏，素娥多自怨昏黄。”元好问用庾亮参与其僚佐闲谈的典故比况完颜斜烈与其幕僚一起饮酒之事，说明主帅没有妨碍他人的吟咏之兴，只是天公不作美而已。后四句转作宽慰之语：“此生此夜不长好，行雨行云有底忙。却恐哦诗太愁绝，且烧银烛看红妆。”先借用苏轼《阳关词三首》中的成句，接着糅合“月有阴晴圆缺”（《水调歌头》）、“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等名言，以欣赏歌舞来弥补不能赏月的缺憾。诗中别无其他称颂主帅之词。元好问对移刺瑗也是如此。移刺瑗刚从洛阳调任邓州帅，天降甘霖，元好问奉命作诗，说“河润定应连上国，云来端合自中天”，上国、中天，指洛阳一带，也许这场好雨正是从洛阳自北向南，下到邓州一带，元好问趁机说移刺瑗带来了这场好雨，末尾进一步恭维他：“共识使君霖雨手，调元消息在今年。”（《邓州相公命赋喜雨》）这种恭维出于人之常情，是古今常用的套话，没有实质内容，我们不能将之视为庸俗的吹捧。在移刺瑗寿筵上，元好问所作《定风波》（白水青田万顷波）词也只是常见的祝寿话语，没有过分的谀颂之辞。这说明元好问对主帅的依附性并不强，有的时候还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如《月觀追和邓州相公席上韵》：“月观知名旧，池亭发兴偏。露凉惊夜鹤，风细咽秋蝉。绿泛兵厨酒，红依幕府莲。无缘逐清景，空羡饮中仙。”前半部分纯粹写景，后半部分抒写对帅府宴饮的向往以及未能参加的遗憾，其中没有直接奉承主帅的言辞。元好问还可以主动向移剌瑗索要美酒：“寒日山城雪四围，空斋孤坐意多违。江州未觉风流减，可使陶潜望白衣。”（《从邓州相公觅酒时在镇平》）元好问在镇平县城，为大雪所包围，独坐空斋，想饮酒御寒遣兴，就借用江州刺史王宏赠酒给陶渊明的典故，盼望移刺瑗能赠他美酒。无论此时元好问是否在移剌瑗的幕府，都说明他们之间亲切友好的关系。另一首《巨然秋山为邓州相公赋》纯是题画，一语不及移刺瑗，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对纯粹。

这期间，元好问毕竟在军中，对愈演愈烈的蒙金战争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他曾跟随完颜斜烈去南阳，先后写下《丹霞下院同仲泽鼎玉赋》（时从商帅军至南阳）、《三奠子·同国器帅、良佐、仲泽置酒南阳故城》《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于南阳，同仲泽、鼎玉赋此》等诗词，其主要内容看起来不外是游览、饮酒、打猎，好像与战争无关，却含有对蒙金战争的关切，如《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于南阳，同仲泽、鼎玉赋此》：

少年射虎名豪，等闲赤羽千夫膳。金铃锦领，平原千骑，星流电转。路断飞潜，雾随腾沸，长围高卷。看川空谷静，旌旗动色，得意似，平生战。城月迢迢鼓角，夜如何，军中高宴。江淮草木，中原狐兔，先声自远。盖世韩彭，可能只办，寻常鹰犬。问元戎早晚，鸣鞭径去，解天山箭。上片写打猎的劲爆场面，称赞完颜斜烈的勇武凌厉，过片将打猎与战争联系起来，下片就从宴会写到危机四伏、草木皆兵的中原大地，感叹韩信、彭越有盖世才能却缺少谋略，只能算是对付寻常鹰犬。末句期待完颜斜烈能像薛仁贵一样，“三箭定天山”，一举征服蒙古劲敌。由打猎开始，以征战结束，说明战争就在眉睫之前。

南阳一带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也是诸葛亮隐居活动之地，曾经激荡着历史风云。元好问在跟随主帅出行时，不时地游览古迹名胜，发思古之幽情，寄伤今之感慨。且看他的《三奠子·同国器帅、良佐、仲泽置酒南阳故城》：

上高城置酒，遥望舂陵。兴与废，两虚名。江山埋王气，草木动威灵。中原鹿，千年后，尽人争。风云寤寐，鞍马生平。钟鼎上，几书生。军门高密策，田亩卧龙耕。南阳道，西山色，古今情。

他们一行登上南阳故城，置酒高会。词以饮酒开篇，却不写饮酒，而写历史兴亡，觉得“兴与废，两虚名”。同时所作的《十日登丰山》也有“芳臭百年随变灭，短长千古只纷纭”之语，二者意思大体相同，都透出一些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原因在于眼前这块有着王气和威灵的土地，正陷于逐鹿中原的战争阴霾中，金与蒙古的拉锯战仍在持续，凶多吉少。处于乱世，元好问感慨自己如同众多书生一样，不能勒名钟鼎，杀敌报国，缅怀为韩信献计攻齐的蒯通和卧耕南阳的诸葛亮。在邓州移剌瑗幕府，元好问又写下怀古之作《邓州城楼》：

邓州城下湍水流，邓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复见，浮云西北空悠悠。长鲸驾空海波立，老鹤叫月苍烟愁。自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谁解赋《登楼》。

登上邓州城楼，看见河流与坟墓，元好问感叹当地已经没有诸葛亮这样的布衣人才，西北方向有些城池已经失守，敌人如同巨大的鲸鲵，掀起滔天波浪，搅动天地，引发老鹤凄厉的鸣叫。谁能理解他此刻的忧愁？全诗字面上没有写蒙金战争，却分明笼罩着山雨欲来的恐怖氛围。

在凭吊先贤时，让元好问深思的是刘备、诸葛亮及其命运。刘备兵败投奔荆州刘表时，曾驻军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期间三次去邓县拜访诸葛亮，展开影响深远的“隆中对”。诸葛亮向他提出占取荆州、联吴抗曹、再取益州、兴复汉室的路线图，刘备按此计策行事。新野可谓是刘备一生的重要节点，当地为了纪念他，修建了一座先主庙。元好问与移刺瑗一同游览先主庙，分别作诗，移刺瑗诗已失传，元好问作了首次韵诗《新野先主庙》，现征引如下：

一军南北几扶伤，长坂安行气已王。豪杰尽恩为汉用，江山初不假吴强。两朝元老心虽壮，再世中兴事可常？寂寞永安宫畔土，争教安乐似山阳。

在元好问看来，刘备率部南北征战，几次落败，伤亡很多，来到新野，深得民心，后来当阳长坂坡兵败之时，为了带上投靠他的百姓，缓慢行军，这种仁爱之心已经显示出王者气象。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众多豪杰都投靠于他，他原本不需要依靠东吴的力量，就可以抗衡曹魏。两朝元老的诸葛亮虽然有着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但哪里还能辅佐后主刘禅实现中兴之梦？可惜刘备驾崩白帝城永乐宫，不能继续教育投降于魏、乐不思蜀的安乐公刘禅了。这首诗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刘备、诸葛亮这样的明主贤臣为什么未能兴复汉室、成就统一大业？除了扶不起来的阿斗这一因素之外，元好问认为“再世中兴事可常”，汉王朝大势已去，不可能再度中兴了，也就是杜甫所说的“运移汉祚终难复”（《咏怀古迹》其五）。元好问在金王朝日薄西山之际，向移刺瑗表明自己如此见解，是否是基于相关现实背景的考量？或者说，是否要引起人们关于金王朝气数已尽、无法抵御北方强敌的联想？

从军期间，元好问对诸葛亮的评价最为奇特。前引《新野先主庙》中已经对他联吴抗曹的方针提出怀疑，“江山初不假吴强”，以为刘备靠民心和那些豪杰就能与曹魏比拼。如果说这只是元好问为了抬高刘备而说的书生之见，那么他在完颜斜烈幕府中所作的《丰山怀古》就是很较真的讨论了。丰山在今南阳市北郊，该诗开头八句写丰山地势和景色，结尾十二句写山中清泠渊及丰山霜钟，中间二十六句全是评论诸葛亮：

炎精昔季兴，卧龙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揭孤忠。时事有可论，生晚限不逢。汉贼不两立，大义皎日同。吴人操等耳，忍与分河潼。夺操而与权，何以示至公？一民汉遗黎，尺地汉故封。守民及守土，天地与相终。不能御寇雠，顾以寇自功。既异鸿沟初，又非列国从。一券捐半产，二祖宁汝容。端本一已失，孤唱谁当从？至今有遗限，庙柏号阴风。

汉以火为德，“炎精”指汉王朝。元好问在诗末自注：“孔明白谓汉室季兴。”诸葛亮的话出自《三国志·蜀书十二》：“天下之人思慕汉室……以隆季兴之功。”“季兴”就是中兴的意思。前四句是称赞诸葛亮卧龙出山，襄助刘备，贡献奇策和忠心。从第五句起，元好问提出不同意见，还为不能与诸葛亮当面讨论而抱憾。他认为，既然汉、贼不两立，吴国与曹魏一样，都是蜀汉的敌人，就不应该联合东吴，不应该将荆州三郡割让给东吴。“河潼”本指黄河、潼关，诗中借指战略要地。元好问批评诸葛亮将从曹操那儿夺来的土地又转给了孙权，这怎能体现对汉王朝的至公之心？因为所有的百姓和土地都是汉王朝的，保卫百姓与保卫国土同等重要。诸葛亮不能抵御东吴这一敌人，反而将联手劲敌当成一己之功。元好问认为，已经不是楚汉争霸、合纵连横的时候了，诸葛亮与东吴的一纸签约将荆州三郡江夏、长沙、桂阳割让给东吴，差不多损失了一半国土，这种出卖汉朝土地与国民的举措，完全没有必要，不会为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所宽容。诸葛亮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失去民众和土地这一根本，后来还有谁跟他一起吟唱他喜爱的《梁父吟》？庙中那些古老高大的松柏，发出阵阵松涛声，在干百年之后，仿佛仍在诉说着他不能兴复汉室的遗憾。“孤唱”指《梁父吟》，元好问《梁父吟扇头》诗：“盘礴万古心，块石入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谁与和？”题下自注曰：“孔明箕踞坐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蒙古乃马真后二年（1243），元好问路过刘备的故里河北涿州，凭吊昭烈庙，作《摸鱼儿·楼桑村汉昭烈庙》词，再次对诸葛亮、杜甫发问：“登临感怆千古。当年诸葛成何事，伯仲果谁伊吕。”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中推崇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元好问不以为然，认为诸葛亮不能与商代的伊尹、周代的吕望两大名臣相比。

对诸葛亮竭尽心力辅佐刘备奠定三国鼎立的功业，人们向来称许有加，元好问为什么违背主流观点，再三指责诸葛亮联吴抗曹，从根本上否定“隆中对”以来的路线？金代后期受到蒙古族的侵略，有人主张侵略南宋来获取补偿，而并非联合南宋对抗蒙古。元好问的指责应该不是基于金末的对宋战略，而很可能基于天下分裂的局势。诸葛亮的策略虽然使刘备强大起来，建立蜀汉政权，却彻底葬送兴复汉室的初衷，最终导致天下分裂对立。到了北宋后期，金与宋达成海上之盟，联手灭辽，金王朝承諾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宋朝，这一历史与诸葛亮割让荆州三郡相似。金人入主中原，没有一统天下，与南宋分疆而治。金末，蒙古兵步步进逼，会不会再形成新的三国鼎立？元好问回望秦汉以来历史，将三国分裂的局面归咎于诸葛亮。尽管元好问的指责失之偏颇，但体现了他主张统一的思想。如果有统一强大的中原王朝，又何愁不能抵御蒙古的入侵？更不会有南北夹击的威胁了。

元好问离开完颜斜烈幕府不久，完颜斜烈因病去世。元好问后来在《壬辰杂编》中记载他遣返所俘虏的欧阳修后代及其乡亲的善行，还为其弟弟完颜陈和尚撰写《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盛赞其战绩和忠勇刚烈品格。金亡之际，移刺瑗率众投奔南宋将领孟珙，不久病逝。元好问应该藏有他的诗歌，可惜未收入《中州集》中，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