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炳钦 李政阳

（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提要］ 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与经济增长存在重要作用，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利用1999～2020年31 省市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模型验证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及经济增长的效应，并进行稳健性分析。研究表明：转移支付配置、税收配置、政府投资配置等对区域经济收敛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其中，转移支付更利于西部与东北地区；税收配置更有利于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但不同配置方式的效应存在异质性。据此，提出对应的对策建议。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中包含西部发开、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与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战略，响应了中国四大经济区域经济联动协调发展的号召。将各区域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作为依据，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强化区域薄弱环节，逐步形成区域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各区域良性互动、人均GDP 差距不断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其中，政策资源配置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形式，其目的在于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同时又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然而，政策资源配置是如何实现的？主要的政策资源配置方式有哪些？政策资源配置是否促进区域经济收敛、拉动经济增长？厘清以上问题将有利于提升政策资源配置效率，这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备受关注，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将有助于发展高质量和谐社会。多数研究表明，政策资源配置是调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形式，其中包含转移支付、政府支出与税收的主要工具，为此学者们分别将这些政策资源配置方式与经济收敛或经济增长纳入同一框架中展开研究。就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而言，基于经济增长的收敛研究普遍支持经济收敛这一结论，尤其是考虑了时空要素后，经济收敛更为显著，其中转移支付是政府调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对区域经济收敛并没有存在质的效应，没有缩进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但随着经济发展及政策手段的改进发现，转移支付能够缩小省际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促进区域经济收敛，且具有正的乘数效应，长期而言，还能拉动经济增长。

就财政支出来看，在具有两种生产率不同的公共产品的内生增长框架下，分析了分权型经济下最优财政政策的特征，其中两种公共产品的增长率、税率和支出份额的最优值与其生产率参数直接相关，尤其是地方政府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及收敛效应与支出结构有关，农业支出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其他方面的支出效应并不明显，且这些效应存在时空异质性。为了更进一步研究政策效应，利用最大最小模型求出各县市及各区域中心，并通过经济发展中心地理迁移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西部开发政策效应显著。财政政策支出对区域内部经济收敛存在积极效应，其中就长期而言福利性支出有助于经济收敛和经济增长。

就税收配置来看，中央总税、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等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效应，其中各类税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促进经济收敛的作用。不仅如此，通过对税收结构对区域经济收敛的研究发现，直接税对区域经济收敛存在稳健的收敛效应，企业所得税有利于区域经济收敛，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都不利于区域经济收敛；地方一级收入和支出分配之间的密切匹配有利于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分配的趋同应与较高的增长率呈正相关。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分化（而非趋同）与较高增长率有关。

就转移支付来看，转移支付作为西部开发的主要手段，其促进了西部地区均衡发展，拉动了地区经济增长，同时缩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β 收敛效应。减贫政策属于综合性政策资源配置类政策，利用贫困县级数据，构建双重差分实证研究表明，其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收敛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其中收敛效应属于条件收敛。但其对贫困地区内部收敛却不存在显著效应。

总之，已有研究从转移支付、政府支出与税收与区域经济收敛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将上述政策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收敛及增长的关系纳入同一框架的研究较少，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展开研究。

二、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由于研究重点为区域经济收敛及经济增长，其中经济收敛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均GDP 增长速度与其初始水平呈现为负向相关关系，从而缩进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而经济增长也可以理解为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的人均GDP 增长水平。本文基于Barro et al.（1992）的研究框架，分为β 经济收敛和τ 经济收敛，其中β 经济收敛是指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使得欠发达地区人均收入赶上发达地区人均水平，且β 经济收敛一般是指条件收敛，即外界因素导致的经济收敛，符合文中政策资源配置介入情况；τ经济收敛是指地区间的人均收入方差或者离散系数随时间推移缩小的情况。为此，基于文中研究需要构建以下模型：

其中，△yit是指i 地区t 时间的人均GDP 增长率；lnyit-1是指i 地区t-1 时期的人均GDP 的自然对数，其系数β 是指经济收敛情况，即该系数为负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反而越低，符合经济条件收敛情况。同时，将政策资源配置变量与其相乘为交互项来分析不同的政策资源配置方式对区域经济收敛的效应；X 是指政策工具，即政策资源配置方式，其中γ 是指政策资源配置方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即其为正数时，表明对应的政策资源配置方式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Zit是指控制变量；εit是指随机扰动项。

基于模型构建形式，该模型是包含滞后项的动态面板模型，为了缓解该动态方程结构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文中选取系统GMM 模型来做实证分析。一方面该模型能大程度上缓解OLS 回归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同时解决了一阶差分GMM 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另一方面将差分GMM 和水平GMM 结合在一起，提高了估计效率。

（二）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人均GDP 增长率，根据区域经济收敛定义选取了该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增长水平，文中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所得实际增长率，下文数据同样做了这样的处理。

2、政策资源配置变量：税收资源配置是以各省市税收收入与实际GDP 比重来表示；转移支付配置，参考了范子英等（2010）的做法，利用中央补助收入减去地上上解支出的值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表示；政府投资配置是以各省份国家预算内资金与实际GDP 的比值来表示。

3、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水平是以各省市高等教育人数与总人口比值来表示；产业结构是以各省市第三次产业产值与实际GDP 比值来表示；对外贸易情况是以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实际GDP 的比值来表示；就业情况是以各省市就业人数与总人口来表示。

4、虚拟变量：文中采用了四个虚拟变量，首先将全国31 省市按照2011年国家统计局划分的四大经济区域划分，然后依次将对应区域设定为1，其他地区为0。

以上变量具体情况如表1 所示。（表1）

表1 变量描述一览表

（三）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1999～2020年31 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政策资源配置对四大经济区域的经济收敛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其中数据的具体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Wind 数据库及部分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的统计年报。具体指标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表2）

表2 描述统计一览表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回归分析。由表3 可知，模型中的AR（1）拒绝原假设，AR（2）接受原假设，且Hansen 检验拒绝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即模型是有效的。其中，转移支付配置模型、税收配置及政府投资配置模型中的变量lnanpercgdpit－1的系数均为负，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通过转移支付、税收及政府投资的政策资源配置方式能促进区域经济收敛，整体经济呈现收敛趋势。（表3）

表3 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影响的系统GMM估计结果一览表

同时，由交互项变量系数可知转移支付、税收及政府投资在不同区域对经济收敛的具体效应。此处将对各地区经济收敛交互项系数展开分析，具体而言，在转移支付配置模型（1）中，东北地区交互项变量系数为-0.12，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对东北地区经济收敛存在正向效应；东部地区交互项系数为-0.36，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经济收敛效应不明显，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东部地区早期积累丰富的政策资源，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了自身的增长极，因此当地经济发展速度远超转移支付对经济收敛的效应；西部地区交互项系数为-0.98，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收敛存在正向效应，且该效应较其他地区更为明显，这与西部大开发所带来的资源息息相关，促进了西部地区均衡发展；中部地区交互项系数为1.02，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对中部地区经济收敛存在负向效应，无法促进经济收敛，反而拉大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这可能与区域发展政策实施时间有关。作为中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有东部地区作为依托，因此政策资源优先考虑西部及东北地区。

在税收配置模型（2）中，东北地区交互项系数为-0.002，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税收配置有利于东北地区经济收敛，但该效果较小，这可能是因为东北地区属于老工业基地，新产能不足，对税收资源的转化能力不足所致；东部地区交互项系数为-1.25，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税收配置对东部地区经济收敛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效应，这可能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高级化水平有关，尤其是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出水平较高，创税能力较强，尤其是赋税能力强的地区企业纳税较多，因此缩进经济发展水平；西部地区交互项系数为-0.02，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税收配置对西部地区经济收敛同样存在正向效应，但该效应也较小，这与早期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较为薄弱有关，尤其是西部地区主要依托自然资源，存在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能不足、赋税能力弱等问题；中部地区交互项系数为-0.98，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税收配置对中部地区经济收敛存在正向效应，且该效应水平仅次于东部地区，优于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效应。这与中部地区所处位置有关，中部地区的企业发展存在“四面八方”逢源的优势，因此其企业发展水平也较高，赋税能力自然较强。

在政府投资配置模型（3）中，东北地区交互项系数为0.54，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投资配置对东北地区经济收敛反而存在负向效应，可能会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可能与当地政府投资有关，中央政府与地区政府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当中央将资源拨给地方政府时，地方政府再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需要来投资，又基于当地产业转型困难，大多数投资依然投资在处于夕阳阶段的产业，因此对经济发展的改变能力不足；东部地区的交互项系数为0.02，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也表明政府投资配置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负向效应。这可能与地方政府投资方向有关，东部地区产业发展较好，因此将更多的政策资源投入到福利性及基础设施建设上，短期内这对经济收敛不存在显著效应；西部地区交互项系数为-0.45，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投资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收敛，这与地方政府政策资源配置有关，西部地区地大物博，资源配置更为分散，因此更有利于各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部地区交互项系数为-1.25，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投资配置有利于中部地区经济收敛，且该效应更为显著，意味着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效率较高。

总之，整体而言，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存在积极效应。其中，转移支付配置更利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及企业发展不足地区的经济收敛，税收配置更利于产业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的经济收敛，政府投资配置更利于区域较为广阔、资源较为分散的地区。

（二）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由表4 可知，同理，此处模型也是有效的。其中，转移支付配置、税收配置与政府投资配置模型中的变量lnapercgdpit－1的系数均为负数，再次表明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同时，此处将对各区域政策资源配置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进行分析，即分析不同的政策资源配置方式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表4）

表4 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系统GMM估计结果一览表

具体而言，在转移支付配置模型（1）中，东北地区转移支付配置的系数为0.93，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可能与转移支付为当地新一轮的投资保留更多的投入资本有关，缓解当地企业新一轮投资压力；东部转移支付系数为0.21，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正向效应，但其效果较其他地区较小，这与东部地区雄厚的资本存量有关，又与丰厚的外资投入有关，为此东部地区投资资金来源较多，对转移支付的依赖较低；西部地区转移支付配置系数为1.04，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转移支付较大程度提升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意味着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积极效应，这可能与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较大有关，因为西部地区基础建设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为薄弱，尤其是道路建设，这无疑增加了西部地区产品销售的运费，产品往其他地区销售不存在优势，因此对转移支付的依赖较深；中部地区转移支付配置系数为0.68，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样存在正向效应，该效应水平较其他地区而言，仅优于东部地区，这进一步意味着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效果较弱。

在税收配置模型（2）中，东北地区税收配置系数为1.25，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税收配置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进一步说明了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所导致的产能不足有关，意味着当地产业不存在动态竞争优势，因此税收配置对其产出的影响微弱，所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东部地区税收配置系数为2.25，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税收配置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可能与当地企业发展水平有关，东部地区由于产业集聚引致的人才集聚，从而产生了知识效应，为此当地技术研发水平较高，产品极具竞争力，因此税收配置可能使技术研发效应呈现乘数效应，以倍数水平拉动经济增长；西部地区税收配置系数为3.54，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税收配置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正向效应，虽然西部地区的企业整体上无法超越其他地区，但西部地区的能源产业十分丰厚，为此税收配置对这些优势产业来说也存在比较可观的经济效应；中部地区税收配置系数为3.32，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税收配置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较大的正向效应。这可能与上述提到的地理位置有关，其与其他地区距离较为均匀且近，而且内河运输也十分便利，有利于其产业向其他地区销售，为此税收配置很大程度促进了企业产能，呈“锦上添花”作用。

在政府投资配置模型（3）中，东北地区政府投资配置系数为1.56，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投资配置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这说明政府投资能够更好地利用政策资源，将资金投资在产能充足、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从而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政府投资配置系数为2.69，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投资配置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与现阶段东部地区政府主要的投资方向有关，其主要投资在高新技术产业上，为此其对经济增长效应较为明显；西部地区政府投资配置系数为2.98，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投资配置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且该效应较为显著，意味着西部地区政府投资配置对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居民就业等存在正向影响，为此提升了当地产能、产出，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中部地区政府投资配置系数为2.21，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投资配置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说明当地政府在投资上很好地做到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起到配合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效用，且较好地做到了不挤出民间投资，发挥了赋能型政府的作用。

总之，政策资源配置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其中，税收配置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优，政府投资配置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次之，而转移支付配置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较小。

（三）政策资源配置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由表5 可知，同理，此处模型也是有效的。在不考虑政策资源配置的模型（1）中，衡量经济收敛的变量lnapercgdpit－1的系数为1.21，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在没有政策资源配置介入情况下经济整体呈现出发散状态。在考虑政策资源配置的模型（2）中，变量lnapercgdpit－1的系数为-1.88，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在具有政策资源配置介入情况下经济整体呈现为收敛趋势，这与上述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结果相一致，进一步表明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另外，转移支付配置、税收配置与政府投资配置的系数分别为1.23、1.58 与0.99，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了转移支付配置、税收配置与政府投资配置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也与上述政策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存在拉动效应相一致，同样进一步表明这一结论的稳健性。为此，就政策资源配置整体而言，其促进区域经济收敛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表5）

表5 不考虑政策资源配置与考虑政策资源配置的系统GMM回归结果一览表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本文基于区域发展规划，将政策资源配置细化为转移支付配置、税收配置与政府投资配置形式，并将其量化为对应指标，研究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及经济增长的效应。利用1999～2020年31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系统GMM 模型实证分析了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研究结论表明，政策资源配置整体上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拉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但不同的配置方式的效应存在差异性。

（二）对策建议。第一，就政策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收敛来看，需要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配置、政府投资的配置方式。具体而言，转移支付对东北、东部与西部地区经济收敛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应持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但就中部地区而言，转移支付并未促进其经济收敛，因此应该在加大对中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同时需要分散转移支付，避免集中化导致的效率损失；税收配置对各区域经济收敛均存在显著正向效应，但就东北地区而言，其效应十分微弱，因此需要更进一步完善当地税收机制，尤其是要以引进或者鼓励新兴产业为导向来执行资源配置，帮助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实现转型升级，以实现经济赶超，实现各地区经济收敛；政府投资配置对西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收敛存在正向效应，但对东北和东部地区经济收敛却存在负向效应，这将拉大区域经济水平，为此中央政府需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实现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二，就政策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来看，主要是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同时应将政策资源更多地向西部和东北地区投入。具体而言，转移支付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明显弱于税收配置与政府投资配置的效应，尤其是西部与东北地区。尤其是出于鼓励东部地区的企业与西部和东北地区合作以实现资本流动、知识交流、技术交流的目的，在多维上实现对其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援助，同时也可以深化省份援助模式，实现精准化区域联动效应；在收税配置方面，应当对新兴产业执行更优惠的税收政策，以此刺激西部与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政府投资配置方面，政府应当增加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建设，将其作为小微企业运转的依托，实现地区就业，从源头上拉动地区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