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晓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 辽宁·大连）

［提要］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 年辽宁省14 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在其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看，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鉴于此，提出辽宁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也比较突出，此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各类矛盾与问题也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为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我国致力于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来解决。但传统普惠金融目前存在准入门槛高、金融服务供给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普惠金融的扶贫效果大打折扣，且难以大规模推广运作。然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借助于数字化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机构成本，同时也能解决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缺失问题。因此，本文从实证方面来研究辽宁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期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将成为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探讨。梁双陆等（2019）首先从门槛效应、减贫效应及排除效应等理论层面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使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赵丙奇（2020）则利用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高经济水平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显著的负向线性相关关系；在低经济水平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低水平时，其发展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在高水平时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易扬等（2020）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且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庄志浩（2021）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及数字化程度对其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且相比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更为显著。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较为成熟，且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且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一、理论机理和假说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贫困地区的居民由于受到交通不便等限制，难以享受到相应的金融服务，而数字技术的灵活运用让金融服务不再只通过银行网点来实现，只要有移动设备和网络就可以进行线上开户、转账等金融交易，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更新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投资理财方式，其优质金融业务的使用直接促进了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理论层面上来说，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直接帮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但其作用效果是微弱的。因为数字普惠金融目前主要集中于理财、小额借贷等业务的提供与办理，对于普通农村居民而言，这些业务需求可能并不是很大。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

1、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马黄龙等（2021）认为农民等低收入群体会因获得金融服务而增加收入，但这种方式并不会使其收入得到持久的增长，若要这部分群体能够获得稳定而又持久的收入，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恰能为农民等低收入群体获得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信贷支持，让其中一些原本愿意进行教育投资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却受信贷约束无法支付教育费用的低收入农民群体享受到普惠金融服务，为教育投资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保障，进而促进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教育投资的增加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技能水平，他们借此可以选择更多具有技术性的就业岗位，劳动生产效率提高，提高了其经济利益的可得性，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乡村创业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成本从而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也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搜集农村贫困地区的用户信息。例如，韩文龙等（2021）提到，可以根据农村居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等非金融信用信息构建覆盖面更广的信用体系，以缓解金融机构与农村居民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难题。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资本的流通，增加了农村居民资金获得的可能性，促进了农村居民创业和就业，借此可以帮助农村居民实现收入增加，也使得农村经济产业得以发展。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资本成本，通过推动乡村创业、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与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提出相应假设：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模型构建。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本文建立以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在实证检验过程中，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本文对城乡收入差距这一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的处理，并采用GMM 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考虑到异方差的问题，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Dif 为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Index 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Zit为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变量；ui为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i 和t 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Dif）。本文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进行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Index）。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第三期“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在该指数下，还选择覆盖广度（Breadth）、使用深度（Depth）和数字化程度（Digitization）三个分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Eco），用各地区人均 GDP作为衡量指标；（2）产业结构升级（Str），用第二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与GDP 比值进行衡量；（3）政府财政助农规模（Gov），用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衡量。

（三）数据来源。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数据选取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第三期指数（2011～2020）。而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均选自2011～2020 年辽宁省内14 个地级城市数据，主要来源于《辽宁统计年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极个别缺失数据采用估算方式补齐，各变量具体统计性描述如表1 所示。（表1）

表1 变量统计性描述一览表

三、实证结果分析

如表2 所示，一共包含4 个模型结果。其中，模型（1）报告了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而模型（2）～（4）分别报告了覆盖广度（Breadth）、使用深度（Depth）和数字化程度（Digitization）三个分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具体来看：模型（1）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1%时，城乡收入差距就显著缩减0.037%，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缩小省内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说。在模型（2）～（4）的结果显示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分指数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29、-0.058 和-0.014，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反映出这三个分指数对辽宁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显著的缩小效应。从影响程度上看，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较低。这表明数字金融的迅猛发展虽极大地拓宽了覆盖广度，但在其之下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的使用深度，才是衡量辽宁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部分。因此，确保使用深度的加深应是辽宁省数字普惠金融目前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另外，4 个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滞后项皆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也进一步证明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具有合理性。（表2）

表2 基准回归结果一览表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36，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扩大了该省城乡收入差距。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辽宁是一个工业大省，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的发展与积累，尤其近些年来，辽宁借助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契机继续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从事该产业的就业者主要为城镇居民，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反，产业结构升级、财政助农规模的回归系数显示为负，且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的提高和财政助农规模的加大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2011～2020 年辽宁省14 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同时借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第三期“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多项数据，在此基础上，借助GMM 估计方法来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能够显著缩小该省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其三个分维度均发挥出重要作用。其中，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根据所得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解决城乡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资金的引导、社会资本的广泛参与，以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增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另一方面在吸收技能人才、管理人才投身数字乡村建设的同时，要加强数字化素质教育。其次，金融机构要将农村等低收入人群作为重点宣传对象，加大数字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推广力度，提高生活中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公众参与度；同时，要持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最后，要拓宽征信体系覆盖范围，加大对征信数据的深度分析和挖掘。其中，要重点建设农村地区的征信体系，通过构建多指标的信用体系，判断农民等低收入群体能否享受某种金融产品或服务，使得满足条件的贷款人能够及时地获得信贷资金，解决资金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