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函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工作。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结合虚拟资本时代预付资本的形态特征，方能构建以财富创造为指向的虚拟资本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函数。基于数值模拟方法对社会生产函数的经济意义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总结虚拟资本参与下提升社会再生产效率的基本规律。研究表明，当以虚拟资本为代表的市场信用匮乏时，全社会预付资本不足，虚拟资本增加会增加社会产出和提升社会效率;而当以其为代表的市场信用富余时，全社会预付资本过度，虚拟资本增加会降低社会产出和破坏社会效率，同样的经济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对开放经济系统而言，鼓励引进外资还是鼓励对外投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策，当资本匮乏时引进外资意义重大，它可以充裕国内资本、提升社会效率，而当资本富余时对外投资则可以有效化解虚拟资本过度与社会效率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生产函数;虚拟资本;社会效率

作者简介：姚宇，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西安  71006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虚拟资本时代社会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解决路径研究”（16BKS04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2.03.009

引  言

尽管西方经济学的唯效率论早就有着构建社会生产函数分析社会财富创造的传统，但由于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特征和世界观上否定历史、否定社会存在的认识，这种生产函数的指向要么是放弃市场走向“科学”管理（如泰勒，1911），要么是放弃社会核算走向“自由”放任（如马歇尔，1890）。放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生产函数或者有着一定的适用性，但作为一般性的解释理论则完全不成立。索洛（1957）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在此方面最具典型性。因此，基于生产维度（效率角度）的科学分析需要首先构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社会生产函数。较早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引入生产函数概念的是张守一、史清琪和刘树成等学者。张守一“以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理论来解释生产函数”，并认为“作为一种经济分析工具，可用它来测算各种生产要素对实物产量的影响”1。史清琪等也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生产过程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又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而运用生产函数方法，只是局限在生产的物质内容范围内，并不涉及价值的创造过程”1。刘树成和周思毅支持前两人的观点，并从“生产资料在这两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起作用的方式不同”与“劳动者在这两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起作用的方式不同”两方面阐述了生产函数的使用价值创造含义。2首先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函数系统构建的学者是吴易风和王健。他们认为：“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反映了人们的劳动生产力”，“以抽象的数学形式描述了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的过程”，但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混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等概念，希望借其为资本主义辩护更是完全错误。3基于这一认识，吴易风和王健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了“价值形式的生产函数”。冯金华承接吴易风和王健的研究，但认为价值函数和生产函数应进行理论上的区别，价值函数由反映商品的价值量决定，生产函数的反映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决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他进而以价值函数为中心将生产函数嵌入价值函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函数。4王朝科在对前人研究总结基础上提出，“从商品二因素理论出发，分别建立价值函数和生产函数，前者反映价值量的决定，后者反映使用价值量的决定”5。本文秉承这一观点，并认为社会生产函数的构建必须对西方社会生产函数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扬弃，一方面明确社会生产函数的使用价值指向和财富属性，正如马克思引用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6;另一方面将社会生产关系纳入社会生产函数之中，坚持历史范畴下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认识。

随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世界经济进入虚拟资本时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基本确立到不断发展，虚拟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关于虚拟资本与社会效率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多数研究者均认为，虚拟资本对社会效率存在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陆夏指出，虚拟资本造成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信用保障问题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支撑的缺失。7朱炳元和陈冶风认为，过度依靠虚拟资本，追逐虚拟资本带来的超额利润，加速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将会造成难以控制的经济不平衡和不稳现象，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制约。8肖磊在深入阐述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关系的基础上认为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的疲软，是导致虚拟资本快速扩张、经济“脱实向虚”的主要原因，也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资产泡沫化的主要推手;因此，回归虚拟经济的基本功能，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将是未来我国虚拟经济监管和实体经济振兴的着力点。9李善燊和王君萍基于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相关论点探讨了房地产虚拟资本，认为当代虚拟资本已经深度参与了房地产剩余价值分配体系，干扰了扩大再生产的可持续运转机制。10靳永茂认为，一方面信用破除了货币流通的局限，扩展了资本生产空间，另一方面信用基础上的资本虚拟化演进及扩张则潜藏着危机。11刘晓欣和田恒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了虚拟资本通过控制产业资本，主导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使投机主义和垄断思想弥漫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领域，表现出的高杠杆、高回报等虚假繁荣不断加速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破坏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严重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1以上研究主要针对了我国当前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问题导向明确，但由于没有进行虚拟资本参与下一般意义社会生产函数的构建，研究的系统性还有所欠缺。

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如何构建虚拟资本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函数，并基于这一生产函数研究社会效率问题，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与指导中国新时代经济发展實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希望对此进行尝试。

一、数理分析及模型构建

（一）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社会再生产函数构建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函数的总纲，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分析社会效率的基本方法，探讨虚拟资本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同样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姚宇认为，应当以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为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函数，生产函数的目标应当是以效率为中心、以使用价值为指向的财富创造，以公平为中心、以价值分配为指向的研究应该交给价值分配函数。2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他提出了如下社会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

社会产出=生产力×生产关系

上述公式尽管表达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交互影响，但对两个方面作用发挥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化，特别是生产关系变量，其与社会产出之间很难用简单的比例关系进行刻画。为了更为准确地表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社会再生产中的相互作用，需要借助于函数形式修正上面公式：

式中，F1（.）表示生产力在社会再生产中作用的发挥过程，F2（.）表示生产关系在社会再生产中作用的发挥过程。应用基于生产力三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述上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用发挥的具体过程，上式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式中，K（.）代表中间产品（资本品，实物资本）社会再生产投入数量的决定函数，L（.）代表劳动力社会再生产投入数量的决定函数，R（.）代表土地和资源社会再生产投入数量的决定函数，生产力三要素的边际产量在确定生产力条件下为常量，通过指数α、β、γ反映。该式对生产关系在社会再生产中具体作用的发挥——联合生产要素、形成社会生产——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表达，生产要素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的组织才能对社会再生产发挥作用，自由主义经济学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函数和“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箴言完全错误。

以上公式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再生产中辩证关系的模型化表述，在任何历史时期均具有普遍性，历史的发展只会带来生产关系及其表现形式的變化，而生产力三要素投入形成社会产出则不会变化。公式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理解的社会再生产效率或者叫财富创造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结合，只有生产技术和生产力三要素（即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生产要素）并不意味着社会产出的形成，微观上的厂商生产函数和宏观上的索洛生产函数都并不正确，社会生产关系（也可以称为生产组织要素）对财富创造、对社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很多时候具有决定性，凯恩斯（1936）所陈述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哈罗德-多马模型（1948）所预示的经济增长非稳定性在经济中具有现实性。经济危机不仅证伪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厂商资源配置最优等价于社会效率最优的观点，更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危机破坏经济效率的论断。构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社会生产函数就必须把社会生产关系纳入其中。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再生产函数

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关系的组织由“资本”1所决定，（预付）资本承担着联合生产要素的功能，它通过承担市场风险而被生产要素所有者“信赖”从而“愿意”被其“雇佣”“租赁”和安排生产，它的本质是市场信用，而它的形态随着历史和生产进程都可能发生变化。在17、18世纪，世界市场经济处于自由竞争时期，（预付）资本的形态主要表现为贵金属货币（后来包括了国家纸币）。囿于贵金属储量和开采量在局部地区的有限，资本规模相对于它代表生产关系所希望覆盖的生产力三要素规模而言在英国等西欧国家十分匮乏，需要通过大量输入贵金属的形式推动社会扩大再生产，重金主义的提出以及重商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英国社会产量或者说社会效率的推进具有其历史必然性。金融行业兴起所推动的货币信用化，其历史动因正在于缓解贵金属货币资本在组织社会生产上数量的有限和能力的不足。以创造信用货币为中心业务的金融行业蓬勃兴起，信用货币逐步取代贵金属货币和国家纸币成为流通和支付的主要手段，信用货币转化为虚拟资本，成为历史的必然。

不论承担资本功能的是货币资本还是虚拟资本，只要承担市场生产组织功能的资本是匮乏的，它的数量对经济增长都具有决定性，以上具有历史普遍性的社会生产函数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如下市场经济特有的社会生产函数形式：2

其中，Y代表社会产出，C表示资本规模，F（.）表示资本的组织效率，A表示生产技术（社会生产力水平）。

（三）虚拟资本时代社会再生产函数的构建

只要是“市场信用”组织社会再生产，只要这种“市场信用”的规模相对它所能够或者期望覆盖的生产力三要素范围而言仍然稀缺，信用货币转化来的虚拟资本替代贵金属货币转化来的货币资本就不会立刻改变上述社会生产函数是资本规模增函数的性质。信用货币对贵金属货币和国家纸币替代的意义除了它的规模不受限制以及更便于携带和支付外，还在于它对个人识别市场信用而言更加便捷和有效，3更在于它在人际间更加“公平”、让货币真正接近其本质而不再被载体所限制，让更多拥有市场信用的人获得市场交换和支付中的信用（也就是流动性）、实现有效支付，从而能够在根本上提高市场交易层面资源配置的效率。

尽管虚拟资本在形成初期并不会改变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生产函数是资本规模增函数的性质，但它来自于收入的资本化“想象”的“虚伪性”却为这种性质的改变创造了可能。这主要是因为金融行业对信用货币所特有的生产形式。由于金融体系的授信规则是对所有收入能力进行资本化，这就使得生产要素净收入所得的资本化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收入资本化过程，而成为一个无限的资本化循环过程。在不考虑风险条件和金融歧视时其机制如下：1

第一步，生产要素直接净收益的虚拟资本化。对于生产要素的直接净收益，如劳动力、土地和实物资本等所获得的工资、地租和租金，在扣除它们的简单再生产成本之后，可以用简单的永续增长估值公式进行资产定价从而得到金融体系赋予的市场信用（即虚拟资本化数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式中，i代表某人拥有的某种生产要素，Xi代表这一生产要素的规模，pi代表这一生产要素的单位价格，ci代表这一生产要素的单位简单再生产成本，xi代表某人将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社会再生产所取得的直接净收入，C1i表示生产要素直接净收益资本化的结果（或者说所获得的市场信用），gi表示该生产要素直接净收入的预期永续增长率，2r表示利率，fi表示直接收入的风险损失率。当预期增长率为0时gi为0。

由于大部分生产要素收入并不具有永续的特点，可以采用递增年金现值公式对以上公式进行改造，得到如下公式：

式中，j代表生产要素取得收入的年份。这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直接净收入的虚拟资本化我们称为初始资本化。

第二步，生产组织收益的资本化。将前一步所形成的虚拟资本用于生产预付并由此取得收益，如美国将其国内生产要素净收入虚拟资本化后用于在中国投资，这一收益的可持续性同样具备虚拟资本化的条件可以形成虚拟资本，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式中，M*代表全社会平均利润率，yi代表生产要素生产净收入转化为虚拟资本所赚取的利润，g2i表示yi的预期永续增长率，f2i表示yi的风险损失率，C2i表示生产要素直接净收益转化虚拟资本带来收益资本化的结果（或者说所获得的市场信用）。同样，当考虑虚拟资本所获利润并不具有永续的特点，可以采用递增年金现值公式对以上公式进行改造，得到如下公式：

这一虚拟资本收益虚拟资本化的过程会不断重复产生一种循环累积：

这种虚拟资本预付所取得利润的进一步虚拟资本化，可以称为衍生虚拟资本（或衍生信用货币）。只要市场规模（市场所覆盖的生产要素规模）存在扩张的空间，这一循环就会不断持续下去，源源不断的虚拟资本（或者叫信用货币）会被创造出来，从而形成虚拟资本规模相对于实际社会生产规模几何级数的增长。伴随着这一快速增长，即使存在着对外投资和有效的市场扩张，虚拟资本也必然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超越市场信用所能覆盖的生产要素规模，货币资本匮乏（或信用货币资本匮乏）的状态将会消失。社会生产函数将转化为下面的特殊形式：

这一形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它是只由生产技术和生产力三要素决定而与社会生产关系无关的社会生产函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否定在资本（虚拟资本）匮乏问题被解决后实现了。资本由于能够进行预付进而具有组织市场经济中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和因为这一能力而拥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主导权，在资本彻底充裕后不再具有利润索取权，也不再具有决定社会产出的能力。它的唯一作用成为社会平稳运行的担保，而这种担保能力人人都具备。

问题是这样的形式会在现实中存在吗？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会从重商主义的资本匮乏自动地走向新古典经济学所设立的完美竞争模型，从而真正实现“终结”生产关系走向历史终结吗？当然不会。没有哪个生产关系主导者会拱手让出生产关系主导权，他们只会凭借手中所拥有的主导权把自己未来的主导权抓得更紧。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到希法亭和列宁关于虚拟资本的研究都论述了伴随着虚拟资本规模增大，自发市场经济的必然走向——垄断和金融寡头。列宁指出：马克思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1，“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2。希法亭沿着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对股份制的推进，论述了他对垄断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剩余价值占有的最具创见性的理论“创业者利润”（更多表现为借贷资本循环，A-A’），即股份制和大资本所带来的资本积聚占有剩余价值的途径并不只在于它的规模收益，还在于他们通过上市（虚拟资本化）所获得的超过股票面额（对应实际资本额）和其平均利润之和的收益。垄断者（高额资本拥有者）要求高额利润，这是虚拟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关系主导权的拥有者只会强化自己的优势地位而绝不会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自动地让出社会主导权和剩余价值索取权。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3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也讲到：“垄断化进程的推进也会令剩余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4列寧因此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5

高额资本获取高额利润使得虚拟资本规模一旦超越了市场经济所要求它通过预付组织的生产要素的范围，它就会以谋求垄断利润的形式破坏社会效率，降低社会产出。这种破坏的形式既可能是像希法亭所描述的通过在证券或其他产权凭证交易所制造泡沫以实现“创业者利润”，也可能是通过恶性竞争和强制并购来制造垄断，通过垄断定价赚取垄断利润。而不论是两者哪种途径，社会生产效率都会被破坏，社会产出都会下降。在此机制下，社会生产函数中生产关系（虚拟资本）作用的发挥将转化为下面的新形式：

其中，

式中，l代表社会的垄断程度，θ代表垄断程度对社会效率的破坏强度，C0代表覆盖全部生产要素所要求的虚拟资本规模，C-C0代表虚拟资本规模超过要求规模的数量。公式反映社会垄断性与虚拟资本规模超过要求规模的数量正相关，社会垄断程度会随着这一差值的增加而增大。社会生产函数转变为资本规模的减函数。

由于以上三个社会生产函数分别表示了虚拟资本规模相对于生产要素规模的匮乏、相等和富余三种情况，我们可以将三个社会生产函数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全面的社会生产条件函数：

对这一函数需要进行两点说明：一是C=C0的阶段社会生产函数只会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存在，或者说它更多是存在于自由主义理论学者的幻想中，生产关系主导者对剩余价值索取权的要求只会因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改变其形式，但放弃这种权利是不可能的;二是垄断并不是当C超过C0时突然而发生的，历史具有渐变性，函数描述的只是一个社会主要矛盾或者说整体的情况，当C<C0时同样可能发生局部的垄断和普遍的资本匮乏，当C>C0时也可能发生普遍的垄断和局部的资本匮乏。

除此之外，资本流动也会改变虚拟资本对社会生产效率或者叫社会产出的影响。当存在资本输出或输入后国民收入会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内生产所形成的社会产出，另一部分则是输出资本所带回的资本收益或输入资本所带走的资本收益。以上分段生产函数也会因此发生变化，输出的资本并不会对国内生产产生影响，既不会促进，也不会破坏，而输入资本会直接增加国内虚拟资本，输出资本所带回的资本收益会增加国民收入，而输入资本所带走的资本收益会减少国民收入。同时，物价水平提升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提升，在资本匮乏时会破坏市场流动性从而降低虚拟资本的生产组织能力，前述分段社会生产函数将转变为如下形式：

式中，Cf代表资本净流出，是资本流出和资本流入的差值;Yf代表资本净流出所带回的资本收益;Yf是Cf的增函数，当Cf为正时其为正，代表国内收入会因输出资本的收益索取而增加，当Cf为负时其为负，代表国内收入会因引进资本的收益索取而减少;P代表物价水平。对于流出资本而言它能够取得资本收益，其收益决定于对外投资收益率和对外投资规模，可以简化表述为以下形式：

式中，v表示对外投资收益率。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C、C0、Y、K、L、R、l以及A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C与Y之间的关系。收入是虚拟资本的来源，而只有净收入才能被金融体系认可进行资本化，形成虚拟资本，基于简化的永续增长资产定价模型可以得到一个简化的C与Y的对应关系：

式中，r代表利率，g代表Y的预期永续增长率，f代表收入的风险损失率;σ代表收入的虚拟资本转化率，即现实中收入虚拟资本化的难易程度，σ越大难度越小，反之难度越大;Yc表示收入中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之外消费的部分，1在社会生产力确定条件下，它与Y之间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称为社会消费率。

这里r的大小与国内实际虚拟资本规模和覆盖全部生产要素所要求的虚拟资本规模比值呈负相关，该比值越小说明社会生产中作为生产关系组织权代表的虚拟资本越稀缺，生产虚拟资本（或者说提供虚拟资本评估服务）的价格越高，反之生产虚拟资本的价格越低，r大小的决定可以表达为下式：

其次是C0与K0、L0和R0之间的关系。这里K0、L0和R0分别代表经济系统内存在的资本品、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数量，它们是可投入生产的生产要素，是潜在的生产力，而K、L和R是事实投入社会生产的生产要素，是事实的生产力。C0是市场生产关系所能覆盖生产要素的最大范围，它与K0、L0和R0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达为下述公式：

式中，pk、pl、pr分别代表K、L、R的单位市场价格。方程的含义在于资本的生产组织功能是通过资本预付实现的，要发挥全部潜在的生产要素生产力就必须有与之总价格相匹配的预付资本。

接下来讨论Y、Yc与K、L、R之间的关系。Y当中除了用于消费的部分，其他部分将用于储蓄或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消费，即形成新增的生产要素。在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和生产要素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YC会按照确定的比例（即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分配到生产要素之间，其均衡公式如下：

式中的MPK、MPL、MPR代表将Y-YC新增于K、L和R后这三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

对于l与C-C0的关系前述分析已讨论，不再赘述;生产技术A具有非连续性，本文将其按照外生变量处理。将以上四个关系公式与分段社会生产函数结合就构成了虚拟资本时代全面的社会生产模型。本文的后续分析我们将基于这一模型展开。

二、虚拟资本时代社会生产模型的数值模拟和社会效率评价

受限于社会产出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关键性变量指标数据的取得困难，基于历史实际数据的计量实证分析难以开展，本文因此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虚拟资本参与下社会生产模型所揭示的研究结论进行阐释（结合实际含义和计算的便捷性，本文基本参数选择见表1）。

基于本文构建的虚拟资本语境下社会生产模型并结合以上参数取值和变量初始赋值，数值模拟中不同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进行如下设定：

式中，t表示时期，t-1表示上一个时期。其他由当期变量所决定的变量间静态关系之前社会生产模型中已经阐释，这里不再赘述。社会效率尽管含义多样，但与社会公平对应时它的指向较为明确，即以“资源配置最优”1“劳动生产率提升”2或“做大蛋糕”3等为目的的社会生产效率。基于设定已投入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最优在非垄断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自发实现后，社会效率就转化为生产关系失位或错位导致的生产要素闲置或垄断错配问题。基于此，本文对社会效率的评价包括动态和静态两个标准。動态标准是观察影响虚拟资本（生产关系）的变量变化是否能带来社会实际产出的增加，如果社会实际产出持续增加就说明这一变化能够提升社会效率，增幅越大、增速越高说明该变量改变越能提升社会效率。静态标准是计算实际社会产出与潜在社会产出的差值。所谓潜在社会产出，是就所有社会存量生产要素全部按照不受生产关系约束的生产函数进行生产所得到社会产出，即：

式中，Y*代表潜在社会产出。在对变量进行初始赋值和参数值确定后，本文将以上动态关系和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社会生产模型结合运用计算机软件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C-Cf<C0阶段单变量变化数值模拟、C-Cf>C0阶段单变量数值模拟和两阶段社会效率变化整体过程模拟。模拟具体结论如下：

首先，从整体过程观测：虚拟资本源于收入资本利息取得的“想象性”或“虚伪性”特征决定了它的成长速度远高于社会实际财富（生产要素规模）增长，随着时间进程它的规模必然会超过社会再生产所需规模并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见图1）;4虚拟资本匮乏期，虚拟资本的发展会让社会产出越来越接近潜在社会产出，而虚拟资本富余期，虚拟资本的继续增加会让社会产出越来越远离潜在社会产出（见图2）。5

其次，单独观测虚拟资本匮乏期：1收入资本化率提升对于虚拟资本规模和社会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虚拟资本规模与社会效率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利率水平的下降、预期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和市场风险损失率的下降能够显著提升虚拟资本的增幅和增速并进而增加社会产出和提升社会效率;物价水平的提升尽管不会抑制虚拟资本的增幅但会破坏虚拟资本作为资本预付组织社会再生产的能力，从而减少社会产出、降低社会效率;虚拟资本净流出会加剧经济体资本匮乏，从而减少社会产出、降低社会效率。在此阶段，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生产关系方面的虚拟资本规模发展，而非生产力方面的生产要素增加。

再次，单独观测虚拟资本富余期：2收入资本化率提升会带来虚拟资本规模的提升，更会导致社会产出和社会效率的下降;生产力水平提升能够带来虚拟资本规模和社会生产效率的同步提升，但两者之间不再存在良性相互促进;利率的下降、预期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和市场风险损失率的下降能够显著提升虚拟资本的增幅，但更会降低社会产出增加和破坏社会效率;物价水平提升不仅会促进虚拟资本规模增加，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产出;虚拟资本净流出会缓解经济体资本过度，从而增加社会产出、提升社会效率;充分的对外投资收益率可以带来“对外投资增加-虚拟资本规模增加”的良性循环，从而以对外投资收益提升社会产出;垄断的破坏力越大富余虚拟资本对社会效率的伤害也就越大。在此阶段，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生产力方面的生产要素增加，而非生产关系方面的虚拟资本规模发展。

三、研究结果讨论

基于理论研究、模型构建和数值模拟，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数值模拟结果背后的原因并形成本文研究结论。

研究结论一：虚拟资本作为联合生产要素、组织社会生产的载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社会产出增加和社会效率提升具有不同的作用，当以其为代表的市场信用匮乏时，全社会预付资本不足，虚拟资本增加会增加社会产出和提升社会效率，而当以其为代表的市场信用富余时，全社会预付资本过度，虚拟资本增加会降低社会产出和破坏社会效率。

资本匮乏是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初期所有经济体都会面临的发展困境。化解这一困境的方法要么是扩大贵金属储量，如扩大开采规模或进行海外掠夺，要么是进行虚拟资本的生产。囿于国土面积狭小、黄金储备有限，尼德兰革命（1566—1609）所诞生的荷兰采取了扩大虚拟资本创造的方式化解资本匮乏困境，并以此推动了荷兰市场经济生产方式替代封建庄园等其他生产方式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1609年虚拟资本创造的两类核心组织阿姆斯特丹银行和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先后在荷兰成立，尽管私人银行和票据交易所在此前的欧洲已经存在，但这两个机构的建立仍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一是国家公信力更为积极地介入了银行体系，其二是股票第一次作为所有权凭证出现在了证券交易所内。两个机构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从取款凭证、银行券、汇票到股票等一系列虚拟资本创造形式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虚拟资本的规模化创造性地解除了荷兰资本匮乏的发展困境，推动了荷兰以运输和贸易为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产出的高速增加和社会效率的大幅提升。荷兰，一个面积只有“两个半北京”的小国，在尼德兰革命后半个世纪内贸易额竟达到了世界的一半，马克思因此将其称为“海上第一强国”。相似的过程也在近代的英国和美国先后发生。17世纪末以英格兰银行成立为标志，以现代银行体系为主体的虚拟资本创造模式在英国广泛展开，英国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匮乏困境被逐步化解，而鼓励黄金输入的重金主义也在英国被逐步放弃，英国的社会产量和社会效率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英国也因此被称为“第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1。19世纪中叶以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1863）为标志，以股票交易所为主体的另一种虚拟资本创造模式在美国广泛展开，有效化解了美国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困境，推动了美国全社会生产效率的巨大飞跃，到19世纪末美国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但资本匮乏并不是历史的永恒，虚拟资本的快速增长在消除资本匮乏的同时也预示着资本富余时代的到来。如果说在资本匮乏时期由于能夠取得稳定的获利，虚拟资本所包含的虚伪性与欺诈性还能有所隐藏或者暴露得不那么干脆，那么在资本富余时期它对社会生产破坏性的一面就会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如果说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只是虚拟资本虚伪性的小试牛刀，1929年的大危机和紧随其后的大萧条则充分说明了虚拟资本本质的虚伪性、阶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虚拟资本的创造并不是为了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它的目的只是实现阶级利益，实现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占有，当它不能以生产效率提升的方式达到目的时，它就会通过垄断、金融寡头的形式，通过破坏乃至严重破坏社会效率的方式达到目的。每次泡沫之前，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近乎疯狂地以包装上市和金融衍生品创造虚拟资本、赚取“创业者利润”，而当泡沫之后它们又以近乎掠夺的方式占有小额资本所有者和社会公众的个人财富。2它们全然不顾泡沫与危机给社会生产、给社会效率带来的巨大破坏，全然不顾大危机给人们带来的失业与贫困，它们只关心自己要求的所得。1997年金融寡头索罗斯操控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是把虚拟资本创造者所有遮遮掩掩的罪恶都摆上了台面。历史一次次通过事实论证了我们的结论，对于富余的虚拟资本如果不加以约束，它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任何生产关系的载体与它代表的生产关系一样都是历史的范畴，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会推进社会效率，在另一个历史阶段又会成为社会效率的破坏者。

研究结论二：虚拟资本提升社会效率的途径是以信用货币赋予的形式促进企业组织更多的社会生产以及以股份制形式推动生产的规模收益和探索创新，而其破坏社会效率的途径则是谋求垄断地位、占有垄断收益，以及成为金融寡头进行金融掠夺。

资本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联合生产要素。各类生产要素在分离的状态下，都只是可能的或潜在状态的生产力。只有以某种形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增长。3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同自身的个体劳动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等量劳动创造相同的价值”。在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下，广泛的生产要素结合，则表现为G-W-G’中G对生产要素的联合或组织——通过资本预付令生产要素所有者信赖，愿意将自己的生产要素供给预付者——从而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虚拟资本作为货币资本的替代形态，同样承担着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下组织生产的功能，但它与货币资本又有不同，它的组织基础G是信用货币而非金银，是虚拟资本创造部门（以银行体系和证券交易所体系为代表）根据市场要求创造出来并赋予企业的。这种创造决定了它规模的任意性和内涵的虚伪性。当它的规模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要素联合时，虚拟资本对社会效率提升的关键作用也就发挥出来。虚拟资本的这一功能体现在银行日常的虚拟资本创造中。经营者或潜在的经营者通过抵押、质押从银行取得贷款（活期存款取款凭证），再运用这些贷款进行资本预付组织经营，市场生产方式下基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由此展开了。

股份制是虚拟资本推进社会效率提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一章中清晰地论证了信用制度（虚拟资本的创造制度）对股份公司成立的推进，由此“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1。马克思还讲到：“积累， ……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股份制的作用在于资本聚集，其目的在于进行规模化大生产或开展个别人无法承担风险损失的大冒险，而其开展形式就是创造虚拟资本——发行股票。股票（特别是可在交易所交易股票）的高流动性为个人投资者快速的风险转移提供了便利，也进一步提升了股份制公司成立的效率。此时规模收益和高风险得来的高收益就成为虚拟资本提升社会效率的原因。事实上，股份制公司就是从英国、荷兰的海上探险开始的，从“莫斯科公司”（1554）到“（英属）东印度公司”（1600）再到“（荷属）东印度公司”（1602）莫不如是。股份制的大发展则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以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为核心的证券交易所体系通过成立股份制公司和推进股票上市极大地推进了美国铁路、钢铁、汽车和通信的发展热潮，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和社会效率提升。21世纪以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在全球的蓬勃发展不得不说也包含着股份制推动的重要作用。

虚拟资本对社会效率的正向贡献并不能掩盖其“虚伪性”的本质。从虚假汇票在16世纪早期安特卫普的泛滥到1720年的“南海危机”，从19世纪后期美国不断重复的股市泡沫到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更不要说1929年大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桩桩历史事件都为虚拟资本的虚伪本性做出了注脚。今天，虽然汇票造假和私人银行滥发早已不存在，但虚拟资本依然在通过谋求垄断地位和成为金融寡头的方式来破坏社会效率。垄断破坏社会效率早已为亚当·斯密、马歇尔等众多经济学家所论述，这里主要通过典型案例阐明一下虚拟资本对垄断地位谋求的促进。1870年“标准石油”通过股份制成立，通过股份制募集和上市融资，它以快速的兼并方式实现了垄断，到1879年底这个成立刚满9年的公司就已控制了全美90%的炼油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垄断者。如果说垄断者通过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对社会效率的破坏有时还不那么显而易见，金融寡头通过股市泡沫谋求“创业者利润”的社会效率破坏力则是触目惊心。如前文所述，股份制公司的成立和股票交易所上市推进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铁路、钢铁、汽车和通信的发展热潮，但每一次热潮中金融寡头又都会通过它们手中掌握的虚拟资本创造权力大肆制造金融泡沫，以满足它们“创业者利润”的目标追求，而这些泡沫一旦破裂就是经济的满目疮痍和久久难以恢复的后果。尽管1929年大危机已经是人类经济史上最惨痛的教训，但这并不会让金融寡头收手，因为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天性，在泡沫中占有“创业者利润”也是“金融资本”的天性。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并不是结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不是结束，只要虚拟资本出现了富余或局部的富余，金融寡头就会出现，破坏社会效率的金融泡沫也会随之到来。

研究结论三：同样的经济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收入资本化率提升、利率下降、预期经济增长率提升、风险损失率下降和物价下降这些因素在資本匮乏期会增加社会产出和提升社会效率，而在资本富余时期则完全相反。

社会效率是历史的范畴，从来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具体社会生产函数，社会再生产必然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是虚拟资本参与下社会再生产研究所必须遵循的规则。收入资本化率提升、利率下降、预期经济增长率提升、风险损失率下降和物价下降等同样的经济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结果，对于虚拟资本参与下的社会效率同样如此。在虚拟资本匮乏期，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矛盾在生产关系一侧，代表生产关系主导权的虚拟资本创造组织的发展、虚拟资本规模的发展以及有利于这些发展的一切经济制度和经济变量的变化都会推进社会效率的提升。发生在16世纪初下尼德兰地区的“利息革命”极大地推进了这一地区信用货币的创造进程，为尼德兰革命和荷兰“小国大业”的完成烧起了第一把火焰。伴随着利率的下降，经营者们依靠信用借贷组织社会生产的难度不断下降，更多的人可以利用更大的虚拟资本规模去组织生产，从而使全社会的生产规模和社会效率都得到了根本的提升。但同样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则带来的更多是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1

与利率频频受到政府干预不同，预期经济增长率和风险损失率对于虚拟资本参与下社会效率的影响，在现实经济观察中则更清晰地体现出动因与结果的关系。良好的发展预期（高增长率预期和低风险损失率预期）会促进信用组织虚拟资本创造的热情。这种热情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再生产的要求、推进了社会再生产，正像每一次技术革命到来时一旦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对这样的技术充满信心，这个技术的社会实践就必然能广泛地得以开展;而热情的另一方面是它满足了金融寡头对“创业者利润”契机的寻找，运用手中虚拟资本创造的权力，它们又可以在这次技术变革中掀起一场新的泡沫。虚拟资本局部的匮乏与局部的富余在此时形成了辩证的统一。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声音都会不绝于耳。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市场信心的崩溃会改变所有的发展预期，负向的增长预期和对市场风险损失的过度担心较之政府能够调控的利率影响更大。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收入资本化率变动之中：劳动力的收入资本化有效促进了二战后美国经济信心的恢复、推进了社会产出的增长，但21世纪初劳动力收入资本化率的过度提升（以房地产市场次级抵押贷款为代表）则诱发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社会效率破坏至今还无法恢复。

需要强调的是，虚拟资本局部的匮乏与富余并不影响我们对历史的整体判断。虚拟资本匮乏的国家也会有股市泡沫，但发展虚拟资本生产组织（银行体系和证券交易所体系）仍然是主要矛盾，虚拟资本富余的国家也会有金融危机破灭后短暂的信用体系崩溃，但抑制虚拟资本过剩和金融寡头行为必须是主要的社会矛盾。

研究结论四：生产力水平提升永远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论哪个时期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都会增加社会产量和提升社会效率，虚拟资本参与下的社会再生产同样如此，但这种提升有时会受到虚拟资本所决定生产关系的促进，有时又会受到虚拟资本所决定生产关系的抑制。

生产力是社会再生产中最为积极的因素，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任何的历史阶段生产力水平提升都会起到推进经济发展、提升社会产出的作用。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会因虚拟资本的参与而发生改变。自虚拟资本出现以来，人类历史先后经历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化革命、以发电机为代表的电气化革命、以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为代表的电子化革命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在这些生产力革命的推进下，近300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之前全部历史所创造财富的总和，社会效率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但虚拟资本创造组织的发展和虚拟资本总量的增加在这一社会效率提升中并非一直都发挥正向的推进作用。

虚拟资本是替代货币资本进行资本预付的新的资本形态，是货币信用化之后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下生产关系主导权的代表，它对社会效率的作用本质而言就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本文在理论阐述、模型构建和数值模拟中均已十分清楚地展示了在虚拟资本匮乏期或局部相对匮乏时，虚拟资本发展会与社会生产力进步形成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体现出生产关系推进生产力的作用;而在虚拟资本富余期或局部相对富余时，它的发展又会对社会生产力进步形成抑制，体现出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正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投资银行通过风险投资和包装上市令微软、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一大批技术创新企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发展并提升了社会效率，很好地发挥了虚拟资本联合生产要素、组织社会生产的功能。但投资银行也是垄断的制造者，是金融寡头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们对垄断地位和“创业者利润”的渴望又成为它们破坏社会效率的源头。在垄断利润的追求下，原本用于联合生产要素、推进创新的资金成为了进行资产并购、扼杀新的创新的工具，从标准石油、通用电气到微软，那些原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企业最终却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代表。在“创业者利润”的追逐下，运用它们手中掌握的虚拟资本创造权力，金融寡头会借助一切技术创新的噱头在金融市场推波助澜，它们通过自身的行为引导社会公众和其他中小金融机构改变社会预期（经济增长率和风险损失率），而当社会因为它们失去理智时它们又会在财富掠夺后悄然离场，只把金融泡沫破灭后社会生产的一蹶不振留给整个社会。

研究结论五：对开放经济系统而言，鼓励引进外资还是鼓励对外投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策。当资本匮乏时引进外资意义重大，它可以充裕国内资本、提升社会效率，而当资本富余时对外投资则可以有效化解虚拟资本过度与社会效率之间的矛盾。

对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经济环境，作为生产关系的载体和资本的表现形态，虚拟资本与社会效率的矛盾并不会一成不变。对于开放经济系统而言，化解社会再生产中虚拟资本困境的办法除了经济体内在的生产关系调整，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同样可以达到摆脱困境或者说暂时摆脱困境的作用。如前文所述，在虚拟资本匮乏或暂时匮乏时期，提升虚拟资本规模是社会主要矛盾，这种提升当然可以通过建立虚拟资本生产组织、发展银行体系和证券交易所体系等金融机构来完成，但这一过程涉及制度的逐步建构往往又十分缓慢，从外部引进虚拟资本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最先实行的经济制度。“重金主义”是英国最早经济学“重商主义”的表达形式，也是17世纪英国经济的基本国策。所谓“重金主义”就是只允许出口和黄金的流入，而不允许进口和黄金的流出。当时的英国虚拟资本生产机制还未形成，虽然引进的是黄金而非信用货币，但社会面临的预付资本匮乏困境和通过外部输入资本来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在道理上还是相通的。二战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同样为引进外资、缓解资本匮乏、提升经济效率做出了很好的注脚，与17世纪英国不同的是它们引进的是虚拟资本而非黄金。战后的东亚地区工业基础设施薄弱，“四小龙”本身又地域狭小、黄金和国际信用储备十分有限，依靠内部虚拟资本创造组织的发展不仅十分缓慢而且非常缺乏公信力，它们无一例外地走向了积极鼓励“引进外资”的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外资就占到了我国台湾地区总投资的40%左右， 占到韩国总投资的50%—80%，在60年代占到我国香港地区总投资的60%，占到新加坡总投资的80%。1引进外资的作用不仅在于缓解国内（地区内）虚拟资本的匮乏，更为重要的是将外部成熟的虚拟资本生产机制也进行了引进，这对于经济体自身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毫无疑问是有着很大推动作用的。

对于虚拟资本富余或暂时富余的时期，抑制虚拟资本规模则会成为生产关系方面提升社会效率的主要矛盾。超过社会再生产要求，也就是超过联合生产要素功能需要的虚拟资本由于不能够获得“平等的”剩余价值索取权就会转向对垄断地位和金融寡头身份的谋求进而破坏社会效率。此时，虚拟资本输出就具有了提升社会效率的双重含义：一方面输出资本可以有效缓解经济体内虚拟资本过量所产生的金融投机冲动（金融寡头制造经济泡沫）;另一方面输出的资本还可以带回收益，提高社会总体收入的规模。对外投资是虚拟资本创造机制成熟地区提升国民收入所采用的最主要办法，也常常为国际金融寡头所青睐，它一方面可能提升资本输入地区的生产效率（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亚“四小龙”），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形成对资本输入地区社会稳定的严重破坏（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是战后虚拟资本的最大输出地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说就是美国对外的虚拟资本输出额超过了它曾经承诺的外汇黄金担保。美国的对外投资不僅消解了国内金融寡头投机的动机，还有效推进了欧洲的经济复苏，而一旦这种对外输出难以持续时，富余的虚拟资本就会成为下一次泡沫的动力源头。虚拟资本富余期资本输出的作用也可以通过20世纪80年代后“四小龙”的经济实践所证明。1988年在菲律宾的外国投资总额 10亿美元中有40%来自我国台湾地区，1989年新加坡对马来西亚的投资达到9.11亿美元，1988年我国香港地区对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直接投资达7.8亿美元。1对外投资成为“四小龙”完成自身工业化后，通过虚拟资本创造部门推进经济增长新的方式。

研究结论六：虚拟资本的“想象性”和“虚伪性”决定了它规模成长的快速性和它所蕴含的对社会效率的破坏性。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既要合理地利用虚拟资本对社会效率的推进，也要防范它带来破坏的可能。

虚拟资本并不是实际的资本而是“想象”的资本，也正因为它来自于“想象”，它也就具有了“虚伪”的特征。马克思先引用西斯蒙地的话，“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这个资本的大小与能产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2;又接着自己讲到，“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3。“虚伪”的它规模不受贵金属黄金的限制，并且通过银行体系能创造出数倍于它所对应现实资本的价值。4这种规模的扩充使得它在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在执行资本的功能时可以更大规模地联合生产要素，可以组织更多的社会生产，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产品，从而更有效地提升社会效率。每个市场经济地区所经历的虚拟资本创造组织和虚拟资本规模快速成长与快速提升的阶段也往往是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从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到20世纪的日本皆是如此。

虚拟资本“虚伪”的另一方面结果是为“欺诈”创造了可能。它在16世纪直接产生过虚假和滥发的汇票，在18世纪通过股市创造出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更在21世纪创造出了越来越远离经济现实的复杂金融衍生品。这种“虚伪”和“想象”赋予了人们，特别是金融寡头，在需要资本时对它进行无限制创造的可能。虚拟资本的规模可以快速乃至在局部近乎疯狂地上涨，因为收入的资本化不仅决定于收入本身，更决定于人们（特别是金融机构）对它增长和风险损失的预期。金融寡头正是利用这种“想象”，通过自身制造金融泡沫的能力（风险投资、资产并购、引导舆论和操纵股价）进行合法“欺诈”，以谋求“创业者利润”。当人们被乐观的情绪冲昏了头脑时，虚拟资本的生产就会如脱缰的野马，而一旦让它成为脱缰的野马，它的创造也就可能不再受它的驯马师“金融寡头”所控制。金融泡沫或者为金融寡头所青睐，但更大的危机也许并非源自他们的初衷，正像约翰·劳在密西西比泡沫中最终身败名裂，而泡沫破裂或危机爆发都会给社会带来严重效率损失则是不争的事实。

综合研究结论一到六，可以进一步归纳本文的总体结论：

对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效率而言，虚拟资本既具有资本的一般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一般性而言，它执行资本的一般职能——联合生产要素、组织社会再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对特殊性而言，它的创造决定于市场经济体系内部、决定于虚拟资本的创造部门，它的本质是人们对收入的资本化“想象”。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利与弊：一方面，虚拟资本的规模远大于货币资本的规模并且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进行扩大，能够更大范围地联合生产要素、扩大社会产出进而提升社会效率;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规模扩张又会加剧它所蕴含“虚伪性”的暴露，这种虚伪性会通过垄断者谋求垄断收益和金融寡头谋求“创业者利润”的过程对社会效率造成严重破坏。因此，用历史的观点对待虚拟资本尤为重要。当以虚拟资本为代表的市场信用匮乏时，全社会预付资本不足，虚拟资本增加会增加社会产出和提升社会效率;而当以其为代表的市场信用富余时，全社会预付资本过度，虚拟资本增加会降低社会产出和破坏社会效率。同样的经济变化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收入资本化率提升、利率下降、预期经济增长率提升、风险损失率下降和物价下降这些因素在资本匮乏期会增加社会产出和提升社会效率，而在资本富余时期则完全相反。对开放经济系统而言，鼓励引进外资还是鼓励对外投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策，当资本匮乏时引进外资意义重大，它可以充裕国内资本提升社会效率，而当资本富余时对外投资则可以有效化解虚拟资本过度与社会效率之间的矛盾。

四、政策建议

（一）资本匮乏地区仍需大力发展虚拟资本组织并提升虚拟资本规模

当前，我国的虚拟资本匮乏主要表现在：宏观上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可用于联合生产要素的虚拟资本数量不足，微观上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收入资本化存在严重障碍。宏微观表现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就是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仍然以“舶来”社会信用评价规则为基础，不能真正履行金融体系对所有可信社会信用的市场信用转化，而这些可信的社会信用正是我们民族伟大的传承，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自强不息、最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这种转化的未实现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城镇与农村、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也是市场竞争、动力转化、有效供给、制度创新不充分的真正原因。金融体系的规则是否如某些人所说只存在一成不变的普遍标准？这种形而上学的价值观既不符合社会对金融机构社会功能的定位，也没有任何历史的支撑，19世纪中叶美国建立的以投资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就与之前英国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在规则上大不相同。可以说，正是美国对金融规则实现了基于其移民文化成功的本土化改造才造就了今天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因此，鼓励金融机构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开展业务，除了对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控股银行）行政上的安排，更为核心的是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制度上基于我国深厚历史文化和社会信用结构的创新。只有制度上创新的真正实现，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资本匮乏的困难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金融支持社会发展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二）资本富余地区健康有序发展虚拟资本

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已经证明，当虚拟资本超过社会需要的资本时，如果继续无序扩张虚拟资本将会阻碍社会产出，抑制社会效率提升，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虚拟资本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所扮演的“双刃剑”角色，尤其是要对在资本富余地区虚拟资本所表现出的破坏力足够重视。虚拟资本“虚伪性”特征所诱发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史上屡见不鲜，这一特征也构成了当前我国经济“脱实向虚”苗头的重要原因，必须加以约束。对于资本富余地区而言，首先要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改革，增强风险意识，降低金融杠杆，防止金融寡头生成，打击金融投机行为，恢复虚拟资本基本的功能，从而杜绝垄断行为的产生。其次，鼓励虚拟资本富余地区的资本向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流动，扩大海外投资，充分发挥和释放虚拟资本的效率和潜力，抑制虚拟经济的无序发展，促进经济“脱虚向实”。再次，关注重点行业，尤其是互联网金融行业;随着网络移动终端的普及，互联网金融兴起，也造就了一些互联网机构资本规模的急速膨胀，资产并购、谋求垄断、上市融资再谋得“创业者利润”的金融寡头行为也已经在它们身上发生;因此，对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具有了一定规模、形成了一定规律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纳入国家金融的一般化管理体系不仅不会抑制创新，而且对社会稳定发展十分必要;同时，对于已经取得显著垄断地位的互联網金融机构进行拆分或逐步地实施国有化改造也非常必要，这是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最后，积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国外投资银行）对创新型企业风险投资业务的开展，并鼓励此类企业上市融资（特别是在上海、深圳和香港等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但此类企业上市应加强价格波动和交易规模限制，防止金融寡头借此谋得不当的“创业者利润”;积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国外投资银行）对富含民族文化，能够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化商品和服务的中小型企业开展风险投资并鼓励此类企业上市融资（特别是在海外上市），以扩大我国社会文化的海外影响力，特别是在海外金融界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