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对健康的阐述是：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全。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维度之一，而抑郁是心理健康评价的重要指标。抑郁极大程度的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社会交往、生活和工作质量。据统计大约有60%的抑郁患者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而15%的患者最终自杀成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已有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易患抑郁症状，女性一生会经历许多特殊阶段，其中国际生殖衰老协作组定义的围绝经期是指从绝经转换期开始，直至绝经后1年的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女性承担着来自工作、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以及伴随出现的一系列围绝经期症状，从而促使抑郁情绪障碍的发生。2010年在全国22个省市抽查2400例样本，结果显示女性围绝经期抑郁患病率高达23.8%。据报道，我国围绝经期女性已超过1.6亿，并以每年5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中国围绝经期女性人口总数已跃居世界首位。因此对于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的关注更加不容忽视。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多为地区性研究，基于全国性研究的文献较少；并且大多数是依赖横截面调查获得的数据，缺乏来自纵向队列数据的支持。因此，本文将利用CHARLS 2011年、2013年、2015年、2018年的数据构建4期面板数据展示不同年份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的变化情况，并且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指导围绝经期女性有效规避危险因素，促进围绝经期女性身心健康，为预防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摩尔根的果蝇杂交实验”是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2·遗传与进化》第二章第二节“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实验证据”的教学内容，属于遗传学经典实验，不仅为基因在染色体上提供了实验证据，也为学生后续学习伴性遗传奠定了基础。下面采用假说-演绎法进行摩尔根的果蝇杂交实验教学，以问题为驱动，引导学生逐步深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知识，以此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1 资料和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它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对中国45岁及以上人群及其配偶的纵向调查，CHARLS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每2～3年追踪1次。本文将利用CHARLS 2011年基线数据，2013年、2015年、2018年追踪数据。根据研究目的整理数据，选取年龄在45～60岁且有完整抑郁量表的围绝经期女性，删除缺失值后，得到4年截面数据。包括2011年4318份，2013年4200份，2015年3930份，2018年4147份。通过截面数据匹配面板数据，得到4 期完整的追踪数据5040 份，构成=1260，T=4的平衡短面板数据集，本文将利用面板数据对围绝经期女性抑郁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

1.2 研究内容

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参考了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的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1,8,11-13］以及结合CHARLS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地区、户口类型、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是否有社交活动），抑郁症状，生活满意度，健康相关状况（自评健康、有无残疾、有无慢病、最近两年摔倒情况、最近两年有无骨折），个体行为（吸烟、饮酒、睡眠时长），其他社会结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变量赋值情况见表1。

1.3 抑郁症状的测量

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1977年编制的CES-D包含20个症状条目，广泛应用于流行病学调查中。本次研究利用的是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0）包含10个条目（表2）。相关研究表明10项CES-D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两因子结构模型在中年人群和老年人群具有恒等性，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能有效地测量中老年人群的抑郁水平。计分标准为：4个等级分别记为0、1、2、3分，其中第5和第8项为反向计分，总分在0～30分，得分≥10分即可认为有抑郁症状。

1.4 统计方法

城镇地区，文化程度越高，有配偶是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0.05），自评健康差，有残疾，有慢性疾病，最近两年有摔倒，睡眠时长不正常，生活较不满意是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0.05，表4）。通过quadchk检验分别在8个点、12个点、16个点上进行数值积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定性，结果显示3种数值积分的相对差距未超10，因此结果较为稳健。

变量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得出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0.5之间，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表3）；再运用方差膨胀因子法（VIF）进行检验后发现各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可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社区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包括线上和线下两方面。依托地域优势，居民在社区中经常面对面交流，分享消费体验，实现口碑传播。线上传播则更为便捷：一是基于平台上对产品的在线评论，为社区其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提供依据；二是借助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交流和互动，分享自己的消费经历、推荐产品等。消费者间的相互分享降低了彼此选择成本，价值得到增加。

2 结果

2.1 相关性检验

其中，表示个体，表示时间，x表示个体在时期的解释变量取值，解释变量x不含常数项；为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μ为个体效应或称异质性随机截距，ε为模型估计的残差。系数一般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

深孔高压水泥灌浆环间距为1.5 m，每环15孔，环间钻孔梅花形布置，孔深入岩12 m，灌浆压力为4.5 MPa。水泥化学复合灌浆环间距为3.0 m，孔深入岩7.5 m，每环15孔，环间钻孔梅花形布置，灌浆压力为4.0 MPa。

2.2 抑郁症状检出情况

在医疗卫生体制不断改革的今天，公立医院虽然拥有较强的公益性质，但也需要进行改革，才能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加强内部控制，搭建起内部控制框架，对提升其管理水平，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公立医院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3 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年份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38.4%（1660/4318）、36.0%（1510/4200）、37.8%（1484/3930）、41.6%（1727/4147），4年追踪样本的围绝经期女性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35.9%（452/1260）、33.1%（417/1260）、36.7%（462/1260）、43.7%（550/1260），追踪数据检出率的变化趋势不具有统计学意义（APC=3.25%，=0.183）。2011、2013、2015、2018年截面数据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与追踪数据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866、3.404、0.469、1.614，=0.09、0.065、0.493、0.204）。

3 讨论

本研究的截面数据显示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在36.0%～41.6%，较高于既往研究结果。2012年，陈素兰等在河北省石家庄、唐山等7个地区的社区用CES-D量表调查显示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患病率为21.37%（134/627）；张海艳等在全国22个省市的医

院调查了1060例围绝经期女性结果显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3.3%。由于文化、经济、测量工具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不同，中国台湾地区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状的患病率从31%～36%不等，土耳其为25%，西班牙40%，美国费城50%，梅西科52%。总之，我国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应将该人群作为抑郁症的重点防治对象。

通过观察截面数据和追踪数据，均发现2011～2018年，我国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趋势。并且4年对同一群体的追踪调查显示，该群体抑郁症状检出率也是2013年最低，为33.1%；2018年最高，为43.7%。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607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城镇化率为53.73%，比上年提高1.16个百分点。本文中2011年与2013年的人口地区分布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4.016，＜0.001），而城镇地区是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因此本文认为2011～2013年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的降低可以用城镇化率的增加进行解释。徐泰等对1998～2012年中国女性围绝经期抑郁症状患病现状的meta分析发现抑郁症状检出率波动明显。本文中即便是对同一人群进行追踪，由于家庭、环境、疾病等各种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作用，本文所观察到的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的波动属于正常现象，并且若不加以控制与干预，我国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将逐渐上升。

本研究显示农村地区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城镇地区，多项研究也有得出此结论。由于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农村妇女受经济困扰较多，家庭中多偏向于弱势角色；以及相应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的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围绝经期保健知识认知率水平较低，从而使得农村妇女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本文发现文化程度与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的发生呈反向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会通过改善个人经济状况与生活行为习惯，从而对不同方面的健康状况产生差异化的中介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更易调整自己的消极情绪，进而达到较为健康的心理状态。围绝经期女性的卵巢功能逐渐退化，引起下丘脑-垂体-卵巢内分泌轴的功能失调，雌激素水平下降，易导致阵发性潮热、出汗、心悸等植物神经紊乱，并伴有抑郁、恐惧、焦虑等心理反应。当女性处于这一生理、心理特殊阶段时，家庭或社会给予围绝经期妇女必要的支持对于降低围绝经期症状和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有着积极的作用。而婚姻关系中配偶作为个体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其对伴侣的包容、理解对促进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中发现有配偶的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更低。自评健康是一个广泛使用的综合主观健康评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自身的心理健康，自评健康好表明围绝经期女性对个人状态比较满意同时也体现了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加积极的面对生活，有利于减少负面情绪。围绝经期女性面临着来自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例如夫妻关系不和谐、子女升学就业、工作压力等都会加重围绝经期女性的心理负担。此外当妇女患有慢性疾病、最近两年内有残疾或摔倒不仅给围绝经期女性带来严重的病痛折磨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减少妇女的社会参与，给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健康带来巨大冲击，抑郁症状发生也相应升高。睡眠问题严重影响围绝经期女性生活质量，且睡眠与抑郁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本文同样也发现睡眠时长不正常是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以往的研究也表明睡眠时长过长或过短会增加抑郁症状发生的风险。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综合判断，作为认知因素，它可以反映个体的情绪体验，这种评价对主观幸福感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发现对生活较满意的妇女抑郁症状发生风险更低。

综上，对围绝经期女性的关注不容忽视，而当前的医疗水平及心理保健宣传等工作又相对有限。有关政府、卫生相关部门应加强健康宣传。我国应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精神卫生领域投入，增加精神卫生专业工作者、加强心理保健服务场所的建设等方面，提高对这一群体的社会支持度。同时，围绝经期女性应注重培养健康的习惯，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预防慢性疾病从而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

本研究的局限性有以下几点：（1）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囿于数据，纳入的变量有限，从而研究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CHARLS问卷中抑郁的测量依赖于调查者的自我报告，而非专业精神卫生医生诊断。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从多方位考虑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为保障妇女的心理健康提供更加坚实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