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海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相声艺人表演的节目，尤其是“撂地”艺人的节目，有不少是“荤活”，即“黄段子”，即便是“正活”，偶尔也会夹有一些“臭包袱儿”。同时，更离不开拿对方的爸爸、爷爷找乐儿的段子和“包袱儿”，业内管这种“包袱儿”叫“伦理哏”。而在当时，不使“荤活”的人不少，但不使“伦理哏”，即不让家人挨骂，或不允许搭档拿自己爸爸、爷爷找乐儿的艺人凤毛麟角，今天我就给您讲一位这样的艺人。

此人叫陈荣启，其父是著名评书艺人陈福庆，陈荣启9岁学京剧，因嗓子不宽，改学相声，拜范瑞亭为师。在学艺和演出的过程中，他发现相声艺人为了吃饭和讨好一些低级趣味的观众，经常使“荤活”和“臭包袱儿”。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声演员从“撂地”走进园子仍然如此，那时，剧场门口立个牌子，“禁止妇女儿童入内”。有些艺人虽然不说“荤活”，但也离不开“伦理哏”，就是拿对方的爸爸、爷爷找乐儿，占便宜的“包袱儿”。陈荣启洁身自好，坚持不演“荤活”，同时，他逗哏时绝不占捧哏的便宜。他敬仰“穷爷”，即“穷不怕”朱少文，所以才说的相声。朱少文是相声界的祖师爷，他表演的所有节目从来没有“脏口儿”，而且针砭时弊，称得上是雅俗共赏，所以他周围的艺人甚至江湖术士都很尊敬地称他为“穷爷”，一个说相声的能让人称“爷”，可见其威信之高。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陈荣启也钦佩编演新戏《春秋笔》《串龙珠》《十老安刘》的马连良和编演《锁麟囊》的程砚秋。但在旧社会，“撂地”或上园子是轮流“捧”“逗”，没有固定搭档，而且“逗哏”的演什么，在台上要根据观众的情绪临时决定，即“把点开活”。

1933年，陈荣启曾和聂文治、焦少海、陈子泉等人去张家口“怡和市场”内的相声场子说相声，他给一位演员“捧哏”，这位演员在台上使了一段《牛头轿》。下场后陈荣启急了：“你们骂人和挨骂都那么自然，就不嫌难受吗？说相声的上骂三辈儿，下骂五辈儿，连地下的祖宗也不能安静地歇着，不就是为混口饭吃吗？我不干啦！”一怒之下他改学评书。

此事在相声艺人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当时陈荣启能耐大，赚钱不少，可为了不让别人占自己爸爸、爷爷的便宜，能赚多少钱人家也不赚了。

当时的许多艺人思考这件事，陈荣启饿着肚子改学评书，有骨气，有这股骨气的必成大事。时间不长，他便成为评书名家，以说《精忠传》最为精到，表演以平稳、细腻、深刻见长。其中《岳母刺字》《虎帐谈兵》这两段书虽然很“文”，但他的表演却文而不温，深刻感人，最为脍炙人口。所以，当时北京的启明茶社只有一场评书，而且是每天中午的11点至13点，“掌穴”的常连安唯独请的就是他，可见他说书水平之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钦佩他的张寿臣主动邀他为自己捧哏。

我们不能忘记陈荣启，他那种追求健康向上的精神和骨气，至今都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