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亦丹 何军

摘 要：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其提出的时间、内涵及意义均与共同富裕目标高度契合，因而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基于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从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个方面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分析框架，并进一步以马涧镇“数字普惠金融试点”为案例，应用上述框架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有效执行并助推当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发现，以诚信积分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依托乡村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嵌入乡村，进而通过完善多元主体共治实现在乡村的长期有效执行。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其嵌入过程中在乡村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能够有效促进乡村社会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足。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自主治理;乡村;多元共治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18-0001-05

引言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其提出时间、内涵及意义均与共同富裕目标高度契合。从时间层面看，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恰好与数字经济时代相吻合，中国未来共同富裕的实现必然需以数字经济为依托而逐步有序推进;从内涵层面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经济的普遍增长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兼具互联网金融高效率、低成本、风险特殊化和普惠金融强调公平、惠及人人、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刘魏（2021）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1]。

迄今为止，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的推广仍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已有研究大多通过构建实证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的减贫效应或从宏观层面测度不同社会经济水平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异质性。张勋（2019）等通过合并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农村低收入群体收益更为显著，有利于我国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2]。郭峰（2020）等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刻画了中国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其总体上呈现出很强的地区收敛特征、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异质性[3]。已有研究中较少有使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的机制和路径，且缺乏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作用于乡村地区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的路径与影响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浙江省马涧镇“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共同富裕实现”的典型案例分析，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并助推当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回答“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在乡村地区有效执行？”“嵌入乡村的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等问题，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的机制及对其影响的讨论。

一、分析框架

数字普惠金融运用金融科技等数字化手段低成本触及区域内三农群体，实现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成果人人共享，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边际成本递减，且要求对服务对象采取精准识别和精准管理，呈现出一定的竞争性特征。此外，在共同富裕的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弱势小农户的信贷需求，具有正外部性。因此，乡村的数字普惠金融可视为一种公共池塘资源。

由于区域内所有人都有使用公共池塘资源并从中获益的权利，个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逻辑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会因忽略该选择带来的负外部性而导致集体利益受损。针对自主治理问题，奥斯特罗姆应用经验分析与制度分析方法，证明公共资源共享者们可通过“自组织”实现自主治理。任何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群人都需要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问题与相互监督这三个自主治理的难题[4]。

第一个难题是制度供给问题，即由谁来设计制度，或者什么主体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提供一套制度[5]。新制度产生的过程中，参与者还面临着一阶集体困境和二阶集体困境：一阶集体困境是指自组织制度本身如何设计;二阶集体困境是指为达到一个均衡的结局，应当如何协调资源占用者的互动，使新制度得以持续[6]。Baron（2010）认为，企业履行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目的不仅在于寻找能够创造企业和社会共享价值的机会，还包括充分发挥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力，使企业在更好地融入社会[7]。因此，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激励下，企业可能主动提供一种新的公共产品或一套新制度用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解决制度供给过程中的一阶集体困境。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网络资源[8]，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組成部分[9];人们通过创建各种自组织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资本[10]，从而解决制度供给中的二阶集体困境。

第二个难题是可信承诺问题，即在制度供给得到圆满解决后，如何将参与者组织起来取得长期利益[5]。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如何组织参与者”提供了分析视角。Dill（1975）认为，“我们今天正从利益相关者影响迈向利益相关者参与。”[11]本文根据利益相关者在自组织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将其划分为“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前者率先识别制度创新的潜在利润并推动制度变迁;后者则基于自身效用目标与前者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两个行动团体相辅相成，在理论上实现“激励相容”[12]。

第三个难题是相互监督的问题。奥斯特罗姆认为，只要人们对遵守规则做出了权变的策略承诺，就会产生监督他人的动机，从而保证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许多自治组织设计的治理规则既增强了组织成员进行相互监督的积极性，又降低了监督成本[5]。

在以上自组织的三大难题中，制度供给解决了自组织及组织制度的创建问题，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解决了制度可持续的问题。只有解决三大难题，才能打通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的合理路径，并确保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的长期有效执行。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为本文构建分析框架用以理解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池塘资源嵌入乡村并助推当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案例描述

浙江省是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共同富裕示范区，良好的数字化基础和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政策优势使以其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机制和作用更具代表性。本文选取浙江省兰溪市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马涧镇为案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并助推当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

马涧镇为浙江兰溪北部重镇，全镇区域面积159平方公里，下辖33个行政村，人口4.8万，农业、工业产业基础良好，有较高的贷款需求，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1.8万元。目前马涧镇有4家金融机构，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兰溪支行为深入服务乡村振兴，大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市场。2020年5月，“数字普惠金融进乡村”在马涧镇试点正式启动。截至2020年9月30日，数字乡村项目组在做好信息保密工作的基础上搜集了4 000多名村民的基础信息，并同步在镇公众号“山水马涧”平台上加载数字乡村板块，搭建村镇门户1 215户，安装村户联码门牌1 613块，构建了诚信积分体系，初步建成了金融板块的本地标准化系统。之后，政银联手通过构建诚信积分体系，打造数字普惠金融进入乡村的路径。诚信积分体系打通了诚信积分和农行信用村打分体系，使诚信积分成为融资时享受普惠红利的测度依据。截至2021年10月11日，该项目已完成村民建档4 692户，投放贷款130笔，合计金额1 958万元，其中惠农贷款1 276万元。①

三、案例分析

该部分将基于提出的分析框架，结合上述案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如何解决自主治理中的三大难题，实现在乡村的有效执行，以及如何助推当地实现共同富裕，并展现其背后的逻辑。

（一）以诚信积分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供给

1.物质基础设施分析：提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农村是数字化建设的洼地，在乡村地区推广普及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前提是培育一片数字化土壤。2020年5月初至9月底，银行与马涧镇政府展开合作，在镇公众号“山水马涧”上搭建“数字乡村”云平台。平台包含“智村务”“惠生活”“聚财富”三大板块，具备党务政务、生活便民和金融服务三大功能。平台搭建完成后需要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录入，项目组在做好信息保密工作的基础上搜集了4 052名村民的基础信息，以“户”为单位，在试点村的每户门前安装户联码门牌，打造以家庭为治理单元的城乡基层治理数字化系统，为进一步实现数字普惠金融打下坚实基础。

2.社会基础设施分析：提供以诚信积分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第一，供需双方的动机分析。在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供给的过程中，参与者有足够的动机设计供给制度，这是维持其可持续的基础。因而在数字普惠金融进入乡村的过程中，供需双方的动机是其推动力量。一是数字普惠金融需求方，即农户发展产业面临资金需求。乡村振兴是农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产业振兴则是乡村振兴的物质保障，而产业发展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2019年伊始，马涧镇杨梅种植户开始种植大棚杨梅，大棚杨梅每亩种植成本在3万～5万元之间，小农户难以承担大面积的大棚杨梅种植成本，从而产生了生产性信贷需求。然而乡村地区以农户为代表的中低收入群体长期被排斥在正规金融服务门槛之外，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因此农户急需一种“包容性”强且利率优惠的信贷产品。二是数字普惠金融供给方，即银行需要承担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中国农业银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自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通过金融服务“向下”扎根帮助企业实现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谋求企业和社会方面的双重效益。第二，以诚信积分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分析。新制度的供给等同于提供了一种公共物品。通过银行、政府和乡村三方协作，初步解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马涧镇以“诚信积分体系”为突破点，将金融服务与农村实际场景相联系，在村庄内部形成“以诚信积分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村镇管理部门根据治理需要，建立当地特色的综合诚信评分体系，将环境治理、和谐稳定、民生事业建设、遵纪守法、特色产业等5个维度共39项细则纳入诚信积分考评体系，如图1所示。数字普惠金融进乡村以诚信积分体系为抓手，以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路径，有效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嵌入农村日常生活场景。

广大村民接受诚信积分体系需要一定的激励，因此，在政府、村两委设计诚信积分评分标准的基础上，银行助力打通诚信积分的金融属性，将“惠农通点”覆盖到各类低消费场所。在“惠农商圈”内，诚信积分可作为金融消费券，直接抵扣现金。此外，诚信积分还作为村民征信评判的依据，将村民诚信数据与“惠农e贷”建档数据联接，用于精确识别信用良好的农户并发放信贷。这一创新丰富了线上信贷服务的大数据来源，填补了农村地区征信体系的空白，提高了村民获得贷款的可能性。

诚信积分体系调动了村民参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积极性，极大地扩充了乡村社会资本容量，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发育。但由于社会资本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诚信积分体系的评价标准应当与时俱进、不斷调整完善。

（二）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

以诚信积分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为乡村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供给，并促进乡村社会资本的积累。然而，由于社会资本价值随着时间推移而贬值，马涧镇需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维持社会资本的长期增长。在协调利益相关者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从而降低数字普惠金融推进过程中的风险。

1.利益联结机制。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嵌入乡村，政府单边治理模式或银行单边推进模式均体现出不完备性。因此，马涧镇创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主动性与合作精神。

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可按照其在项目推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划分为设计者、推动者、主要使用者和次要使用者，如图2所示。银行是该项目的设计者，通过无偿为试点村提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将拓宽乡村市场的战略规划与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相融合，谋求合作共赢。镇政府、村两委是该项目的设计者和推动者，镇政府设计的诚信积分体系需要村两委的配合落实，通过诚信积分打分，促进村民行为的规范化，提升乡村社会基层治理能力。此外，镇政府和村两委的公信力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的普及、创新性金融产品的地推背书。农户和村办小微企业是惠农贷款的主要使用者，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的推行，显著降低了农户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难度，使获贷农户得以进行生产性消费，小微企业则通过“政府+农户+企业”模式，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大棚杨梅三产融合发展。村民和惠农商圈中的商户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次要使用者。对村民而言，只要完成城乡民情大数据认证，加入诚信积分体系，即可享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于惠农商圈中的商户而言，由于农行掌银支付能够使用诚信积分抵减现金，从而村民在“惠农商圈”中的消费增加了。

为进一步界定各利益相关者在制度运行中的权责，实现“激励相容”，将上述主体分为“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初级行动团体”中的银行率先识别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广阔农村市场上的潜在利润，并设计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嵌入制度;镇政府和村两委则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两方主体出于各自利益目标形成制度供给的合力。然而，想要获取长效利益，还必须有“次级行动团体”的协助。农户、小微企业、普通村民和惠农商圈中的商户，出于获取惠农贷款的目的，会自觉遵守诚信积分体系，形成良好的信任机制，与“初级行动团体”共同强化利益联结机制，从而保障新制度的长效供给。

2.监督机制。数字普惠金融供给和推进的全过程都需要利益主体之间相互监督。红黑榜、村户联码门牌和村两委工作公开等机制设计，使得利益相关者之间能够进行同级、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全方位相互监督。

诚信积分“红黑榜”依靠奖励遵守规范者、惩罚越轨者来实现有效的监督。“红榜”的奖励措施：给予信用级别提升，贷款免担保;公务员、征兵等政审予以优先推荐等。“黑榜”的惩罚措施：年度排名在全村倒数5%的农户，未贷款的不得享受免担保贷款，已贷款的原则上不得继续享受信用村利息减免等。诚信积分的打分由网格员、村两委、清洁工和全体村民共同完成，在打分员直接打分的基础上，村民可随时在“山水马涧”公众号上举报违反规则的行为。

村户联码门牌以“户”为单位作为切入点，打造以家庭户为治理单元的基层治理与监督系统。村民和管理人员可通过扫描马涧镇每户门前的户联码，获取其实时诚信积分数据和镇内排名;打分员可以直接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加减分操作;村民间也可以扫码举报他人的违规行为。

村两委工作公开制度则为基层群众直接监督村两委提供路径。村两委通过“山水马涧”公众号中的“议事厅”“村务公开”等模块公开工作，接受村民的监督。

3.风险防范机制。数字普惠金融虽然强调“普惠”，但仍属于金融范畴而非福利，因此還需防范其进入和普及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导致信贷违约的两大因素是借贷者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在出现一些由还款能力欠缺而导致违约的情况时，应建立一种良好的征信评价机制，用以测度借贷者的还款意愿并提高违约成本，降低由还款意愿缺失导致的坏账风险。同时在放贷前严格审查借贷者的还款能力，降低由不可抗因素导致的还款能力欠缺发生的概率。

一是引入新型征信体系提高还款意愿。还款意愿包括主动还款意愿和被动还款意愿，主动还款意愿取决于借款人的人品和道德，而被动还款意愿取决于借款人的违约成本。调研发现，村民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经营、造房及子女结婚。数字普惠金融进乡村所制定的诚信积分体系充当了一种新型的征信评价机制。银行通过打通诚信积分的金融属性，将村民诚信数据与“惠农e贷”建档数据联接，严格把控借贷者准入门槛，从一定程度上测度了借贷者的主观还款意愿。同时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提高其违约成本，减少村民再次向金融机构借贷的优惠途径，从而提高其被动还款意愿，降低违约风险。二是制定推广路径和贷款方式提升还款能力。还款能力是借贷能按期偿还的客观因素。当前农村居民普遍缺乏信用数据，一旦客户经理信用调查存在缺漏，坏账风险就大幅增加。此外，村民以农业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存在收入不稳定、周转慢等特点，且抵押物为自建房，若发生逾期，银行催收难度大。因此，在推广路径上，银行采取“专业村—富裕村—文旅村—民族村”层层推进的布局路径。优先选择诸如马涧镇等有特色实体产业支撑的村落，其次选择拆迁户占比大、对于分期和房贷需求较多的富裕村，再次选择文旅产业占主导的文旅村，在积累充足经验的基础上，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普及到经济较为落后、政策性扶持力度大的民族村。在贷款方式上，银行可根据村民的诚信积分，从低到高分别使用抵押、担保、纯信用三种放贷方式。

（三）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给予原先受到“金融排斥”的弱势农户以及乡村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帮助其实现“人与物”维度的物质富裕;同时，以诚信积分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在乡村的有效执行，使得在乡村社会内部自发形成“以诚信为目标，以金融优惠为激励”的自组织秩序，引导乡村形成一种新的自主治理格局，实现“人与人、人与生态”维度的精神富裕。

1.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实现物质富裕。一是惠农信贷促进杨梅种植方式升级、农户增收。诚信积分与银行征信体系相打通，极大地降低了小农户申请信贷的难度，使得诚信状况良好的农户能够获得惠农贷款用于生产性消费。马坞村大棚杨梅种植户胡忠于表示，大棚杨梅种植成本高昂，一亩在3万～5万元之间，个体种植户通常难以承担添置大棚的开销，但“惠农e贷”提供的资金能够至少保证部分土地改种大棚杨梅且不会给农户带来过大的偿贷压力。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的融资成本，缓解农村金融排斥问题。此外，惠农信贷的资金支持促进了马涧杨梅种植方式的升级，从而实现了产量和单价的双重增加。截至2021年2月，马涧镇杨梅种植共计4.3万亩，其中大棚杨梅1 100亩，占比2.56%，比去年同期新增400亩，同比增加57.14%;随着大棚杨梅的推广种植，大棚杨梅价格变为50～80元/斤，实现了普通杨梅的8—10倍增值。马涧杨梅的“优量、优质、优价”促进当地农户增收，据统计，2021年村民人均收入为1.8万元，同比增加28.57%。二是小额贷款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宽村民收入渠道。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村民收入渠道，是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重要支撑。数字普惠金融进入乡村的过程，为第一产业的杨梅种植户提供“惠农e贷”，为第二产业的杨梅加工企业提供企业贷款，为第三产业的杨梅运销提供网络销售平台，并为精品杨梅风情园等农旅结合建设提供贷款，全方位支持马涧镇三产融合发展。

2.以诚信积分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助推实现精神富足。一是新制度促进生态福祉共增。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的过程也间接增加了马涧镇的生态福祉。银行与当地政府共同设计的诚信积分体系中包括了与生态文明相关的12条评分标准。因此，以诚信积分体系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也引导村民加强生态保护意识，共建、共享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二是新制度推动文化素养包容性增强。马涧镇在数字化进程中统筹兼顾不同文化层次群体的利益，实现了文化素养层面的共同富裕。道德素质方面，诚信积分体系里包括了与道德素质相关的10条评分标准，旨在通过诚信积分体系引导村民增强自我道德修养;此外，村口的文化长廊及“数字乡村”平台开设的“乡贤榜”为村民树立了道德模范，运用乡贤力量提升乡村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村内张贴的“优秀学子榜”激励更多学子努力提升科学文化素养。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为文化信息传播提供了便利，但也将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排除在信息红利之外。对此，马涧镇积极推动文化素养的包容性增长，在村口数字长廊的尾端设置传统的信息公告栏，其上张贴村务信息和时政新闻，满足老年群体获取文化信息的需求。同时，引领老年群体融入互联网潮流，在各村招募“智能手机使用义务讲解员”，向村内留守老人普及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框架分析了浙江省兰溪市马涧镇“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的典型案例，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的路径以及对乡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带动作用，并将理论嵌套入现实场景，完善了学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的机制及其影响研究领域的思考。研究表明，马涧镇通过政府、银行、乡村社会三方合力，使得以诚信积分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依托乡村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嵌入乡村，进而通过完善多元主体共治和相互监督机制实现在乡村的长效执行。惠农信贷推动了当地传统杨梅产业向现代化高附加值大棚杨梅转型升级，促进当地居民增收;新制度供给过程中在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有效促进乡村实现精神富足，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复制推广价值的“马涧模式”，即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激励，通过以诚信积分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新制度的供给带动乡村地区实现全方位的共同富裕。

“马涧模式”给其他乡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借鉴路径：第一，乡村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与银行承担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意愿相结合，构成了推动新制度供给的根本动力。第二，“政、企、村”三方共建的以诚信积分为抓手的基层治理体系是新制度下沉到乡村的根本路径。第三，以金融优惠激励为导向的诚信积分体系在乡村的有效运行，鼓励村民自发参与基层治理，促进了乡村社会资本的累积。第四，设计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督机制，使各利益主体自主参与、相互制约，保障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的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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