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皖南 杨傲

[摘 要] 近年来，中国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经贸成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合作的重点，也是两国合作的主要渠道，为两国政治合作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格局是由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体现了两国的比较优势。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关系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贸易比重小、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贸易结构不对称等。因此，要在稳定双边关系层面降低贸易逆差的负面影响，优化双边贸易结构，推动两国经贸合作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中国;印度尼西亚;贸易规模;贸易逆差;经贸关系

[中图分类号] F1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2）03-0023-10

印度尼西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之一，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之地。近年来，中国同印度尼西亚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各领域合作成效显著。2021年以来，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形势下逆势而行，稳中有进。2021年6月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尼西亚总统特使、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共同主持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首次会议，双方一致同意将两国合作升级为政治、经济、人文和海上合作“四轮驱动”。2022年1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通电话，深入交换两国抗疫经验，推动两国抗疫合作，充分体现了两国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经贸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罗海峰利用2011—2015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数据，分析了两国贸易的主要问题及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前景[1]。金英姬从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对接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认为两国产业结构的互补性较强[2]。王道征从战略契合、反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华人纽带和旅游合作五个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的基础[3]。钟明容和王俊运用格鲁贝尔-洛伊德指数（即G-L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分析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双边贸易数据，认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既存在产业内贸易，又存在产业间贸易[4]。袁群华和李楠分析了2017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贸易商品结构，认为印度尼西亚可以在农业原材料、食品、燃料、矿物和金属方面加大对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可以在制成品方面加大对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通过计算2008—2017年两国贸易结合度指数，得出了两国的货物贸易同对方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结论[5]。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合作，既有定性研究，又有定量研究。本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与时俱进，运用最新数据，系统分析2004—202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现状和问题，并探寻其中存在的深层原因。

一、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特征

（一）双边贸易规模扩大

从双边贸易总额的变化情况来看，在2004—202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总额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可以看出，2004—2019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规模从2004年的134.72亿美元上升为2019年的797.60亿美元，增长了约5倍，年均增速达到了33%（见表1）。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额略有下滑，但这没有改变双方贸易发展持续向好的趋势。

具体来看，2005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确定为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逐步落实，部分红利开始释放。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往来不断深入，双边贸易规模从2005年的167.87亿美元上升至427.50亿美元。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訪问印度尼西亚时首次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上台之后提出了“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这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度契合。随着双方高层互访的次数增多，两国联系愈发紧密，推动双方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达到新高度[6]。政治上的紧密联系带来了经济上的互通。2013年以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双边贸易总体向好，从2013年的683.54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784.63亿美元。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这为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二）双边贸易地位提升

至2021年，中国连续10年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贸合作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21世纪初，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地位并不是很高。2005年，日本、新加坡、美国和中国是印度尼西亚前四位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均超过百亿美元。其中，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额为167.87亿美元，同比增长24.6%;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84.36亿美元，同比增长16.9%;印度尼西亚自中国进口83.50亿美元，同比增长33.5%。中国只是印度尼西亚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三大进口贸易来源地和第五大出口目的地[7]。

2010年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提高，中国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同时中国保持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出口市场和印度尼西亚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地位。2011年，中国超过新加坡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同时继续保持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8]。

2013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2019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总额为797.6亿美元。同年，在出口方面，美国、日本和新加坡是印度尼西亚重要的出口市场，印度尼西亚对三国出口分别为176.5亿美元、159.3亿美元和129.3亿美元，分别下降4.2%、18.2%和0.5%[9]。在进口方面，中国是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新加坡和日本是另外两大主要进口来源国[9]。从印度尼西亚主要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在印度尼西亚货物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地位快速提升并逐渐稳固。

在全球经济普遍疲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大环境下，2020年与2019年相比，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总额有所下滑。但是，在出口方面，中国依旧超过美国、日本、新加坡这三大印度尼西亚主要出口市场，在印度尼西亚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额中占比最高[10]。在进口方面，中国依旧维持印度尼西亚第一进口来源国的地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2013年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年份，也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双方确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开启了黄金未来。

（三）双边贸易结构互补性强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以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为主。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7年以来，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商品类别按贸易额从高到低排名，分别为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等;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商品类别按贸易额从高到低排名，分别为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动植物油脂、纤维素浆及纸张、化工产品等。

具体来看，2019年，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以及塑料橡胶是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前五大贸易商品，出口额分别为198.8亿美元、53.3亿美元、41.6亿美元、39.7亿美元和21.5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总额的44.3%、11.9%、9.3%、8.8%和4.7%。2019年，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动植物油脂、纤维素浆及纸浆、化工产品是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前五大商品，出口额分别为106.8亿美元、37.6亿美元、36.2亿美元、24.7亿美元和21.7亿美元，分别占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总额的38.3%、13.5%、13%、8.9%、7.8%[9]。

根据印度尼西亚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印度尼西亚自中国进口的前五大贸易商品分别是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矿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前五大贸易商品分别是贱金属及制品、矿产品、动植物油脂、纤维素浆及纸张、化工产品。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产品贸易结构延续印度尼西亚向中国出口产品整体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状态。近年来，印度尼西亚试图转变对中国的产品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但是由于受国内某些资源、技术的限制，短期内很难实现产品结构的调整。可以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结构目前一直维持着要素互补的状态。

二、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关系中存在的不足

（一）中国—印度尼西亚的贸易规模占中国—东盟贸易规模比重不高

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迎来了中国—东盟关系的“钻石十年”。根据东盟秘书处网站统计，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10年的2355.14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5168.79亿美元（见表2），年均增长12.8%。

虽然印度尼西亚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中，印度尼西亚并非排在首位。2020年，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中，越南、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排前5位，分别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25.7%、19.2%、15.4%、15.2%和13.8%（见图1）;菲律宾、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排第6至第10位，其中文莱、老挝、柬埔寨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较小1。

可见，如果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关系发展历史进程来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贸合作具有良好前景，但是如果从东盟区域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贸合作还需加强。近年来，在中国—东盟整体贸易中，中国—印度尼西亚贸易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而且还在下滑。2010—2013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规模，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处在前3位，印度尼西亚排在第4位;2013—2019年，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平稳发展，越南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大幅上升（见图1），在这期间印度尼西亚成为中国与东盟的第5大贸易伙伴。因此，结合表2和图1来看，在中国与东盟贸易快速发展的钻石年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规模和增长速度没有达到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平均水平，这实际上与印度尼西亚的东盟大国地位很不相称。

（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存在长期贸易逆差

由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两国对双边贸易逆差的统计差异较大，印度尼西亚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贸易差额数据明显大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贸易差额数据。

如表1所示，2004—2020年，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中，印度尼西亚长期处于逆差方。2004—2013年，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贸易差额相对较小，不足100亿美元。但2014—2016年，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贸易差额超100亿美元。2017—2020年，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贸易差额有动态下降的趋势。2020年，中国自印度尼西亚进口贸易额增长，印度尼西亚对中国贸易逆差下降到35亿美元，比2019年大幅减少69.67%，成为近10年来较低水平。

对于外汇储备不多的印度尼西亚来说，对外贸易逆差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关系有一定影响。理论上来看，首先，贸易逆差意味着资金的外流，印度尼西亚国内市场流通的货币少，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同时也说明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商品生产不能满足其国内的需要;其次，贸易逆差会导致就业率下降，这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进口商品的竞争会使其同类产品的销售额下降从而影响企业的收入，企业由于收入下降，不得不通过裁员或削减企业规模来维持运行;最后，贸易逆差说明该国商品竞争力较差，进口大于出口，企业需要通过结售汇制度来兑换美元对外支付，会减少印度尼西亚国内外匯储备。因此，贸易逆差问题是影响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紧迫经济问题之一。

（三）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结构互补但不对称

1.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产品附加值较低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近5年，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类别排名前五的分别是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动植物油脂、纤维素浆及纸张、化工产品。其中，出口矿产品（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贸易额最大。印度尼西亚统计局数据显示，仅2019年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矿产品就达到106.76亿美元，相较于2017年的75.38亿美元，增长41.6%。

按照HS编码分类，对印度尼西亚出口中国的各类商品占比变化进行统计，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初级产品，即资源密集型产品。2014—2019年，资源密集型产品在出口结构中的占比平均保持在70%以上，其中印度尼西亚的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HS25-27）出口额占比始终保持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制成品占比在不断增加，其中，以纺织品及原料（HS50-63）和鞋靴、伞等轻工产品（HS64-67）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占比增长相对较快，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未见明显变化。总体而言，依照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各类商品占比情况得出结论，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仍然较低，但是种类日益繁多，并不仅仅局限于初级产品。

2.印度尼西亚自中国进口的商品以制成品为主

中国商务部资料显示，2017年以来，印度尼西亚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类别按照贸易额从高到低排名分别为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等。印度尼西亚自中国进口的商品结构始终以制成品（如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为主，其占比远高于初级产品（如纤维素浆及纸张）的占比并且总体保持上升趋势[9]。印度尼西亚自中国进口的制成品多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占比很小。因此，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结构虽然呈互补状态，但又是不对称的。

（四）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产业内贸易水平低

产业内贸易是指两国在同一个产业内既有进口，也有出口，反映了两国贸易商品的互补性和生产网络的结合度。人们通常用格鲁贝尔-洛伊德指数（即G-L指数）来进行测算，该指数最早于1975年提出，是目前测算产业内贸易状况的主要指标，公式如式（1）。

[GLi=1][-Ei-Mi] / [Ei+Mi] （1）

其中，[Ei]、[Mi]分别为i类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GLi取值范围在0和1之间，越接近于1，说明i类产品越趋向于产业内贸易;越接近于0，说明i类产品越趋向于产业间贸易。

笔者根据UN Comtrade Database的数据对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商品结构中，产业内贸易指数很低的产业包括动植物油脂（第3类）、矿产品（第5类）、贱金属及制品（第15类）、运输设备（第17类）。纤维素浆及纸张（第10类）的指数基本维持在0.2～0.4，发展比较平稳。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的产业不多，分别为食品、饮料、烟草（第4类）和塑料、橡胶（第7类）。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目前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贸易还处于产业间贸易阶段，区域生产网络尚未建立，仅仅停留在各自的比较优势之上。2020年11月15日，RCEP经过8年谈判得以正式签署，这不仅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胜利，必将为地区的繁荣发展增添动力。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同为RCEP的成员国，RCEP的建立，有助于两国深化经贸合作，两国政府将共同推动双边贸易向产业内贸易方向发展。

三、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贸易商品结构的比较优势分析

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后人称为“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11]。事实上，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贸易结构与比较优势理论是相符合的，两国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双方的比较优势。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产业贸易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效应，即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互补。

根据田泽等人对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测试的结果，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分别为按原材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说明在这几类商品贸易中，中国有着较大的竞争优势。印度尼西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分别为除燃料外的非食用未加工材料，润滑油及有关物质，动物及植物油、脂肪及蜡，其中动物及植物油、脂肪及蜡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最大，说明该类产品极具竞争优势，这是因為印度尼西亚地处热带，动植物资源丰富[12]。

显示性比较优势的理论分析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印证。2015年，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为矿产品、动植物油脂、纤维素浆及纸张、化工产品等;印度尼西亚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品类繁多，主要有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等[13]。从近两年的贸易结构可以看出，相较于2015年，虽出现了轻微变化但总体发展趋势变化不大。也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产品还集中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但是仅靠资源拉动贸易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改变过度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局面，印度尼西亚政府不断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印度尼西亚政府十分重视培育和扶持新兴产业，努力通过创新引领科技发展，其中包括创意经济、绿色和可再生能源、汽车工业、棕榈油和有色金属产业。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振兴调整的主攻方向包括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步伐，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力度，引进人才和技术，推进企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产业布局，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加快有色金属回收体系建设，同时稳定国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市场等[14]。

当前，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集中于原材料或在此基础上的基本制成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产品主要为轻工业制成品，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印度尼西亚本身在技术方面不占优势，要想改变进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任重道远。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结构尽管不对称，但总体呈现要素互补状态，这样的比较优势格局，决定了双方的贸易格局。

四、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经贸关系良性发展的建议

作为东盟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巨大，其“全球海洋支点”构想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互契合，这为深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关系、拓展经贸合作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新平台。21世纪以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绝对规模持续增长，贸易结构互补明显。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中的不足之处，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贸易规模相对于中国与东盟其他各国来说并不是最大的，这与中国、印度尼西亚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也说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贸易潜力巨大。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经贸关系良性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认识到印度尼西亚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层面来解决逆差问题。从中国角度来看，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是贸易过程中出现的正常波动情形，但是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长期逆差会对该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双方贸易差额过大，不仅不利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还不利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推进。因此，中国一方面要继续扩大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规模，另一方面要注重贸易平衡，在贸易增长中体现两国友谊。第二，优化贸易商品结构，力促双边贸易稳定发展。近10年来，印度尼西亚对华贸易时有反复，呈现出不稳定态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印度尼西亚对华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主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可以鼓励国内企业增加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还可以考虑给予印度尼西亚企业适当的通关优惠便利政策，以便帮助印度尼西亚扩大对华出口，平衡两国贸易差额，稳定经贸关系。第三，扩大投资，鼓励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印度尼西亚建厂。用投资来代替贸易，这是被认为减少逆差的最好办法，也是最受东道国欢迎的一种方式。中国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商品主要是一些机电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果将部分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印度尼西亚，不仅能降低自中国进口的贸易额，还能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在转型中孕育了大量的投资机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引进外资优惠政策。最近几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投资有所增长，但投资领域主要在电力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未来，中国政府应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类型的企业积极到印度尼西亚投资设厂，尤其是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机电制造业转移到印度尼西亚生产，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同时也积极参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建设，促进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海峰.印尼与中国贸易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J].对外经贸，2016（4）：29-31.

[2] 金英姬.中国与印尼发展战略的对接与经济合作[J].太平洋学报，2016（11）：31-42.

[3] 王道征.“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同印尼合作的机遇、挑战及合作重点路径选择[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7（4）：46-52.

[4] 钟明容，王俊.“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印尼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中），2020（6）：17-21.

[5] 袁群华，李楠.中国印尼货物贸易互补性分析[J].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1）：79-92，156.

[6] 王立平.推动中印尼经贸合作更上层楼[N].国际商报，2018-05-07（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5年印度尼西亚货物贸易及中印双边贸易概况[EB/OL].（2006-05- 18）[2021-12-14].https：//countryreport.mofcom. gov.cn/record/index110209.asp.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1年印度尼西亚货物贸易及中印双边贸易概况[EB/OL].（2012-04-05）[2021-12-14].https：//countryreport.mofcom. 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28527.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9年印度尼西亚货物贸易及中印双边贸易概况[EB/OL].（2020-04-09）[2021-12-14].https：//countryreport. 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8147.

[10] 商務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印度尼西亚（2021年版）[EB/OL].[2021-12-14].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yindunixiya.pdf.

[11]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17.

[12] 田泽，沈雨婷，李昕科.中国、印度尼西亚贸易互补与投资效应分析[J].开发研究，2019（2）：15-21.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5年印度尼西亚货物贸易及中印双边贸易概况[EB/OL].（2016-04-01）[2021-12-19].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index110209.asp.

[14] 李国章.印尼产业结构调整全面开展[N].经济日报，2012-03-29（1）.

[责任编辑：杨彧 见习编辑：郝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