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泉

人类一直是手无寸铁的。当某种灾难袭来，特别是那种几乎是不可抗的灾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赤手空拳。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我们最后只能残酷地接受那注定的败局。有人说面对灾害时，我们都在积极应对。这是肯定的，全人类都在做着这样的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努力。这个努力也包括于建新的小说《感染科医生》中描述的十三岁的“骨肿瘤”患者杜可萌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的述说：“把手举过头顶，五指张开，你就给自己放了一个烟花。”这种积极的应对疾病的方式充满着浪漫诗情，但有效性无疑是有限的，浪漫的“烟花”开放着无奈的精彩，绽放的“诗情”中隐藏的对自己的犒赏实际是不寒而栗的汹涌澎湃，这股汹涌像一股暗流时时刻刻在慢慢悄悄扩大，以至于不能改变那个注定。这个残酷的注定既来自于灾难本身，也来自于灾难之外，这个外不可能只简单地指向某个不可名状的命运，它很大一部分会指向某个特定的家庭，甚至有的家庭就此天崩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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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接到侄儿侄女打过来说他父亲即我大哥病了的电话时，我心中不免有了上述的这一系列想法。从侄儿侄女们打过来的电话的语气中，我品出来，大哥的病有些不轻了，似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快要飘来。我当时一面告知三哥四哥和姐姐，一面联系熟人，人上又托人，我甚至一下子找到了美国的同学，一心只想要大哥尽快转到大医院去治疗。到大医院去，这也是当今社会治疗疑难杂症的一个基本的一时难以改变的从众心理，而这个从众心理却是绝对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