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泉

人类一直是手无寸铁的。当某种灾难袭来，特别是那种几乎是不可抗的灾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赤手空拳。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我们最后只能残酷地接受那注定的败局。有人说面对灾害时，我们都在积极应对。这是肯定的，全人类都在做着这样的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努力。这个努力也包括于建新的小说《感染科医生》中描述的十三岁的“骨肿瘤”患者杜可萌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的述说：“把手举过头顶，五指张开，你就给自己放了一个烟花。”这种积极的应对疾病的方式充满着浪漫诗情，但有效性无疑是有限的，浪漫的“烟花”开放着无奈的精彩，绽放的“诗情”中隐藏的对自己的犒赏实际是不寒而栗的汹涌澎湃，这股汹涌像一股暗流时时刻刻在慢慢悄悄扩大，以至于不能改变那个注定。这个残酷的注定既来自于灾难本身，也来自于灾难之外，这个外不可能只简单地指向某个不可名状的命运，它很大一部分会指向某个特定的家庭，甚至有的家庭就此天崩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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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接到侄儿侄女打过来说他父亲即我大哥病了的电话时，我心中不免有了上述的这一系列想法。从侄儿侄女们打过来的电话的语气中，我品出来，大哥的病有些不轻了，似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快要飘来。我当时一面告知三哥四哥和姐姐，一面联系熟人，人上又托人，我甚至一下子找到了美国的同学，一心只想要大哥尽快转到大医院去治疗。到大医院去，这也是当今社会治疗疑难杂症的一个基本的一时难以改变的从众心理，而这个从众心理却是绝对有效的。我感到我的这种努力就是上文提到的那种积极应对，我同时还感到，在这种积极的应对方式中，熟人，特别是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在关键的时候多么重要。

大哥今年七十六岁，在进入老年社会的当今是一个不怎么老也不怎么小且十分敏感的年龄。进入七十岁后，他身体似乎一直在不确定中前行，像这个夏季的雨，忽一下说来就来一阵。估计人到达这样一个年龄高度大多如此。三年前曾做过一次脑部手术，虽是微创，但毕竟是脑部，一大家人胆战心惊，好在有惊无险。术后恢复得还可以，但他走路迈不开步子，我总认为是后遗症，现在想来并非如此。他一直迈不开步子，好像有什么东西控制着他的双脚，走的一直是碎步，只不过这以后，步子更小了，小得跟在他后面，看着他迈步子的样子就着急。但他却老气我：有本事你上前！搞得我不好意思。小时候，母亲也经常说，你大哥走路走的是小步，但他特快，一屋场的人追一条脱了缰绳的牛，他跑在最前面！你追不上他，你的几个哥哥也追不上他，怪事！想不到，母亲说的怪事一语成谶，我们几个的确没有追上他，他虽然走的是碎步，亦步亦趋，没有过叱咤风云的岁月，但他一人“身在异乡为异客”，在那个饥荒的年代，全家因故不得不外逃避难至江西马当。全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实行责任田时，重新返回到老家。他在那考进师范，参加工作，扎下了自己的根，并开枝散叶。我十分佩服我的父母：一个逃难逃荒的家庭，带着自己的两个未成家的兄弟和一群孩子，在那个长期处于半饱半饥的年月，仍然不忘记咬着牙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学校，让他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才能强力地支撑下去呢？

的确，大哥没有辜负父母的苦心，很快便回报了家庭。记得清楚的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初，二哥订婚送彩礼，买糖要糖票，买布要布票，几乎无票不成交，而且许多东西即便有票，如果没有关系也难以买到。二哥订婚时，一个屋场有好几对，大家都在送彩礼方面暗暗“比鼻子”（方言，意为比高低）。我常常想，在那样一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人为何还仍然具有很强的攀比心理呢？我实在找不到答案。当时，家中钱、票等每一样都锅铲铲不起（几乎没有），心急如焚的父亲拍了一份电报给大哥。我不知道大哥大嫂是怎样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我只知道，全屋场的那几对，没有哪家能送冰糖，我们家送去了;全屋场的人没有哪家织了毛衣，大嫂为她的弟媳织了。我记得清楚，那红黄蓝绿相间的毛衣，在缺乏色彩的乡村几乎是闪亮亮地“一石击起千层浪”，全屋场的女人们都跑到嫂子娘家翻来覆去地欣赏：这是怎么打（织）的呢、怎么打（织）的呢？每个人脸上都是一脸的惊奇与羡慕，父亲见人便笑：“老大办的！老大办的！”让二哥他们二人更是风光了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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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南昌市肿瘤医院检查结果之一是大哥脑颈部双侧动脉狭窄，且左边已堵死。这一结果让他的碎步同步有了一个合理化的原因，需要尽快做颈部动脉支架介入手术。医生告诉我堵死的那边是不能做的，因为支架无法导入。我又在想，大哥的颈动脉狭窄是从母亲肚子里带来的吗？之前居然一直没有发现。医生只是认可我的这个分析。一个天生的漏洞居然在七十多年后才被发现，且是不经意间的产物，经过岁月这把筛子的一遍遍淘洗，最后剩下的并不是撒满大地的花瓣或者浸润酒杯的月光，摆在人类面前让人类不忍卒读、不能直视的居然是一个漏洞，天生的漏洞，像一个巨大的天坑。真的不得不为自己也为人类深情地捏把汗——敬畏生命，为生命惆怅。

其实大哥远非于此。早在他36岁那年就做了一次胃切除，那次也是死里逃生，胃穿孔，最终切除五分之四。他常常在酒后笑着调侃我：“我用五分之一的胃常常能战胜你五分之五的胃。”“留下的都是精髓，除去的都是糟粕呀！”我除了表扬他，还表扬了生命的顽强，这样一个受到严重伤害的胃仍然在日夜坚守，日夜抵抗那免不了的灾难扰袭。人类的灾难像极了马太效应，也像极了一艘停在漩涡水域的船只，左右摇摆、冲突而难以自拔。不过大哥一直比那个杜可萌还要坦然，坦然而理直气壮地握着他手中的桨橹。他业余爱好八卦，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他却坚持在我耳边吹风：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巽代表风，这每一样都是物质的，也就是说是八卦是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有滋有味地总结出这套理论的，对此我一直无言以对，无法辩驳，不得不认可。我同时还一直认可他的“玉性”，看到他在漩涡中用自己的双手握紧桨橹，有力地呵护着自己的风景证明书，这证明书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我对着这光学几乎要喊出一个词：温和如玉。

那次胃切除，远在安徽望江农村他的老家中的父母及我们弟妹并不知情，他也没有及时通知，甚至不是及时，而是根本没有。估计一是那时无电话、无手机，发电报有些过于隆重;二是他清楚地知道，通知了，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是添乱、添堵、添麻烦，多出许多不必承受的压力，这压力中肯定包括虽只有几元却也是大得惊人的路费。那还是20世纪刚进入80年代，仍然处于穷乡僻壤的老家，连顺利到达都显困难，隔着山，隔着水，乘车乘船需辗转几次，虽不过百里行程，却必须两天，且还有一个前提：必须一切顺利，而顺利并不容易。如果不能及时到达必是多了一群人的擔心受怕。唯其如此，大哥一家人当然就选择了他们独自承受，承受他生命中本不必独自承受却注定要独自承受的一切。事实上，真正的“独自承受”是在他自己的小家中，我的大嫂在承受——侄儿侄女尚且年幼，当然不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等全家人知道这事时，已经是半年后了。而半年后却是三哥与母亲送我到他那去治病。我那时刚读完高一，读着读着，莫名其妙地患了肾炎。一家人顿时慌了手脚，一切计划落空。父亲又气又恼：“人家读书上大学，吃皇粮，进龙门，你读书上医院，吃中药，进鬼门，书读不成了不说，家中还要砸锅卖铁到处寻医找药。”父亲甚至把大哥为其及母亲准备的寿材（棺材）卖了。卖寿材时，父亲是暗暗流着泪的：“老大要骂就骂我吧，我与母亲没那福分！”我的家乡，那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儿女们有条件总是早早就为自己的父母准备好寿材，认为那里才是人的归途——有钱人家的女儿出嫁甚至把寿材作为嫁妆，且在出嫁当天走在最前面——似乎也是孝顺儿女有出息的标志。大哥当然不例外，早早就想了办法为父母准备好了。记得那是一个立方的木材——“三底”、白木。所谓“三底”指棺材的底部只需三根木材，囫囵的，树相当粗，白木指的是去了皮的杉木。这些都是当时周边老人们非常盼望的理想归宿，是一种荣耀。周边的老人十分羡慕，农闲时就到我家来看看，甚至不忘记摸一摸：“腊哥，你有一个好儿子，该你享福呀！”每当这时，父亲总是会递上一撮黄烟——估计相当于现代人递一支香烟，然后笑得合不拢嘴。

可是为了给我治病，父亲不得不把它卖了，估计父亲的心一定痛得厉害。即便这样，到了下半年，好像是国庆节过后，全家几乎又走到了路的尽头，无钱买化肥农药不说，当然也没有精力与心思去管理打点庄稼，所有的可能的钱都兑换成了中药与西药。三哥四哥必须整天用独轮车推黄沙到乡政府所在地去卖。一天到晚的汗水我已记不清能换多少毛票，但记得清楚这些毛票只够他们去兑换一剂中药，而这一剂中药喝进我的肚子后又几乎毫无效果。肾炎的一个明显症状就是水肿，眼见得我的脸在一天天地肿大，像快要胀破的皮球;我的眼睛肿得只能睁开一条缝，看东西都是模糊不清的;我的双腿肿得成了树段子，母亲几乎每天都在抱着我的腿偷偷流泪。父亲说：“哭有什么用呢！现在只有到老大那里去了，他虽然一大家，负担重，但吃国家粮的总比家里要好些，即使借，路子也会宽许多，而且还能找到熟人找到有关系的好医生。必须明天就动身。”

生死攸关的记忆在人的心灵深处总是会自动生存，并自动闪烁。最让我忘不了的是，到达江边时，三哥身上仅剩下两张船票钱。三哥说，干脆他回去吧！我知道如果没有熟人，想送客人上趸船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三哥陪同，我就连上趸船都上不了，因为我病得几乎一直要人搀扶。母亲有一双被封建时代裹住的小脚，无法服侍我这样一个病人，三哥就此回去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这世界真就有这样逼仄的道路摆人的面前，在这条逼仄道路上，我们家真就差点掉下了悬崖。正在三哥团团转的时候，靠着墙坐在地上的母亲偷偷从她袖口缝着的地方扯开一条缝，颤抖地拿出皱成了一段灰绳子的票子，是一元钱！记得那时从家乡大轮码头到大哥所在地江西彭泽的轮船票是五毛。“船都快要到了，再晚一步就不卖票了，您留着钱都没有什么用了！”“我是想着等会到老大那里买点糖果给孩子们哟，两手空空的哪像呢！”母亲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事后，母亲告诉我那一元钱是临行前一天外婆悄悄塞给她的。我想是外婆救了我们。

到大哥那里后，看着大哥刚病愈但仍显病态的身体，家中不是来帮帮忙，而是送来一个需要治疗且病得不轻之人。搓着手的母亲，在儿子家中也仍然显出忐忑不安，问老大，怎么办呀？大哥说，病肯定要治呀！您与老三先回去，其他您就别管了。

大哥一直不愿意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许是不善于，或许是不喜欢，或许是觉得没必要。他并没有挽留母亲多住几日，他何尝不想自己在封建时代被裹了小脚的吃了不知多少苦的母亲在他那多住几日，但毫无办法。我看见他在送母亲，出门时不敢抬头，不敢正视母亲那微微有些颤抖、在他面前漸行渐远的身影。自那次以后，母亲似没再到过大哥家，这也是大哥一直无法解开的一个心结。那么一大家子住在两间不到四十平米的房子里，怎么生活？而且开支的确很大，四个孩子都还在读书，又添了一个病得不轻的弟弟，那么一点薪水，夫妻两人的肩膀真的是要承受这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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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哥那治病的三个月时间里，我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大嫂在负责照顾，她既要照顾四个孩子上学，又要上班，还要照顾大哥与我，这一切至今让我难以释怀。那时她应该是三十出头，正青春芳华，但记忆中，她头上已飘着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几星白丝，丝丝扣心呀！生活的不容易让她过快地走过了诗意桃林。

人在记忆中的一切味道都是咀嚼出来的，它或甜，或苦，或酸，或辣，但都难以割舍。我现在常常于某个时刻闻到在大哥家治病期间喝下去的蜂王浆的味道。估计是大嫂买给大哥补身子的，他每天早晨自己喝一支，然后偷偷给我一支，叫我快点喝下去。说是“偷偷”也是有些掩耳盗铃，因为大嫂自己买回来的蜂王浆当然知道一盒几支，能喝几天，忽一下就没了，她当然清楚蜂王浆的真正去向，但她没有说，也从来没有听到她责怪过大哥一声，几十年了，也从未见她揭开这个谜底。她选择了默认，选择了善意的糊涂。善意的糊涂多么美好！也许那时的产品质量真的特优，从那以后，我再没喝过那种甜而不腻、香而润喉、闻而醉心的蜂王浆了。

人是一个熟视无睹的生物，稀有的东西总是十分可人。在大哥那里三个月，除了针与药，可口的东西大嫂当然做过不少，但真正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却并不多。除了那支蜂王浆外，还有一种，那就是猪肝汤的味道。有一天，我突然非常想吃猪肝汤——的确是吃而不是喝，因为我想的就是那个需要吃的硬通货。那时候，即便是城里吃皇粮（商品粮）的，吃上猪肝汤也仍然是奢侈的，难得而不容易，但我还是硬着头皮与大哥说了。我知道大哥那时是饮食服务公司的副经理，也算管了弹丸之地的大半条街道，这事应该不难。事后多年我曾笑话过他，是否以权谋私了那碗猪肝汤。大哥那时的确很快就把一碗猪肝汤端了回来，不！是一大瓷缸。我居然全部把它吃了下去。记得上面漂着一层橙黄的猪油，有几片白菜叶子绿在其间，还有几片白白薄薄的豆腐悬浮着，猪肝是那种看上去可爱的灰色调，漂亮极了。其实，他刚端进屋我就闻到了猪肝的香味，香得我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近些年，每每叫妻子做猪肝汤，总想再尝那味道，妻子也算有一双能做几道菜的巧手，但她怎么都没做出那碗猪肝汤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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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应该算是一个激流勇退之人。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煤炭公司的经理，那时候有“黑煤炭，红经理”之说。但他的碎步决定了他是一个与世无争之人，特别大嫂铁了心地要他下来。她一个普通的女营业员直接去找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家中上有老，下有小，身体又不好，不求其他，只求平安。要知道，当时的煤炭公司的经理职位是一个很香的香饽饽，很多人在红着眼睛抢。我常常为他不提条件就让位愤愤不平，说他孬得不清醒！他却笑了：“得到与撒手是两种境界，你一个写诗的这点都不懂？”我知道他的笑很透明，没有什么杂质。

退休后，大哥一直经营着他五楼顶上的那几畦菜地和几盆花草，我隐隐而执着地感到这五楼顶上的每一棵菜都是家乡的，有着远在安徽望江他老家的菜的味道，似乎流着家乡的乳汁，茄子、豆角、辣椒、韭菜、白菜……我都一一尝过很多次，没有尝出第二种味道，土是三哥四哥一担一担帮他运上去的，种子是我的姐姐也是他的妹妹给他的，家人亲人的汗水也不允许产生第二种味道。在城市的五楼顶部修筑一块菜地，种下那么多蔬菜，只能是对土地的坚守与执着之人所为。大嫂说，天气好时，他在楼顶上一待就是一上午。估计他每天除了伺候这些蔬菜外，还在与它们促膝谈心，任江风吹拂，任江水带走告白，彭泽在上游，望江在下游，或许他在指望这江风江水能带去他的思念。我常常想，这些入土而安的家乡蔬菜，足可以将所有的乡愁一网打尽。

有次，他站在五楼顶上突然问我：“鲍照在《登大雷岸与妹书》中说他站在大雷岸之上居然能望见庐山——‘西南望庐山……基压江潮’，我站在五楼顶上返望大雷岸方向，怎么只能望到小孤山，不说大雷岸，连香茗山也望不见？”香茗山是家乡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我当时没有回答。现在想来，这话问得有些心酸，也有些呆萌！两晋时期，长江远未形成，南北朝时期，彭泽与望江均属彭蠡泽，陶渊明当了彭泽县令，实际也是我们的父母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哥从来没有离开过故土。但历史毕竟是历史，那个国民党的大员孔祥熙将望江的部分沿江地带与彭泽从区划上彻底分开，分开便是两地。藕断丝连的两地因而只剩下追逐的心灵了。

人老了，必定思乡心切，思亲更甚吗？大哥除了只吃楼顶上他自己种的菜之外，食油、茶叶也是从老家带过去，每年清明如获至宝地带上几大桶与几大包。思乡之心达到如此境界让我不得不惊叹。侄儿侄女们常常笑他：“家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吧！”我也曾调侃：“切莫学伯夷、叔齐耻食周粟哟！”大嫂曾与他谈心是否在老家的老屋基上做两间平房住下来，他居然没同意。我也没问过他其中原因。想来一定是儿女都在江西彭泽，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是他最大的心结。

近些年，他所在的县城加强城市化建设，打造沿江景观带，他的房子被拆除，那几畦菜园当然难免厄运，他再也难吃上刚刚采摘下来带着露珠的家乡蔬菜了。大嫂唉声叹气：“你哥现在没事干了，又不到户外锻炼身体，又不拾点过去的爱好。”年轻时大哥很“小清新”，颇有“文艺范儿”，吹拉弹唱，样样都会，特别是二胡与手风琴，一首《二泉映月》远近有名，估计他与大嫂的恋爱与此有关。我记得清楚，他有一张拉手风琴的黑白照，记得是站在风中，零乱的头发像有许多梦想在簇拥。小学五年级时，我曾拿着这张照片到小伙伴那炫耀：“知道这是什么琴不？手风琴，手一拉就有风。”“这是我大哥，知道不？他那里糖果是牛奶做的。”想不到这样一个 “文艺范儿”的退休生活有许多盲区与空白！孩子们也为他买回来了二胡，大嫂说弦断了后他便不再拉了，那二胡因此一直瘫痪似的等待在他卧室的柜子顶上，一层薄薄的尘灰覆盖其上。大嫂说他现在最多就是与几个老家望江的同事一起侃侃家常，聊聊当年那计划中的“黑煤炭”，有时也打一分钱的牌，但最近走了一个，便不再打牌了，他们不培养新成员。我在想，大哥在彭泽一个多甲子的生活，那山那水那坎坎坷坷，那风那雨那点点滴滴，为何到头来剩下的几乎全部是家乡的物什，其他似乎均一略而过呢？不过我后来仔细一想，这些家乡的东西实际也仍然是模糊不清，边界不明，只在他身边浮云一样来回飘荡，既抓不住，也不轻易离开。

或许浮云也有浮云之志，大哥乐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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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很多東西都在悄然离开，唯独疾病会一个接一个不约而至，悄悄抵达。南昌肿瘤医院的检查结果之二：大哥肺部有多个结节，不排除肿瘤的可能;医生还分析说，如果是肿瘤应该是早期，嘱咐我们家属不必惊慌，但必须趁早对症下药。本来与侄儿侄女们商量着暂时不告诉他，但敏感的他很快就知道了。我想知道也不一定是坏事，迟早会知道的！但大哥在做完颈部动脉支架手术后，无论怎样劝说，他坚决不同意做肺部手术，在这件事情上他突然没有了“玉性”，让我匪夷所思地执意要回家看中医、服中药。中医中药是家乡味？是，也不是。

医生要求他戒烟，我奉劝过不知多少次，他仍旧执着地没有戒，只是在份量上有所减少。多年前他的一名医生朋友告诉他，几十年的烟龄不戒也不一定是坏事，烟与你的体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安无事的矛盾共同体，基本保持了体内平衡，如果戒烟，属于单方面行动，单方面撕毁合同，单方面打破这一平衡，反而容易出问题。他因此选择性地选择了这一支持他不戒烟的观点或有力证据。大嫂说，他现在每天三根烟，不多，而且饭后一支烟不吃了，让他就这么办吧。

我一直在想，大哥的这个矛盾共同体中还包含了其他什么吗？前几天，我打电话过去，他说中药的疗效尚可，我说一定要记着再去医院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