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诸葛亮的领导力包括识人、养人、励人和用人等四个方面，展示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行之有效的治军与治国思想。文章以《心书》为例，结合相关历史事件和文献，运用当前学界关于领导力的相关理论对诸葛亮的识人、养人、励人和用人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取了其合理内核，对现代组织领导者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诸葛亮；领导力；《心书》

作者简介：覃美静，南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广西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C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06-0025-05

诸葛亮是三国时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一位善于识人、用人的领导者。诸葛亮的用人之道和领导智慧，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他的用人之失和领导弊端，也给我们许多警示。何谓领导力（Leadership）？文茂伟指出，在相关研究的英文文献中，“Leadership”是指实施有效领导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中国日常用语中，人们也习惯将“领导力”等同为领导能力[1]。许多英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学者都曾对“领导力”进行阐释，虽然定义繁多且不盡相同，但大都认为领导力是一种对组织构成人员发挥影响的能力。目前，学者普遍认为领导力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个人领导力，即由领导者对组织成员发挥影响的个体能力；二是组织领导力，即在组织内部产生的、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集体能力。本文所讨论的“领导力”为第一种，即个人领导力。陈翔和戴淑芬认为，诸葛亮的领导力包括识人、养人、励人和用人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都展示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行之有效的治军与治国思想[2]。因此，下文将从这四个方面入手，结合相关历史事件和文献，运用当前学界关于领导力的相关理论对诸葛亮的领导力进行分析。

一、识人

所谓识人，即指识别和甄别人才。在诸葛亮所著的《心书》中，识人有三条准则，依次为才之大小、类别和人心，对现代组织识人仍有启示作用。

第一，人才依据能力高低有大小之分。如《将器》篇所言：“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可分为“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人之将”“十万人之将”和“天下之将”[3]55。在学校、企业等现代组织机构中，人才因其能力之高低，可分为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基层管理者。

第二，人才依据能力特点和特性有类别之分。如《择才》篇中勇士分为六种，有好勇善斗的“报国之士”、勇冠三军的“突阵之士”、行动敏捷的“搴旗之士”、骑射上乘的“争锋之士”、百发百中的“飞驰之士”和善发强弩的“摧锋之士”[3]59。因此，领导者应先识别人才的能力和特长，再加以善用，如慕课（MOOC）团队中的人员分工也可依据特长分类，善于统筹的团队管理者、擅长信息处理的技术人员、教学经验丰富的主讲教师和科研能力卓越的研究员。

第三，人才因其人心各异有可用与否之分。知人知面难知心，为此诸葛亮在《知人》篇中提出识别人才心性的七观法，即“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词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知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3]47。具体而言，在识别人才的心性时，提出大是大非的问题以考察他的志向；运用穷追诘问的言辞以考验他随机应变的能力；通过询问应对各种难题的计策以察看他的见识和谋略；通过棘手的任务和人为制造的逆境以查证他的勇气；通过日常交往以观察他的自控能力和真实性情；通过诱之以利以验证他的廉洁；通过委托要务或约定承诺以查验他的信用。七观法是诸葛亮识人准则的精髓，对现代组织机构的人才招聘工作有很大启示，蕴含了对人才的七大要求：远大的志向、应变的能力、超群的智慧、过人的胆识、良好的品性、廉洁的作风和可靠的信用。

诸葛亮的识人之道蕴含着“量才而用”的智慧，可以有效地识别不同类型、能力大小不一的人才，还可以甄别德才兼备的人才。据《华阳国志·卷七》载，建兴二年，丞相亮开府，领益州牧，启用蒋琬、李邵、马勋等人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要员。诸葛亮还在成都筑馆招贤，以延四方之士，为后来的南征北讨奠定了人才基础。

然而，诸葛亮识人过于以德为重，“很多方面沿袭了汉朝举孝廉之风”[4]，将许多有真才但“个性张扬”的人才拒之门外。诸葛亮的识人术过于看重个人的天性和天赋，将一个人是否能当领导完全归结于先天的遗传，忽视了人的能力与品性是可以改造的这一事实，这是不科学的。设想一下，若诸葛亮和刘备一样具有感化人才之心，能令有个性的人才从心理上有归属感，自觉听命于上级领导，方是识人用人的最高境界。

二、养人

所谓养人，即指管理和培养人才。在《心书》中，养人有很多法则，现主要分析其中对现代组织管理有很大启示的三条：为将之道、练兵之法和用兵之道。第一，为将之道要以仁德为先，方得人心。诸葛亮提出，固用兵之要，务揽英雄之心……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有叛者怀之，有冤者申之，有强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谋者亲之，有谗者覆之，获财者与之……将能如此，严号申令，而人愿斗，则兵和刃接，而人乐死矣[3]26。诸葛亮认为，将帅领兵的要诀是广泛笼络人心，将帅要精通礼、乐、诗、书，使自己先具备仁义志勇之德，方能以怀柔之策对待战俘，压制恃强凌弱者，帮扶弱小之人，善待并亲近有智谋的部下，坚决打击好进谗言的小人，将战利品先分给部下。只要将帅掌握了这些要诀，则上下齐心，将帅一声令下，士卒必奋勇杀敌，不畏生死。一句话，为将者要先修己德，才能以仁义待人，尽得人心。在现代组织中，管理者应具备很强的道德信念，尊重部属的尊严和价值，诚信待人，公平行事，获得追随者的信赖。

第二，练兵之法重在养德，方能铸就战魂。如《习练》篇指出，夫军不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3]122。诸葛亮提出要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诸葛亮强调了练兵的重要性，若士兵不经过教育和训练，那么一百名士兵也抵不上一个敌兵，反之亦然；他还强调了练兵的第一要务是提升士兵的思想道德修养，在训练时要让士兵明白何为“礼”、何为“义”，要教诲他们培植忠信思想，要讲明军队的规章戒律，要赏罚分明以约束他们的行为和督促他们的上进。简言之，练兵之法首在思想品德教育，让士兵明晓国家大义，秉承精忠报国的信念，如此便可军魂永驻。对于现代组织机构而言，培养人才的首要任务亦是思想道德教育，如学校通过校训、校歌、校徽等载体，向学生宣传学校的治学精神和办校理念；企业通过品牌形象、员工守则、竞争机制等向员工宣传企业文化。无论是何种组织机构，都要悉心教育和提升人才的精神和品德，让其变得更为正直、更为忠诚、更为坚定。

第三，用兵之道在于人和，方能上下齐心、一呼百应。如《和人》篇主张，“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众人乎？”[3]70诸葛亮告诫将帅，要注意部队内部官兵之间、官官之间、兵兵之间的和谐、团结，只要有了人和，部下会竭尽全力冲锋杀敌。如果上下猜忌、互不信任，有谋略的人得不到重用，士卒在背后议论纷纷，谗言与恶念滋生迅速，那么就是有过人的智慧，也不能打败一般的庸人，更何况是人数众多的敌军呢？现代组织机构的管理者们也要重视组织内部的和睦，关键还是在于以仁德为先、以诚信为本，构建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相互信任关系，上下同心同德，则政令通达。

简言之，诸葛亮强调以仁德治军，为将者以德服人，为士者以德为战魂，将士关系因德而和，此乃诸葛亮的克敌制胜法宝。以一次诸葛亮以少胜多的战役为例，魏王亲率二十多万大军征讨蜀国，诸葛亮祁山屯兵仅有十余万兵马，且其中有四万人因服役期满即将还乡。蜀魏两军力量悬殊，有將领建议让老兵们延期服役一个月，诸葛亮断然拒绝，他认为统兵作战，以信用为根本。即使大敌来临，战事严峻，也不能耽误服役人员的行程，道义不可偏废。于是，诸葛亮下令各部让服役期满的老兵速速返乡，早日和家人团聚。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兵们深受感动，坚持留下作战，其他士兵也被诸葛亮的信义打动，都愿意以死相报，士气高昂，在战场上以一当十、奋勇杀敌，最后将魏军击败。

诸葛亮的养人之术强调领导是道德型管理者，具有诚实、公正、仁义的特性，通过明确表达伦理、价值观信息，有意识地表现出行为楷模式的伦理行为，来赢得追随者的信任，从而使组织凝聚力最大化。

三、励人

所谓励人，即指约束和激励人才。在《心书》中，励人法则主要有二：整肃纪律和激励士气。第一，整肃纪律是用制度去约束人才，关键在于纪律严明和赏罚分明。如《整师》篇所言，“夫出师行军，以整为胜，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3]136诸葛亮指出，行军打仗，靠法令严明、令行禁止取胜，若赏罚不分明，法令没有威信，鸣金不能使兵卒止步，击鼓不能使兵卒前进，即使有百万大军，也不堪一击。在现代社会，组织纪律制度同样重要，要赏罚并用、恩威兼施，全体组织成员的行动才会高度统一、步调一致，增强组织行动力。

第二，激励士气是用物质奖励和诚信精神来激励人才，重点在于有功必赏和以诚待人。如《励士》篇所言：“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赡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接之以礼，励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3]67简单来说，将帅对待自己的士兵，要委之以高位，封赏以钱财，这样士卒就没有不来投奔归顺于你的；要以礼相待士卒，这样士卒就没有不为你拼死效力的。在现代组织管理制度中，对组织成员的嘉奖、记功、晋升和授予荣誉称号业已形成比较完善的规章条例，管理者们要尊重部属，为他们树立诚信榜样，而部属则会服从指令，积极完成任务以作回报。

诸葛亮治军向来以赏罚分明、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著称，为他的部属所敬仰。例如，公元228年，诸葛亮亲率大军第一次北伐，却因错用马谡，致使街亭失守，不得已而退回汉中。为明军令，诸葛亮斩杀马谡，还将与马谡一起逃跑的偏将张休和李盛一同斩首，黄袭被夺了兵权，参军陈式被判髡刑。在惩处了有罪之人后，诸葛亮又表彰了有功的王平，封其为讨寇将军，封亭侯，统五部。最后，他还一再上书，申斥自己用人不当的罪责，主动要求降职三级。刘禅收到书信后，将诸葛亮降为右将军，行丞相事务。

由上可知，诸葛亮的励人之法重在以奖励和惩罚的手段来激励和约束将士，强调组织目标、行动结果、部属的顺从和绩效，并依靠组织的赏罚手段来影响部属。领导通过明确角色和任务来指挥部属，以某种奖励和利益作为部属努力完成任务的交换条件。事实上，这种领导方式十分适用于军队组织，使将士在战场上可以做到令行禁止、尽忠职守、奋勇当先。

四、用人

所谓用人，即指选拔和任用人才。在《心书》中，用人法则主要有三：以德为先、充分授权和培植心腹。第一，诸葛亮的用人原则是以德为先，如《将弊》篇详述了将帅应该力戒的“八弊”：“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能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之而不以礼。”[3]50详细说来，身为将帅，有八种弊病是大忌：一是对财物的需求永远不满足，贪得无厌；二是妒忌有贤德和才能的人；三是听信谗言，亲近能说会道、巧言谄媚的小人；四是只能分析敌情，却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实力；五是遇事犹豫不决；六是沉迷于酒色而不能自拔；七是为人虚伪奸诈而自己又胆怯懦弱；八是狡猾巧辩而又傲慢无礼，不按制度办事。对于现代企业选拔管理者，这些考察标准仍然适用。

第二，诸葛亮的用人原则要求充分授权，如《出师》篇中记载，“古者国有危难，君简贤能而任之，斋三日，入太庙，南面而立，将北面。太师进钺于君。君持钺柄以授将曰：‘从此至军，将军其裁之’。”[3]5这段话阐述了君主授权于将领的情景。古时，在国家危难之秋，国君就选拔有品德才干的人担任将领保家卫国。出师之前，君主先斋戒三日，进入君主的祖庙祝祷，面朝南方而立，将领则面向北方，太师将象征权利的斧钺献于君主。君主将钺柄授予将领，即指从现在起，军队由将军全权指挥。当企业陷入危机时，应选出德才兼备之人，委以重任、授予大权，真正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第三，诸葛亮的用人原则讲求培植心腹，如《腹心》篇明言，故善将者，必有博闻多识者为心腹，沉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3]61。睿智的将帅一定会选用学识渊博、足智多谋的人做自己的心腹，选用机智聪明、谨慎保密、有很强判断力的人做自己的“耳目”，还会选择勇敢、彪悍的士兵做自己的“爪牙”。诸葛亮的这种用人原则仍被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大小不一的组织机构中，但鉴于诸葛亮后期苦于无接班人，组织领导者应培养两种类型的部下：一为互补型的，可做助手；二为替代型的，可做接班人。

平心而论，诸葛亮的用人法则是有利有弊的。首先，他的以德为先准则，与伦理型领导思想相通，强调领导者以德服人。依此准则，诸葛亮为刘备任用了一大批“忠直之士”，除孟达和魏延有过反叛外，朝中一直比较安定、平稳，没有出现内讧、篡权事件；军中也很少有人闹独立、搞分裂，少有投敌叛国者。然而，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过于重德让蜀汉错失了魏延，用人唯贤让一批有德却才不配位的人占据要职，如马谡、王平等人。总之，由于诸葛亮采用重德行而轻才干的政策，对所选拔人才的德行要求严格，不允许德行上有任何过失，这不仅阻碍了人才个性的发展，也加剧了蜀汉政权后期的人才匮乏[5]。

其次，关于他的充分授权原则，诸葛亮关于“授权”有一套“双重标准”，对己是要求全权授予，对部属则是事必躬亲。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诸葛亮自接受顾命大臣的任命后还身兼数职，封武乡侯，领益州牧，既是三军统帅，还是制定战略战术的军师；为北伐南征，他将所有事务揽到自己身上，甚至对军中士兵杖罚二十以上都要亲自过问审察。陈小赤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事必躬亲的做法不仅拖垮了诸葛亮的身体，而且抑制了人才的培养和发展[6]。当代组织领导者们应引以为戒，要善于授权，以调动组织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7]。

再次，着重分析他的培植心腹法则，即诸葛亮区别关照部属。诸葛亮在用人上的最大得失也在于这种领导方式，他的得即通过培养心腹，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控蜀汉政权军权，并压制地方豪强，稳固汉中局势，集中力量南征北伐。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诸葛亮的心腹论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但也为日后蜀汉政权的颠覆埋下了隐患，他的用人方略“使后期的蜀汉政权缺乏政治凝聚力，让益州当地士人对其的认同程度降低”[8]，甚至产生“身在汉营心在曹”的投敌叛国心理，加速蜀汉政权的最终颠覆。

领导者由于部属贡献、时间压力、个人喜好等原因将下属区别对待，并形成质量不同的领导者-成员交换关系，高质量的领导者-成员交换关系使领导者将部属看作“圈内成员”，低质量的交换关系中的部属被看作“圈外成员”。“圈内成员”与领导之间有更多的感情联系，更受领导信任和关照，他在服从领导时更为积极、主动，更能发挥最大的才智完成工作任务。“圈外成员”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是在权利系统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与领导接触少，受到的奖励和机遇也少。这种领导方式本身是有利有弊的。在组织遭遇危机时，或有高难度的任务要完成时，需要能力强、忠诚度高的部属。但长久来看，这种领导方式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对小部分“圈内成员”的特殊关照，会使其他大多数“圈外成员”感到不平、不满，缺乏归属感，从而破坏了组织内部的合作与和谐，甚至导致整个组织的消亡。

五、结语

诚然，诸葛亮凭借杰出的领导能力和指挥才华，建立了赫赫功勋，从隆中对到孙刘联盟，从赤壁之战到南征北伐，从治国理政到治军掌兵，他似乎无所不能，常常算无遗策、克敌制胜。他所提出的识人、养人、励人和用人原则，都与现代领导力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对现代组织领导者仍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文茂伟.当代英美组织领导力发展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2]陈翔，戴淑芬.《心书》识人用人学——诸葛亮用人之道[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6）.

[3]張堃，章理佳.诸葛亮兵书——《心书》新编译评[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

[4]莫培军.诸葛亮、曹操、刘备不同用人观之镜鉴[J].领导科学，2011（11）.

[5]黄鹂.蜀汉政权荆襄人才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2012.

[6]陈小赤.论诸葛亮识人用人之失[J].领导科学，2019（5）.

[7]李倩雯.领导用人艺术研究——以杨时斋、林肯、诸葛亮用人为例[J].中外企业家，2014（12）.

[8]葛伟.曹操与诸葛亮的人才观对比[J].领导文萃，2012（17）.

责任编辑：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