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城

学界对宋代盐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宋代盐业生产、盐户、食盐收贮和销售体制及私盐等相关问题①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1;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关于宋代明州盐业问题，有学者从宏观角度进行过论述②《宁波盐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盐志[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侯强.宁波盐业史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但宋代明州盐业问题还有可深入研究的空间。鉴于此，本文以宋代明州盐业为例，考察盐业在明州的经济地位，讨论明州盐业发展规模，将有助于加强对宋代明州社会经济的了解，也有益于推进对宋代浙东地区的经济研究。

一、盐业在明州的经济地位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朝廷从越州内境析置明州，范围辽阔，下辖鄮、奉化、慈溪和翁山4个属县③刘昫,等.旧唐书:卷40:地理志3[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90;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1.。迨至宋代，明州属县增至6个④宋代6县包括鄞、奉化、慈溪、定海（太平兴国初改望海县置，治在今宁波镇海区城关镇）、象山、昌国（宋熙宁六年析鄞县置）。。明州濒临东海，海洋环境优越，海涂和海水资源丰富，为发展盐业提供了先天条件。定海县丘崇、灵岩、太丘和海晏四乡虽是“泥土极咸，不系耕种”⑤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6[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60.，但“鱼盐富衍”⑥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18:定海县志:卷第1[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226.，县民“占据煎盐，私自卖与客人”⑦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6[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60.，获取生活资源。昌国县“壤地褊小，又皆斥卤”⑧冯福京,修,郭荐,纂.大德昌国州图志:卷1:风俗[M]//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6064.，百姓“以渔盐为业”⑨楼钥,撰.楼钥集:卷53:昌国县学申义堂记[M].顾大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981.。依据史料可知，“煮海为盐”不仅是明州滨海民众赖以为生的生计，也是明州重要的经济活动。此外，已经有部分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盐业中，将盐业生产视为生计，成为“以煎盐为生，未尝垦田”的专业户①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绍兴元年四月乙未[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931.，是为亭户，隶属官府榷盐体制管辖，缴纳税赋，“户有盐丁，岁课入官，受钱或折租赋”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十二月戊子[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2261.。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城市经济蓬勃向上，加之朝廷政策支持沿海发展对外贸易，因此，有学者指出宋代明州在内的东南沿海经济出现了“海洋发展路向”的趋势③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明州在内的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深受海洋影响，民众已表现出向海谋生的显著特点，社会发展转向由农业走向海洋的“海陆型社会”④陈国灿,吴锡标.走向海洋: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J].学术月刊,2011,43(12).。滨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依靠自身经济积累，更需要通过与其他地区开展交流和贸易来实现经济发展。如鲁西奇指出，滨海地区通过建立稳定的贸易途径，“逐步将自己纳入更为广阔的生计系统中”⑤鲁西奇,宋翔.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鱼盐之利”与滨海人群的生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4).，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诉求。就宋代明州而言，其已经形成以港口为依托，以盐业和海上贸易为主的经济部门⑥刘恒武.唐宋明州港区变迁的考察[G]//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杭州出版社,2016:336-350.。因文章专以盐业为研究对象，其他经济门类暂且不论。

总之，盐业是宋代明州滨海地区仅次于农业的重要经济生产部门。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百姓都从事盐业经济活动，但明州在社会发展态势上已经显示出海洋性外向型的经济特性。

二、明州盐场分布及产盐规模

明州漫长曲折的海岸线，造就了广袤的海涂，蕴含丰富的盐业资源。唐廷在明州设立盐场和盐业管理机构。《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鄮县条云“有盐”⑦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1:地理志5[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1.，盐场当位于鄮县海岸。《太平寰宇记》卷九八“明州定海县”载，县下辖七乡为“海埂之地”，因有丰富的“鱼盐之利”，五代钱氏时改为定海县⑧史乐,撰.太平寰宇记:卷98:江南东道十[M].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1961.。唐乾元元年（758），盐铁使第五琦推行榷盐法，以“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之法改革盐法⑨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4: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78.。刘晏接任盐铁使之职时，在第五琦盐法基础上推行产盐地置盐官之制。《新唐书》卷五四载，当时朝廷在明州设有富都监。有学者考证认为，受袁晁起义影响，朝廷将富都监迁至鄮县⑩孙峰.唐代宁波盐政机构:富都监之新考[J].盐业史研究,2014(1).。上述材料表明，明州丰富的盐业资源引起了唐廷重视，因此特设盐业机构进行管理和营运。

迨至宋代，明州盐业在唐代基础上获得较大发展。神宗熙宁以来，两浙地区的盐业机构共领六监、十四场。随着宋人对海洋资源的深入了解，他们对海水含盐量和出盐率有了确切认知。熙宁五年（1072），两浙提点刑狱卢秉为提举盐事，在结合两浙路实际情况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盐法改革，制定了各场出盐分数，具体出盐分数抄录如下：

钱塘县杨村场上接睦、歙等州，与越州钱清场等，水势稍浅，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之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并海而东为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皆九分；至岱山、昌国，又东南为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场为十分；盖其分数约得盐多寡而为之节。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炼以海水，所得为最多。由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淋卤，十得六七。①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36.卢秉制定的两浙路盐场海水煮盐的出盐分数由北往南数值渐高，而明州各盐场出盐分数最低在六分，最高是十分。这是源于明州曲折多变的海岸线多海涂滩地，宋人方勺认为浙东沿海“海水隈奥曲折，故可成盐”，因而明州至温州沿海一带海水含盐浓度高，出盐率高，“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炼盐”②方勺,撰.泊宅编:卷3[M].许沛藻,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4.。由此可知，地处浙东沿海的明州盐场具有高产盐的天然条件。

自北宋端拱年间开始，朝廷在明州不断增设盐场。如神宗熙宁六年（1073）十月，朝廷在慈溪县西北六十里重置鸣鹤盐场③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16:慈溪县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205.。同年，朝廷在昌国县置岱山盐场④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20:昌国县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247.。据《宝庆四明志》载，北宋明州共设置7所盐场，分别是：长亭场、大嵩场、东江场、清泉场、玉泉场、昌国场、岱山场⑤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6:盐课[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067.。此外，宣和元年，楼异知明州，请将原隶属于越州慈溪的鸣鹤场改归明州管辖⑥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37.。因此，北宋明州共管辖8所盐场，其中东江和昌国两场额盐都为10,026袋，岱山场额盐为14,060袋，玉泉场额盐为5,220袋，大嵩场额盐为2,680袋，清泉场额盐为4,908袋，长亭场额盐为5,000袋，明州7所盐场盐额总计为51,920袋，约计盐额为168,389石⑦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6:盐课[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067.。从上述额盐数量可以粗略看出，明州具有较强的产盐能力，其中昌国县3处盐场产盐量占到总量的65%，也印证了昌国县海水出盐分数高于明州其他盐场。

靖康之乱导致中原大乱，北人纷纷避乱南迁，明州成为迁入热点地区之一⑧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庚午[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471.。人口的机械式增长会导致人地关系紧张，陷入耕地不足的困境。幸而明州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部分民众得以转入滨海地区寻求生计，可以选择从事航海、渔业、煮盐等行业，由原来以农业为生转为靠海为生。历经兵燹后，明州地区以史超为首的460余家失业细民被迫转行，通过自身的勤力操持，利用象山、定海、鄞县旁海的滩涂开发了37顷卤田，以“刮土淋卤煎盐”为业。浙东提举茶盐公事王然将这批流民“始拘充亭户”，登记造册，纳为盐户，每年可得榷盐209万斤，可获钞钱10余万缗⑨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乙丑[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1196.。这反映了明州滨海地区含盐、产盐之多，盐利之丰。

“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⑩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38.，东南地区盐业地位尤为重要，是南宋朝廷倚重的财源之一，“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⑪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1[M].北京:中华书局,1977:4156.，在某种层面上而言，高宗南渡凭借东南地区丰厚的经济实力而稳定政局。孝宗乾道六年（1170）六月，户部侍郎、提领榷货务都茶场叶衡言：“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寔（实）居其半。”⑫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7[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6.南宋朝廷积极经营东南地区盐业，采取兴复和扩大官营盐场、优恤亭户政策，促进了盐业经济的发展。高宗朝期间，朝廷对新设立盐场采取优恤措施，如绍兴三年（1133）三月，浙东提举茶盐公事王然巡查象山、定海、鄞县三县盐场生产情况，并向朝廷上奏优恤政策，其建言可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私煎盐业人户拘籍到亭户，住近良民不得一例拘籍，应当优加存恤，契勘减免，并入有力之家煎纳盐货；二是提高象山盐场产盐征购价格，以本路额外盐价17文每斤收买，正额盐价14文每斤收买；三是朝廷发放贷款5000贯，“专充盐本”，官府“作三次应副”预借亭户30贯钱“作本煎盐”①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6[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61-6562.。上述政策有助于减轻复产亭户的赋役负担，接济他们生活和安排盐业生产，朝廷采纳之。这项盐业优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明州盐业发展。

南宋前期，浙东地区盐业发展迅速，盐业产能提高，明州亦是如此。绍兴三十二年（1162），浙东路盐额为848,283石，其中明州盐额为392,670石，明州产盐量占到浙东总产盐量的约46%。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明州盐额比徽宗崇宁三年（1104）的盐额增长了133%，这说明南宋初明州盐业产能提高，反映出当时盐业经济的活跃性。孝宗时期，浙东路盐额缩减为743,201石，其中明州盐额为374,494石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3[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495,6497.。虽然孝宗时期浙东盐业总体产量略有降低，但明州产盐量仍占到浙东总产盐量的50%。明州的高产盐量意味着其可以为朝廷提供更多盐税，诚如淳祐元年（1241）臣僚的奏言：“南渡立国，专仰盐钞，绍兴、淳熙，率享其利。”③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56.南宋初期，朝廷更是依靠盐税以养军④汤文博,葛金芳.“榷货盐钱以赡军费”:南宋初期(1127—1141)江淮地区驻军军费考[J].盐业史研究,2014(1).。

此后，南宋朝廷在明州又新建盐场。开禧元年（1205）十一月，提举浙东茶盐章燮在定海县龙头地新创洪店盐场，立定盐额为1884袋，“辟差监官”负责管理盐场⑤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8[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629.。嘉定元年（1208）二月，浙东提举司委官负责定海县升格的穿山、长山两个正场的盐业管理，以每场3,000袋为额，并规定清泉场“自行买运”，盐额为4,980袋⑥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8[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630.。三月，浙东提举司又将昌国县岱山、高南、亭子场三场升格为正场，每场盐额为3,600袋⑦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8[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630.。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南宋时期，在朝廷政策支持下，明州创置的新盐场主要通过提升盐额，升格原有子场，委派盐官负责管理盐务营运等方法来实现发展。明州扩充盐场数量，从北宋8所盐场发展到南宋的15所盐场，产盐规模得到了显著提升。明州新建盐场则意味着盐业规模扩大，需要吸收更多劳动力从事盐业生产。换言之，明州出现其他产业劳动力转向从事盐业现象，进一步说明在宋廷政策引导下，明州盐业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从而吸引了更多劳动力从事盐业生产活动。

三、明州的盐业管理与销售

盐利是国家重要税源之一，宋代实行盐业国家专营制度。赵宋立国初始，便规定将盐利下放到州县，即“天下盐利皆归县官”，由州县官府负责盐业销售和管理，“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⑧脱脱,等.宋史:卷181: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13.。宋初食盐运销施行官般官卖，由各路转运使统管，据各州县消费量，每年拨给一定盐额，州县自行到产区搬运，置务发卖，地方官府的经费收入来自盐利，“国初盐荚，只听州县给卖，岁以所入课利申省，而转运司操其赢，以佐一路之费”①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15:征榷2[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438.。

为了更好地管理盐业，宋廷在产盐区施行了系列盐业管理政策，就明州的盐业管理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朝廷规定明州所产食盐只能在浙东地区销售。朝廷明文规定产盐区的销售范围，各盐区需严格执行，产盐地不仅需要“互守疆界”，即销售范围，还要在所销售区域内“各办课程”缴纳盐税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3[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01.。朝廷实行“听至所鬻州军并输算钱”政策，地方官府负责检验资格，“予券为验”，盐商凭“交引”至指定地点兑盐运销③脱脱,等.宋史:卷181:食货3[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29.。真宗天禧四年（1020），朝廷下诏两浙、江淮、两广等地产盐区确认“处所四至远近、逐年所煎数”，厘定食盐销售范围，州县官员还需“备具地图以闻”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3[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04.。明州食盐只能在浙东地区销售：“昌国东、西两监二十万一千余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州。”⑤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35.仁宗明道二年（1033），朝廷规定食盐销售范围，“听诣县、镇，毋至乡村”⑥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40.。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议更盐法，即便“许客用私船运致”，但是仍需要注意销售范围，不能越界，“仍严立辄逾疆至夹带私盐之禁”⑦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44.。明州产盐量之高，完全可以供应浙东地区的食盐需求。在食盐带来的巨额利益面前，官府推行禁榷制度，通过“官立标识”的做法，确保了其在食盐销售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最大获利。

第二，朝廷在产盐地设立专业机构，并委派文武官员进行管理。其中，文官主管盐场的日常生产事宜，武官则负责稽查私盐。如《宝庆四明志》卷三“盐官”载，政和四年（1114），明州“置仓，置支盐官二员，其盐场并改作买纳盐场，添差监官并押袋官”⑧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3:盐官[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030.。宋廷在明州及其属县的支盐仓、盐场置官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宋代明州各盐场文武官员简表⑨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3:盐官[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030.

宋廷对负责盐业管理的官员进行课考，有功者奖，有过者罚。如乾道元年（1165）七月，因“明州盐仓发盐稀少，压占资次在仓，不得支请”的原因，明州盐业系统的官员遭到了朝廷的处罚，“明州催煎官右迪功郎刘靖民、右迪功郎洪茷、右迪功郎毛大椿、右迪功郎邵岳并放罢，知明州昌国县兼主管昌国县盐场官左奉议郎王存之、明州通判主管盐事官右朝奉郎曾述各特降一官”①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7[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0.。

第三，宋代官府进一步加强私盐管控，保障盐税收入。因“贩鬻私盐之利”甚丰，“一舟之数，私易百万”的诱惑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6[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76.，私盐贩卖现象普遍。为此，宋代官府采取诸多私盐管控措施：一是对亭户施行“灶甲制”，强化各甲之间的相互监察，通过“以相讥察”，到达“绝私煎之弊”的目的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0:神宗熙宁五年二月戊辰[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5602-5603.。二是加强私盐稽查力度，设置专职巡检稽查，“每场必有巡检以为警察，并起盐之时，监董入监”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7[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86.。如乾道七年（1171）三月，明州海内巡检洪伟查获私盐5000斤，“在法，命官亲获一火私盐五千斤，减三年磨勘”，依格推赏⑤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7[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9.。宋廷加大私盐贩卖的处罚力度，对盐务官吏强化课考，“盐地分巡检不觉察亭户隐缩私煎、盗卖盐者，杖一百，监官、催煎官减二等，内巡检仍依法计数冲替”，“诸巡捕使臣透漏私盐一百斤，罚俸一月，每五十斤加一等，至三月止；及一千五百斤，仍差替；二千五百斤，展磨勘二年；每千斤加半年，及五千斤降一官，仍冲替；三万斤奏裁……今点对逐处巡捕官职兼巡捉私假茶盐香，如有透漏私贩及一万五千斤，方合降官冲替”⑥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6[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58-6559.。亭户私下贩盐将严惩不贷，除遵《绍兴勅》断罪外，还依《盐勅》《盐煎私盐法》和《海行私盐法》等按论罪，“本犯不至徒罪，乞配邻州；若罪至徒，即配千里；如系流罪，仍依元降指挥刺配广南”⑦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6[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65.。

第四，朝廷存恤盐户，顾其生计。一方面由官府出资收购浮盐。明州私人盐业作坊兴盛，生产的盐被称为“浮盐”。依史料记载，宋代浮盐占1/5的销售额，“正盐居其四，浮盐居其一”⑧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57.。淳熙元年（1174）三月，朝廷诏令从左藏南库拨会子25万贯，用于从明州等地“收买额外浮盐”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8[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605.；嘉定三年（1210）十一月，朝廷诏令由封桩库取拨会子40万贯付浙东提举司，“收买浮盐”，“务使客贩流通，盐钞无阻”⑩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8[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630.。另一方面，明州地区浮盐户为数众多，这引起了官员重视，明州官府将浮盐户正式纳入亭户，如将象山、定海、鄞县三县460余家纳为亭户①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乙丑[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1196.，该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这些浮盐户获得官府关照。如绍兴二十八年（1158），朝廷诏令：“诸盐场亭户亏欠盐数，自绍兴二十六年以前业与放免。”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6[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77.乾道六年（1170），户部侍郎叶衡向孝宗奏言，官府发放亭户本钱应“以时支散，盐货委积以时收买”，使“亭户衣食粗足”③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7[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6-6597.。

第五，宋廷允许盐商参与食盐经营，但又有诸多限制，实际上不允许商人自由销售食盐。“十数年来，钞法屡更。”④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57.虽然宋代盐政几经变化，呈现出复杂交错的局面，没有统一可寻的制度规律，各朝制定盐政多是随着实际需求而变化，但总体上呈现出由官方专营向民间经营转移的态势，商人参与盐业经营的程度逐渐加深。仁宗明道二年（1033），朝廷放宽经营盐业的条件，允许商人通过缴纳钱米换取盐业经营资格⑤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40.，商人可以在县、镇上合法售卖食盐。其余江、浙、荆湖等路，折博商盐可在州城及其以外的县城和镇上销售。神宗时期，朝廷规定酒坊户可以通过“占课额”的方式，从官府手中换得食盐销售资格，“取盐于官卖之，月以钱输官”⑥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36-4437.。徽宗政和年间，朝廷规定：商人持特许食盐经营资格证，即以“执券”加“输钱”的形式，可以每年向明州购买51865袋盐进行销售⑦袁燮.絜斋集:卷9:四明支盐仓厅壁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1.。徽宗崇宁三年（1104），朝廷推行“钞法”，商人在榷货务缴纳“钞引钱二十四贯省”后，兑换成盐，在朝廷允许范围内，“盐听客人、铺户任便兴贩”⑧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6:盐课[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066-5067.。南宋朝廷施行优恤盐商政策，如高宗朝规定盐商可用钞钱18千购买规格为300斤每袋的食盐⑨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53-4454.。宝庆二年（1226），监察御史赵至道认为亭户和盐商对盐业的生产与销售至关重要，朝廷应当采取“宽商旅，减征税”的政策，朝廷允准赵至道优恤盐商的谏言。明州盐业得到发展，“庶几庆元盐课之盛，复见于今日矣”⑩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56.，朝廷也可从中获利。端平二年（1235），朝廷在两浙路提举茶盐司置主管文字一员，“以兴复盐额、收买散盐为务”⑪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56.，进一步强化盐业管理。这已经表明，朝廷调整盐务政策，目的是刺激盐业增产，扩大朝廷的榷盐税利收入，筹措军费，以此保障国家财政的稳定增收和安全，应对“端平入洛”后蒙元的军事压力。

总之，宋代明州盐业管理与销售是遵照朝廷制度的。宋廷一方面通过在产盐区设置文武官员负责盐业管理，另一方面又施行灵活多变的销售制度，两者都有助于明州的盐业发展。同时，朝廷允许盐商在合理范围内销售食盐，并出台优抚亭户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使宋政府将盐利牢牢掌握在手中，扩充了财赋收入，还缓解了朝廷与盐商之间的矛盾，兼顾民众以盐为业的生计。

四、明州盐业发展的原因

综上所述，宋代明州盐业不断发展，盐场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不仅与盐户、盐业技术有关，还有其他社会因素值得深思。

其一，宋代明州农业发展受限，粮食产量不足，凭借丰富的海洋资源发展盐业有助于明州从外地购买更多粮食。自中唐以来，特别是南宋时期，明州人口趋于稠密，促使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土狭人稠的局面，人地矛盾突出①陆敏珍.宋代明州的人口规模及其影响[J].浙江社会科学,2006(2).。又因明州乃是“濒海之地，田业既少”②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5:商税[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052.，加之土地盐卤化，耕地资源有限，农业不兴，因此粮食需长期依赖外地输入，“二广之米，舻舳相接于四明之境”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二):卷26:上宰相书[M]//朱熹.朱子全书:第21册.刘永翔,朱幼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77.。昌国县更是依靠浙西粮米输入，每年“浙右米艘之至……岁以为常”④冯福京,等.大德昌国州图志:卷2:社仓[M]//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6073.。这已经表明，明州“米船辐凑”现象从某种形式上而言，明州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自身存在着不足，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结构性短缺问题。基于明州农业发展受限的背景下，明州民众的日常生活轨迹中无形中形成了盐业—货币—粮食的经济运行模式。即宋代明州地区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发展盐业获取货币用以购买粮食。当然，这不是明州唯一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有其他经济发展方式⑤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宋代明州地区出现“渔盐每夺农”现象⑥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8:舒亶和马粹老四明杂诗记里俗耳十首[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4918.，是因百姓中有“以渔盐为业”⑦楼钥.楼钥集:卷53:昌国县学申义堂记[M].顾大明,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981.，成为了“以煎盐为生，未尝垦田”的专业户⑧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绍兴元年四月乙未[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931.，表明从事盐业生产是百姓谋生的重要途径。

其二，宋代明州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形成以海塘为骨架，碶堰闸为肌理的水利体系，将滨海滩涂开发与水利建设有机结合，推动了滨海开发和经济发展⑨刘恒武,金城.宋代两浙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资金来源考察[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1);金城.宋代明州水利设施建设经费来源考察[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0(5);金城.宋代江南滨海地区水利建设:以明州为个案的考察[J].宋史研究论丛,2019(1).。如庆历七年（1047），余姚县令谢景初督建云柯一带海塘，避免了海潮“冒其旁田”⑩王安石,撰.王荆公文集笺注:卷45:余姚县海隄记[M].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5:1579-1580.，保护了沿海农田。庆元二年（1196），令施宿出资15,000缗整修余姚县海塘，总计修塘4,200丈，其中修筑石塘570丈⑪楼钥,撰.楼钥集:卷56:余姚县海隄记[M].顾大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1014.。淳熙十六年（1189），定海县效仿钱塘石塘，动工筑海塘，先用巨木奠址，背实厚土，打万桩杀水势，上铺1尺厚石，并“设常法以时修缮”，有效地改善了“江海为一，几不可邑”的滨海环境①程端学.积斋集:卷4:定海石塘记[M]//张寿镛,辑.四明丛书.扬州:广陵书社,1981.。嘉定十五年（1222），定海县令施廷臣与水军统制陈文合作，筹划建设海塘，其中叠石为塘520丈，并垒建360丈土塘，民赖以安②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18:定海县志:卷第1[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232.。明州滨海修建的海塘工程有助于推进盐场建设，为盐业提供安全的环境保障。

其三，宋代沿海地区已有稳定的近海区域市场，具有明确的区域互补性③黄纯艳.论宋代的近海贸易[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2).。明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依托港口，借助浙东运河航运对接杭州，联通大运河，将腹地延伸至整个江南，成为两浙货殖的滨海集散地。就明州而言，海陆交通非常便利，三江六岸，立港条件优越，古来即是舟楫辐辏之地。北宋明州是东海之滨重要的造船业基地。皇祐时明州设有造船场，但徽宗朝时期，明州造船场经历了几次变化，在政和二年（1112）因明州缺乏造船材料，船场遭到裁撤，船场移至温州，政和七年（1117）又因“办三韩岁使船”复建明州船场。南宋明州一直是重要的造船基地④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3:造船官[M]//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031.。据《开庆四明续志》卷六载，明州官府登记的民间大小船只就有7,916艘⑤吴潜,修,梅应发,刘锡,纂.开庆四明续志:卷6:三郡隘船、省割[M]//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5991-5992.，可见宋代明州船只数量之多，造船业的发达。明州民众生于滨海长于滨海，熟悉海洋环境，依海为生。元人袁桷言：“（鄞县）西为沃区，其民尽地利……逐岛屿鱼盐之利，出没于海上，岁千百数。”⑥袁桷.袁桷集校注:卷18:鄞县兴造记[M].杨亮,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939.徽宗崇宁元年（1102），朝廷“许客用私船运致”，销售食盐⑦脱脱,等.宋史:卷182:食货4[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44.，南宋时期也允许商人走海路贩运食盐，“诏商贩茶盐并许经由海道出入”⑧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1:绍兴二年正月己未[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900-901.，这是明州盐业对外运输的重要因素。

其四，盐税是宋廷重要税赋来源之一，“榷盐之利，国用所资”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6[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70.。南宋初，盐利是朝廷重要财政来源，为稳定东南地区的局势提供了重要依靠。“国家经费之大，藉于盐者居多”⑩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9:绍兴六年三月乙巳[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1877.，朝廷每月财政支出约计80万（贯），“惟以榷货、盐利，为无穷之源”⑪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621.，“今国用仰给煎海者，十之八九”⑫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四月壬午[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2740.。朝廷为获取更多盐税，经常变动盐政，李心传有言：“自渡江至今，盐法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乃命以资次前后，从上并支焉。”⑬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绍兴四年九月戊申[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1504.隆兴二年（1164），钱端礼亦奏言，浙东路财政支出，全凭盐税收入，“惟盐司所入最为浩瀚”⑭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7[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88.。上述材料表明，盐利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和支柱，明州是浙东地区最重要的产盐区，朝廷始终重视明州的盐业管理、生产和销售。南渡以来，朝廷“每因缺用，则改新钞，以幸入纳之广”①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绍兴四年九月戊申[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1504.，宋廷还通过改革盐法的“积年之弊”，制定新盐法，获得“源源不绝”的巨额盐税，缓解了财政困难。南宋“军国大计仰于盐利”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6[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69.，盐利与宋代朝廷经济、政治、军事紧密相关。

总之，基于以上各种社会因素，宋代明州在发达的商品经济背景下，盐业经济发展迅速，故而袁燮说：“自浙江以东惟四明之（盐）利为博。”③袁燮.絜斋集:卷9:四明支盐仓厅壁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1.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唐代置明州以来，凭借滨海地域丰富的海洋资源条件，明州盐业有了初步发展。迨至宋代，明州已经成为人稠地狭之境，粮食需外地输入。在农业不兴的背景下，宋代明州自身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结构性短缺问题，发展盐业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活动，推动明州社会经济发展由农业经济向海洋经济发生转变。宋代明州滨海建成的海塘水利体系，为滨海地区滩场开发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宋廷不仅在产盐地设置官员负责盐业管理，同时又施行灵活多变的销售制度，都有助于明州的盐业发展。因此明州盐场从北宋的8所发展到南宋的15所，盐场数量的增多，意味着盐业产能规模不断提升，同时在发达的造船业辅助下食盐外运与销售变得便利。宋代明州盐业发展能够提供丰厚的利润，成为宋廷财政、经济与军事强有力的保障。宋代明州盐业发展的背后是关系着滨海万千民众的生计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