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阳

[摘要]从机器大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技术带来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以多种与时俱进的形态对现实的人进行着宰制。在对现代工艺学的研究中，马克思开始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效应进行深入思考，并认识到了技术背后的阶级属性，最终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与技术的合谋展开系统批判。对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不仅有助于加强对当今数字技术应用全面泛化趋势的哲学反思，同时有利于深刻认识技术座架下资本对人的宰制由生产劳动领域向日常生活、人格结构和思想观念等领域的渗透与泛化，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条件下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

[关键词]工艺学;资本;技术;技术合理性;数字算法;精神政治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3-0027-09

自历史发展进入属人时代以来，技术始终以一种“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形象示人：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社会生产力得以极大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也得以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与日俱增的技术权力已经溢出单一的生产领域，以一种合理的面貌广泛作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人格结构。随着传统的“技术中性论”被打破，技术背后的阶级属性开始为时代的理论家所警惕。从马克思本人的工艺学研究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技术合理性批判再到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数字时代技术政治与精神政治的思考，都将技术发展的社会效应以及技术本身纳入阶级关系的范畴进行各自时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共同为我们描摹了从机器大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人在资本与技术合谋宰制之下的存在样态图示。

一、 机器与分工：工艺学视域下的资本与技术关系初探

作为一门单独学科的工艺学诞生于18世纪的德国。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工艺学（technologie）与技术（technik）都源自希腊语的“τεχνολογΙια”这一修辞学概念，用以指称“一种技艺或辩论技能的系统训练”[1]14。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对二者的使用在不同的语境中发生分化，也因此衍生出了不同的内涵：“技术”多用来在微观和具象的层面上指涉操作工序与物质生产，而“工艺学”则是从更为宏观和抽象的层面上对一系列技术操作进行描述与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掣肘于彼时德国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德国的工艺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局限于对手工业领域的研究，而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展，封闭的德国工艺学已难以回应高度机器化的现代工业体系，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的冲击也在无形中推动着工艺学内涵的现代性转向——技术学的维度被添补其中，强调对工业化带来的技术、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并聚焦于人类劳动的“机械化”趋势。作为英国工艺学家代表人物的拜比吉与尤尔正是沿着这样的研究路径，在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上建构起了关注现代工业、机器使用与分工问题的工艺学理论体系。

（一） 机器轰鸣的社会效应与分工模式下人的解放

在1845年的《布鲁塞尔笔记》时期，马克思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拜比吉、尤尔的工艺学著作进行研读和摘录。对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以及尤尔《工厂哲学》的研读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生产过程中的机器本身及其应用问题的初探。从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史的梳理中发现，马克思是在拜比吉的理论中初步认识了机器大生产模式下的分工原则及其效应。拜比吉对机器与分工的关系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机器是“在分工基础上的工具简化与联合”，这意味着对机器的定义是从分工的角度完成的，因而机器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分工的范畴。拜比吉在看到了科学技术进步与机器大量投入生产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指认了机器对人的排斥现象：“一部分手工工人由于不具备机器生产所要求的更高技能和熟练程度，因而必然会遭受长期的贫困。”[1]65但在尤尔的工艺学研究中，马克思看到了一幅与拜比吉全然不同的机器大工业图景——尤尔并没有使自己的机器理论囿于分工的框架之下，而是剖析了以现代工厂自动机器体系废除分工为标志的生产方式大变革。在他看来，机器生产的均等、標准化原则简化了工人劳动层面的难度，缩短了为掌握劳动技能的学习时间，这是对分工这一工人劳动禁锢形式的废除。

中肯地说，尽管拜比吉与尤尔的工艺学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局限性，但他们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带来的双重社会效应，两人在“机器—分工”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差异性范式也从多个维度为马克思拓宽了工艺学视域下对技术进步的社会效应以及人的境遇和劳动状态的考辩思路。在工艺学家为工厂制度剥削事实辩护的言辞中，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工艺学家同那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其理论目的都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机器大工业的内在一致性和永恒必然性”[1]68，这使马克思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与资产阶级私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人类解放的现实意义进行深入的梳理与思考。

（二） 机器与分工内蕴的社会历史与阶级关系

马克思对机器与分工问题的直接关注还体现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与蒲鲁东的理论交锋。蒲鲁东将分工与机器视为辩证法的一对范畴：蒲鲁东指出，按照经济学规律分工在本质上应是“实现生活条件平等和知识平等的方式”[2]138，但事实上分工的结果却导致工人屈于从属地位，简单重复的机械劳动也使人的智力变得贫瘠，最终导向贫困的境地，因此必须要“改组劳动，消除分工的弊病，同时又保留它的有益作用”[2]131。至此，机器被蒲鲁东作为分工的反题引入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蒲鲁东赋予机器以极高的历史地位，将机器视为人类自由的象征与能力的延伸。吊诡的是，蒲鲁东随后又指出机器时期雇佣劳动的特点会加重工人的贫困与奴役，并将工场对劳动者的贬低与排除简单归咎为机器的使用——在这里，根植于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体系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意识形态二律背反便呼之欲出了：一边试图摆脱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一边又试图继续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亦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框架之下寻找出路。正如马克思讽刺的那样，真是“绝妙的辩证法”。对此，马克思首先从哲学的视角指出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拙劣模仿，只是用学得的术语“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3]146，因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辩证运动只是一套形而上学的“僵死的脚手架”，将具体的社会发展历史进程视为抽象的范畴加以简单串联;其次，马克思从工艺学视角对蒲鲁东分工与机器理论的抽象性进行了批判。根据拜比吉、尤尔等工艺学家对不同时期分工状况的描写，马克思总结道，劳动的划分，即分工，视劳动工具与技能的掌握情况而不同，正如“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3]163这是马克思对分工的具体性与特定社会历史性的一次明确指认。对于机器的发明与应用，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将机器视为一个经济范畴是对现实与范畴关系的颠倒，“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3]163-164。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作为技术对象化的机器的阶级属性以及机器应用所蕴含的阶级矛盾内在张力，为此马克思借用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事实指出，新机器的发明与应用往往是由工人罢工引起的，“机器可以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工人反抗的武器”[3]192。

如果说此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技术应用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历史现象层面，那么《共产党宣言》就以成熟的唯物史观立场深刻揭示了“机器—分工”问题背后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旧工业阶级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就是对原有旧生产方式的维持，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在社会中立足势必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甚至全部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的革命，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地方：“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连接不断地动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3]469这意味着以商品化为基础和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必将不断地谋求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资本不断地借助技术——用机器取代分工——来实现对生产力的革命。虽然技术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也使人的劳动陷入机械化和抽象化，并日益实现着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统治。

至此，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与技术合谋图示：以机器为表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技术进步使得人在精神上从属于机器，沦为机器的附庸;在经济上人的劳动则被机器所取代、排斥，从而趋于贫困。站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工艺学研究的视角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进行回溯，可以说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挖掘也帮助我们更为直观地认识到了导致人的异化劳动这一存在样态的社会技术层面的原因。

二、 单向度情感：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泛化

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指出，尽管马克思关于技术的认识绝大多数形成于英国工业革命年代，对技术的构想与定位仍然存在尚待商榷与争辩之处，但马克思将技术视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的诠释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回应社会问题的新思路：“这种思路改变了我们对技术和知识的理解，并且用新的方式把探讨政治问题的维度敞开了。”[4]111这启示我们对技术的思考置于某一特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系框架之下，而对于经济体系的思考则必须触及阶级问题。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进步与技术发展，技术的应用场景已不再囿于工艺学时期所聚焦的资本主义工厂工业，技术发展对人的影响也不再囿于劳动层面的分工，在与资本的共谋下，技术的触手已经远远溢出生产这一单一场域，逐渐蔓延至现代人的社会交往层面，对人的影响也逐渐覆盖了通讯、娱乐、政治等多种日常生活场景，甚至已经系统地延伸到了国家体制之内。技术应用场景的多元化与技术发展对人影响的泛化与深化意味着，一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回应现代社会现象的技术批判理论亟待发展，因此，马克思关于社会与技术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论述得以重新挖掘和阐释，一种“共构”（co-construction）的概念被提出，用以描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技术并不纯粹是知识或科学实际应用的产物，人的建构行动同样作用其中。这意味着“必须把‘合理性’问题纳入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的范围内”[4]120，揭示资本与现代技术的合谋并展开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合理性批判正是这种“共构”关系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体现。

正如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一书的副标题“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发达工业社会异化劳动带给人的束缚与奴役压迫非但没有得以扬弃，反而在资本与现代技术的合谋下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弥散到社会生产、消费活动与个人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政治统治和雇佣劳动等显性手段为特征的异化机制转化为资本以技术手段、意识形态等无形社会文化力量对人潜移默化的规训与操控。马尔库塞将现代社会人的这种存在样态称为“单向度的人”。在马克思那里作为自由自觉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的人所应具有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情感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下被消解，在资本所营造的物欲社会中，人们的情感只剩下對资本逻辑的单向度顺应，此即为“单向度的情感”。马尔库塞对技术合理性统治的本质以及现代社会资本与技术合谋之下人的生存困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一） 技术合理性：资本与技术合谋的全新面貌

马尔库塞对技术二重性的认识构成了他技术合理性批判理论的重要逻辑起点。延续了马克思对技术应用二重后果的指认，马尔库塞同样肯定了科学技术发展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在发达工业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马尔库塞更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即技术合理性，因为当代的技术发展与应用已不再是中性的，而是被有机地整合进了社会政治与治理体系，成为一种服务于资本生产与操控的异化力量。对此马尔库塞这样论述：“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5]6在《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提出了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这是马尔库塞对技术应用二重性的又一次明确指认，也是马尔库塞技术合理性批判思想的浓缩化展现。在破除了传统的技术中性论之后，马尔库塞对技术合理性的生成机制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帮助人们摆脱传统社会中对人身的依赖和对自然的依赖，技术作为人类自然禀赋的延伸帮助我们按照自身意图“愈加高效地开发自然资源”，而科学则帮助我们把握自然发展与社会运行的客观秩序，形成对于事物客观理性的认知结构，这样一来就在人们进行生产与生活等交往活动的社会层面形成了一种更高形态的理性——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条件下技术发展与应用二重性的剖析为我们深刻地指明，技术手段对政治过程的介入使建立在暴力与剥削等显性强权手段基础上的传统政治模式具备了科学技术的属性，技术的发展与更广泛的应用也真切地改善着人的物质生存条件，极大提高了对人多重需求的满足能力，并在精神上通过大众文化为人提供形式多样的消遣方式。但正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与精神文明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一种新的权威形式——亦即技术政治的合理性也获得了大众层面的认同。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合理性正是在技术与政治的结合之下得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进行过明确指认：现代国家及其政权本身就是“管理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468，因此马尔库塞所指认的技术与政治的结合，实质是技术与资本的结合。现代资产阶级利用技术化的统治手段，以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享乐日渐麻痹社会大众的感官，进而消解着在马克思那里作为革命主体的社会底层大众长期处于被压迫和贫困状态而形成的对既定社会秩序的否定性意识以及对社会的反抗动力，进而更好地为资本的积累和增殖服务。发达工业社会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不断从物质与精神的层面推进着这一过程。

（二） 阶级意识的弱化：管理科学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在物质层面，管理科学的诞生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弱化了阶级意识，淡化了阶级对立之间的矛盾张力。在现代社会，技术不应只被狭义地理解为一种科学的系统知识，而应更多地在广义上被理解为为了达致某一目的所使用的方法（method）的总和。管理科学正是作为这样一种“技术手段”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随着20世纪更为智能的机器被发明和广泛投入生产，现代化的大规模工厂与企业也随之出现，产业规模的扩大化与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也催生了与之适配的劳动管理与组织模式——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现代的企业制度也在社会范围内造就了新的劳动职业阶层划分标准。当新技术加持下的机器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愈发“全能”，人在减轻劳动过程中体力输出的同时也日渐丧失着在生产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而随着企业制度与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原本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则可以让渡自己的劳动给自动化的技术体系，走上“白领”岗位从事管理与组织工作，“蓝领”劳动者的数量则趋向减少。马尔库塞还通过“资本主义企业中频频可见的工人入股”现象指出现代工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态度变化——他们不再否定和反抗现行的生产体系，而是“渴望在技术性或适合于用技术来解决的生产问题上积极发挥他们的才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按照传统的两大阶级对立观点，在現代生产体系中尽管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与从事（已在极大程度上得以减轻的）体力劳动的“蓝领”同属被剥削阶级，都是在资本家的雇佣下工作，但管理人员已经可以站在与资本家同样的立场上行使企业制度体系赋予的管理与监督权力，而积极融入现代生产技术体系的工人也可以通过入股等福利措施分享企业的既得利益。这样一来，原本居于受奴役、剥削和压迫地位的被统治阶级便在管理技术的作用下被同化进了既有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方式获得了曾经的统治阶级才具有的管理权，劳动者的经济收益也在极大程度上与资本家的生产与经营状况同构了。简言之，无论是在权力关系还是经济收益层面，传统阶级截然对立的矛盾内在张力已经随着技术的发展及其衍生的现代企业制度得以大大减缓。

另一方面，资本与广告技术合谋营造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模糊和淡化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6]，且只有在流通中资本才得以形成、积累和增殖。因此为了避免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工业技术发展带来的高生产力必然需要同样高的社会消费能力才能保证资本主义大厦根基的稳固，20世纪“消费工程学”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消费主义（consumerism）意识形态的孕生。长期的劳动分工使我们所必须的生活物质产品无法自给自足，因而必须诉诸消费，在由需要—交换体系构架出的社会经济活动框架下向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购买食物、住宅、衣物等商品。消费主义意指消费行为在被广告技术“包装”的资本的推动下被赋予了远超其本身所应有的重要性，亦即是说，消费行为本身构成了人社会生活的最高目的，进行劳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成为“消费者”。随着传媒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资本借助更为频繁和巧妙的广告植入技术，利用电视、广播、杂志、海报等传播范围更广、形式更多样的方式裹挟着商品信息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场域，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大肆宣扬无所不用其极地告诉我们，人际交往、事业、家庭等我们所关切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通过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而变得更好，这在极大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对消费行为的向往，也使得资本的增殖逻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巧妙地叠合了。消费主义最大的危害在于，它试图强调在消费行为中每个人都是“消费者”，而不是“企业家”“经理”“工人”等包含并解释了人们在能力、专业等方面的种种差异的日常社会身份，而“消费者”群体的同质性则导致这些差异在消费的过程中被悬置——身份在消费行为中的“不在场”使得基于身份的阶级差异也被模糊和淡化了。正如马尔库塞所概括的，随着这些产品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消费，广告的思想灌输则不再是宣传，而是成为一种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好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5]12。

（三） 传媒技术的发展：娱乐至死与虚假意识

在精神文化层面，资本通过与传媒技术的合谋实现了由传统文化向大众文化的俗化，造成“不幸意识的征服”，抹除了人们思维的否定性向度。长久以来，无论哲学、美学或是文学，悲剧性作品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宗教追求的是一种神圣的永恒性，因为肉体消亡的不可逆性而对人的生命本身以及附着其上的欲望持鞭笞态度。宗教则旨在帮助人们淡化对死亡的关注与认知，而悲剧则为我们揭示了死亡这一人生必然向度的深刻意义。在尼采那里，狄奥尼索斯是所有悲剧的主角，酒神精神意味着人们既享受丰收之后狂喜迷醉的生命体验，同时也坦然地迎接丰收之后随之而来的萧条与衰败，酒神精神赞颂包含成功与苦难的全部生命体验，也同样直面包含生与死在内的全部生命自然过程本身。在西方传统文化看来，正是悲剧的存在，才产生了确证人之为人的精神力量——不幸意识。对个人来说，寓于传统悲剧文化中的不幸意识意味着对于社会现实与自身境遇进行反思的独立意志;意味着一种尽管经受磨难但仍然选择成为自己的英雄、做“自认为对的事”的决心与勇气;意味着承担、不顺从与反叛的独立人格。因此正是在悲剧性的文化与艺术作品中，人们得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洗礼与升华，获得一种将人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的精神品质。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的升华”。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的相互疏离的格局则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被改写了：“大众传播媒介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乃至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起作用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价值。”[5]60这一过程就是传统高层文化向大众文化的俗化，其直接后果就是现代人在资本构架出的安乐、舒适的幸福意识与感官的刺激当中确证着自己的存在，而不愿意面对悲剧与不幸这一生命存在本真的面貌。正如马尔库塞的那个著名比喻，当黑人同样拥有高级轿车，雇员与老板能够观看同样的娱乐节目、漫游同样的度假胜地时，人们的不幸意识被物质和精神享乐所征服，情感中对既定资产阶级社会商业秩序的否定性向度也被物质需要满足带来的愉悦遮蔽和拒斥了。无独有偶，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批判20世纪美国社会随着电视机的发明与推广产生的泛娱乐化趋势时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7]，政治、新闻、教育等都按照资产阶级商业秩序的意愿沦为了娱乐的附庸，人类也变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娱乐至死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人们在一味追求享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与自我的主体性相剥离，日渐泯灭了严肃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辩证法的思辨力量也不复存在，人们的情感只剩下顺应这一单独的向度。

综上所述，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的情感被为资本积累所用的传媒技术营造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虚假的幸福意识所宰制，基于身份的阶级意识以及悲剧所蕴含的不幸意识在文化工业的“价值移平”之下趋向式微，传统文化艺术对既定社会秩序的“大拒绝”也在技术的整合作用下失败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根基的社会秩序得以进一步稳固。

至此，马尔库塞立足自身时代历史现实的技术合理性批判理论为我们揭示了20世纪发达工业社会的资本与技术合谋图示：通过与现代技术的合谋，资本的作用场域从显性的生产领域转向隐性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异化机制也由人的劳动活动逐步侵蚀甚至内化于人的社会生活和存在结构中——生活状况的极大改善使人丧失了反抗与超越既有秩序的内驱力，反而在技术发展和消费娱乐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控与规训下表现出对现存秩序的认同，人沦为了娱乐至死的物种，社会也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下沦为了消费主义的物化世界。

三、 生产性情感：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深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也不断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重构着生产的组织模式，非生产性劳动的出现推动着当代社会的劳动范式转型——由从事物质生产的身体劳动向从事非物质生产的情感劳动的转型。不同于意大利自治主義学派对非物质劳动所作的“生产商品信息与文化内容”这一简单阐释，奈格里和哈特着重强调了非物质劳动蕴含的情感维度：非物质劳动的内容之一正是“生产与操控情感”。“生产性情感”这一概念意味着，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之下，情感这一人的心理因素被施以外在的社会性价值，作为资本的增殖手段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此亦是说，情感不但被吸纳进治理之域进行规训，同时也被吸纳进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体系，受资本利用，成为资本的“帮凶”。从发达工业社会受到规训的单向度情感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受资本所用的生产性情感，情感与资本在新的技术手段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的相互关系亟需我们厘清与反思。

（一） 工具理性：生产性情感的可能性基础

有意思的是，生产性情感这一概念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而言似乎是一个悖论——无论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是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无不昭示着资本主义与理性精神的紧密联系。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对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进行回溯。

如前所述，技术学视域下“共构”概念的提出使得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再次为人所重视。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理解资本主义内在逻辑与运行规律的“锁匙”，但资本主义批判的情感维度也不应被忽视，因此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对立关系的改造便构成了之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课题。精神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洛姆提出“社会心理学”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在弗洛姆那里，人格与情感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现代人的社会处境左右着个人的情感状况。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信念与价值取向使人们趋之若鹜。在对自由的一片盛赞中，弗洛姆独创性地分析了现代社会自由问题对人的社会处境带来的两方面影响：毫无疑问，现代的人是自由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得以摆脱中世纪时期血缘、地缘等传统纽带的束缚，获得自由，有机会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体系中施展拳脚并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原子式”个人被抛入全面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人们因有能力对个人行为做出自我决断而感到自由与独立，但也不得不承担个人行为选择带来的全部风险与后果，这导致“他同时又会感到孤独和孤立，会充满焦虑和怀疑，并被迫臣服于新的权威，从事强迫性的非理性活动”[8]69。弗洛姆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了自由对现代社会的人格结构与情感判断的消极影响：

首先，新教精神顺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继续作用于个人的情感。新教教义为个人指明了一条应对焦虑的途径，它强调自我贬抑，强调不懈的努力劳动，教导现代人甘愿将自身作为他者实现目的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救赎，进而摆脱自由带来的焦虑情感。由此可见，新教精神中的禁欲主义思想从情感上为资本主义社会塑造了其所需要的生产力;其次，病态社会评价机制对个人情感状况的影响。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技术在生产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造就了愈发精细的劳动分工，也带来了产业结构与劳动范式的转型。这种情况下，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体系的维系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器，每个人都宛如机器上的一个部件，由于分工不同或是齿轮或是螺丝——但都对机器的正常运行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于是一种低幼的病态社会评价机制就此衍生了，它将人划分为“常态”（健康）与“神经症”，那些能够圆满发挥社会功能、扮演好社会中既定角色的人便被称为常人或健康人，反之则会被冠以“神经症”。这一评价机制的讽刺之处在于，对那些不能圆满扮演社会角色的人，社会评价不是单纯地批驳他们的能力，而是用“神经症”这一医学术语对其进行人格与情感上的全盘否定。这意味着具体的鲜活的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被抽象为一种工具或符号，不得不“臣服于人自身之外的目的”，甚至连人格本身都成为商品。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需要的工具理性思维才应该成为人们人格与情感的内核。弗洛姆总结道：资本的手段“并不诉诸理性，而是情感，像其他任何一种催眠暗示一样，先着力在情感上征服对象，然后再让他们在理智上投降”[8]85——情感的生产性作用已然呼之欲出了。在弗洛姆这里，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对人情感结构的改造已经初见端倪，生产性情感的可行性得到了社会心理学层面的解释。

（二） 事件中的身体空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异化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网络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全面应用便捷并改变着我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社会的运行模式呈现出高度的数字化特征，全球资本主义也随之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技术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名词，并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通过移动终端设备接入互联网而产生的一系列无法被抹除痕迹的数据为资本所攫取，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全新生产资料。数字时代资本与技术的合谋集中体现在资本基于数据、依托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总体吸纳与全面控制。算法以一种概念化的数据处理方式构成了数字技术的核心，与数据共同构成一套不依赖个体经验的话语体系服务于资本的发展需要，形成了一种“算法意识形态”，使情感进一步陷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泥淖。

如今，数字技术改变着我们对于事件的情感认知。惊骇、震撼、感动等情感往往来自对事件的亲眼目睹与亲身经历，在信息技术远不如当下发达的前数字时代，事件往往只有在我们的肉身在场时才能为我们所认识并感知，正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强调的，“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9]。这亦即是说，身体是我们与周遭环境进行关系建构时的中介与载体。而数字技术和智能化信息设备的发展则可以将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件以新闻的形式推送至我们眼前，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但随着数字技术赋予我们不再需要以梅洛-庞蒂强调的身体此在的方式来拥有世界的能力时，事件对我们情感的冲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被弱化了：当事件经过网络信号的转码形成图片透过智能设备展示在我们眼前时，我们的身体便同事件的可感性疏离了，我们无法把握事件发生过程的全貌，只能看到呈现给我们的图片与文字——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下，事件变得故事化与抽象化，不再能赋予情感以最真实的体验与最直接的震撼。当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我们被抛除了肉身经验的情感只能在由资产阶级技术话语体系所制造的载体和社会景观之中进行释放。这是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在认知层面对情感造成的影响。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情感的生产性还深刻地寓于数字技术对人交往层面的影响之中。如今的人们更习惯于低头通过智能设备接入网络，以一种“虚体”（virtual body）的形式参与进数字空间的交往代替肉体间的直接交往。数字空间与“虚体”都是由被算法权威所掌握的一般数据建构而成的，因此就数字空间的交往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被数据联系所宰制。当身体被数据所中介，依附于身体的情感也随着身体的空场发生着异化。“虚体”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造成的真实身体的空场抹杀了身体的直接行动能力，只有在数字空间中且只有当身体被数据化为虚体时才能参与交往行为，这种把自然生命数据化为数字化存在的手段导致了数字时代的交往关系变成了身体空场下的数据交换，其后果同弗洛姆之前的论述如出一辙，人被标签化为一系列的抽象属性，可以在量的层面相互匹配，却失去了人格、情感等质的层面的差异。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指明了《资本论》写作时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和掩盖，在数字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则是被服务于资本生产的数据所中介和支配。更为发人深省的是，从数据到数字空间的一系列建构操作是在算法的加持下完成的，这意味着想要参与进网络社交就必须使我们的情感被迫地趋同于以资本增殖为逻辑的算法规则。这样一来，作为一般数据而存在的虚体在其相互交往过程中又会生产出新的数据，从而构成“数字资本主义的最普遍的价值”[10]，进一步服务于资本的增殖。

至此，当代社会的资本与技术合谋图示也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眼前：资本通过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不断引导和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情感不再像发达工业社会时期那样简单地顺从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是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下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顺应资本主义社会既定规则的同时又作为生产性力量为之服务。

四、 余论：技术的个体维度与精神政治的诞生

如果说单向度情感与生产性情感是资本借助诸多技术手段外在地对社会个体性格结构和思维习惯的改写，那么精神政治则是资本逻辑与自我意志相同一的内在表现，是单向度情感与生产性情感在大数据时代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如今，资本不再通过诉诸宏大叙事的显性剥削手段服务于自我增殖，而是通过与技术的合谋获得一种隐蔽与柔性的面貌直接作用于社会个体，从而服务于自我增殖。

福柯在他的权力/知识谱系理论中指出：现代性的社会需要被体验为技术的约束而非政治的强迫，甚至当技术被转化为装置与制度设计之前，它们已将技术和社会的功能“压缩”到人们的日常行为层面了。福柯认为这种基于知识的权力已经深深嵌入社会工艺与技术层面，因此十分稳固，是无法通过政治革命推翻的。其“全景敞式监狱”模型也指认了技术的全新发展趋势，数字技术正从单纯的监控向主动的操控过渡，人们所谓凭感觉做出的“自由决定”实际上是被操控的结果——无所不在的大数据与看不见的算法之手以一种黑箱的方式实现着资本主义权力的转移与膨胀。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福柯“权力—治理”体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随着数字技术更为广泛的应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不再是福柯所勾画的“规训社会”，而是成为一种“功绩社会”（leistungsgesellschaft）。功绩社会中的主体所面临的压迫由刚硬、显性的制度框架和权力形态带来的他者压迫转向了一种自我压迫，人们“以一种束缚于功名的形式屈从于内心强迫和自我强迫”[11]2。正是这种主体对自身的剥削与压迫将权力政治内化为了“精神政治”（psychopolitics）。基于这样的认识，韩炳哲将精神政治定义为一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资本权力以竞争和对抗为原则，以“动力、项目、竞赛、优化和倡议”[11]25为技术手段，进而诱导人们从被动的机械屈从转向主动的自我剥削的资本统治形式。

在精神政治的时代，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也出现了新的演化。主人与奴仆不再互为客体，而是在同一主体身上奇异地共生着：“功绩至上的主体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是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11]3究其本质，精神政治所造就的自我剥削和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通过与技术合谋实现的主体化——资本的自我增殖需求披上了数字技术的面纱，通过对人欲望的放大使得人本身的自我需求与资本的增殖需求相互契合、互为结构。因此，自我剥削的本质仍然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他者剥削，只是作为他者的资本在技术的中介下以更为弥散的方式糅合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外在的他者剥削就转变为了“波及所有阶级的自我剥削（selbstausbeutung）”，功绩社会中的人不再寻求与资产阶级社会体制的对抗，而是“向自己发起侵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规定性及其扬弃路径的论述在精神政治的时代更加发人深省，精神政治背后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本质仍然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理论框架与问题域之内。

资本与技术合谋在不同时代的形态嬗变提醒我们，只有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与变迁重新对“技术”本身进行定义，为技术概念添补新的时代内涵以厘清技术与资本合谋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才能更好地完成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在物质生活资料富足、生产力高度发达乃至过剩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劳动者看似摆脱了制度的刚性束缚与权力的暴力规训，获得了基于个体自由开展自由竞争的权利与能力，但这种个体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不断借由技术营造的意识形态幻象，社会个体仍然深受资本逻辑的宰制。因此在数字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立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论准绳，警惕技术加诸于资本的重重外衣，揭示其剥削性本质，唤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批判性活力。

参考文献：

[1]张福公.重访马克思：工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2][法]蒲魯东.贫困的哲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加]安德鲁·芬伯格，高海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合理性的批判：从剩余价值到技术政治[J].哲学分析，2011（4）：110-124.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8][美]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9][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3）：26-33.

[11][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青山）

（校对：山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