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民

[摘要]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萌芽、发展与成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腐败思想体系化的成果，对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运用现代文献计量方法梳理知网中相关度较高的论文，可以从时间和内容、共时与历时等多维度总结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研究情况，进而阐释毛泽东反腐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继承发展及新时代党的反腐败理论与实践创新三个阶段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发展历程与重要成效。

[关键词]毛泽东反腐败思想;CiteSpace;图谱分析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3-0018-09

黨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也必须清醒看到，腐败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风险。反腐败工作将如何开展、走向何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也需要从党的早期指导思想中寻找启示。当前，学者们主要从历史维度研究党的反腐败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在长期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一直致力于党和政府的防腐倡廉建设”[1]。从时间和内容、共时与历时等多维度总结建党百年来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研究情况，清晰展现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发展历程与重要成效，有助于深入认识与理解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也有助于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启示，进而推进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工作。

一、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劲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力度、广度、深度空前的反腐行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极大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再次高瞻远瞩，科学回答了新阶段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的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重大部署。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始终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具有强大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政党。关于党的自身建设史有两个历史工程，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提出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党内反腐败工作，从建党初期的拒腐防变[2]，一直到当下的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常抓不懈，敢于长时间做斗争，从而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通过总结反腐败经验，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是我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为重要和具有指导性的反腐败思想，在党的反腐败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推进反腐败斗争，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特点，继承、发展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创新性运用好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有益经验，实现反腐败治理从治标到治本的根本性转变。

为对建党百年来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做一个系统性地梳理和总结，本文通过文献计量方法，结合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历时性研究成果，借助文献图谱分析，打破原有的通过定性分析判断阶段划分的传统方式，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发展进行科学划分，并对阶段特征进行深度画像描述，形成对以往研究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二、 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论文。为搜集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领域相关文献，利用中国知网CNKI高级检索工具，以“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廉政”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期刊来源类别选中CSSCI，文献检索年限设定为从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至2021年3月近43年的期刊文献。同时，考虑到部分期刊中含有非学术性文献，对其进行剔除后，共得到有效研究论文584篇，基本涵盖了这一时期该领域重要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二） 研究方法选择

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像[3]。CiteSpace软件是当前学术界最为重要且流行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之一，其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分析功能，可以有效地帮助专业人员迅速了解和把握其专业领域的演进历程和突出的研究热点。因而，本文选择CiteSpace软件作为分析工具，力求对这几十年来的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领域的演进历程和热点进行全方位、整体性的展示。

本研究具体采用CiteSpace5.7.R2为主要分析工具，CiteSpace软件可以将CNKI数据库导出的数据进行格式化转换，绘制各类知识图谱，并通过节点的大小、网络连接度等要素，展示研究领域的时区布局和热点动向[4]。由于数据格式限制，目前CiteSpaceⅤ软件可以输出中国知网CNKI文献共引分析。此外，CiteSpace软件还可以提供突现分析技术（citation/frequency burst）探测领域前沿，并提供聚类（cluster）、时间线（timeline）和时区（timezone）三种视图的可视化功能和输出。本研究主要从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各个阶段研究热点两个方面考虑，因此，主要利用CiteSpace的时区视图和突现性图谱等功能来展现。

三、 研究结果

CiteSpace可以根据文献资料收集情况，自动地根据算法将关于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主题的研究文献可视化为一张涵盖了各个时间段研究核心议题的线性图谱。同时，结合突现性关键词可以从重要核心词汇的演变了解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在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变化。

（一）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的画像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含有“毛泽东”“反腐败”“廉政”关键词的CSSCI来源期刊共发表584篇论文。以“毛泽东”和“反腐”为标题词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库进行精确搜索，与搜索词直接相关的文献共6篇，其中多为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特点或党风廉政思想特点与内涵，以及邓小平对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发展的文章。此外，通过模糊标题词搜索，与搜索标题词间接相关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库转载文献数量为38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内涵特点和形成脉络梳理研究;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1. 发文趋势分析

研究毛泽东反腐败研究的发文趋势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了解。由图1可知，关于在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中，该研究最早于1990年开始出现，此后几年逐渐呈现上升趋势，1993年达到研究顶峰之后，开始表现出下滑趋势。此后直到2011年之前，一直保持平稳趋势，波动不大。2011年之后，关于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的文献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在2014年出现了一个峰值，CSSCI共收录了41篇相关论文。但近年来，这一研究又呈现下降趋势。总体看，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八大前后的发文数量较多，其余时间点发文量较少。一方面，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市场经济下如何加强党的反腐败建设和廉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代主题唤起了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掀起了反腐败斗争的高潮，加强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对现实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 发文机构、刊物和作者画像分析

通过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的发文机构、期刊和作者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此研究领域内的基本情况，廓清此研究领域的整体画像。本文将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中较为突出的发文机构、发文期刊和作者进行梳理，并以图表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构成了基本画像。

首先，从发文机构看（如图2所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位列发文数量前三;其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发文总量5篇位列第一，这也说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重镇”。

总体看，高校依然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和廉政思想研究的主阵地，党政机关和党校相对次之。社科院系统则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明显缺位，这与机构的主要研究侧重点相关。

其次，从发文期刊名录看（见图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发文数量位居第一，《贵州社会科学》《学习与探索》《江西社会科学》《求索》等发文数量较多。从整体看，高校学报系统和各省社科联主办的刊物是发文的主要阵地，党校系统主办的刊物则很少有这类文章发表。

从发文作者看（见图4），秦正为、邵景均、王传利、柯元和吴美华等人的发文数量位居前列。其中，秦正为、王传利、柯元和吴美华都属于高校系统，而邵景均属于党政系统。由此可见，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和廉政思想研究的重镇依旧是高校系统，党校系统处于相对次之的位置。

通过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的发文机构、期刊和作者的画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一是三十年来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和廉政思想研究和发表的主要阵地是高校系统，包括高校研究院所、高校主办的学报刊物。二是整体看，党校系统在此研究领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中共中央党校依旧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的主要机构，走在了此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充分反映了其作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的任务使命。三是党校系统在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方面缺少自己主办刊物，因而没有较好的平台进行长时段、固定化的研究。

（二）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发展脉络

CiteSpace可以利用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清晰地展现出不同时间段某一领域研究演变历程。利用CiteSpace软件，可以得到四十多年来关于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议题的演变情况。如图5所示，图中利用重要共现关键词呈现出每一阶段的主要研究热点，图中圆环大小反映的是关键词共现频次数量。结合关键词共现时区变化情况，可以将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 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内容。这一阶段共现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汇有：毛泽东廉政思想、毛泽东、反腐败、官僚主义、反腐败思想、反腐败斗争，廉政制度建设、廉政观、廉政建设思想、勤俭建国思想。这一阶段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主要紧扣“反腐败”、“廉洁”和“思想”三个核心詞汇展开。一是着重研究毛泽东在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员和干部经不起胜利和执政的考验，腐化堕落。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加强领导干部廉政建设，如开展“三反”运动与整风整社运动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二是要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如很多文献通过毛泽东个人的廉洁奉公来表现其反腐败思想，典型的代表如讲述毛泽东和杨开智的故事，表现了毛泽东个人层面的公正廉洁。三是强调思想建设重要性，注重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反腐廉洁思想政治教育。

2. 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在改革开放后的继续发展。此阶段的重要高频词汇包括：人生价值取向、廉洁自律、儒家德治主义、邓小平、依法治国、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党的建设、反特权思想、实践、江泽民、廉洁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干部队伍、启示、当代价值、反腐廉政、廉政理论、监督机制。该阶段关于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侧重于改革开放以来对其的创新发展，重点研究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创新性发展。此时期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突出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更加注重思想反腐，强调通过思想教育预防腐败;二是完善制度反腐，突出利用监督制度和法制建设惩治腐败;三是强调党风廉政建设，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反腐败斗争;四是把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反腐败的重点，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注重自身廉洁。

3. 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与对新时代反腐工作的重要启示。此阶段重要的关键词有：党风、党建、人民观、新时代、管党治党、党建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既“打虎”又“拍蝇”，针对人民群众痛恶的腐败现象，以“沉疴下猛药”的决心遏制了腐败蔓延，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此阶段主要围绕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对现实的启示和有益经验而展开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重要内容：一是要抓党风廉政建设;二是反腐败要注重凝聚人民的力量，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三是注重整党治党，善于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对腐败保持高压;四是要注重制度反腐。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为新时代反腐败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就强调了要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要全面从严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深入开展群众路线，这一系列做法都体现了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理论继承与实践创新。

三、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传承与发展历史梳理

通过对现有关于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见图6），借助可视化方法展现出四十多年来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的主题变化趋势，并揭示了不同阶段研究的侧重点，呈现了特定阶段的热点议题。可从时间上和内容上系统梳理，一是从时间轴上来看，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关于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到后来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在改革开放后的传承与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对新时代反腐败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影响。从内容上看，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原创性内容研究;二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在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继续发展与创新研究。依照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原创性贡献、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传承发展和新时代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三个方面进行划分，既体现了时间性，又囊括了以往关于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研究的内容与发展。

（一）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原创性贡献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在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奉公，先后查处了谢步升贪污案和唐达仁贪污案，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更是把廉洁奉公作为党员干部的基本条件写入了会议决议。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更加重视反腐败工作。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向成熟，逐渐体系化，对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总结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注重思想反腐，不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从思想源头上遏制腐败，如他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5]522这就对共产党员提出了廉洁奉公的要求。针对党内一些贪腐不法现象，毛泽东就提到“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6]94，并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6]522。思想政治教育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多次要求努力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6]296。因此，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上首次重视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从理想和信念上教育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发扬廉洁奉公的大公无私精神。

2. 注重制度反腐，加强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尤其在反腐败工作上建立了许多新制度。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推动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议》，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同志担任书记。这就从制度和组织架构上对反腐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夯实了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基础。1952年和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贪污腐败行为具体惩治细则做出了明确规定，进一步推进了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贪污腐败行为缺少制度化规定，更没有纪检之类的机构进行监督。因此，从制度上遏制腐败行为，尝试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反腐败制度，是毛泽东同志对反腐败工作重要原创性贡献。

3. 注重走群众路线，加强民主监督。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人民群众力量，对于反腐败工作更是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6]134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提出的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就已经提出了“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主张反腐败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注重走群众路线来实现民主监督，加强反腐败工作，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重要原创性贡献。

4. 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惩治腐败。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同志，要警惕“糖衣炮弹”，坚持“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腐败案件发生，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党内的腐败问题并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7] 182即使是零星出现的腐败案件，毛泽东同志也并没有忽视，而是防微杜渐，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遏制腐败蔓延，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三反”运动。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败的方针。”[6] 53“三反”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更现实、更深刻有力的整风运动”[8]。正是在毛泽东同志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党内和国家机构内部出现的腐败抬头现象被有效遏制，并为党内营造清正廉洁、风清气正的政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保持反腐败高压强势，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传承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面临市场经济等外部环境考验之下，腐败问题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并根据国情变化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这在反腐败斗争中表现尤为明显。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反腐败斗争“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9]148。法制反腐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最根本的内容，是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在法制方面的继承和完善。党的十四大以来，面临市场经济持续推进、市场转型不断深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前两代领导集体的反腐败思想，并开展了一系列有益实践。一方面，继续注重制度反腐，如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规范审批环节，在全社会推行竞聘上岗制度，对军队和政法机关从事经商活动在法律上做出明确禁止的规定等。另一方面，注重思想教育预防腐败，尤其是全面论证了反腐败斗争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强调反腐败斗争和改革开放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此外，江泽民同志注重系统反腐与典型反腐相结合，既坚持加强各级党组织、纪律检察机关、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又处理了一大批重要腐败案件，如胡长清、成克杰、慕绥新等。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反腐败斗争更加艰巨和复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并强调“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10]。党中央先后提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强调要完善体系、多管齐下、注重预防。在党的十七届中纪委第五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要“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完善反腐败制度化是胡锦涛同志对以往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抓好教育制度建设、监督制度建设、预防制度建设和惩治制度建设四个方面的工作。[11]

（三） 新时代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敗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12]此后，他又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13]54。毫无疑问，这条道路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反腐败斗争，通过构筑起权力的牢笼，加强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党的纯洁性。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工作呈现新形势和新变化，取得了好成绩与新成就。在理论上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使其成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上，从思想反腐、制度反腐等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取得了重要成就。因此，总结新时代反腐败理论和实践创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反腐理论创新：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党内存在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消极腐败和脱离群众等危险，首次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使其成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的建设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强调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对以往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思想的升华，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如何提高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的问题，为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反腐败提供重要理论指导。“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全体党员、党组织，实现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全覆盖监督，抓住“关键少数”这个重点。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的5年间，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处分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14]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思想在新时代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大成果。

2. 反腐目标创新：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13]549 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目标创新，这是之前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历程中从未提出的新理念。这一重要目标，指导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工作开展，并有助于今后反腐败斗争实践向纵深发展。

从不敢腐到不想腐，充分反映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任务目标，就是要从治标到治本的深刻转变。不敢腐体现了法律与制度约束的作用，是治标的重要任务。不想腐则将反腐败目标落实到思想工作中，使党员领导干部从思想和心理上对腐败排斥，从而自觉抵制腐败，这体现了反腐败治本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理论，从未如此系统地、创新地对反腐败目标进行明确表述，把治标和治本的目标有机结合，用治标为治本提供时间，从而赢得反腐败斗争胜利，这是新时代反腐败理论的重要创新。

3. 反腐制度创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过去一段时间，党的纪律松弛，制度落实不到位，针对制度的“软、宽、松”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这实际上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就是要通过严格的制度规范，监督约束公权力正确运行，防止权力突破制度的笼子，损害党和国家形象，侵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15]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先后深入推进纪检体制、国家监察体制、巡视制度等多项反腐败制度改革，结合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对各项监督监察制度进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从过去一元监督到体系化监督的重大转变，监督监察效果凸显，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根本性好转。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制度创新，包括创新监察制度，实现了公权力全覆盖;创新巡视制度，发挥了巡视利剑作用。

4. 反腐组织创新：加强反腐机构顶层设计。针对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反腐败职能机构分散、职权交叉等不足，党的十八大以后，开始深化改革国家反腐败职能机构。2016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实施，先在少数省份开始试点工作，这意味着中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反腐败工作领域的基础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同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组建新的国家监察机关，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推动反腐败资源力量再整合，实现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设立监察委是反腐败组织架构上的创新，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反腐败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5. 反腐方式创新：创新依法反腐。依法反腐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最为鲜明的一条工作法则，也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体现。围绕实现反腐倡廉的标本兼治的目标，“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2]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对依法反腐工作提出了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颁发和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在内的一批党内法规。依法反腐的法律体系趋于完善，法律环境逐渐改善。随着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好转，依法反腐从法律体系构建转变到文化氛围形成，这既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就的突出表现，也体现了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如近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加强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强化依规治党学理支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要求;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专门规划，助力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进程。《规划》从健全党内法规体系、抓好党内法规实施、强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等方面，做出了系统性规划[16]。

通过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实现了把反腐败的法治文化嵌入在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之中，内化为社会基本规范，进而确保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目标。新时代依法反腐是对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相较于过去的反腐败方法，新时代依法反腐更加注重完善党内监督法律体系，强调“把纪律挺在前面”;同时，也注重“德法相依”，既要依规治党，又要以德治党。

四、 结语

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敢于自我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重视党内反腐败斗争，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方法和思想都不成熟。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是党的第一个较为系统化的反腐败思想，并在党领导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理论与实践仍在不断开拓创新，重温党的早期反腐败思想，从先辈的思想和智慧中汲取有益经验仍然有必要。只有充分利用已有的反腐败思想指导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工作，才能实现反腐败从治标到治本的深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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