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映勤

一

母亲干瘦弱小，终生吃素，从我记事起，她的身体就一直不错。在我的印象中，她至少五十多年没看过病，没去过医院，平时连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都极少。自然，一方面，她很少麻烦人，自立自强，即使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也极少对儿女讲，吃点药就对付过去了;另一方面，她的身体总体上是健康的，八十多岁的老人，生活完全自理，平时下楼上街、买菜做饭都没问题。自从七年前父亲去世，我们子女就轮班陪着她，多是精神上的陪护。有时我住在那儿，晚睡晚起，积习成常，早晨起来，母亲已经遛早回来，把早点准备好了。我一直以为，以母亲的身体状态，必是高寿无疑。我甚至计划着给她庆祝九十岁生日——民间有过九不过十之说，再有一年，就要迎来老人的大寿，我连去什么饭店，喝什么酒，请哪些人都在心里盘算过多次。家里的亲戚多，老人的整寿一定要热闹热闹，让她高兴。

母亲的病毫无征兆。二○一八年夏天，天津的气温比较高，母亲的家里始终开着空调，温度并不太低，二十七八度的样子。进入八月，母亲有点咳嗽，我见了，对母亲说：“要不咱们到医院看看？”母亲拒绝，说去医院太麻烦，没什么问题，吃点药就会好。说心里话，我也只是嘴上说说，心里并没有太当回事，天气热，吹空调的时间长了，呼吸道有点小毛病也正常。

不久，二姐打来电话，说她带母亲在医院看急诊。我和爱人马上赶到了医院。在急诊的楼下过道看见母亲，并没有什么异常，精神头不错。既然医生要求住院，我们马上办理了相关手续。安排就绪后，一位年轻文静的女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很严肃地说：“我们看了片子，大娘的病不乐观，怀疑是肿瘤，也就是说，癌症的可能性很大。”

我听了当时就傻了：“癌症？不会吧？她就是有点咳嗽，不痛不难受，怎么会是癌呢？”

大夫的话有如晴天霹雳，让人头皮发麻，太突然了。

走出医生办公室，我心情极为沮丧。好好的怎么会得了肺癌？不会是误诊吧？

回到家与两个姐姐商量后，看法是一致的，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不手术、不化疗，进一步检查后服药治疗。

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消炎止咳有一定疗效，按照医保的规定，患者住满十四天应该出院或转院。出院以后在家调养，平时母亲的饭量就不大，现在更是逐渐减少。除了吃药，我还想到了民间的偏方。现在想起来，这些办法针对普通的常见病也许有效，但对癌症患者不起作用。

二

时间不长，费尽周折，我联系到总医院的肺科专家C主任。总医院离家不远，我从小一直在这里看病，这是全市最好的以西医为主的综合性医院，只是这几年很少去了。

到了医院，就见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楼里院里到处是人。挂号排队，带着老母亲耐心地等候就诊。两个多小时后终于看上了病。

C主任是位六十岁上下的女医生，精明干练，据说是全市肺科的首席专家。她看了看片子，问了问病情，马上说：“老太太的病需要住院，需要在我们院重新检查。不过现在床位紧张，要等的话不知到什么时候。如果经济上能够承担，可以住ICU重症监护室。那里的条件好，就是贵一点。”

我回答：“没问题，一切听您的。”

我们办理好所有手续，将母亲送到病房。这里管理严格，每天只有下午四点钟家属可以换上消毒服进去看望半小时。七年前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一天也没离开过儿女，现在却只能一个人孤独地躺在病床上，不知她作何感想。她是心里极明白的人，头脑清晰超过同龄人，虽然没有告诉她真实的病情，但我想她是有一些预感的。

大约一周以后，我接到电话，是病房一个女护士打来的，说是周三下午一点钟，病房的D主任要我们复查，随后我又给D主任打电话加以确认。

长话短说，周三下午不到一点，我和二姐、二姐夫带着老人等在病房外。

轮到我们，我单独进了房间。D主任拿着化验单看了看，用一系列术语告诉我：“你看，这就是肿瘤，确诊为小叶肺癌，而且到了晚期。我们也认同你们家属的意见，年纪太大了，手术的风险大，治愈的可能性不存在。还是考虑服药吧。”

我连忙道谢：“谢谢，谢谢，受累，受累。听您的，您给开点药吧。”

D主任说：“药我们开不了，我们只负责检查。想要确定哪种药对症，还需要做一种基因检测。你们考虑一下，要做的话，可能费用要高一点，而且完全是自费。”

母亲五十多年没看过病，可事已至此，只能按规定来办，看病花钱，天经地义，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况且，给母亲看病，哪有不做检查的道理。

“该做的就做吧，您是专家，不用考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大致……大致需要多少钱？”我小心地问。

“这个我们做不了，天津也没有医院能做，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對面咱们医院住院部一楼的检测中心，你找王大夫，他负责为你联系。你要决定做，我给他打个电话。不过事先说好，这项检查医保不负担，全部自费，一万多块钱吧，十天以上才能出结果。”

总医院是全市最好的医院，D主任是病房主任，应该也算是专家，我不信他们还能信谁？“做，您受累帮忙问一下，我这就过去联系。”

晚上回到家，和爱人说起今天看病的经历。她说现在看病不找熟人根本不行，要不找肿瘤医院的大夫问问吧，毕竟那里是专科医院。此前我也考虑过，医治癌症，全市只有这两家医院可选，为什么不去肿瘤医院？因为母亲太明白、太敏感，一到医院，知道得的是肿瘤，她的精神会承受不住。精神一旦垮了，只会加剧病情。但是我可以背着她找肿瘤医院的专家，想想办法开点药总是好的。

爱人马上打电话过去，托关系间接找到一位专家H主任，约好时间到病房会面。H主任也提到了基因检测，他说他找人给做，时间还能快点。

三

母亲查出癌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除了住院期间输液之外，出了院基本上无药可吃。这期间我又挂上C主任的号，打算找她开点药先吃着。

等了一上午好不容易看上了病，C主任却说：“肺部活检我给做完了，已经确诊是肺癌，接下来你得找肿瘤科的大夫就诊，让他们开药想办法。我的任务完成了，没有权限开药。”好说歹说，C主任就是坚持不开药。

一直以来，我都谦恭有礼，和颜悦色，没有一句冒犯冲动的话，可是这个大夫一脑门子官司，说话像是吃了枪药，成天带着一肚子邪火给病人看病。我这时才感觉医患关系紧张，患者和家属与医生闹矛盾，很大原因在于现在有些医生根本不讲起码的医德。

好话说尽，大夫就是毫不通融，一粒药也不给开！

我清晨七点多就来到医院，母亲在等着我取药治病，其间几次打电话询问情况，我只能编瞎话搪塞。跑了一上午，楼上楼下往返无数趟，找了三个大夫，却处处碰壁，一粒药也没取回，望眼欲穿的母亲会怎么想？空手而归，怎么解释？我灵机一动，打车到远处的一家药店，买了几种止咳平喘的常用药回去安慰一下母亲，也算交待。

再见到H主任的时候是隔了一天的上午，他告诉我，基因检测的事已经联系好了，等一会儿跟他们去办手续，结果出来，确定好吃哪种靶向药，病情会很快得到控制。

我像是看到了希望，连连称谢。

几天过去了，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了。

H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在外面等候。

我焦急地在楼道等候，只要有穿白大褂的走进诊室，我都觉得可能是我要找的人。半个小时左右，H主任出来招呼我进屋。

H主任开好了药，写好处方，特意嘱咐我到他指定的药店去买药：“拿着我的方子去，别在别处瞎买，有的药店看着便宜，是不是真药不好保证。”

我连连称是：“一定照您说的办，就到您指定的这家药店去买。”

接下来，跑医院、社保、街道、药店，办各种手续，费尽了周折，难以尽述，总算每二十天可以开一次靶向药了。

时间过去了两个月，母亲终于吃上了靶向药，可是效果并不像预期中那么好。咳嗽始终不见好转，也不太严重，让人头痛的是她的饭量一直在逐渐减少。从一碗减到半碗再减到四分之一碗，基本上以半流质的面汤、稀饭为主。

为了让母亲进食，我们想尽了办法，找了当中医的朋友到家里看病，开了若干汤药，不起作用;各种开胃健食的药吃了也不见效。老人一辈子吃素，为了增加她的营养，每天早晨一杯牛奶、两个鸽子蛋，鸡汤熬成浓汁煮面，稀饭里放进十几种食材。尽管想尽了办法，但效果不大，老人的食欲依然不断下降，最后只能靠营养液维持生命。

眼见老人逐渐消瘦，病情不见好转，我决定还是把她送到医院调养。找了若干朋友，联系了几家医院，对方一问老人的年纪及病情，都以没有床位为由婉言拒绝。能托的关系都想到了，电话打了无数遍，结果并不乐观。

医院住不进去，大夫护士不上门输液，母亲又吃不进东西，难道就这么耗着，坐以待毙？为了救老娘的命，我把能想到的社会关系全部调动起来，不停地打电话联系，无奈之下，只好找到一位在权力部门工作的同学，通过院领导，才辗转住进了总医院的肿瘤科。

接诊的大夫是一位年轻和善的女医生，医学博士。

大夫强调，母亲的状况不好，造成难以进食的原因可能是肺里的积水过多，医院会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措施。

住院期间，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同意为老人抽积液，前后共抽了三千二百毫升，接近六瓶半白酒的量。我想象不到，瘦小的母亲体内竟然有这么多积液。原以为抽了积液母亲的食欲会好一些，结果却并不理想，除了每天喝一瓶营养液之外，饭量不见增加。

住院半个多月，已经超出医保的规定期限，我们觉得如果有必要，就是自费也要住下去。超过二十天的时候，大夫找到我：“大娘的病就这样了，我们实在没有好的办法。现在医保规定的时间过了，在医院容易交叉感染，不如回家养着吧。过

一段时间如果感觉不行，随时可以回来。”

我表示还是待在医院为好，即使医保不报销，自费我们也情愿。

女大夫很和气，不紧不慢道：“我理解，可是医保规定，超过十四天我们医生不能再给患者开药，医保系统过不去！大娘住着没有意义，什么时候想来可以再联系。”

当然，这就是现实，我们只能忍受、顺从，只能听从大夫的安排。母亲也愿意回家，况且人家大夫许诺，随时可以再住院。正是这句话，让我下决心接母亲回家。

四

回到家，一切如常，母亲的病情发展得慢，也许是靶向药起到了一定作用，只是饭量还在减少，多吃一口就会吐出来。平时能下地活动，饮食起居有保姆照顾，我们三个子女二十四小时轮班守在身边。

距查出癌症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母亲越来越瘦，稍一活动就开始喘，夜里睡眠也不好。她长年服用安眠药，后来基本不起作用了。夜里时不时地要坐起来，吸氧、吃止喘药、喷止喘剂，平缓一会儿才能躺下。我守在身边，彻夜难眠，心如刀绞。她醒着，我不能睡，她睡著了，又怕老人没了呼吸。就这么反复煎熬，疲惫不堪。我和两个姐姐商量，与其这么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地耗下去，不如把母亲送到医院。医院有各种治疗抢救措施，有大夫护士，能通过输液增加营养，至少住在那儿我们心里会踏实一些。

第二天，我打电话联系，找到总医院的主任和预约床位的护士，均告诉我没有床位。我这才明白，当初总医院大夫让母亲出院时许下的“随时可以再住”的承诺不过是为了敷衍，并不能当真。

回到家，我在脑子里搜索所有与医院能联系上的关系，甚至与远在美国的同学，一位医学教授取得联系，让他寻找本市的同行，得到的答复几乎一致：年初床位紧张，许多患者要花掉医保的门槛费，况且老人年纪太大，医院不愿意收治。无奈之下，我找到一位医院当大夫的朋友，说明情况，紧急求助。

朋友很仗义地说：“别管了，住我们科吧，可是有两个前提，一是费用贵，高干病房;二是春节前出院，过节期间病房的人手太少，照顾不过来。”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让老娘过好最后一个春节！

在朋友的精心照顾下，母亲调养得不错，除了输液吃药，免去各种不必要的检查，每天保姆搀扶着老人在楼道里还能散步。病房宽敞明亮，设施良好，亲友不时来看望，母亲的情绪始终不错，精神饱满，心情愉悦，基本上看不出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

儿子远在美国读博，已经五年没有回来过春节，二○一八年元旦假期回来住了半个月，每天看望奶奶。年初返回美国之前，我和他说：“春节有没有假？能不能请假？如果可以，飞回来陪奶奶过一个春节。”儿子表示，加上周六周日应该能请一周的假，到时候一定回来。

按照与朋友事先的约定，腊月二十九，我们接母亲回家调养。儿子夜里回来。大年三十，我们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团圆节。

母亲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弱，虽然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痛苦，但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苟延残喘”“风烛残年”这两个词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意识到，母亲的日子不多了，随时有可能离开我们。她只要不痛苦，我们做儿女的自然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她的生命。

母亲爱美，喜欢首饰，但是她头脑清晰，明事理，从不向儿女提出额外要求。她的首饰，都是闺女、儿媳为她添置的，老人一次也没有主动要求过。这次春节，朋友送了爱人两个玛瑙、青玉的佩件，我拿给母亲看，问她：“喜欢吗？”母亲不假思索地点头，目光中流露出渴望的神情，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喜欢就戴上！”我把饰物给母亲戴上，她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配合着，用手在颈上轻轻摸着，高兴得像个孩子！病中的母亲话不多，这时候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不再像过去那样心存顾忌，在意别人的感受。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宾客盈门，母亲每年最盼望的就是春节。

人心都是贪婪的，我原来的愿望是希望母亲能挺过春节，挺过十五，继而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老人能活过正月，熬到端午，一天天与病魔争夺时间。

眼看母亲的身体逐日衰弱，我们决定送她住院调养。联系的还是朋友的医院，那里虽然不是专科，但也是三甲医院，条件好，又有熟人照顾，一般性的治疗、养护是最好的选择。我明白，即使住进医疗条件最好的总医院，像母亲这种肺癌晚期的病人，神仙也没有办法。

这是母亲自发病以来第五次住院，她的神志一直很清醒，脑子从来不乱，只是记忆力不如过去，时常爱忘事。本以为住院会比家里好一点，至少可以增加营养，但没想到这次住院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血氧饱和度低，心率也比较差。

这次住院出现了一些微小的变化。母亲的记忆力明显衰退了，昨天的事，甚至上午的事都记不住了。另一个变化是听力减弱，需要凑近了大声说话才能听清。

这次住院的二十多天，除了保姆二十四小时陪护，她不让任何人夜里陪伴，只让我每夜守在身边。姐姐们心疼，告诉她我白天还要工作，要求夜里能替替我。母亲看着她们，不说话，摇摇头。白天姐姐们轮着照顾，临走时逗她：“晚上我们谁留下来陪您？”母亲慢慢地举起手，轻轻指指我。她可能预感到时日无多了，在她心里，只要我在身边，她就有主心骨，她对我从来是信赖的。

五

母亲和我都不善于表達情感，在我的印象里，成年以后我们母子基本上没有肌肤之亲，最多是病了的时候母亲会摸摸我的头。这种性格或者说习惯是从小养成的，很难改变。我甚至不记得拥抱过母亲。我以为，心里有她，把事做周全，让她衣食无虞，安享晚年，才是最重要的。我发现，病中的母亲这时也许对儿子更多了一些依恋。在家族的老一辈人中，她的生活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平时身体也还好，本应快快乐乐地安享晚年，没想到竟得了绝症。她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不甘。

住院期间，母亲几次对我说：“你帮我挠挠后背吧，有点痒。”她已经骨瘦如柴，身上没有多少肉了。我感觉，母亲不是身上发痒，是想让我摸摸她，感受一下和儿子的肌肤之亲。我将手伸到她的后背，来回抚摸着，母亲露出很满足很享受的神情。

母亲心里最惦记的是远在国外的孙子，有时候一天要问上几十遍上百遍：“孩子干吗呢？”我说实习呢，马上就要工作了。儿子的情况其实她早就知道，一年前就拿到了工作签证。母亲一直以孙子为傲，这时却问了又问，心里始终放不下。

这次住院，早已超期，母亲后来也反复提出要回家。朋友尽了全力，请了几个科室的主任会诊，均没有好的办法。我明白，再住下去没有太大意义。不治之症，熬了十个月，早已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回到家，天气渐热。母亲的病情逐渐加重。白天，在家人及保姆的搀扶下，老人可以下地稍事活动;夜里睡眠不好，安眠药加到两片仍然效果不大，要不时地坐起来，氧气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但呼吸还是出现了一些困难。

进入六月，天气转热，有一天母亲提出能不能给她买点冰棍。我买回一包冰糕冰激凌放在冰箱——老人这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顾不上太多了。母亲贪恋地吸吮着，吃两口放下，过一会儿又要，也许冰棍的阵阵凉意对呼吸道能起到一些麻醉的作用。后来我们把果汁、营养液冻好，每天她能吃三四根冰棍冰糕。

有一天夜里，我听见母亲的屋里有动静，起身去看，她在央求保姆：“求求你，到冰箱再找找，给我吃一根吧。”母亲睡不着，可怜巴巴地乞求着。

保姆怕她吃坏肚子，说是冰棍没了，天亮才能去买。

母亲见到我，有气无力地说：“你给我送医院找大夫吧。”

我知道她一定是憋得难受，赶紧给她找止喘药喷嗓子：“天亮咱就去医院，现在是半夜，找不到大夫。”我安慰着老娘，心里想，别说医院不收，就是住了院大夫也没有办法。

坐以待毙，坐以待毙！现实就这么残酷，无能为力，心在滴血，却束手无策。

我一周三个昼夜守在母亲身边，白天不离左右，心悬一线，忐忑不安。最后一段时间，母亲每天仍然能下地活动，在搀扶下像喝醉了一样摇晃着往前挪步。最后几天她夜里几乎不睡，时常坐起躺下，出来进去。问她哪里难受？母亲摇头不语，表面上也看不出有什么痛苦。安眠药已经不起作用了，可是她精神头也还不错。病了十个多月，还有如此精力，我找不出原因，只觉得老人暂时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白天我去看她。老娘躺在床上半昏半睡，我问候几句，她意识清醒，反应正常，我们母子还握了握手。那两天外地朋友来访，整天应酬，疲惫不堪，我晚上回到家早早睡下。

第二天清晨五点，睡梦中的我被电话惊醒，是大姐打来的，她说：“咱妈有点昏迷，你别着急，过来一趟吧。”我和爱人立即赶往母亲家，两家的距离很近，路上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进到屋里，姐姐和保姆都在哭，母亲已然没有了呼吸。我摸摸她的手，还是热的，人却安详地永远睡着了！

母亲的病，我早做好了思想准备，她随时有可能离开我们。这是没办法的事，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她走的时候不要太痛苦。我以为她还能坚持一段时间，没想到竟然走得这么快。

母亲去世已近半年，冷静下来，思念母亲，我却始终没掉过一滴眼泪。在我的眼里，母亲仿佛去了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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