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丽群

一

我对她是拒绝的，这种拒绝深入骨髓，但里面没有怨恨的成分，更多是源于她对我的冷漠与排斥，使我对她产生一种情绪上的对抗。我对她的印象从来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始终无法对她进行全面叙述。我的语言永远无法触及她的全部。我还在她怀中之时，脚步所到之处也总是在她的局部里，比如一块稻田，一畦菜地，一处斜坡……离开之后，偶尔回忆触及她，也总是某一处落在脑海里，我的回忆往往只凝固于这一部分之上。可以说她在我心里的印象始终是支离破碎的，我从未明白，这种破碎的印象到底基于何种因由：是她原本就过于复杂，还是我未曾将自己真正融入于她？

抗拒意识始于八岁那年一个夏季的傍晚，完全是突如其来的，她在忽然之间向我呈现出一副之前从未见识过的陌生面孔。

那个傍晚其实和平时一样，晚霞铺展在熟悉的天际边。破旧的水井房之外是一大片稻田，早稻尚未全部收割完毕，稻田里有忙碌的人影。在她的气息中，有炊烟、稻香、排泄在路边的牲畜粪便味、带着泥土腥味的水汽，一切都是我從小熟悉并习惯的。从水井房门口一直到落满浮尘的大路边，排着长长一排空水桶。水井房里的水龙头永远像一位耐性极好的老人，细水长流，不紧不慢，并不理会人们火灶上急等注水的锅盆。无论何时，水井房矮小而破损的房屋前总是排着一列等待盛满的空水桶。村人们从来也没想过要多打一个龙头，以加快接水的速度。那天傍晚，家里的两只铁皮水桶也夹在其间，慢腾腾向前挪动。父亲就在水井房外那片稻田中收获他操劳了半年的收成，我一喊，他便会急匆匆地穿过田野中的小径返回，挑走接满水的铁皮桶。

我不记得这项等水的家务活是何时落到我身上的，或许是从我开始挑得动两只空水桶那时起。每次快轮到我接水时，我便飞奔去将父亲唤来。我们父女默契配合完成这项家务。我夹在村人中间，张望水井房之上铺满晚霞的天空：那里空旷辽阔，没有一只鸟的影子。那一角天空也是我所熟悉的，我已经多次在相同的时间和角度打量过它。有时候它会蒙上一层乌云，将落日的融融余晖遮蔽，给大地投下一片阴影。

那时候我所理解的阴影，仅限于乌云遮蔽日光之后投射下的斑块。这种自然界的阴影，并不足以让幼小的我产生任何情感上的波澜。然而那天傍晚，一种在我日后人生之路常见的阴影降临到我的生命。叫他甲乙丙丁都行，赋予他过于明确的姓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从那以后，我发现他当时的言行并非仅仅代表他这个单独的个体，而是属于整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属于她——村庄，我毕生都难以回避的出生之地。他姗姗来迟，个子很高大，挑着两只空桶在等水的队伍中来回走动。他的行为毫无疑问让我感到疑惑，因为最后到达的人应该是排在队伍之后的。然而那个傍晚他打破了这个惯例。他来回走了两趟，而后坚定地停在我身边，把我从队伍中轻飘飘地拽出来。他的手臂力量之大，让八岁的我毫无招架之力。我的两只空桶也被拎出来，置于旁边的空地上。它们脱离了原本的秩序后，显得异常突兀和孤独。

“姓陶的，到后面排队去。”

这是他以蛮横之力侵占我的位置后，给出的唯一解释。我惊愕地站在被抛弃于秩序之外的两只空桶边，手足无措。我感到愤怒，这种愤怒屈于他的强势后渐渐变成满腹委屈。我目光慌乱地看向排队的人群，然而他们对一个孩子的求助视若无睹。

最后我拎着两只空桶重新排到长长的队伍之后。我并未将这件事情告知父亲，我隐约感到一种耻辱，不想将这种隐秘而难堪的感觉传递出去。我平生第一次开始独自思考：为什么会选择我？甲完全可以选一个比我更弱小的孩子，然而他却来回走了几趟之后选择了我。最后我想到他说的那句话：姓陶的，到后面排队去。对于姓氏的起源，我并未有任何研究，觉得这不过是和家中的许多物件一样，椅子，凳子，饭碗，筷子，只是一个区分物事的符号。然而这个傍晚，甲的话让我逐渐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开始渐渐变得敏感，想要找寻事件内部的真相。在这个村庄里，有两大势均力敌的大姓，唯独我们家自成一体，因为我们家并非原住民，是到了父亲这一代才从山区搬迁来这个村庄的。我们的根基不在这个村子里，这片土地未曾流淌过我们祖先的血汗，也未曾埋葬过我们祖先的肉身。

这个看似平静的傍晚，最终成为我生命成长的一个转折点，只是一瞬间，我接触并了解到生活中的某一种本质真相。

童年的所有乐趣在那个傍晚消失殆尽。之后所有的成长岁月，我变得小心翼翼，极像一只时刻准备防御某种不可知也看不见的进攻力量的敏感小兽。我打量村庄那些残损的土墙头，那一扇扇半开半合的门窗，迎面而来的每张面孔，每种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以及每个走进我家院门的村人所持的态度和说话的口气。我发现父亲卑微的笑容以及毫无原则的殷勤，他应承下所有乡邻的请求，帮忙修筑破败的厨房和牲口圈，却通常落不着一顿茶饭。之前我从未仔细留意这样的事情，但它实际上早就成为我们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村庄里很多人家的事情，堂而皇之地入侵我们家的生活，并且主次不分，有时还本末倒置。父亲常常搁置自家的活计而先满足乡邻的请求。这种荒诞行径导致我们家的生活通常处于一种鸡飞狗跳的状态。母亲实际上也是懦弱的，她对上门请求的乡邻同样毫无招架之力。在一块尚未能站稳脚跟的土地上，唯有谦卑与顺从，泪水和愤怒没有任何意义。她只好将种种愤懑发泄于父亲身上，发泄于她的骨肉身上。而我和父亲的委屈则被逼入一条死胡同，无路可去，它们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尖锐情绪，一点一点刺伤我们的肉身和心灵。

我逐渐对村庄有了清晰的认知，尽管我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我的胞衣埋在她的泥土之下，而她并未真正接受过我，她传递给我的情感，始终是有意的冷漠和疏离。

我和父亲之间是相互体恤的，而母亲自身的眼界和心胸只能让她深陷于家里的柴米油盐。她生命的全部期望是能早日让家庭的根基深厚起来，不被力量庞大的“整体”另眼相待，却从不曾去想如何改变。在我日渐成长起来之后，父亲和我就开始了一场艰辛而漫长的逃离之旅。于父亲而言这种行径充满矛盾，他倾尽一切从山区里出来，现在又倾尽一切想要从村庄逃离出去。很显然，他的肉身再也无法从这个村庄彻底脱离出去了，而作为他生命之延续的我，另外一个生命伦理意义上的他，是能够助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给我铺就走出村庄的人生之路上，屋檐的破损，墙壁的开裂，院墙的倒塌，于他而言不再重要，他在一切能敷衍的事情上敷衍，也开始学会拒绝一切理直气壮的请求。他的行为无疑得罪了庞大的整体，是在挑战整体的秩序和规则，而支撑父亲此举的全部力量是我从学校拿回来的一张张奖状。它们张贴在我家斑驳破旧的黄泥墙上，让父亲觉得如置身辉煌屋宇，并给他指明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突围方向。

父亲这个角色，在人类的生命长河中，代表思想、权威、原则、法律、秩序，负责教导孩子应付和解决来到这个世界所面对的问题。这个角色的品性是果敢而坚定的，他对孩子所展现出来的爱远远要比母亲坚硬和苛刻得多。因为唯有铁一样质感坚硬的严苛要求，才有可能助其实现期望。

我记得父亲多次将我关在小黑屋里。那是一间偏房，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迎纳屋外的光线。这间屋子用来堆放农具和已经废弃的旧家具，还有祖父母百年之后的两副白板棺材。站在这两具棺材面前，无端端便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逼面而来，那是死亡的沉重气息。屋子拥挤，黑暗，潮湿，蜈蚣和老鼠冷不丁出没。关上木门，小屋便成了盛满黑暗的幽深之洞。

父亲的惩罚是沉默的，他从来不屑于任何解释，试卷上的分数便是最直观的参考标准。若降一分半分，他便拽起我的胳膊往偏房拉，在门口将我往门洞里一推，关门，落锁。我对厚重的木门拳打脚踢，但任何哭叫都无济于事。当屋外的白天置换成黑夜时，我彻底被黑暗吞没了。假如一个人长期处于黑暗的环境之中，他便会明白，黑暗其实是有力量的。我在深重的黑暗中，感受到一种逼迫身心的压力：那是一种恐惧，以及对这种恐惧的无能为力。在这种压力之下，我本能地恢复到人的最初状态——在门边蹲下来，两只细小的胳膊怀抱膝盖，下巴抵在膝盖中间，尽可能地将黑暗之中的肉身缩小，再缩小。当我的个子变得越来越高之后，这种动作难度变大了，与此同时，对黑暗的抗压力量似乎也变得强大起来。我不再一心沉浸于黑暗本身，而是留心屋外的一切声响：鸡飞狗跳的声音，邻人争执的声音，池塘的虫鸣蛙叫，这些热气腾腾的声响一点点将我内心的恐惧驱赶走。我在黑暗中努力平息内心的恐惧，并渐渐适应所置身的黑暗。整个小学生涯，我在那间偏房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对于黑暗的适应能力，远远要比同龄人强大得多。这逐渐内化成为我身上一种对抗压力的品质，在我步入社会之后，任何逆境与压力对我来说都不再是什么难解的大问题。

父亲和我千辛万苦追求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我成功地逃离了村庄，逃离了那个整体力量的掌控。当我把户口从村庄迁入城市时，在乡邻的祝贺声中，父亲与我相对而坐，无动于衷。我们默默无语，有一种长途跋涉之后到达终点的虚弱感。这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不仅耗去了我们享受日常生活的能力，也幾乎耗去了我们享受成功喜悦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像父女，更像一对配合默契的战友，甘苦与共，生死相依。

母亲有时候会嫉妒我对父亲的袒护，她觉得我应该是她的，她用温热的血液和奶水孕育了我最初的生命，我自她而来，最终也应该归属于她。她对我的人生规划，就是在本村结一门姻缘，寻找到可供依靠的强大外部力量，最终得以融入整体之中。对于我的离开，她表现出一个母亲强悍的占有欲，扬言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事实上，我们早就“断绝”过。在我读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的两年时间里，她离家出走，没有人知道具体原因，也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永远不会理解在这两年光阴里，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成长，又形成了怎样的品性。即便她日后重返家庭，想要加倍弥补，然而那段因为缺乏母爱而充满恐惧的岁月已经成为我命运的一部分，无可更改，更无从去弥补。

二

我最终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村庄，带着连根拔起的决绝。行走在通往村外的碎石路上，那些黄泥土坯房、矮墙、熟悉的面孔、稻田、菜地、清风、暖阳……鲜明而又模糊，渐次退于我的身后，淡出我的视线。村庄于我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对我的掌控。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不到二十岁，我还未能全部明白，人生除了看得见的“现实生活”，还有看不见的“命运”。

有很多年，我一直在外面过年，当新年的烟花在午夜黑沉沉的夜空中骤然绽放时，我也和邻居们一样仰望绚烂的光华，感到满足和欣喜。那是一种已经落地生根般的踏实感。偶尔我也会在烟花落尽、夜空恢复宁静的某一瞬间，想起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距离并不算遥远的村庄，想起她的夜晚与白昼，穿巷而过的冷风，落在屋檐上的斜雨，以及雨后泥泞的泥巴路。但那仅仅是一瞬间，风驰电掣般掠过脑海，完全没有引起我任何的情感波动。那些年，我在城里平静地度过一个个日出和日落，在雨水和阳光丰沛的季节里，去郊外采来野花插在花瓶里，置放于临窗的桌前。阳光穿窗而过，洒落在它们身上时，那些色泽或淡或浓的野花和光亮便也构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让我心生欢喜。

城市人的生活空间是密闭的，极为私人化，邻里之间唯一能交流的瞬间是在楼梯间的偶遇。楼梯间的空间和光线并不尽人意，注定这样的交流时间不会长，当然更无深入可言。例行公事般打招呼之后，又重新遁入各自的生活轨道。各家的烟熏火燎止于各自的家门之内，这是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我近乎沉溺于这样的生活方式里，热情止于表面，彼此互不干扰。这让我想起村庄无遮无拦的日子，邻里的争执与烟火气息隔墙相闻，人们习惯性地扎堆，集体发酵并传播某一个家庭的隐秘事件，将一个家庭的软肋毫不留情地曝光于公众之下。相比而言，城市的密闭空间让我有一种固若金汤的安全感。我在一栋单元楼里住了八年，但除了我的姓氏之外，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谋生，又是哪里人。而我通常也分辨不清迎面而来的面孔是五楼的还是四楼的住户。恰当的生疏成为一层极好的盔甲，软肋与痛处都有安全稳妥的去处。没有明目张胆地排外、挤对，也无从窥探。

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度过余生：平静，缓慢，没有过多的波澜，接受自己的平凡和力所不及，让过去归于往事，尘封心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似乎做到了。

母亲对我关于村庄的抗拒是心知肚明的，亦是无能为力的。她与我通过无数次电话。电话里的声音让我感到极为陌生，完全无法把这个声音与母亲联系起来——电波改变了她原来的声调。然而说话的语气一如往常，劈头便问我回不回家。这很符合她简单直接的性格，我也通常报以直率的答复，十之八九是拒绝的。她的身边尽管有丈夫和儿子，但她总是固执地认为我才是她最为可靠和稳妥的依赖，并一生都在竭尽全力将我拉向她。我们之间像是在进行一场持久的拔河比赛，彼此不肯妥协。她甚至不惜用责骂和泪水来加重她那端的力量筹码。面对这些我无动于衷，对村庄的抗拒似乎也变得更为彻底。我可怕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女性，理性在我心中所占据的比重远远要比感性大得多，这得益于小时候父亲对我不近人情的理性管教。他成功地把原则、秩序、自控力以及顽强的对抗力等等强硬的品质灌输给我，并最终形成我性格中最为稳固的部分。这些品质在我处理工作中的麻烦时发挥了极好的作用，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我却输得一塌糊涂，尖锐、固执、没有人情味始终是我最为显著的交际特点。母亲在和我长期的拉锯战中，不得不败下阵来。但她并不认输，而是选择改变策略。她开始不断从村庄给我捎来各种食物，根须上还带着新鲜泥土的蔬菜，每一季刚收获的新米，节日煮出来余温未消的传统食品，甚至是一些亲手编织的家用品，源源不断地从各种渠道来到我城里的家，不容拒绝。这些物品本身当然是毫无过错的，但它们所指向的背景让我产生强烈的不适感，童年那种被肆意侵犯的感觉又汹涌而至。我对这些物品通常的处理方式是，毫无保留地赠予我的邻居们。

母亲并不知晓这些，她自以为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将我拉向她。她很固执，不顾及我多次怒火中烧的告诫，给我寄来的物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可理喻，有时候甚至有我尚未离家之前穿过的一些衣物。这些衣物颜色陈旧，质感粗糙，直接见证了我某一段时间的生活和生命状态。如今，它们又重现在我面前，与此同来的还有那段早已远去的旧时光。这是我所抗拒的。在我早就固定成形的意识里，村庄带给我生命的阴影远远多于善意，没有人愿意活在阴影之中。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保存下这些衣物的，保存这些于她有何目的与意义，如今寄给我又是出于什么想法。但毫无疑问，她的行为让我越来越无法忍受。我在电话中又一次与她爆发争吵，甚至决绝地说，假如再收到这些令我厌恶的东西，我将永远不再回家。电话那头终于安静下来。我来自她，她当然明了我骨子里的性情。她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充满怨恨地说我和父亲一样，是心肠冷硬之人，忘本之人。对此我无动于衷。每个生命初来于世，都是柔软且感性的，在成长过程中变得坚如磐石，多半是受伤过后自我内部产生的一种本能保护机制。受伤的程度越大，其固化程度也会越高。

三

生活终于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平静。母亲的电话少了很多，两三个月一次，也很简短，翻来覆去问一些吃饭睡觉之类的问题。她的电话更像是想要印证我是否还安然活在世上。

在又一次很久不回家之后，我从外地回来路过村庄前的高速路时，忽然很想回家一趟。念头来得猝不及防，且如此强烈，以致我一贯引以为傲的理性不得不退让。我拐下高速，出了路口后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母亲。她语速极快地告诉我，村里的道路正在翻修，车开不进来。她隔着电话，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心思，立刻喊叫般告诉我，那就开到路边等她，她马上出来。电话挂断了，像是担心被我拒绝。我只好来到村庄外的马路边等她。

我记得那是八月的午后，我站在路口，那条正在施工的村路堆满砂石，有施工的工人在烈日下作业。从公路走到村里，大概需要半小时。这个村庄的绝大多数人，其全部的人生轨迹多半迂回于这截路上，一端是世代生存的村庄，一端是融入时代生活的县城集市，他们终其一生都无法挣脱这截宿命般的轨迹。这天午后，我站在村路的终端，第一次对过往自认为已然彻底脱离这个村庄的想法产生了深重的质疑。

母亲从烈日下绕过一堆堆砂石向我走来，她身材臃肿，脚步却极为矫健。她甚至连遮阳的草帽都没戴上，一脸汗水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含糊地告诉她自己只是路过，来不及买什么东西，因此给了她一些钱。她拿着那些钱，开始飞快地和我说话，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家里的事情，邻居的事情，村里的事情，我父亲如何当甩手掌柜，而她又如何操劳，猪鸡鸭狗，柴米油盐，蔬菜粮食，以及眼前这条正在翻修的村路，从她嘴里一件接着一件出来，像被拧开的水龙头，我完全没有任何插嘴的空间和机会。她说话的状态是沉醉的，似乎也并不介意我是否在听，她只需要我站在她面前就足够了。她的脸因为常年日晒而变成古铜色，额头上的两道深纹里蓄着一线汗水。那一刻，面对烈日之下滔滔不绝且已老去的母亲，我忽然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负罪感。她在人生的半途来到这个村庄，相比于在此地出生的我而言，她所遭遇的不公和磨难肯定多得多，而她自身几近于无的知识贮备也远不足以让她在自身的内部构建起自我疗愈的力量，她无法把那些伤害转化为坚强与抗争，当然也没有办法自我消化。那些伤害最终会在她心里越积越多，当她再也无法承受时，唯一的疏泄方式便是倾诉。她在这个村庄里孤立无援，丈夫和儿子或许在物质生活上可以成为她坚实的依靠，但即便血脉相连，也无法达到真正的精神与情感上的共鸣与交融。她始终是孤独的，无助的。她唯有我可以依靠，这个家里与她同为女性、身上流淌着她的血液的女儿。

而我一直在拒绝她。

行了。我极为简短地打断她滔滔不绝的倾诉。我怕再多待一刻，内心涌动的尖锐刺痛会变成可耻的泪水。她顿了一下，半张着嘴，脸上的神情是惊愕的，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我没给予她过多解释，匆忙离去。

从那时候起，我自认为已经用坚固理性在城市里筑起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而最令我惊奇的是，扰乱我平静的，并非是我猛然醒悟的对母亲的负罪感，而是关于村庄的每一件细微事情，它们纤毫毕露在我的梦中：茂密的甘蔗地，屋檐下晾晒的衣物和谷物，晚风吹过的田野，被深秋冰霜冻住的芥菜，被晚霞晕染的村庄上空的一角……当黎明将至，它们便从我的梦中倏然消逝，将我弃于一片空白之中。被抛弃的无助和无措感是我所熟悉的，很多年前，在村庄的水井房边，它们第一次降临我幼小的生命。

我始终无法破解这些梦背后的隐喻，但我从此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召唤着。它迫使我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抗拒、挣扎、逃离之后，开始了一场溯源之旅。

回去成为必然。我通常会选择在接近黄昏时回到村庄。在一天的光景之中，我独独偏爱这个时段——历经清晨的蓬勃与中午的旺盛之后，我的身心在黄昏时分是疲乏的，这种疲乏在很大程度上消磨掉了我的敏感和理性，使我完全松弛下来，山在眼里便是山，水在眼里便是水，万事万物恢复了它们原本的面目。我喜欢本真且单纯的事物。

母亲通常在地里忙碌。她进入老年后，劳碌的空间从农田置换到菜地。田里的劳作太过繁重，她的体力已经不适应了。她在地里轮番种植四季蔬菜，淋菜的水从地头的水渠引过来，轻而易举就能淋完整块菜地。我脱掉袜子，双脚毫无拘束地落入泥土之中。潮湿，柔软，略带微凉，一种不用回忆便能触及的熟悉感，仿佛我的双脚未曾离开过片刻。母亲依旧唠叨，像任何一个一辈子只知道生儿育女的乡村妇人。她一生都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家人、粮食、牲口、灶台便是她的全部。尤其是年老之后，她的所有精力都落在具体可靠的一日三餐之上，因此她的话题永远也离不开厨房、粮仓、田地，以及四季的阳光和雨水。偶尔她也会谈论死亡，村里又走了哪位老人，并提及这位老人对她有过的一些善举。这种时候她便会努力直起腰身，目光坚定地看着我。在她的身后，是村庄平坦辽阔的稻田，是远处矗立的树影，是漫天的夕阳，是柔和的晚风，是纵横交错的田间小径，是村人劳作的身影，母亲也和谐地融入这幅背景图里，俨然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种发现让我极为惊愕，以致怀疑，我一度认为她一直在承受这个村庄给予她的伤害，这想法是否正确？她对这个村庄的态度与我和父亲从来都不一样。我和父亲选择了彻底逃离，而她选择了隐忍。即便她曾有过抱怨和泪水，也有过逃离，但最终选择了回归，将自己完全交付与这个村庄。她的坚韧与奉献，最终换来她在晚年时成功地成为这个村庄的一部分。她竭尽全力想将我拉回来，也许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靠近她，而是要让我的生命有切实可见的根本与来处，让我和村庄相互认可并最终彼此接纳。

一切都不得而知。不管出于何种想法，都不再重要了，这么多年来，我如苦行僧般坚守的理性最终被瓦解。母亲和村庄，一个是我生命来源之地，一个是容我肉身之地，她们最初给予我的一切，成为我今生今世无法抹掉的生命底色。這层底色贯穿我生命的全部过程，我任何的挣扎和逃离都将是徒劳的。我们只能永远血肉模糊地联结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心跳，欢欣，悲伤，泪水。

责任编辑   刘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