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清，赵新良

“公报” 之名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罗马公报》(ActaDiurna)，之后演变为 “Gazette” 或 “Bulletin” ，翻译为中文即 “公报”[1]。民国时期出版发行了大量政府公报，上承唐宋邸报之遗续，下接清末官报之一脉，外受西方政府公报之影响。民国政府公报是由政府机关发行的出版周期相对固定的刊物，以法律、命令、布告、公文、批示、公电、通告、判词、外报、附录等为主要刊载内容，是政府进行法令宣传、记载各项行政事务的汇编性连续出版物。很多法规、章则、会议录、例行公文等只在公报登载，不另行文，具有极高的档案文献价值。中央政府以外，地方政府也出版发行了大量公报。民国时期广东是政府公报出版发行大省，除省级政府公报外，下属道、区、市、县均有发行公报。

1 编纂缘起

《广州大典》是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原广东省文化厅策划并组织研究编纂，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共5部520册，依经、史、子、集、丛分类，系统收录1912年以前，清代中叶广州府范围内，广州人(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作和广州版丛书，著者近2，000位，文献计4，064种[2]。丛书的出版标志着《广州大典》一期工程基本完成。2015年4月，在广州大典编辑部基础上新成立的广州大典研究中心，继续推进《广州大典》(一期)文献整理编纂研究工作。与此同时，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原广东省文化厅《关于支持〈广州大典·民国时期岭南文献〉编纂出版工作的通知》，文献整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民国时期广东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以适应当前学术研究和文献保护工作的需求，这项工作即《广州大典》(二期)，又称为《广州大典》(民国编)。《广州大典·民国广东公报丛编》是此项工作的开篇。

近代以来，政府公报是记录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载体，是民国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公报兼收并蓄，涉及民政、财政、军政、建设、实业、文教、交通、司法、邮电、保安、医疗、救济等诸领域，不仅是政府施政范围内工作情况的记录，也是当时社会各个领域基本情况的反映，可谓对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变迁做了不间断的动态记录，提供了考察民国时期社会概况的基本线索，是研究民国史以及地方史的重要依据。

据统计，目前国内出版的公报类资料既涉及中央层面政府机关(包含伪政权)公报资料，如《临时政府公报(1911-1912)》《北洋政府公报》《国民政府公报(1925-1931)》；也有中央政府相关机构的专门性公报，如《民国时期内政公报三种》《民国教育公报汇编》《海军公报(1929-1937)》《考试院公报》《司法公报》《社会部公报两种》《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国民政府立法院公报》《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还有各省政府机关公报资料，如《河北省政府公报：1928-1948(外一种)》《浙江省政府公报：1912-1927》《浙江省政府公报：1927-1949》。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先后发行《奉天省公报》《吉林省公报》《新京特别市公报》《奉天市政公报》《锦州省公报》《康平县公报》《本溪县政月报》《双城县县政月刊》《安东县政月刊》《多伦县公署月报》《阿城县月刊》，收录于新出版的《伪满洲国地方政府公报汇编》。

上述整理出版的各种民国时期公报均为专题性政府公报出版物。此外，也有收录在综合性文献汇编中的政府公报资料。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先后出版发行《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报》《首都市政公报》《南京市政府公报》等，南京传媒出版集团(南京出版社)和南京市档案馆合作，对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开发，纳入《金陵全书》 “档案编” 。民国时期少数市县级政府发行的如《中正市公报》《西昌县政半月刊》《辽阳县政府公报》的整理影印本散见于各类资料汇编。

观察相关整理出版情况，可以发现：一是公报作为民国时期官方出版物，史料价值和档案性质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已陆续整理相关文献，并有相当数量的成果问世；二是公报作为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系统梳理的必要性，以促进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的保护及传播；三是已出版的公报成果集中于中央及省级政府层面，对基层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关注较少，且多为大型单一文献及其延续文献的整理汇编。因此，深度整理史料、系统整合资源是做好编纂出版工作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的公报整理出版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8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南方政府公报》，收录了3种在广东发行的公报资料：《军政府公报》(1917)、《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3)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3]。2016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合编的《广东省政府公报》收录了《广东公报》《广东省政府公报》《广东行政周刊》《广东行政周报》[4]。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负责的《广州市政公报》整理出版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上述探索为开展《广州大典·民国广东公报丛编》的整理提供了借鉴。广州大典研究中心紧抓民国文献整理契机，展开了民国时期广东公报的编纂出版工作。

2 编纂历程

近年广州大典研究中心组织专门力量，对民国时期广东地区政府公报的整体状况进行了系统调研分析。一是摸查当时文献的编印发行情况；二是排查当下文献的存藏分布状态；三是掌握近年文献的影印种类数量。笔者参考《民国时期总书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一八三三—一九四九)》《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等工具书及学术著作，搜集公报目录，并对文献馆藏情况进行地毯式摸查调研，涉及单位主要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州图书馆、梅州市剑英图书馆、汕头市图书馆、中山纪念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等高校图书馆。此外，近年涌现出的较多的数据平台是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如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中共党史期刊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瀚文民国书库、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查询公报线索提供了帮助。系统摸查发现：

(1)民国广东公报种类繁多、规模宏富。广东省、各下属道(区、市、绥靖公署、督察区等)、县级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均有相当数量的公报发行，有些规模颇巨，虽然受到政权更迭影响，或更改出版部门，或有所间断，但整体来看仍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有些虽只是特刊、年刊、短刊、断刊或专号，但保留了重要的政府统计、调查图表与相关文书，同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2)公报作为政府出版物，不同于普通的民国图书或报刊，发行量很少，加上战乱和天灾，有所存藏者也因政府机构更迭频繁而损失严重，保存情况不容乐观。民国印刷品采用的纸张材料粗糙劣质，加之岭南潮湿，底本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如纸张破损、酸化严重、部分字迹模糊不清，今日可见的民国广东公报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实属不易。这些资料当前基本仅在档案馆、图书馆和少数博物馆有所收藏，且收藏均不完备，个别刊物甚至是孤本，加之存藏者分散于各地，读者难以兼顾，查询不便，严重制约了学界使用，从文献保护、文献研究和文化传承来看，影印出版民国广东公报资料刻不容缓。

(3)除典型的直接以 “公报” 为题名的文献外，还有大量的工作报告、工作通讯、施政计划、政策纲领等资料，无论从文献的发行主体还是从具体内容来讲，都符合政府 “公报” 范畴，故而在前期搜集整理过程中也将其纳入进来。

2018－2019年，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开展文献调研和文献目录整理工作，征求专家意见，形成《〈广州大典·民国时期广东公报丛编〉整理出版概述》《〈广州大典·民国时期广东公报丛编〉出版方案》。2019年，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委托中标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征集1912－1949年间广东省、各地市县政府及机构公报资料，最终确定收录文献300余种，按照不同层级进行整理，拟分两期出版，每期100册。《广州大典·民国广东公报丛编》(初编)100册的出版是《广州大典》(二期)的开篇之作，标志着《广州大典》(民国编)的编纂出版正式展开。需要说明的是，前述《广东省政府公报》《南方政府公报》《广州市政公报》等，本丛编不重复收录。

3 文献特点与价值

(1)层级清晰，体系完整。民国时期广东行政区划多次调整。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军政府[3]1；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成立[3]2-3；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5]151。国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分为省、行政区、市和县，实行委员制；广东省政府下设广州、北江、东江、西江、南路、海南6个行政区，每区设1行政委员，代表省政府处理本区事务[5]151。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广东省府撤往粤北(今连州)，全省设4个行署；1940年全省改设9个区(包括沦陷区)；1941年复改设9个行政督察区[5]154。1945年抗战胜利后，将行政督察区分为省府直接督察区和专署行政督察区两种；省府直接督查的有南海、番禺等12个市县，专署行政督察区则分为11个区，共辖88个县[5]155-156。各级政府均出版公报，刊载有关政治、教育、建设、财政、司法等方面的细则、规定、布告、通令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