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晓红（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河北 承德 067000）

清代乾隆一朝，崇尚汉族文化。在治国理政之余，乾隆帝以翰墨为事，并引导着当时宫廷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宗室画家，如允禧、弘旿、永瑢、永忠等，其中弘旿（1743—1811年）是这一代的拔尖者。

一、蹉跎仕路

弘旿，諴恪亲王允祕（1716—1773年）次子，字仲升，号恕斋，自署醉迂、卓亭、瑶华道人、一如居士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弘旿任乾清门行走。同年二月，其初封二等辅国将军。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允祕去世，諴亲王爵由其长子弘畅继承，因次子弘旿“乃諴恪亲王素所钟爱”，故在次年正月，乾隆帝加恩封其为贝子，准予其在王府附近的取灯胡同另建府邸。

弘旿政途坎坷，缘因诸事，屡遭革退。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为庄头事，他遣䕶军校刘成泰，请托通永道宋英玉。乾隆以结交外臣的罪名，革退其贝子封号。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二月，弘旿由正红旗汉军都统，调任为镶蓝旗满洲都统。是年十月，弘旿因不善管理旗务，被革都统任，赏给奉恩将军职衔。乾隆怒斥弘旿“肆意妄为，不顾宗室体面”，这致使他仕途失意、空怀抱负。

嘉庆十六年（1811年），弘旿去世。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奉内阁谕：“绵勋现袭固山贝子，其祖父母、父母准其一并追封。”弘旿为绵勋的祖父，时隔66年，再次被授予贝子封号。

二、才调秀出

弘旿虽自誉有“节韵胸中竹，囊存架上书”的高逸品格，却道尽了“无才堪报国，薄宦赧传家”的悲切。为了排遣游离权力之外的怨愤，他将书画作为寄兴抒怀的载体，并跃升为乾嘉时期宗室书画群体的代表人物。乾隆朝诗人袁枚（1716—1798年）对其给予了极高评价：“瑶华主人之贤，能诗工画……予尝见其《听泉图》，画笔高妙，直逼云林。”纵观他部分传世作品和《石渠宝笈》著录内容，按创作意图，弘旿的画作大致分以下三类：

（一）奉敕作

奉敕作指应命而制的作品，以册页、扇面等形式居多，专供皇帝“几暇怡情”之用。清宫内务府《奏销档》有诸多记载，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十六日，“员外郎五德等将红雕漆圆盒一件，配得屉样、册页样一册呈览，奉旨：屉子照样准做，册页交懋勤殿着胡桂、弘旿各画一册，钦此”。

又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九月二十七日，“员外郎五德等将苏州送到……各式股扇十一把、象牙股扇二把、竹股扇一把呈览，奉旨：各式股扇十一把交懋勤殿翰林分写，象牙股扇二把着六阿哥、弘旿各画一把，钦此”。乾隆屡次着弘旿绘画，正是对其笔墨的赞许。

除此之外，弘旿也有山水、人物相结合的历史纪实画，所绘内容为弘旿亲身扈从时所见情景。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为恭皇太后七旬圣寿，乾隆帝在香山赐宴三班九老，并命弘旿绘《九老游香山图卷》以志纪念。《石匣龙潭图卷》所绘内容则是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弘旿扈从承德避暑山庄，道经密云时，于石匣龙潭所见景象。但因他多任闲职，且屡次遭革，随行机会较少，所以这类绘画占比不大。

（二）恭进作

恭进作是年、节或皇帝寿辰时，弘旿供奉御览的“臣”字款书画。按题材，可分为两部分。

1.仿古山水、山水人物或花卉蔬果画

此类画作是弘旿的创作重点，清内府收藏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就有29幅，如《江山拱翠图轴》《川岳腾辉图轴》及《岱岩齐寿图卷》等，名称多为四字，寓吉祥之意。题款常作“臣弘旿恭绘（或敬绘）”的楷书或隶书单行款。钤印方式有两种，其一为“臣”“旿”方章；其二是“臣旿”“臣弘旿”名章，并配以“恭画”“敬绘”或“学画”等印，无年款。

2.诗意画

诗意画是据御制诗意境，运用写意结合纪实手法创作而成，多有题识，署款常为“臣弘旿敬绘并恭识”或“臣弘旿恭绘敬书”。如《都畿水利图卷》，卷末有弘旿自识：“臣忝侍禁廷时，攻读御制诗文，因知玉泉之水，汇于昆明湖……臣不揣庸陋，谨就所知，绘为一图。”该图卷准确、详实地记载了乾隆年间北京水道的源流归注、水利设施等情况。此外，《红旗三捷图卷》也是弘旿恭读御制诗后创作的诗意画。

3.交游作

交游作多用于文人墨客之间的酬应，自娱或馈赠友朋。据考，弘旿凭借良好的学养和素质，身边吸聚了永忠、孙敦敏、潘庭筠及张宗苍等一大批文人雅士，他作为书画家在当时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此类绘画题材广泛，款署丰富，多见“瑶华道人”“醉迂”“一如居士”及“恕斋”等，并常有年款或长题，例如作于丁未（1787年）七月的《山岳玲珑图卷》和戊午（1798年）嘉平月的《岁寒清供图轴》等。

三、馆藏弘旿仿董氏绘画作品

弘旿才溢文敏，绘画造诣颇深，这得益于乾隆朝词臣画家董邦达（1699—1769年）的熏陶和指导。《清史稿》有传，“弘旿工画，师董邦达，自署瑶华道人，名与紫琼（允禧）并”。弘旿师从董邦达，除自主创作外，他常通过临摹仿学的方式，习得董氏山水的构图、笔墨和意境等技法，避暑山庄博物馆就收藏有弘旿的这类绘画作品。

（一）铜珐琅山水御制诗挂屏

这件挂屏（图1）横50.5厘米，纵82.6厘米，环高4.5厘米，边宽3.0厘米。由珐琅挂屏署款和钤印的“臣”“旿”“恭绘”等字眼，可知挂屏蓝本当是弘旿供奉御览的恭进之作。

图1 铜珐琅山水御制诗挂屏

挂屏以红木为边框，屏心配以精湛的掐丝珐琅工艺，造成精丽美观之状。屏心正是弘旿擅长的山水画，画作取俯瞰式构图，结构饱满，层次分明。远景云雾蒸腾，崖壁层迭，影影绰绰，间以青翠杂树，错落有致。近景溪流潺湲，与沉稳的山峦形成对比，动静结合，是全幅的点睛之笔。山麓水滨间掩映屋舍，曲径通幽，颇有绵亘无尽、野逸疏放之趣。挂屏将绘画艺术与珐琅工艺完美结合，掐丝细致，釉色纯正，不失为一件精品。

左上方阴刻隶书御制诗：“山既幽深水曲折，林间野屋洒然清，个中高士独不见，史笔恐防落姓名”，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三十九，名《题董邦达山水》。另按《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董邦达画山水轴》记载，“本幅纸本，纵七尺八寸，横两尺一寸八分，浅设色，画山树青葱，野亭虚寂，款董邦达恭绘，钤印二，臣邦达，印敬画”，后有“高宗纯皇帝御题行书，山既幽深水曲折，林间野屋洒然清，个中高士无人见，史笔恐防落姓名，丙申仲夏御笔，钤宝二，所宝惟贤，乾隆御笔”。总体来看，两处档案记述仅“独不见”和“无人见”的差异。据此，这首山水诗原是清高宗在“丙申仲夏”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御题《董邦达画山水轴》的。通过挂屏落款“臣弘旿敬书恭绘”，推知御制诗当为弘旿书写。他以董画为范本，临摹仿学董氏的构图立意和笔墨技法，并加以变化、出新，从而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乾隆帝谕令将弘旿仿学画轴为蓝本，制成珐琅挂屏，也可窥见他的赏识与偏爱。

（二）清朝君臣书画合璧围屏

该架围屏，通高242.5厘米，通宽496.0厘米，共八扇，边框以彩锦包镶，下设壶门式牙板，透雕双龙戏珠，直脚包黄铜。屏心为纸地墨书，双面裱贴，反面（图2）是弘旿的水墨山水，构图高远，布局严谨，皴染多用短而凝练的笔触，但见云蒸霞蔚，长岭逶迤，万壑交错，山麓间杂树成丛，陂陀断续。右下幅是画幅重心，钩摹出的山间营地依势而为，营旁松柏苍劲，树干挺拔俊秀，针叶谨细，尽显弘旿非凡的绘画才能。画作左下方自题“臣弘旿恭绘”，下钤“臣弘旿”“学画”红彩方章，应是进呈御览的作品。

图2 清朝君臣书画合璧围屏（反面）

正面屏心（图3）为乾隆御笔行书《登兴安大岭歌》全文，“隆崇乎兴安之高高极天，蔽亏阴阳日月不得擅其照，变幻寒暑造化不能操其权……非我须作歌其谁传”，署款“乾隆己巳秋八月塞上作回銮驻跸山庄书于云帆月舫时重九前三日御笔”，钤印“奉三无私”“乾隆”。两屏心相得益彰，水墨山水契合诗中对兴安岭雄伟崇峻的赞颂，画中虽未有一人一马，但亦可感受皇帝御驾亲临的威严。

图3 清朝君臣书画合璧围屏（正面）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朝君臣〈登兴安大岭歌〉图卷》，卷前是乾隆御笔行书《登兴安大岭歌》长篇诗文，题款“乾隆己巳八月，御制并书”，后则为董邦达创作的史实绘画。据《钦定热河志》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月七日，乾隆帝行围至都呼岱，次日登兴安大岭，御制长歌以纪之，并著录在《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十二。从两件文物的署款可知，乾隆帝曾于己巳（1749年）八月七日、九月六日先后御笔行书《登兴安大岭歌》。彼时，弘旿尚年幼。后弘旿得董邦达的栽培，画意骤进，这幅水墨山水可能是他参照《清朝君臣〈登兴安大岭歌〉图卷》，临仿董画高远、深远的设景布势，心有所得后绘制而成，并钤“学画”印，以表恭敬谦逊，“学画”方章亦可见其《瀛海春深图轴》等。

四、小结

绘画艺术，实际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弘旿嗜画，师法董邦达，但他所画山水又不拘泥于一家，后借鉴黄公望、吴镇和王蒙等“元四家”的典范图示，广采博览，最终形成自己清逸、秀润的山水画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