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 彦（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甘肃 张掖 734000）

左宗棠（1812—1885年），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年时屡试不第，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来他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左宗棠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变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左宗棠以他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而名垂青史。后人集有《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身为武将，兼通文墨，擅书法，崇碑版，篆、隶、行、草兼善，笔力雄健，风格豪迈，楹联作品流传颇多，为时人所爱。据说，他从12岁开始，就爱好书法。其书风沉着激迈，文辞通畅，瘦劲的笔致、清峭的结字和疏朗的布局，依稀透露出一种踌躇满志的盛气。近人评价他的书法称：“文襄公行书出清臣（颜真卿）、诚恳（柳公权），北碑亦时凑笔端，故肃然森立、劲中见厚。”

图1 左宗棠像

一、清左宗棠行书对联之一

白宣墨书行书，高185厘米，宽40厘米。落款“左宗棠”，有“东阁大学士”和“青宫太保属靖侯”朱文印章两方。其内容为“众力就功知不日，明臣书事经非烟”。大意是功成名就，取得胜利的事迹不会烟消云散，最终会有人记载在史书上。诗句体现了左宗棠在晚清封建统治阶级腐朽、黑暗的时代背景下，虽一心为国，但仍心有不甘的无奈、矛盾心情。对联书法大小相兼、收放自如，洒脱之中见规矩，是一幅意境深远的佳作。1996年，该对联被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三级文物。

二、清左宗棠行书对联之二

白宣墨笔行书，高200厘米，宽42厘米。内容为“数笏石存山意思，一帘花得月精神”，下联落款“左宗棠”三字，押朱文叠篆两方印，其中一方“东阁大学士章”，另一方难以辨识。对联大意是“几块立着的石头，看上去就有点山的意思。一帘花朵，也可以有月亮的神韵”。即使是普通微小的事物，也不妨碍它有高大的意境和深刻的内涵。山是坚韧不拔、屹立不倒的，月纯洁、清高，给人间带来光明，石头可以像山一样坚硬，花朵可以像月亮一样高洁，人也是一样，平凡却可以不平庸。诗句表现了左宗棠伟大的理想和崇高的境界。对联文辞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远，发人深思。书法开张大气，气势恢宏，用笔劲健，结字古拗，为馆藏书法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1996年，该对联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三级文物。

三、左宗棠行楷七言联

宣纸质，高170厘米，宽42厘米。墨笔行楷七言联，蓝绢装裱。上联为“春近带烟分短葸”；下联为“月明慿槛邮跳鱼”。下联左中落款“左宗棠”，白文章、朱文章各一枚，皆辨识不清。上联出自陆龟蒙《和袭美寒日书斋即事三首》：“春近带烟分短蕙，晓来冲雪撼疏篁。”下联出自徐夤《茆亭》：“秋晚卷帘看过雁，月明凭槛数跳鱼。”上下联合起来，一句写春近，一句写晚秋，意境高远，充满生机，反映了一种开阔的胸怀和气魄。对联充分体现了左宗棠的书法特质：气息文雅，功力深厚。

古人云：“寓新意于传统，寄妙理于法度。”“神韵为上，形质次之。”左宗棠留世作品不多，但皆意境高远，洞察秋毫，可见其才气斐然。这三幅书法艺术作品把蕴藏在个人身心的思想感情化作一种有形有色、有声有歌、有节奏、有韵律、有神采、有极大震撼力和深厚感情的结晶，融汇了左公的激情和审美理解，是具有强烈审美感染力的艺术品。

从时间上推算，这三幅作品应该书于左公花甲之年。左宗棠生于公元1812年，公元1866年至公元1882年任陕甘总督。任陕甘总督期间，无论政务再忙，他也不间断练习书法。即使是在行军打仗过程中，他也常常深夜挑灯，读帖染翰，从不稍辍。同治六年（1867年）春，左宗棠督师入陕。左宗棠因军功于1874年（即左宗棠61岁）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其墨宝应该就书于此期间。从风格上看，这三副对联书法风格相同，功力深厚、气势雄浑，雄健中留有秀美之风，用笔厚重，充满霸气，将一个花甲之年的男人建功立业、踌躇满志的盛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图2 清 左宗棠行书对联之一

在晚清政府中，左宗棠是举足轻重的军事名将、中兴名臣，为反对外侮、统一中国立下卓著功勋。为进军甘肃进而收复新疆，以利行军，在从西安到新疆的漫长道路上，他沿途种植了许多树木，以柳树最多，这就是有名的左公柳。有诗赞：“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张掖传颂的左公道、左公襄公祠，就是对左公的纪念。

西北地域辽阔，少数民族杂处，各地语言、文字、习俗差异较大，中原汉族先进文化难以广泛传播。由于文化落后，人才缺乏，加之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处于凋敝落后的境地。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近十三年间，一直重视人才培养，并视其为国家由贫弱而富强的根本。左公指出“戡乱虽在武功，而郅治必先文德”，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谋求西北的发展，非以“兴教劝学为急”，须培养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的人才不可。随后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振兴措施，力图改变西北教育落后的状况。广开义学，增设书院，刊发书籍，普及教育，推广汉族先进文化。左宗棠对文武官吏和士民的求学问题也很重视，倡导修复和兴办了一些书院，仅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他在甘肃新修、重建、修复的书院就有30余所。张掖最有名的甘州书院和南华书院就建于此期间。据《新修张掖县志》记载，清同治十三年（1847年），地方绅民要为陕甘总督左宗棠修建生祠，因为没得到允许，他们就把该地建为南华书院。左宗棠过世后，该书院又被改建为左公祠。左公擅书法，如此兴教劝学，广建书院，在弘扬文化、学习方面，他身体力行，将墨宝留在甘州大地。但是墨宝赠予谁手，如何流落民间，也不得而知。

左公柳、左书院，这些称谓无不印证了左公在甘州大地留下的足迹。左宗棠墨宝时经多年，辗转流传至博物馆，我们有幸收藏、瞻仰，是宿缘，亦是契机。其作品入藏证明了晚清重臣在张掖活动的史实，也证明了张掖历史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张掖文化的多元性，极大地丰富了张掖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研究张掖历史、文化、教育、人物的宝贵实物资料。

图3 清 左宗棠行书对联之二

图4 清 左宗棠行楷七言联

①（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2009年版。

②徐志颖：《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

③杨祖海：《涉足张掖的历代名人》，《张掖市甘州区文史资料》，第一辑。

④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七册），刘泱泱，注解，岳麓书社，2009年。

⑤施生民：《明清时期张掖的五所书院》，《张掖市甘州区文史资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