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是人类传染病的两个“终极大魔头”——甲类传染病之一。另一个是鼠疫。迄今，霍乱一共出现过7次全球大流行，被称为“曾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瘟疫之一”。

盛行多年的“瘴气论”

很长时间内，人们搞不清楚霍乱是种什么病。

一开始，部分印度人突然出现没完没了的腹泻症状，吃什么药都治不好。更可怕的是，人们发现类似症状会出现在与病人密切接触的人身上。随着患病人群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或许是一种严重传染病。

染病的人会出现惊人腹泻，严重脱水，并附带大量钠离子和电解质流失。剧烈的恶心和呕吐，又让患者饮水极为困难，而脱水还会引发四肢痉挛和剧痛。

1817年，恒河洪水泛滥，霍乱在恒河下游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后来波及整个印度大陆，又传播到曼谷、泰国和菲律宾等地，1821年传入我国东南沿海，肆虐整个亚洲地区。

这是有记载的世界范围内第一次霍乱大流行。

19世纪，欧洲人面对未知的疾病，就其“传染性”发生争论，当时的主流观点是“瘴气论”，认为霍乱是经空气传播的。

斯诺医生的“死亡地图”

看清霍乱面目的希望首先来自一名英国医生——“神探”约翰·斯诺。

1854年，英国伦敦再一次出现了霍乱大暴发，富人们争先恐后逃离伦敦，穷人只能在绝望中祈祷。

斯诺对“瘴气论”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霍乱应该是通过被污染的水传播的。他的这个想法源于一个朴素的判断——如果霍乱是通过空气传染的，那么发病的部位应该是肺部而不是肠道。

为追查疫情，斯诺开始记录每天的死亡人数和病患人数，并且将死亡患者的地址一一标注在地图上。经过分析他发现，所有的死亡案例都发生在一个叫宽街的地方。

令他困惑的是，附近的感化院和啤酒厂像是被施了魔法，几乎没有人死亡。于是斯诺走访了当地的每一户人家，最终将“凶手”锁定在宽街的一口公用水井。

后来，他得知感化院和啤酒厂均有自己独立的水井，而且啤酒厂的工人平常只喝啤酒不喝水，所以该厂没有人感染霍乱。为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推断，斯诺继续跟进地图中没有生活在宽街水井附近的死亡案例，发现大部分死者都是常年饮用宽街水的人。

至此，所有的谜团都解开了，真正传播霍乱的介质是水。斯诺将结论上报伦敦政府，政府听取其建议封了水井，发病人数大幅减少。

科赫的“逗号”

1883年6月，第5次世界性霍乱袭击埃及，埃及政府向在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研究方面占世界领先地位的法国和德国求救，两国立即派了医疗组。

德国医疗组由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领导。在希腊的医院，科赫的医疗组对12名霍乱病人和10名死者进行了细菌学研究，发现死者的肠黏膜上有一种特别的细菌。此前一年，科赫也曾从印度寄给他的部分霍乱死者的肠中观察到大量的这种细菌。

1884年1月，他宣称，杆菌的纯培养成功，并且尸检中发现的细菌与在埃及见到的一样，但在健康人身上却总是找不到。

随后，科赫正式报告称，这种杆菌不像别的杆菌那么长直，它“有点儿弯曲，有如一个逗号”，在潮湿脏污的亚麻布上或湿润的土壤中繁殖，对干燥和弱酸溶液非常敏感。

清洁水源和疫苗助力抗衡霍乱

斯诺和科赫等人的努力，开启了科学对抗霍乱的历程。

发端于斯诺“死亡地图”的流行病学成为日后预防医学的基础，而从疫情中誕生的公共卫生理念和由此引发的公共卫生运动，推动着欧洲乃至世界公共卫生现代化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改水改厕等一系列综合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使曾长期在我国流行的古典型霍乱绝迹。

20世纪60年代初，第7次霍乱大流行传入我国后，我国加强了防疫专业队伍和监测系统的建设。针对霍乱的发生和流行，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明确指示。国务院曾为此专门召开过会议，并于1981年以国务院名义下发文件，明确提出“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防治霍乱的对策原则，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霍乱疫情和疫源地的监测和防治工作。21世纪以来，中国的霍乱疫情已经非常少见。

（摘自《科技日报》 操秀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