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丽萍　刘畅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玉堂酱园是一家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从抗战胜利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间，玉堂酱园经历了由战争年代艰难求生，到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恢复生产，再到从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转变这样一个过程。面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浪潮，玉堂酱园最终在全济宁市范围内率先提出了公私合营申请，成为山东省第一家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

危机中的希望：玉堂工会与党支部的成立

玉堂酱园始建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晚清年间，在历代资本家的经营下，玉堂酱园曾出现过一段兴盛时期。酱园所制酱菜味道鲜美，素有“味压江南”的美称。当时的东家孙氏又是济宁有名的大地主，其祖上历任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清廷要职。玉堂酱菜因而作为贡品进入宫廷，被慈禧太后赞誉为“京省驰名”。

1988 年玉堂醬园编写厂志时，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抄写的玉堂酱园给清朝皇宫贡品清单

清政府灭亡后，失去了朝廷支持的玉堂酱园在军阀的掠夺与敲诈下销量逐年下降，产品质量也大不如从前。此时的玉堂酱园内部面临着很大的隐患，企业生产设备落后，“全靠人力推磨”。同时，企业劳资关系十分紧张，资本家把工人比作牲畜，认为“牲口吃得多，还得人伺候”，压榨工人比养牲口划算。工人因不堪忍受资本家及工头的凌辱，多次发起了全厂罢工斗争。

在玉堂酱园经营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发起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38年1月12日，济宁沦陷。此后八个月内，玉堂酱园的大部分员工逃难在外，仅有部分老年工人在店内维持。日军进城后霸占了玉堂酱园的店面，对经理袁奉莪等人横加勒索。据回忆，在日军入城后八天内，玉堂就给日本翻译送去了大批美酒、数十坛酱菜和400银元。1938年恢复经营后，玉堂又经历了多次掠夺和敲诈。仅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玉堂就被抢走白糖5600斤，大米万余斤，经理袁奉莪被日本人抓走后，花4000银元方得以保释。在此情况下，面临内忧外患的玉堂酱园几近破产，“资本家深怕日本人把整个玉堂再充了公，从此缩手缩脚”，生产经营仅能“处处维持而已”。

玉堂酱园的总经理孙笃丞因此对日本人深恶痛绝，明面上继续贿赂日伪军官维持企业经营，暗地里支持抗战，劝说亲戚朋友家的青年学生“不要蹲在家里，要出去抗日”，并多次将中共城关支部书记范铁民等地下党员隐藏在玉堂酱园作坊内，使党的地下组织免遭敌寇破坏。

考虑到玉堂酱园在抗战时期的积极表现和工人们的生活需要，党和政府决定采取措施帮助玉堂酱园恢复生产。1946年济宁第一次解放后，党组织立刻派出六名干部前往玉堂，组织工人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在党的教育下，玉堂酱园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有了较大提高。1946年2月17日，在济宁市工会的组织下，玉堂酱园的全体工人和其他行业代表共2000多人参加了与资本家孙笃丞的说理大会，并与其达成了提高工人待遇、恢复生产的五项协议。同时，人民政府陆续向玉堂酱园贷款冀南币100万元，从济宁贸易公司赊粮3万斤对玉堂酱园进行了物质上的帮扶。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玉堂酱园的生产经营有了一定的起色。

然而，此时的孙笃丞对人民政府的政策仍持观望态度，认为“共产党不长”，表面应付，“以待时机”，因此抽逃资本，将1万多银元运往敌占区徐州办“同懋货栈”，同时交代留守的代理人袁奉莪“不要在外多张罗（指贷款买原料等），维持一天是一天”。解放军转移后，玉堂的资本家又对工人斗争的成果进行了倒算，推翻了工人们说理斗争的胜利成果。1947年解放军再次攻打济宁地区时，国民党反动派对玉堂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使之损失高达10万银元之多。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玉堂酱园已经停止生产，奄奄一息了。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正式作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示。济宁市第二次解放后，党组织随即派出共产党员和工会干部前往玉堂酱园开展工作，并劝回了几十名玉堂的老工人。10月份玉堂酱园党支部正式成立，11月8日工会恢复工作。在党支部和工会的领导下，工人们迅速组织起来，利用政府的贷款和供应的原料积极投入生产恢复工作。同时，工人们还通过工会积极团结资本家，主动送货并降低自己的生活费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在党支部和工会的领导下，玉堂酱园又恢复了营业，并在兖州设立了门市部。陷入经营危机的玉堂看到了重生的希望。

重建中的斗争：对资政策的调整与资本家的转变

党支部和工会的成立使玉堂酱园的生产经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资本家消极经营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依然十分紧张。同时，由于常年经营不善，玉堂内部人事臃肿，真正从事生产的工人很少，企业管理费用巨大，财务状况非常混乱。鉴于这一情况，济宁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市财产重估评审委员会，派出工作组组织劳资协商会议促使其改善经营。然而，政府的优待并没有打消玉堂资本家的顾虑。当时的总经理孙笃丞等资本家存有两怕：一怕资本核实后要纳“资本捐”，二怕资本核实后要多缴税。资本家除有以上的两怕外，他们得留空且留空，能不点就不点的思想也比较严重。对待重估工作看上去很认真，但实际上非常消极。在精简机构工作中，也是表面上配合工作组对企业的内部结构作出一定调整，暗地里却抱有“就这一缸酱吃完算完”的消极情绪，多次抽逃资金，并以周转为名趁机挥霍浪费。1950年至1952年底，企业共亏损61530元。至“五反”运动开始时，企业甚至沦落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玉堂酱园的资本家完全失去了恢复生产的信心，产生了把企业丢给政府，坐以待毙的想法。

玉堂酱园资本家破坏经营的行为在当时的工商界中普遍存在，为了整顿这一现象，中共中央于1952年发起了“五反”运动。运动开始后，济宁市政府、工会、工商联组成了联合工作组，研究了企业内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上半年即达到收支平衡，下半年即有盈余”的整顿目标。在群众的教育下，玉堂资本家在短短十几天内就交代了解放以来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产等违法行为。结合玉堂资本家抗战时期的表现和中央坦白从宽的处理原则，市有关部门最终将玉堂酱园定为了守法户。

“五反”运动的整顿和“守法户”的评定结果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资方人员，资本家自解放战争以来的抵触情绪开始有所缓解。在资本家的配合下，政府针对玉堂情况，组织政府、工会、工商联联合工作组对玉堂进行整顿。通过一个月的研究分析，明确了企业存在的问题，找出了连年亏损的原因，制订了生产恢复计划。在企业内部进一步健全党团支部和工会组织，通过劳资会议取消了以前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八项规定。同时，人民政府退回了玉堂酱园1952年全年所得税6148元，通过银行给予其2.1万元贷款扶持，粮食局也赊供了部分面粉和大豆等原材料。对于玉堂酱园滞销的商品，政府也提出了适当进行统购的方案。

在公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53年企业各项产品的产量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全年盈余36936元。玉堂酱园的资本家后来说道：“经政府耐心教育扶持及职工热情帮助，改善了生产经营管理，业务有了很大发展，在增产节约方面也获得极大成就，职工生产情绪日渐提高，资方人员信心逐渐增长”。

1953年，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6月，毛泽东第一次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并经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公布。

总路线公布后，玉堂资本家又开始担忧自己的前途命运。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景，孙笃丞说：“让我想一想。”而私底下却对其他股东和经理袁奉莪说：“公私合营，别慌，看看再说吧！”袁也对此表示认同。

为了进一步解决资本家的思想问题，市委工作组和玉堂党支部的工作人员组织资方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教育孙笃丞说：“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对私营企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第二步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先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再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玉堂是個老企业，在济宁地区有代表性，应带头搞好单独的公私合营。希望孙总经理看清潮流，做新时代的明白人。”

经过工作组的反复教育，孙笃丞终于认识到玉堂200多年变化不定、几起几落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日寇和国民党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1953年玉堂经营状况改变的原因在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帮助。孙笃丞说：“公方代表用政策帮俺看清了方向，公私合营对资方来说很优惠，是赎买，不是剥夺，这条路非走不可。”在了解公私合营优待政策的同时，孙笃丞明白了实行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他说：“现在，原料、资金都在政府手里，资本家独占企业的路堵死了。看来，只有实行公私合营，企业才有出路”。同时，市工商联负责人及时对袁奉莪开展教育，请他督促孙笃丞接受公私合营。袁看到大势所趋，也愉快地接受了市工商联交给的任务。工人们听说了公私双方交换的意见后高兴地说：“玉堂有希望了。”

玉堂资本家思想的转变既是党耐心教育的结果，又是在加工订货等政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生产链条断裂的必然结果。出于对企业和自身前途命运的考虑，玉堂酱园的资本家终于决心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

红旗下的新生：公私合营与玉堂的改革

经过几年的斗争教育，玉堂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1954年2月，玉堂资方孙笃丞和代理人袁奉莪主动召开股东大会。在征得全体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当月连续三次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申请。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山东省委统战部指示：“把济宁玉堂酱园作为全省小企业公私合营试点单位”。1954年6月8日，济宁地委印发《扩展玉堂酱园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方案》，正式决定接受玉堂酱园的公私合营申请，并投资2万元扶持玉堂酱园。1954年6月29日，公、私、劳三方代表共同签署《济宁公私合营玉堂酱园协议书》。协议书中声明“公、劳、资今后将同心协力，在党、政府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在国家计划轨道内努力生产经营，以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

虽然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申请，但当时的玉堂资方代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得不走这条道路。因此，统一思想、搞好企业内部团结是玉堂酱园开始改革的重要前提。1954年6月16日，王晓东、李凤扬等地委工作人员作为公方代表开始到玉堂工作。王晓东主动找孙笃丞、袁奉莪交朋友、谈认识，反复讲解党的对资改造政策，热情地对资方人员说：“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通过公私合营进行‘和平赎买，这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的一条新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利用是指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能够提供必需品和税收，以及吸收职工就业、进行技术培训等有利因素;‘限制是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盲目性、投机性、剥削性等消极面实行限制政策;‘改造是指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人。党派我来玉堂工作，既依靠工人，也依靠资方，靠你们的管理经验、生产技术、资金和名气，只要咱们想在一块，干在一块，玉堂准能办好。”

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公方对资方最关心的个人利益进行了初步安排。首先，对玉堂现有的实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形式，量才使用。其次，由公、私、劳三方组成清产定股委员会，清点企业财产，股息红利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进行分配。最后，规定资方孙笃丞、孙寿田的月工资为72元，袁奉莪月工资为65元，资方对此表示满意。

在企业内部组织方面，合营后的玉堂酱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玉堂酱园由经理制改为厂长制，并将原生产管理部门“七行八作”改为了四个车间和会计室、总务科。企业内部机构得到了精简，管理效率大大提升。在生产经营方面，企业首先投入了2万元用于基建，生产工厂修建了新厂房和马路，零散分布的50亩厂区和内部生产设施也连成了一片。同时，玉堂酱园安装了第一套1.5吨的锅炉和电磨等现代设备，实现了部分原料的机械化加工。玉堂工会和团支部还组织了“义务劳动大竞赛”，推动企业生产。在公方领导王晓东的带领下，孙笃丞、袁奉莪等资方代表也参加了义务劳动。据统计，在合营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全厂义务劳动时长共计2万多小时，平均每人每天义务劳动四小时。合营后的产品种类由14种增至30多种，酿造业也得以恢复。

在公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公私合营的优越性迅速体现。1954年盈余7万元，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进行了分配，资方共分得1万元，其中6000元用于认购公债。孙笃丞终于明白了“国家这一马肥了，其余三马都不挨饿”的道理。公方对资方从清产核资，到人事安排都有适当照顾，资方在企业有职有权，并付给定息五厘，这使资方深刻体会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的温暖，对搞好公私合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早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认识。中秋节公、私、劳三方代表喝酒时，孙笃丞笑着向公、劳双方代表说道：“我财迷，寸草必争，光想多弄两个，资本家本性没变。现在，想开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1955年11月和12月，内务部长谢觉哉、水利部长傅作义先后到玉堂视察，了解情况后“均对公私合营的优越性惊赞不已”。

公私合营时的玉堂酱园配料车间

1958年玉堂醬园海报

玉堂酱园合营后企业效益大增，资方利益也得到了切实保障，这使济宁其他酱菜企业看到了公私合营的好处，纷纷要求进行合营。由于玉堂酱园已经有了公私合营的经验，资方代表也彻底实现了思想转变，市政府决定“批准马太盛酱园公私合营并与原公私合营玉堂酱园并厂生产”。一年后，市委市政府又批准其余12家酱园公私合营后并入玉堂。

1956年1月20日，济宁市政府根据市委下达《关于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初步规划》，正式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当天，玉堂资方人员石贡九代表全市私营工商界向政府领导递交了喜报，其中写道：“我们踊跃而自愿地申请公私合营，于1956年1月20日蒙政府批准了我们全市私营工业的公私合营，我们感到无比喜悦与兴奋。我们表示，今后努力学习，爱国守法，在公方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完成生产任务。”至此，整个济宁市私营工商界在玉堂酱园的带领下顺利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20世纪60年代，玉堂酱园职工在腌制酱菜

大合营后，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玉堂酱园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旧社会中走来的老玉堂相比，企业发生了三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玉堂酱园的企业性质发生了变化。自1955至1957年间，公方投资35.5万元，公股达到4635万元，为私股对的2.1倍，资方丧失了绝对领导地位，玉堂酱园彻底成为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企业。其次，资方的思想和地位实现了转变。济宁解放时，资本家对中共政策不甚了解，甚至存在疑虑和恐惧。然而，在1949至1956年，中共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手段恢复和发展了玉堂酱园的生产经营，使资本家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经过公私合营，资方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转移到国家手中，资本家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变。在企业中，资方代表有职有权，孙笃丞分管后勤工作，精打细算、亲自采购用品，石贡九分管生产，经常深入一线，袁奉莪等分管经营，也积极拓展企业销售渠道。正如孙笃丞所说，公方“统人统心，待资方宽厚，不好好干，对不起党和政府”。公私合营既改造了企业，又改造了人，使旧资本家的思想和地位发生了重要转变。此外，玉堂酱园的生产经营状况也迅速发展。至1957年底，玉堂的产品种类增加至100多种，为合营前的8倍，工业产值达384万元，为合营前的6.76倍，松花蛋等部分产品甚至开始打入国际市场。企业的组织结构、厂容厂貌、生产机械化程度等方面也获得了较大改善。直至今天，坐落在古运河畔的玉堂酱园仍以选料精良，精工细作，南北风味兼蓄而深受市场欢迎。

（责任编辑 姜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