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丽霞

摘要：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始于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60多年来，大致经历了文本细读、文学阐释、文学文化史三个发展阶段。在其发展譜系中，“抒情”是文学史家的重要方法。文学史家通过挖掘“抒情”的不同面向，完成对文学历史的建构;试图在启蒙与革命之外寻找另一种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路径，并让中国文学跨越“边界”、抵达更为广阔的全球性的文学世界。

关键词：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抒情;叙史策略

文学史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文学史既包括文学通史，也包括专题史、文类史、时段史、问题史、思潮与流派史及带有文学史性质的重要作家传记等。①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发轫于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至今已有60年历史。这些文学史作为现代文学历史的文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更新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们也是海外学者想象或构建中国形象、以学术介入现实的重要方式，促进了海外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了解，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近年来，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蓬勃发展，海内外中国文学研究者互动与合作日益频繁，系统研究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又为强化中国文学的主体地位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提供借鉴。

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视角，即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审视中国文学和从中国文学脉络中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双重视野下，文学史家试图寻找对话的“纽带”，以联结中西古今。“抒情”作为一个无限增益的话语空间，成为文学史家的重要方法。本文试图梳理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审视其如何解读“抒情”并以之为方法形塑中国现代文学图景，为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脉络中锚定一个位置。

一  文学史的谱系

自1961年至今，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主要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1-1970年代，文学史家主要是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审视文本的内在形式、重视文学审美性，试图在文本中确立超越现实的、更为宏观的道德理想与价值取向;第二阶段是1980年到20世纪初，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宏大历史叙事逐渐瓦解，文学史家主要是借鉴各种理论阐释文本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往往脱离了作者真实的意图，此时的文学史逐渐成为文学史家理论操演的场域;第三阶段，近年来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通史蓬勃兴起，文学史不再囿于单一文学评价标准，内部往往出现多声部对话局面，同时注重文学与文学经典话语生成的语境，注重主体、历史与文本的相互敞开，文学史呈现出文学文化史的面貌。

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美国乃至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小说。他以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发现和阐释作品。在夏志清之后，部分学者沿着他的路径深入研究某一个或一类作家，形成了“以作家为中心”的传记史书写热潮②，如研究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萧红的传记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金介甫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1979年完成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980年出版《沈从文传》;胡志德1972年开始研究钱钟书、1977年完成博士论文《传统的革新：钱钟书与现代中国文学》、1982年出版传记《钱钟书》;以及1979年出版的葛浩文的《萧红评传》、1977年出版的乔志高的《老舍在美国》等。而另一部分学者虽然研究“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但是与社会反映论不同，他们更注重作家的主体性，尤其是作家身份与作品情感之间的裂缝与疏离。如1967年奥尔格·朗的《巴金及其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1978年内森·K·茅的《巴金》、1982年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1968年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1976年威廉·莱尔在其博士论文《鲁迅短篇小说的艺术效果》基础上形成的《鲁迅的现实观》、1976年约翰·伯宁豪森、特德·赫特斯编著的《中国革命文学》、1977年梅尔·戈德曼编著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等。

19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理论转向与文化转向，不少文学史家由本质主义文学史观转向建构主义文学史观。他们纷纷突破纯文学疆域，将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扩展到视觉文化、听觉文化等更广阔的领域，借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来阐释文本，热衷于以边缘解构中心。这一时期，文学通史出现危机，但各类中国现代文学史仍不断出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时段史，如王斑的二十世纪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学流派史，如王德威、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研究，刘剑梅、周蕾、李海燕的女性与情感文学研究，帕里·林克的鸳鸯蝴蝶派研究;文类史，如奚密的诗歌研究等等。③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文学通史开始兴盛，宇文所安等学者提出了“文学文化史”观④，更注重文本及其语境的整体性与历史性，从长时段审视中国文学。如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⑤、宇文所安和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⑥、桑禀华著的《中国文学》⑦、罗鹏和白安卓等编著的《牛津中国文学手册》⑧、齐邦媛和王德威主编的《21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⑨、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⑩、邓腾克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11、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2、顾明栋主编的《卢特利奇中国现代文学指南》13等。这些文学史家将“文学”拓宽至“文”的范畴，更注重回到中国传统语境，追溯“文”的起源：一是从中国汉字“文”的形成与演变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文学，回到言文合一、文史哲不分时期;二是注重中国“文”的宗教祭祀与神话想象价值，审视文学的文化记忆功能及其在身份认同上的价值;三是注重文学及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将可读性文本转向可写性文本，重视读者对文学经典的构建意义。具体到“现代文学”，文学史家则纷纷将目光转向中西意义上的“文”的交融与碰撞，由此关注文人朝向现代的文学变革、身体实践与情感转向。

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总体是从个人撰著到集体编著、由评判式的独奏体转为相互协商与对话的众声喧哗模式、由文学文本内部研究向文学外部世界突围。不同时期的文学史虽呈现不同的面貌，但其内核均试图重新定义中国现代文学。夏志清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传统，后来的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离不开与他跨时空的对话。14这些文学史家的对话主要在两个方面延展：一是中国现代文学与现实、文学与历史、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现代转折过程中作家们如何与现实发生联结，如何寻找身份认同且将这种私人化的表达转化为具有公共意义的文本;二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即现代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后，中国现代文学在其中呈现怎样的面貌。“抒情”作为一个无限增益的话语空间，不仅是一种文类特征、主体想象、审美理想，更是一种价值和认识论体系。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关注“抒情”的不同面向，让“抒情”成为审视文学的重要方法，从而也让这些分散的文学史文本之间形成连绵的文学史序列，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现实、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寻找契合点。E0DB8472-9D99-425D-A44F-BFD1BB5DEA8C

二  “抒情”的多重面向

目前学界较多关注域外“中国抒情传统”的发现，学者们往往试图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学术史脉络：陈世骧、唐君毅、高友工、宇文所安、普實克、王德威、陈国球等学者提出“抒情传统”并将其纳入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框架。15而与“抒情传统”同等重要的是，文学史家以其所理解的“抒情”来审视中国文学，并以文学史作为中介，形成自己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想象与建构。

文学史家大多在文类范畴中把握“抒情”。文类历来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重要议题。韦勒克、沃伦认为“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16。诺思罗普·弗莱认为“抒情诗则与梦境或幻觉相关联，也即个人与自己的交流”17。抒情诗与个人情感紧密关联，新批评就主要以抒情诗作为研究对象。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未专门研究抒情诗，但是他借鉴了新批评的方法来评判中国现代小说。他强调的“文学性”并非济慈所说的“明显的图式”（palpable design），而是“无个人目的的道德探索”（disinterested moral exploration），认为文学“不仅要探索社会问题，而且要探索政治和形而上的问题;不仅要关心社会公正，而且要关心人的终极命运之公正”18。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认为以新批评为主的批评家所谓的“道德”就是“指代人类关于意义、价值和品质的领域，而不是义务论以及后康德主义意义上贫血虚弱的责任、法律、义务、职责”19。夏志清正是通过强调抒情性修辞精髓来评价文学，如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20，以追求通往更高意义的道德与价值。

文学史家强调作为文化形式与审美志趣的“抒情”，主要从“抒”（表达）与“情”（情感）两个方面重新定义中国现代文学。首先，他们关注现代“自我”的生成，而这个“自我”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结构”21即具有等级秩序的人伦结构中的人转入现代意义以权力和义务为基础的个体。如李欧梵审视现代作家，认为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等作家是“浪漫的一代”，并且关注作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从文人身份谈文学风格，认为“文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成为新社会有地位的一群，以阔气的生活方式和美化的道德观念来维持他们在大城市中心疏离的存在”22。而所谓的“现代自我”并非是“绝对自我”。王德威在论及“抒情传统”时引用邓腾克的观点，即“尽管现代中国人志在打破旧习、反抗传统，但对西方浪漫主义的‘绝对自我——以无神、无群、无国族为极端表现——却不无保留。他们更倾向于将浪漫主义引进的资源嫁接到家国社会情境，强调个人对公共领域的重新投入。”23王德威认为浪漫主义“不仅为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资源，也为内在于抒情传统的某些元素‘重新编码。其结果是本土与海外的语言和观念发生强烈碰撞——与结合。在这一交接点，中国抒情论述的再生尤其撼人心魄”。“现代中国文学界重新‘发现了古代文学史上的三个时刻，即六朝、晚唐、晚明，就很能说明问题”。24王德威认为这三派虽看似复古，实则“通过借助汉魏六朝、晚唐、宋等不同时期的古老典范来复苏真正的诗歌，已经显示了传统的必然崩溃”。25他进一步认为，“这些文人和知识分子理解‘现代未必是万灵丹，而有了别求新声的迫切感，吊诡的是，他们竟在重新检视传统的过程里，发现了激进的寄托。这与其说是对传统的误读，不如说是刻意为之的‘时间错置（anachronism）。当过去与当下被置于共时性的平台上，起承转合的线性时间解构，传统重新洗牌，‘现代的能量因而被释出”。26

其次，现代“自我”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意味着现代抒情主体从私人场域走向公共场域，传统的私人文本逐渐成为社会公共文本。如李欧梵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关注咖啡厅、舞厅、公园、跑马场、文学期刊等公共空间，研究“摩登上海”的声、影、光等对作家的现代性感受与想象的影响，并且强调这种私人的情感落实在文字里成为新的话语模式，塑造着一批批新的读者、形成新的审美形态。27再者，现代性转型时期，抒情“自我”在审美上往往呈现出“颓废”感。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认为“进步即颓废，反之，颓废即进步”28。李欧梵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个人主义与现代文学中的“颓废”29。王德威延续并发展了这种学术理路，有意识地反拨直线的历史观，强调矛盾性与混杂性。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王德威认为“清末民初文学的现代性表现出了自我矛盾的现象，它并非仅出于严复、梁启超所想象的维新形式，也出于这些人所期期以为不可的堕落形式，这两者纠缠迂回，无时或以。所谓的‘颓废虽有贬义，但不为其所限。颓废代表着一个文明熟极而腐的现象，以及对腐朽和崩颓所做出的虚假甚至是病态的回应。颓废也是一种‘去其节奏，是既有秩序的堕落，有意无意的错置，以及在文化巅峰过后，观念和形式的分崩离析。在其第二种含义上，颓废是正常秩序的异常化，它也成为现代性生成的预设”。30在论述中国晚清至现代的文学与学术风格时，他抓住革命和回旋、颓废与“去其节奏”共存共生的抒情美学风格，强调“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并立，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力求改革、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抛弃过去，而是在重建历史中完成对现代的思考;他们通过零星片爪来把握世界，以感性弥合碎片的世界，呈现出“世纪末”的苍凉。这种既朝前又回望的形式显现出“历史的天使”的面容，试图落实“招魂”与“祛魅”的辩证，挣脱历史理性的牢笼。

另一批研究者从“情”的角度开拓新的研究领地，聚焦于探究情感与性别、革命、民族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基于对“情” 的不同理解，呈现出不同路径：一、将情爱看作有别于理性的激情，聚焦于讨论革命与情爱之间的关系，如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中，将革命与情爱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不断流动的、多变的，现代文学实践被这两者不断变化的复杂的互动关系所改变。31二、从性别情感差异的角度审视权力差异，如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一方面使女性的情感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甚至将这些情感放在与英雄人物和爱国人士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让这种释放以大众传播的方式在现代城市中流传;另一方面，它们在是否将妇女作为可变革人物的态度上暧昧不清。其中的保守主义不过是对历史一厢情愿的重新建构，与其说是回归过去，不如说其实质是指向传统的消失。她据此重新审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地位，认为它们实际参与着解构传统。32周蕾以“女性”作为恋物的对象，透视现代中国受到西方影响后的情感结构;她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中女性的情感、身体、细节等是如何被宏大主题所征用，从边缘重新反思男性社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将情感看作不断流变与重塑的话语体系，如李海燕在《心灵革命》中认为“情感话语不仅是内心情绪的表达与表现，同时也参与了社会秩序（再）定义和自我与社会形式（再）生产的发声实践”33。她运用谱系学与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化用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把流动的“感觉”与相对稳定的“结构”组合起来，将中国现代社会分为三种感觉结构：儒家的感觉结构、启蒙的感觉结构、革命的感觉结构34。还有一些学者分析社会变革时期的混杂、多义与不确定性的情感。如在《现代汉诗》中，奚密从现代汉诗内在的情感结构、形式等角度去探索新诗特征。她提出现代汉诗中的寂寞之感源自“传统-现代”的断裂;与这种“感性”相对应的是意象、主题的选择以及诗歌成规乃至文学观念的变化。35她还为抗战时期的爱情小说在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位置，认为“抗战期间，爱情小说依然广受读者欢迎，并在新兴作家的笔下呈现变化。有趣的是，此现象恰恰发生在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1895—1967）不再写爱情转而创作二十多部社会政治小说之际。新的爱情小说可以徐訏（1908—1980）和无名氏（1917—1986）为代表”。36她打破西方叙事学意义上的想象读者即隐含读者的限制，将阅读史视野中的读者即真实读者纳入文学史，关注徐訏与无名氏等的爱情小说在不同地区与时期的阅读接受状况，尤其谈到即使无名氏身陷囹圄，“他写于抗战时期的爱情小说仍以手抄本的形式得以暗中流转”37。奚密由此将真实读者要素引入文学史，呈现文学现场的抒情面向。E0DB8472-9D99-425D-A44F-BFD1BB5DEA8C

“抒情”暗含着文学、主体与历史的相互敞开，文史互证或者诗心蕴史，以及文学史家的由文及史、由文到人。在历史转折时期，个体或是采取直接迎向现实的积极行动，或是保持沉默、归隐、自绝等姿态。同时，在现代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个体的本土性情感方式也朝向世界发生流变。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王德威注意到晚清文人在面对社会大变时，力求重释“情”。如他认为“龚自珍的诗作，最明显的特征在于一种主观情感的倾向，一种对历史活力的想象，以及一种潜藏在末世视野中的政治能动性”;“龚自珍更视‘情为一种持续的政治和文化动力，他希望在这样的语境中重新理解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并非一种规定人类活动的超自然力量，历史显示出一种变化的复杂性，只有个体参与和成为体制形态时方才具有意义。他认为，只有那些具备侠骨之人，能够干预历史的进程;只有那些拥有柔肠之人，能够触碰历史的忧郁核心”。38龚自珍将“情”与“史”放在并重的位置，并以“有情”的眼光注视历史与当下，正是“抒情”重要面向。在该书的“西方文学和话语之翻译”部分，石静远梳理了严复、林纾、周氏兄弟等的文学翻译，认为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异域文化展现出新“世界”中复杂多样的关系与社会的多种层面，并借此重新想象世界。39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文学史家关注到容闳等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教育后，转换视角，运用新意象、新形式去书写感情，重新审视与想象中国。40

三  作为纽带的“抒情”

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域外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文本，以“抒情”作为纽带，打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视界，联结起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以“抒情”作为方法，试图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研究的“同时性”序列。早期的文学史大多以文类作为基础，而文类之间是存在等级秩序的，这为进化论的文学史提供了结构性的依据。沃伦与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进化论的观点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把“文学的发展和从生到死的封闭进化过程之间做生物学的类比”，即文学类型会经历发展＼极致、枯萎、凋谢、消失的过程;另一种认为文学的发展不仅有一系列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朝向一定的目的。41长期以来，欧美的文学研究与北美的中国文学研究都受到这两种进化论的影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抒情”作为解码符号重新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寻找中西文学可比之处，試图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性文学研究场域。在夏氏小说史出版十年后，1971年陈世骧在《论中国抒情传统》中提出了“中国抒情传统”，认为“与欧洲文学传统——我称之为史诗的及戏剧的传统——并列时，中国的抒情传统卓然显现”42。这一提法从某种程度上可谓与夏志清的旨趣遥相呼应。

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视“抒情”为一种“参数”，将原有的二元论述三角化，亦即关注“革命”“启蒙”“抒情”三者的互动关系43。他们通过重新建构抒情审美话语体系、解读现代文学生成与流通中“情”的要素，试图恢复宏大历史叙事之外失散的话语。正如王德威认为“革命的能量既源于电光火石的政治行动，也来自动人心魄的诗性号召;而启蒙虽然意指知识的推陈出新，但若无灵光一现的创造性情怀则难以成其大”，由此他“视抒情为批判的界面，用以呈现中国后革命、后启蒙时代里，另一思辨现代性的方法”44。

“抒情”穿梭在文本之间，它试图联结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记忆与历史、主体与世界。当下世界已由认知-工具理性转入社会交往，主体间的“关系”成为重要议题。“世界中”的文学正是处于这种动态的、持续的互动之中。“抒情”作为一种联结人与世界的中介，它表现为人如何面对自我、他人与世界，尤其是所谓的“幽暗意识”即“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与省悟”45。文学史家重视“人”的位置与知识分子的“心迹”，注视他们在世界与文本之间的游走及其所形成的一个个灵动而充满生命气息的场域。对于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而言，无论是晚清以来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还是王国维、陈寅恪、龚自珍等人在历史中不断回返内心、回返传统，亦或是当代中国韩松、刘慈欣等通过科幻文学构造想象的世界，都是个体对世界的回应。他们所认为的“情”不仅仅是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情”，更是一种主体实践，即知识分子通过构建抒情诗学或者以具有诗性的身体实践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

结  语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种专门史，它集历史性、现代性与当下性于一体，不断地回应着世界的变化。自1961年以来，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经历了从“他者”眼光审视中国文学到“在世界中”研究中国文学的转变。可以说“抒情”贯穿了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始终，成为跨文化、跨语境、跨时空的存在;文学史家试图通过挖掘抒情性文类的特征、描摹转折时期个人与世界之间的新型关系，来重勘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与重绘文学史版图;同时，他们将抒情主体融入公共领域，关注主体的行动，触及“情”与“史”、“小我”与“大我”的碰撞，叩问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回旋，从而突破直线的、进步的历史观念，描述多元的历史。近年来，文学史家力图打破以事件史等为主的短时段叙史方法，强调以心态史等为主的长时段历史研究，在漫长的历史延长线上审视中国文学，关注文学的整体性、中西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让中国文学跨越“边界”，抵达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

注释：

①参阅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页。

②参阅〔美〕张英进：《五十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③参阅〔美〕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总序》，《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④〔美〕孙康宜、宇文所安：《在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中书写“文学文化史”》，《东方早报》2013年7月20日。

⑤Victor H.Mair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E0DB8472-9D99-425D-A44F-BFD1BB5DEA8C

⑥Kang-i Sun Chang、Stephen Owen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⑦Sabina Knight，Chinese Literatu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⑧Carlos Rojas and Andrea Bach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teratur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⑨Pang-Yuan Chi、David Der-Wei Wang eds，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 A Critical Surve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

⑩YingjinZhang，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ey-Blackwell，2016.

11Kirk Denton ed，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

12David Der-wei Wanged，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13Mingdong.G.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2019.

14正如王德威所言“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问世近40年后的今天，此书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世纪末的学者治现代中国文学时，也许碰触许多夏当年无从预见的理论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美〕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见〔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15参阅〔美〕 王德威：《“有情”的歷史》，见陈国球、〔美〕王德威编 ：《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49页。

164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第255页。

17〔加拿大〕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2页。

18〔美〕夏志清：《中国文学纵横》，万芷均等译，刘绍铭校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2-53页。

19〔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陈晓菲校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20〔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

21〔美〕费孝通：《乡土社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22〔美〕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23Kirk A. Denton.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04-105.转引自〔美〕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涂航等译，麦田出版2017年版，第117页。

24264344〔美〕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涂航等译，麦田出版2017年版，第117页，第118-119页，引言第4页，引言第5-6页。

253036373839〔美〕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70页，第508页，第626页，第628页，第466页，第595页。

27〔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8〔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6页。

29参见〔美〕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31〔美〕刘剑梅：《革命与情爱：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郭冰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

32参阅〔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 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1-87页。

33〔美〕 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34李海燕认为，“儒家的感觉结构”主要侧重于将伦理准则转化为主观性的有意义的经验，并用对国家与家庭的兴趣给黑格尔所谓的“爱的冲突”赋予了戏剧化的色彩;“启蒙的感觉结构”则追求与儒家结构在认识论上的彻底决裂，拒斥儒家的价值观，而青睐以表现主义（expressivist）或物理主义的方式对情绪加以理解，并推崇其他一些启蒙式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普世性的模式;“革命的感觉结构”则否定了启蒙结构中激进的成分，并恢复了儒家结构中的一些要素，它既是主体性的“补充”，又响应着严厉的号召而“抹去其补充性的角色”。〔美〕李海燕：《心灵革命： 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7页。

35参阅〔美〕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宋炳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0页。

40〔美〕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王珂等译，麦田出版2021年版，第107-112页。

42〔美〕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张晖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页。

45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赵雷E0DB8472-9D99-425D-A44F-BFD1BB5DEA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