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

国内现有关国外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研究的梳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讲话》在不同国家的翻译版本的梳理;第二，国外部分作家团体对《讲话》的接受情况;第三，《讲话》在英语世界的阶段性传播与接受，以杜博妮翻译的《讲话》为主。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国外关于《讲话》的研究进行更细致的横向划分，分析并论述在过去80年间，国外对《讲话》的研究有哪些视角与方法，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观点与角度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国外对《讲话》的译介、接受、评价与全球各国的政治经济局势、权力资本、高校学科建制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让中国的《讲话》与世界建立起联系的正是这种“同时代性”。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广泛的左翼文艺运动，但这些运动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却遭受了挫败，反观中国的文艺却在进入延安后有了新的发展，这无疑提供了一种出路。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力量前所未有的增长为前所未有的反共动员力量提供了帮助。“美国逐渐成为全球支配力量，包括在老牌殖民主义退出的地区;它将新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内化进自己的霸权体系，而对那些拒绝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体系而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贫穷国家，则采用孤立进而破坏的手段。”[1] “欧洲的资本主义地区则是在现存的社会主义被遏制，并且结合使用战争（在希腊，造成8万人死亡）、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割与占领（在德国）、战争恐吓与武力炫耀（杜鲁门主义、北约、核武器部署、25万联合部队——主要是美军——永久驻扎在西德，在英法拥有巨大的军工结合体），以及为欧洲劳工建立福利国家和保守的社会民主政治打下坚实基础的巨大投资和高速增长（马歇尔计划、欧洲美元经济、普遍的福特主义）的情况下得以安全发展的。”[2]这段时间形成的一边倒局面成为对抗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正是此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这种成功作为典范，为克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与前进方向。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讲话》的传播、接受与评价更多地与这一大背景有关。到了80年代，世界结构经历了历史性的大变动，全球新自由主义转向也导致了学术的转向，文学学科也变成“专门化、学术性、具有‘技术专长的学科，跟社会科学的风格非常相似”。“学术转向之后的文学研究虽然表面上很注重政治化，却只剩下文化分析。”[3]《讲话》逐渐被作为文学理论文本进行解读，开始探讨毛泽东的文艺接受论，讨论《讲话》中体现出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来源问题;该以怎样的参照系来看《讲话》;与西方文学研究的观点进行比较与对话等。

一

《讲话》的大部分国外译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只有三个国家例外，即与中国毗邻的朝鲜、日本和苏联。

朝鲜在1945年12月就由咸镜南道翻译了《讲话》，是最早翻译《讲话》的国家。而在这之前，朝鲜最迟在1943年就已经翻译了《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文学艺术总同盟连续组织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讨论会，每次都有四、五十人参加，经常参加的有作家韩雪野、金史良、田在耕、崔明翊，评论家安含光，诗人李灿，剧作家韩泰泉等多人。他们一致认为毛主席的讲话，解决了人民文艺建设的基本方向问题。当时，文学艺术总同盟即以金日成将军的指示以及苏联文艺方针和毛主席的文艺讲话为指导方针，号召全体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了解和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为人民创作通俗化的作品。”[4]

《讲话》在日本于1946年由新日本文学会主编，千田九一翻译为《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5]同一年被翻译过去的还有《新民主主义论》。在前言中，新日本文学会指出，《讲话》使中国的民主主义文艺运动“摆脱了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主义，将方向转变到为民众服务的民主革命路线文艺运动上来了”[6]。《讲话》的翻译源于日本战后的“近代文学派”与“新日本文学会”之争，“近代文学派”出于对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和战时“国策文学”的反省，主张“艺术至上主义”，这种将政治与文学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遭到了“新日本文学会”的批判，而《讲话》正好为其提供了理论武器。[7]

苏联虽是在1949年以后才大量发行俄译本《讲话》，但毛泽东《讲话》在延安出版的版本却早已流传到苏联，据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博士介绍，“苏联中国学图书馆收藏有包括延安出版最早的‘1943年10月解放社本在内的好几种不同版本的《讲话》。”[8]《讲话》流传到苏联的时期正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苏联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拟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教学大纲》就规定，将《讲话》作为“补充参考之一”。

朝鲜对《讲话》的翻译及学习与两国国情的相似性有关，在当时，虽然二战已经结束，可朝鲜半岛却由于“三八线”的划分而面临分裂，《讲话》的内容恰符合朝鲜的需求，并提供了一个明晰走向。日本对《讲话》的接受也是战后迷茫中的一种方向选择与尝试，二战后，日本依旧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并未能真正解决民族与国家独立问题，中国的经验为日本提供了一定的养料。苏联虽然在1934年就發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方针，但《讲话》并非是对苏联策略方针的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改进与发展，这些也为苏联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

新中国成立后，《讲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传播，不再局限于邻国。国外对中国与毛泽东早有所关注，当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首次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向国际社会介绍毛泽东时，毛泽东就被描述为一位有能力、有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不仅战胜了强大的对手，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更强大的中国。[9]正是这本书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浓厚兴趣，1937年还在丹麦流亡的布莱希特甚至为毛泽东作了首短诗。[10]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巨大的阶段性胜利，它让世界看到，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更赢得了反对美国支持的民族主义军队的革命胜利，而且是在面临着相对较弱的陆军基地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的挑战下成功的，这使得他受到了许多世界领导人的钦佩。“对其他人来说，他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承诺，作为克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他的政治成功激发了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以及美国和欧洲对建制机构的内部抵制。”[11]2EEF1FB6-13A6-4C0B-8760-39F25D6DB363

率先翻译《讲话》的是美国、德国和法国。纽约《工人日报》摘译登载了《讲话》，在单行本尚未出现之前，纽约一些进步文艺工作者就曾根据译文手稿研究并讨论了《讲话》内容。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关注除了来自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介绍，也与其在东亚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学科建制上则体现在由费正清开创的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早在1940年，费正清就呼吁将东亚列入美国学校课程，认为这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49年，他在哈佛大学开设了“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课程，并在1955年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49年10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柏林《东方与西方》杂志出版了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德文《讲话》节译本，同一时间，法国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讲话》的法译本，在卷首编者写道：“这本书里的毛泽东的论文是在好久以前发表的，但是它对目前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和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方向仍旧起着指导作用。毛泽东在论文中所做的明确指示，在中国最近各次艺术家和作家会议上一直被遵循着和肯定着。”[12]1950年12月，柏林汉舍尔出版公司又根据法译本，出版了德文全译本。当时，德国的《劳动月刊》《柏林日报》《世界论坛》《星期日》等报刊，均发表了关于这篇《讲话》的摘要或评论。其中有一篇评论指出，毛泽东的创造性在于“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艺术理论具体地运用到中国的当前情况中”，《讲话》对“目前德国形势并从而找出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特点，有着极大的帮助”。[13]

1950年朝韩战争爆发，美国出兵，日本进一步沦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中国派兵抗美援朝，再次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仅在1950到1951年，《讲话》就被纷纷翻译到印度、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美国、古巴和巴西等国。1952年，在《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国纷纷表示庆祝，德国召开了第三届作家代表大会并举行了《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会，会上《讲话》作为代表大会参考文件之一，发给作家们，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以及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乌布利希指出：“毛泽东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所带来的新中国人民文学艺术上的收获，给德国文艺界一个有力的鼓舞。”[14]印度人民戏剧协会秘书长尼兰真·森说：“印度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阅读、讨论、应用过这篇文章。我们正在努力融会和了解这篇杰作——分析和统一文艺界各种倾向的唯一指针——把它的教训应用在印度的具体实际中。所有正直的作家和艺术家都认为，这篇文章是正在为创造人民文艺而做艰苦斗争的印度作家和艺术家的唯一基本原则和他们手中的最锋利的武器。”[15]印地文月刊《天鹅》的编辑、作家莱伊说：“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与毛泽东主席的另一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尤其和其中关于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彼此关连的。它是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任务的一个完满的阐释。毫无疑问，它可以大大帮助我们印度的进步作家和知识分子具体提出我们自己的文化任务，订出履行这些任务的办法，因为我们的工作处境和他们的很相像。”[16]匈牙利《文学报》刊载的《毛泽东论文学》一文强调指出：“《讲话》在目前已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奋斗的国际武库中的光辉的武器。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大踏步向前迈进的中国文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世界一切进步文学以及我们的新文学的指南。”[17]在日本，竹内好提出了“国民文学论”在日本文坛引发争论。在此之前，藏原惟人曾指出《讲话》的原理要与日本自身情况结合才能具有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但他并未对此做更加深入的展开，此时竹内好提出的“国民文学论”正是紧扣了日本战后的政治状况与文学状况所展开的思索。竹内好认为，中国近代文学贯穿着想要国民统一的愿望，而日本此时面临的正是受美国掌控下的民族与国家独立问题，虽然“近代文学派”主张“艺术至上”，但这一主张本就是针对战时“国策文学”的反思提出的，所以本身也无法脱离“政治”，民族独立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学问题。[18]

朝鲜战争结束，紧接着却又爆发了越南战争等。1958年，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剥削与压迫，30余个国家联合成立了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后来该机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苏联的修正主义。在1967年《讲话》发表25周年之际，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北京对《讲话》展开了热烈讨论。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说：“我们举行这次讨论会的目的是，研究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把被压迫的各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两个战线——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结合起来。”[19]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查禾多说：“毛主席的《讲话》这部伟大著作，是中国人民战胜内外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修正主义，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民主与和平的思想武器。”[20]

一直以来，非洲经历了黑人反抗白人政权争取民族独立时期，在革命成功后，大部分非洲国家又出现了虽取代了帝国主义但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变种的严重内战与独裁统治，种族压迫变成了阶级压迫，争取解放成为他们的重点目标。“《讲话》是反抗文学的系统化的理论表述。……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是社会底层阶级要求革命的文学表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里，第三世界要求革命的社会底层和他们的压迫阶级不断变化。”[21]对于非洲大部分国家来说，不仅经历了种族压迫还经历了阶级压迫，而此时，《讲话》正好提供了一套理解文艺目的和规律的阶级话语，与反独裁的政治目标相一致。

1966年中国爆发“文革”，这对法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即1968年的“五月风暴”。虽然早在1954年萨特与波伏娃就曾来到北京参加国庆，并分别写下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我们所见到的中国》和《长征：中国纪行》，但并不是对《讲话》展开的讨论。法国毛主义成员们的集体导师阿尔都塞虽然也較早就关注了中国，但“阿尔都塞与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两个时刻，都与《矛盾论》有关”[22]。不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的阶级性等文艺思想深远地影响了阿尔都塞学派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特别是阿尔都塞、朗西埃、巴迪欧、巴里巴尔等”[23]。1966年法国成立了主要由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构成的信奉毛主义的“共青盟”，并推崇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思想，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团体中的重要人物有罗贝尔·黎纳、邦尼·莱维，还有朗西埃等，都是阿尔都塞的学生。在群众思想的指导下，其在1967年发起了“扎根”运动，即让青年学生到工厂社区，走到群众中去工作与生活，在工人中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展开对底层民众的调研。1968年“共青盟”被法国政府取缔，“无产阶级左派”诞生，这一组织在1974年正式解散，朗西埃依旧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并在其解散后创办了杂志《逻辑造反》，“将毛主义与激进左翼运动的经验转化学术研究”。[24]朗西埃“深度吸收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文艺政治观”，“在他的政治歧义、感性分配和文学政治中，都能够看到毛泽东人民文艺的当代回响”。[25]巴里巴尔和马舍雷在1974年仔细阅读了《讲话》后，发表了《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探讨了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2EEF1FB6-13A6-4C0B-8760-39F25D6DB363

为什么中国的《讲话》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理查德·沃林将中国称为“天空的另一半”，并指出：“在1949年，继20年的漫长斗争之后，毛泽东成功地为世界提供了一套全新的以农民阶级为核心的革命模式——一个似乎很好地适应于这个全球反殖民斗争时期的模式。”[26]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讲话》的传播与接受，无论是亚非拉这些迫切寻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国家，对苏联与法国共产党（PCF）产生幻灭感的法国，还是反对种族主义的美国“黑豹党”，寻求变革的德国“K”群体、意大利共产党，都热切地希望中国的经验可以化为解决本国政治自身各类病症的良方，这些国家在《讲话》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本国形势产生的一系列革命都是对未来出路的摸索与尝试，是战后迷茫中的一个明晰选择。

三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在《讲话》发表的30周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中日邦交也开始正常化，一系列大事件的发生凸显了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由于朝鲜半岛分裂，受到冷战因素影响的韩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翻译过毛泽东的著作。雖然在60年代有部分关于毛泽东介绍的韩文书籍，但在毛泽东著作方面，一直处于空白状态。“1972年，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延世大学、全南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中文系，突破了韩国外国语大学（1944年设立中文系）、国立首尔大学（1945年设立中文系）和成均馆大学（1955年设立中文系）三分韩国中文天下的局面。1974年5月，韩国政府在汉阳大学设立中国问题研究所，标志着新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正式获得韩国官方的通行证，韩国的中国研究也因此在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等综合性研究平台之外获得了一个更具专业性、研究条件也更为优裕的平台，从而进入了较60年代更具规模和力度、影响也更为深远的中国研究开拓期。”[27]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译介、研究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期。虽然在70年代韩国大学中文系相继开设，但对中国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语言学和古典文学领域，直到80年代才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学科。1986年韩国正式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作为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热点的中国左翼文学研究、《讲话》研究以及包括《讲话》在内的毛泽东文艺论著和部分大陆文艺理论教科书的译介多多少少都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这一名分的庇护和依托分不开的。”《讲话》影响了韩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族·民众文学运动”和“MOOK运动”，李大可认为，对包括《讲话》在内的毛泽东著作的译介是一种基于韩国本土需求和可能性而发生的对异域文化的“拿来”行为。[28]

进入20世纪70到80年代，国外对《讲话》的接受与研究出现了明显转向，《讲话》不再被作为一个革命意识形态的支柱，而开始了向文学理论文本的转变，对《讲话》的研究更为“学术化”。这与世界局势变化和各国大学内的学科建设有关。“高等教研机构里的文学研究者不再护卫或介入‘整体文化，他们当然也不会把自己定义为‘业余爱好者。相反，他们视自己为专家型学者，承担着显然更为专业的任务，即以其他专家型学者为受众，为他们生产历史文化知识。如果说转向‘文化分析意味着转向左翼，那么这门学科也正是在此时接受了自我转型，成为仅仅做出观察评论的学科，止于追踪文化的进展而不再抱有任何干预文化的大使命。”[29]这一时期对《讲话》的研究也越发呈现多样化，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问题：

首先，国外对《讲话》中体现出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来源问题展开了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讲话》中所表达的观点并非原创，很多学者会将其与苏联做比较，甚至认为是对苏联文艺观点的不加批判的接受;另一部分学者认识到了《讲话》中体现出的中国特色，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的建构。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指出：“任何从非中国的参照系来看毛泽东作品的人，通常都会在俄罗斯的经历中寻找相似之处。”而实际上，“在中国，问题不同，毛泽东的反应也不同……在这些书中，毛泽东经常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实际上很少引用这些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与中国经典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量典故相比。”[30]

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42年制定的文学标准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义要求所制定的标准相似”;“毛泽东的《讲话》既不是原创的，也不是没有对手的”。[31]布鲁曼指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信仰归功于马克思”，但对“帝国主义”等方面的具体分析得益于列宁，“列宁主义学说强调有意识的行动是刺激社会变革的关键要素……组织是行动的关键，发展一个纪律严明、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党，领导革命，建设新社会，是至关重要的。”[32]王凡西认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完全继承自斯大林”，二者都是“对列宁的齿轮与螺丝钉比喻不加修正和限定的挪用”，1942年的《讲话》与“1934年9月，苏联作家协会发布的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方针中归结出的两个标准”一致。[33]

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则以中国为参照系进行解读，认为“毛泽东是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古典哲学中借鉴的真理、知识与辩证法理论”[34]。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作家要改变意识才能创造革命文学，这种寻求知识分子与大众相结合的观念是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左翼文坛广泛讨论的理论的总结”[35]。杜博妮更是认为，《讲话》中提出的很多论点“源于毛泽东自己作为诗人的实践”[36]，不仅具有先进性且具有原创性。吕兴认为，《讲话》传播了毛泽东“自己的修辞和说服理论”，“显著地改变了来到延安革命根据地的中国精英的社会意识”，他将普通人及其生活经历看作真理与知识真正来源的观点，“帮助他们认识到语言在控制敌人方面的力量，培养了针对普通人利益的说服性语言的使用”。[37]

强调这种原创性与中国化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毛泽东是通过瞿秋白才了解到苏联的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运动与RAPP（全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讲话》中所体现出的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他的思想并非如后来所解释的那样教条主义，而是对中国与西方文学模式的平衡运用，“他从未明确谴责西方文学模式，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关键作用”。他以一种“高度浪漫和革命的方式看待艺术”，认为艺术可以帮助大众“推进历史前进”。可是，这种对文化范围内的潮流多样性与艺术有效性的欣赏却往往为西方批评家所忽视。同时，毛泽东对文学的政治/道德角色的看法，这种将艺术与政治的有机联系并非简单地从苏联那里“拿来”而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38]虽然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是列宁，但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却是毛泽东，他提出的“文艺为人民”的原则，以及对“人民”的强调，是中国形态的着力所在。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人民组成部分的论述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人民概念的内涵做了实事求是的解释”[39]。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强调，则构成了“中国形态的又一重要维度”[40]。2EEF1FB6-13A6-4C0B-8760-39F25D6DB363

其次，对毛泽东《讲话》中体现的“文艺接受论”，即人民—作家—作品—人民的模式展开讨论。[41]《讲话》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做了全面阐述，其中的“人民”概念，“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中最能体现中国形态理论特色的一个核心概念，可视为中国形态对世界文学批评的贡献”。[42]杜博妮指出：“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中，中国革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43]这源于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只认同“精英文化的艺术，或者更狭义地说，西方精英文化的艺术”，而这导致了他们对“大众”的忽视。西方文学研究中对文艺受众问题的研究被称为“接受研究”或纳入“文学社会学”，而对这一兴趣的增长远在毛泽东之后。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呼吁一种新的文学为新阶级的利益服务，但并没有暗示它的基本性质。列宁与马克思一样尊重欧洲文学遗产，也对无产阶级发展自己的文学必要性有所了解，五四时期的左翼作家们也肯定并承认了这一需求，可“正是毛泽东把观众带到了中国討论的前沿，他对观众需求和观众对作家的影响的分析仍然是《讲话》中最重要和最具创新性的部分之一”[44]。

毛泽东将重点缩小到了最基本、最本质的问题：受众问题。其他一切都依赖于此，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作家为谁服务，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接触到作家的受众。毛泽东反复强调，作家与艺术家是“文艺工作者”，他将他们看作是工匠或技术人员，强调艺术创作是一种“打磨”。作家与艺术家的天赋是通过培训而提高的，是一种“社会成就”，而不是“先知或敏感的人，对宇宙或人类思维的运作有独特的洞察力”。毛泽东也分享了自己对于体力劳动者的态度的转变，杜博妮指出，这可以被看作是“导言的核心部分”。关于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对王实味等作家的批评，杜博妮认为，这些作家“对作家道德优越性的主张几乎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作家和人类的其他成员一样贪得无厌，他们的动机也和政客和官僚一样复杂：有些人真正关心整个人类，有些人——甚至是伟大的作家——非常自私，蔑视‘普通人”[45]。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指出，毛泽东的目标“不是创造一种新的艺术，而是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阶层”[46]。

另有学者对文艺的政治维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这也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强调的。“毛泽东不仅把阶级政治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群众政治，与一定的时代结合起来，而且强调一定阶级和群众的经济利益只有依靠一定的政治才能得到应有的保证。”“对文化和文艺等上层建筑的‘伟大影响和作用的估计和功能的重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47]杜博妮指出，这种政治标准优先的直截了当的确定性对许多中国和西方读者来说，似乎是对他们自己“艺术敏感性的公正性的故意攻击”，但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实是，正如一部文学作品必须考虑其在修辞上对受众的可接受性，它在政治上对不同受众的可能性也必须被考虑在内”。[48]因为我们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形式美而选择让它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定是基于它所代表的基本价值观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相一致。“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会反映一定民族、时代、社会集团的需要、意志和愿望，并按照一定社会集团和成员的愿望、要求去改造世界。”[49]正如约瑟夫·诺思所说：“驱动人们去追求真理，并赋予这一追求以意义的东西，恰恰是人们的利益，甚至政治利益。”[50]杜博妮指出，大多数西方观察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应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政治标准的优先性。

四、结语

各国对《讲话》的接受，不同受众对《讲话》的理解与评价，反映了从不同视角与参照系出发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无论是批评反对还是赞同支持，其话语本身都反映了一定的立场与倾向，这些立场与倾向的背后是拥有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国外在过去80年中对《讲话》的读解、分析与接受，映射出时代的变化与不同语境的转化，与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脉络、权力资本的变更、高校学科的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不同国家的理论的碰撞与比较，使得作为中国本土化的《讲话》具有了全球性意义，《讲话》所承载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具有了世界性意义。

【作者简介】孙 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注释：

[1][2]〔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易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第22页。

[3][29][50]〔美〕约瑟夫·诺思：《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张德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第16页，序言。

[4]《朝鲜文艺界和欧美各国进步文艺界重视毛主席关于文艺路线的指示 广泛出版和研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年5月23日。

[5][8]赵生明：《新中国出版发行事业的摇篮》，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第148页。

[6][7][18]王志松：《毛泽东文艺理论在日本的接受》，《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

[9][11][34][37]Xing Lu，The Rhetoric of Mao Zedong Transforming China and Its People，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17，p.3，p.2，p.11，p.11.

[10][41]曾军：《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12][13][14][17]冯贵民、高金华：《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822页，第821页，第821-822页，第821页。

[15][16]《印度进步作家、艺术家赞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年6月22日。

[19][20]《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 热烈欢呼世界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人民日报》1967年6月1日。2EEF1FB6-13A6-4C0B-8760-39F25D6DB363

[21] 劉卓：《“延安文艺”研究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90页。

[22]〔法〕E. 巴里巴尔：《阿尔都塞与中国》，吴志峰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4期。

[23][24][25]韩振江：《“东风西进”：法国激进左翼文论与毛泽东思想》，《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4期。

[26]Richard Wolin，The Wind from the East：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1.

[27][28]李大可、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30][46] Frederick Starr，Mao-Tse-Tung on Literature and Art， Leonardo， Vol. 3， No. 3， 1970.

[31][32][35]Howard L. Boorman， The Literary World of Mao Tse-tung，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 1963.

[33]Wang Fanxi，Mao Zedong thought，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regor Benton， Boston：Brill，2020，p.204.

[36][43][44][45][48]McDougall， Bonnie S.，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T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Michigan：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1980，p.10，p.5，p.15，p.32，p.28.

[38]Joshua S. Mostow，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467.

[39][40][42][47][49]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第70页，第11页，第86页，第87页。2EEF1FB6-13A6-4C0B-8760-39F25D6DB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