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我们都知道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无法摆脱全球化的阴影。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化进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于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方兴未艾，特别我们都知道，自从特朗普高举起“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大旗以来，我们国内很多人在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情况时该怎么办？我的看法是，在这股“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大潮中，中国应该当仁不让，勇敢地承担起全球化进程中的领军角色。

所以我就提出，我们不仅在经济上，同时也要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来审视全球化现象。确实，当今所有最有理论敏感性的人文学者都或主动或被动地介入了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或者涉及与全球化和文化相关的问题，显然这个话题已经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最为关注的前沿理论话题之一。我们现在来看看全球化带给我们什么。地球上只有20%是有人居住的，而80%都是海洋。因此法国的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便认为，英语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术语用来描述文化上的全球化并不准确，他主张用一个法语词“世界化”（mondialisation）来代替文化上的全球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后果确实是导致了贫富等级的差距，所以全球化在世界各地也遭到了一些抵制和反对。欧洲人认为这是美国化，标志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

不可否认，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说西式的面包、宜家家具、可口可乐的广告在全世界都可以见到，我们中国的工商银行的广告也做到了全世界，而且不光是工商银行，中国的语言现在也在走向世界。比如说，我到俄罗斯去访问时，在莫斯科机场就看到这样的情形：按理说表明航班信息首先是俄文，然后是英文，但是俄文的字号很大，英文却很小，然而中文却很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人知道到俄罗斯旅游的很多是中国人，他们便直接用中文做广告，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市场对俄罗斯是最重要的，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去购物的并不太多，所以俄罗斯人希望赚中国人的钱，便不惜工本用中文做广告。

这样看来，全球化确实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全方位的发展。但是中国学者研究全球化的情况如何呢？中国学者在国内谈论全球化很时髦，但在国际上中国学者几乎是失语的。2006年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百科全书》使我有机会进入国际全球化研究的前沿。该书主编邀请我担任副主编，负责整个人文学科的条目。所以这就使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英语世界的人文学科研究的话语权。这本书中有50个条目是我组织的，而且我本人写了三个条目。所以我想至少我们在这方面掌握了部分话语权。现在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不少条目是中国学者或华裔学者撰写的，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知道，在“剑桥中国史”丛书中，几乎没有出现中国作者的身影，《剑桥中国文学史》也只有几个美国的华裔汉学家参加撰写，中国人连在国际学界讨论中国问题都没有话语权，这是为什么呢？西方学界认为，第一，中国人的英语不够好;第二，中国人没有受过西方的汉学训练，跟他们的观点也不太一样，写作风格也不太契合，所以中国人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也没有什么话语权。所以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始终认为，我们不仅要在国际学界中国研究中掌握应有话语权，而且至少要在全球化的平台上对全世界人民共同关心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中国的方案和智慧。

所以，我本人认为应对全球化做一个重新描述。我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描述了作为一种全球本土化话语实践的全球化，主要参照的是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我主要从七个方面做了界定：第一，作为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第二，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第三，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第四，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第五，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第六，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第七，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

我的这一全新的界定发表后，国际学界对它的引用很多，因为我认为全球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当然我们研究法律的学者也提出法律的全球化，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这是我2020年7月疫情期间在文汇讲堂做的一个关于全球人文话题的演讲。

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探讨全球化现象的西方理论家，他们也是最早对文化生产和文学批评作用提出见解的思想家。因而从事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从细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开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窥见了全球化过程中隐含着的种种矛盾，并且在描述资本的无限扩张及其对精神文化生产造成的影响时，颇有远见地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这一新的“世界文学”概念。“世界文学”最初并不是他们提出的，最早是歌德提出的一种世界文学的猜想，那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概念则主要是一种世界人文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涉及的范围更广，所以马恩所说的“世界文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包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因此从文化知识生产和研究的角度来研究全球化和世界文学，就必须从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

因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左翼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一点的，所以我提出这个观点正好也与美国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德里克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是1997年冬天在英语世界提出的，而我则是1998年在汉语世界提出的，但我们事先并未进行任何沟通。我们都認为研究全球化问题，要从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马恩是最早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学者，所以马恩的观点对我们今天提出“全球人文”的概念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他们也是最早把全球化问题运用到文化知识的生产中的，因而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EF1E75D4-20DC-4ED4-A497-2DE08B31D4E8

美国人文中心前任主任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人文学科与美国梦》（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他在书中阐释了美国梦，我觉得这本书很重要，便组织人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我也把他邀请到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文科高端讲座。他认为这样的交流应该平等，所以随后便要他的继任人罗伯特·纽曼也邀请我到美国人文中心去访问，其间也做了一个演讲。他讲的是美国梦，而我到美国人文中心讲的则是《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美国人文中心的级别很高，是美国的主流学术机构、人文学术的最高机构，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平台上宣传中国文学和文化。我之前还应邀前往哈佛大学人文中心发表了演讲，讲的是《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新儒学建构》，也吸引了众多的听众。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人文学科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在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也有一个实力非常强的文科，这就说明人文学科在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可能我们都知道，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理工科院校，但麻省理工学院的文科也很强，它有乔姆斯基这样的蜚声世界文坛的语言学家和思想家，在叙述学研究方面也很强。虽然来听我演讲的人并不很多，但文学系的20多个教授都来了。系主任对我说，他们虽然只有20多个教师，但是这20多个人每位都是某个领域内的著名学者。临近的哈佛大学也来了30多个中青年教师。我可以说，这次演讲达到了和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学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层次。

有鉴于此，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也不满足于仅仅在国内学界发挥作用，他们也想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发出后会怎么样呢？可以说经常是发出声音后传播不出去，或者说传过去以后人家听不到或者传播不顺畅，所以我们要使它顺畅地传播还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有人提出要建构中国的学术理论话语，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确实，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被公认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美国日裔思想家福山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我说美国也是另一个最大的赢家，只不过美国的经济原来就已经很成熟了，早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中国原来却很落后，所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后，确实使世人感到震惊。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全球化的作用也开始逐步体现于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我认为在这方面，新一代人文学者应该是大有作为的。因为老一代学者的思维和治学方式已经定型，现在再让他们去学习西方的语言，已经无法达到传播学术思想的境地了，所以这对我们中青年学者来说应该是难得的机遇。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不过20年，但在这20年内中国的经济已经翻了多少番？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之一。但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开始时中国是被动地加入世贸组织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可能会阵痛一下，但是很快就会得到飞速发展，如果不加入就会和俄罗斯一样停滞不前。现在俄罗斯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俄罗斯全国的GDP略高于广东省，差不多等于上海GDP的两倍多。上海有多大，俄罗斯有多大？可想而知，上海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贡献有多大。上海的GDP已超过4万亿，俄罗斯的GDP也就8万多亿，这样的差距可想而知。

中国确实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进步非常快，在当下的国内知识界为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强大了之后，美国把它当作竞争对手，过去美国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他们觉得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发展，所以能提供一点支持就算不错了，而现在美国也知道中国强大后对美国形成了挑战和竞争，便试图千方百计地打压中国。一些患“恐美症”的人对此便感到忧心忡忡，生怕得罪了美国人将来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另一方面，一些坚定的反美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干脆与美国断绝一些关系，走自己的路。

当然这两种观点都是十分偏激的，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些讨论。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难免失之偏颇。至少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全球化的理论体现为一种依附理论。美国为什么和谁开战都不敢跟中国开战？它没法开战，因为它的许多东西是中国制造的，中国也有很多东西是美国的，我们最近在芯片上就受到了美国的“卡脖子式”的打压。你们便明白了，在尖端技术方面我们还不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我们的科学家一定要在一些顶尖的技术方面有所突破。

互联网的普及更是将我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连通为一体，可以说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虽然如安德森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曾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现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彼此分享福祉，同时也各自承担责任。我们也可以说，未来的人类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命运和利益共存的共同体。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腾飞也引起了拉丁美洲学者的瞩目，所以2010年拉丁美洲科学院邀请我前去做了一个主旨发言，非常凑巧，另一个主旨发言者也是上海的，就是华东师大的童世骏。他们给我一个命题作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我做了一小时的主旨发言，并当选为该院院士。

2009年剑桥大学800周年校庆，我应邀前往访问讲学，他们的校庆不搞专门的庆祝大会，倒是整个一年都以开展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来纪念校庆。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2010年，我應邀前往牛津大学讲学，这两所英国顶级高校都是我们青年学子所向往的世界名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大学也会像牛津、剑桥那样令全世界的莘莘学子所向往，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牛津、剑桥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够赶上并超过它们。EF1E75D4-20DC-4ED4-A497-2DE08B31D4E8

2020年1月以来，先后在世界各国暴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就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场灾难，这也是考验每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的事件，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海外网发表，强调既然是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应该通过全球治理才能够把它遏制住。我还组织了一组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文章在欧洲科学院院刊上发表，欧洲学者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所以欧洲本来开放的边界也封闭了，包括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也都各自关闭了边界，它们最后也很快地控制住疫情了。可见中国的智慧和解决方案对世界也有用。

当然，不同的国家对于疫情的态度迥然不同，有的国家出于保护主义的策略，只顾自己安全，不管别国疫情如何，也有的干脆在自己无法控制疫情时就任意“甩锅”别国，甚至提出要别国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而埋单。这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做法，他要中国买单，但中国偏不买单，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毋庸置疑，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保护好自己的人民免受病毒侵袭的前提下，向世界上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现在除了为本国公民接种疫苗外，也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疫苗，中国的疫苗在很多国家都很有效，尽管在美国不太有效，也许美国人的抗体要求更高。显然就国际关系而言，出于竞争的考虑，近几年的两届美国政府都将中国当作自己最强有力的敌人或竞争对手。

美国和西方国家把中国当成竞争者，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我们都很清楚，世界上绝对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我想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本事，就是如何化敌为友，变敌对性竞争为友好竞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技巧。而要实现这个目的，除了政府领导人和外交机构应付出主要努力外，人文学者也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我看来，人文学者的作用就是通过人文交流来实现一种人文外交。我们在中美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也即互不来往的时候，我依然和美国朋友在交流，而且還越来越频繁。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出版的刊物上，一般不可能一连两期都发表同一个人的文章，但是我却做到了，因为该刊主编觉得这篇文章对他们有启迪，那就立即发表，不管你是谁。所以我认为人文学者之间的交流，有时候也能够起到政府间达不到的那种效果。

所以我便想到了上海市前副市长，曾担任过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先生，我和他的观点倒是不谋而合。他曾提出一个“公共外交”的策略，我提出的是“人文外交”。我们最近在上海交大搞了这样一个对话，是关于比较文学与公共外交问题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美国的学界，中美关系也在日益发展，至少在与我频繁交往的一些常春藤名校的教授和知识界的精英院士是如此。我对这些国际局势和关系的走向颇为关心，并且希望为改善这种关系能够有所作为。即使在中国疫情十分严重的时候，我依然经常收到一些美国同行的电子邮件。他们在信中询问我目前的情况如何，送上几句美好的祝福。那时候正值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收到这样的问候不禁使我感到一些温暖。当相同的情况在美国大面积蔓延的时候，我也发去邮件问候他们，并希望疫情过后，他们能够再度来中国访问讲学。

所以我想这就是人文外交所能起到的作用。我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家米勒教授应该交往了20多年，几乎快30年了。我们最初是在 1993年认识的，而我最早则是在1987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听了他的讲座，当时我作为一个博士生不可能跟他近距离接触。1993年我作为教授单独把他请到北大，然后和他建立了持久的学术联系。

一直到他去世之前我们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所以我想至少我们通过交往之后，已经使得米勒这样一个曾经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一个过去从不看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也开始对中国文学感兴趣了，这应该说是我们的人文交流或人文外交的一个成果。确实，和他一样，许多西方学者过去确实不屑于去了解中国，而现在却对中国异常感兴趣，并且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

米勒在读完宇文所安编译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英文版后，感到并不满足，他说为什么整个文集所收的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出现过一个词kiss（接吻）？也许中国文化比较含蓄，中国人之间的爱情表达也比较含蓄。

另外一位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则是60岁才开始学汉语的，但她现在的汉语用来简单交流并没问题，她现在79岁了，前不久刚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彼此的交往之后，使这些西方学者热爱中国文学和文化，就使得他们可以为中国说话，我想这样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般的对外宣传所起不到的作用吧。

我于2011年出访德国哥廷根大学时，正副校长都出席了欢迎我的宴会，使我深受感动。我在致辞中讲道，哥廷根大学是季羡林先生的母校，能够在这里演讲是我的荣耀。然后校长则说道，在哥廷根大学，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伟人都来访问或学习过，一位是周恩来总理，另一位是朱德元帅。这就说明，学术交流也能够起到一些对接国家战略的作用。

当前中美关系的恶化难免会给两国的人文学术交流蒙上一层阴影。但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能为之做什么呢？我们能否在民间率先突破中美两国交往的障碍？我不禁想起发生在近50年前的一个人文交流事件——乒乓外交。2021年正值乒乓外交50周年，也就是1971年，中国政府邀请了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因而为后来基辛格以及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奠定了基础，这应该说是人文外交的一个卓有成效的范例。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都不会对乒乓外交感到陌生。

我们都知道，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中美两国的运动员有了直接的交流和接触，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美国的乒乓球队员罗伯特上错了车，他上了中国队的汽车，这样便有机会与中国队员简单地交流了一下，然后还到中国队队员的驻地去看了一下，其间他表达了乐意去中国访问的愿望。

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队长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请示了毛主席以后，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于是就发表公报中国政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从而以小球带动大球，最终帮助促成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然这种人文交流并非是单向的，就在尼克松结束访华后，美国乒乓球队也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了美国。EF1E75D4-20DC-4ED4-A497-2DE08B31D4E8

毫无疑问，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依然不可否认这一小球带动大球的人文外交事件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就有了这样一幅历史性握手的照片：尼克松到达中国后迫不及待地伸出手来和周总理握手。因为他要世人觉得他的访问中国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显然他当时感觉非常好，但毛泽东却说，究竟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他？不可否认的是，尼克松从一个曾经的坚定的反共反华分子转变成了一个知华友华的政治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文外交的重要性。

上面提到的是大的国家战略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学术界发生的一件与比较文学有着直接关系的中美人文交流事件，这就是发生在1983年的首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起因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锺书先生在国际会议上会见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孟而康。两人的中西方文学造诣都很深，并对文学理论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

孟而康提出是否可以举行一个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而钱锺书则主动提出，这样的会议最好首先在北京举行。他说，他现在已经快70岁了，正好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有些行政资源可用，他可以把会议开好，若再过几年他退下来就不一定能办了。所以我们也看出钱先生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书呆子，他在关键时候该出手就出手。正是由于两位人文学者的努力，首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于1983年在北京率先举行，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中美双方各派10位顶尖学者在北京举行对话，随后在孟而康的努力下，第二届会议也于1987年在美国举行，中国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团长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杨周翰教授。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同时也是我本人引以为豪的一点：后来的第3届、第4届、第5届、第6届、第7届，以及第8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都是由我本人领衔主办的。这个机制的确立无疑在中美人文学术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说，通过中美学者的共同努力，原来并不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美国学者，也开始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一些学术或者公共媒体上发声，建议美国的人文教育增加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米勒教授就给《泰晤士报》和《纽约书评》都写了文章，建议美国大学的世界文学课要教授中国的小说《红楼梦》，哪怕通过英文来阅读也比不阅读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米勒于10年前甚至在公开演讲中说，假如他年轻20岁，他一定要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了解中国文化。

当时他说这话时已经80岁了，也即60岁时他一定要学习中文。确实，比他年轻一些的斯皮瓦克就于60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课学习中文。10多年前，我和我夫人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讲学的时候，我们的讲话她都能听懂，我问她学了多少时间，她说已经学了三年了，而且每次都按时参加学生们的中文考试。这么一个蜚声世界的大理论家还不惜放下身段去跟普通学生一起听课，可想而知，她对中国有多么热爱。我们中国的教授大概不会到课堂上去听本科生的外语课吧。

但是有一事我可以告诉你们，据说当年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去美国访学之前，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也不惜放下身段到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去听课。后来英语还真的帮了他很大的忙，但是他学英语有点晚了，所以还不能直接用英语著述，还得靠别人翻译。

当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抹黑中国的做法，美国学者也不苟同。另外一位美国院士在给我的信中愤怒地谴责特朗普政府的倒行逆施和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论，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将使美国人民蒙受耻辱。

还有一位长期担任权威人文学术刊物主编的学者，不仅邀请我为他的刊物编辑一期主题专辑，而且还在同一年里发表了我的另一篇文章。我问他，你不怕你的美国同行指责你亲近中国吗？他毫不犹豫地对我说，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对中国文学有自己的认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左翼是很强大的，他们对政府的批判也是很激烈的。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国家，掌握话语权的很多都是左翼知识分子，但是掌握财权和人事权的则大都是右翼分子。

从上述简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和学习它的目的，它不求在短时间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大学的各门学科分布中人文学科又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位置。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科学大师，同时还要有一流的人文环境与卓有成就和影响的人文思想教育。

我们现在来看看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人文学科在当今时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有时甚至会听到这样一些着实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你们的文科也从事科研吗？那么文科究竟研究什么东西？我的回答是文科从事的并非是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研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人文学术研究以及思想的研究，也即人文学者并不需要偌大的实验室和昂贵的仪器设备，但他们必须有一个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可以进行思考和写作的环境。此外还得有一个可以与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跨学科平台。这个很重要，文科并不需要太多的投资，所以要发展文科，引进几个知名学者一下子就上去了。我现在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的文科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恰恰是因为引进了几个重量级的教授，因此这些学科一下子就上去了。

我想在此强调的是，人文学者或者思想家的某个观点，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甚至对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不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那样，对前人的成果是淘汰制和绝对的超越。

人文学者的成果同时体现在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我们经常讲文化传承，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经典作家，因为他们已经成了经典，我们绕不过去，今天只不过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即使是某些全新的假想，也是建立在对前人的结论的批判性超越或扬弃之基础上的，这就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虽然关于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少中外学者已经做过论述，但有两个问题必须达成共识。第一是关于文科的评价问题，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关于人文学科的评价问题。EF1E75D4-20DC-4ED4-A497-2DE08B31D4E8

有人认为人文学科没有固定的标准，因而无法评价，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我却认为，既然是一个学科，那就必须经过同行的评价。在这方面我甚至认为，评价人文学科的成果绝不能简单地以论文的数量来衡量，也不能以该成果发表在何种刊物上来衡量，更不能绝对地以某项成果在短时间内的被引次数来作为衡量一项学术成果是否有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当然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标准。量化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影响力如何，但是并不一定影响力大的就一定学术价值很高。假如说他所从事的是冷门绝学，没什么人引用，那就影响力小多了，但是其价值可能照样很高。所以我想这只能作为一个标准，但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更不能当作我们评价文科的唯一标准。

那么文科的评价标准究竟何在？我认为就在于一位学者或一项成果对已有的人文学术研究做了多大的发展和推进。因为人文学科的素养往往体现在深厚的积淀，有些公认的人文學术大师生前也许并不为当时的学界所青睐，嗣后才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有些人甚至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们的影响却没有因此而衰落，反倒是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进展，他们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因而产生持久的影响。

这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钱锺书、朱光潜等学术大师在今天的被引数据中有所体现。这就说明，人文学科的影响力会是持久的，真正的大师其影响力是不会消失的，所以这几个已故的大师，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而相比之下，某些生前曾经红极一时，死后却逐渐受到学界冷落，并最终淡出学界的一些二三流学者在当今学界的境遇，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因此，即使是对一个学者以及其研究成果做定量的评价，也不能简单地视其短时间内的影响，而更应该注重其在后世的持久性影响。而对某些冷僻的专业学科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评价，则主要依靠同行的定性评价和客观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办法，这样才能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在评选文科的“长江学者”一样，首先要让候选人出示证明，说明他在社会科学文献上被引用的次数，进入门槛后还要经过通讯评审，通过后还要有一批同行专家来对他进行定性的评价。这样评出的学者应该说是比较公平的。

第二就是文科的风险问题，这也是许多大学校长在发展文科时谨小慎微的原因。既然人文学科所要探讨的往往是关乎人类生存的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问题，那就势必要冒一些风险。这其中既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颠覆性批判和超越，同时又包括一些在我们看来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话题的研究，如果冒犯前者，就会受到学界的诛伐，而冒犯后者则有可能遭到查禁。我们都知道哈佛大学的校长就因为说错一句话，得罪了女性，最后就被迫辞职了。所以即使在美国，政治不正确也不行。

那么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这里简单阐发一下。第一，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体制内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就更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耶鲁大学的文学学科始终在全美大学分科排名中名列前茅的原因所在。但是近年由于“耶鲁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布鲁姆的去世，所谓的“耶鲁学派”也就解体了。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哈佛大学总是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揽一流人才，以充实其师资队伍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两所大学的人文学科确实为它们的光环增光，使其无愧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称号。

第二，人文学科除了发展自身的学科外，还可以在所在的大学校园里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促进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交锋。正是在这样一种交流和交锋中新的思想和成果才能产生，新的大师才能脱颖而出。所以我过去在清华大学和学生们说，你们到清华大学来读书，要关注学校的各类讲座。确实，各种各样的讲座天天晚上都有，一年有几百个讲座，而且很多都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一些政治家，这些人都会到清华来演讲。我在清华就听了好几个世界级的政治家的讲座，比如说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还听到过美国前国务卿四星上将巴维尔等，而这些人的演讲在一般的学校是听不到的。还有一些世界级教育家和学者的讲座，包括牛津大学校长，以及几年前去世的安德森，也就是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的那位美国思想家。

第三，现在大学里的人文学科还服务于整个社会，它向社会提供先进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念，提升人们的伦理道德修养，巩固人们的信仰，从而使人们在各自的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今世界的500强企业如此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儒家的管理思想在当今时代如此受到管理者青睐的原因，这些企业家也要从文化中受到启迪，从而建设他自己的企业文化。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并非总是显得“无用”，它有可能变得有用，进而直接服务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的目的。当然人文学者的呼声也许不能改变决策者的错误决定，但至少可以使决策者有所顾忌，进而三思而后行。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当代生态批评对环境保护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20多年前，我们就把美国的生态批评引进中国，很多人说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发展，你却号召保护生态环境，那不是起了倒退的作用吗？实际上，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保护好我们的环境，使之达到可持续发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也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所提倡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也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最后，我来谈谈中国学者对全球人文的可能贡献。今天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提出全球人文的概念，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人文学科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和波及，在文学界“世界文学”这个话题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到现在已经有190多年了，但是这一概念曾经一度沉默了相当一段时间，为什么现在又突然兴起了？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的交流和跨国的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现象，所以世界文学时代可以说在歌德时代不过是一个想象的“乌托邦”，而现在则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了。

在语言学界，针对全球化对全球英语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我本人也提出了一个“全球汉语”的观点，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语言体系将得到重新建构，原来处于中心地位的一些帝国的霸权语言，现在由于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较慢，也就退居了二线;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则逐步在向中心挺进，例如汉语。尽管汉语使用人数很多，但使用汉语的人在过去是没有话语权的，而现在汉语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语言。EF1E75D4-20DC-4ED4-A497-2DE08B31D4E8

所以世界语言体系已经得到重新建构，我们都知道过去俄语曾经影响极大，而现在主要用于俄罗斯国内，甚至苏联解体后的那些国家都不讲俄语了。日语也曾经影响比较大，但现在除了在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的人，包括韩国人，都不愿意讲日语。

在哲学界，一些探讨普适问题并试图建立新的研究范式的哲学家，也效仿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世界哲学”这个话题，并立足中国哲学，认为其应当在建立世界哲学的过程中发挥奠基性作用。而一向被认为是最为传统的史学界，也早有学者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通史的编撰等领域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全球人文”这个概念是非常及时的，而且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也确实就这个话题有话可说，并能够在这个层面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全球人文就是着眼于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既然“全球人文”这个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难道它是世界各国文史哲学科简单的相加？我认为并非如此简单，就好比世界文学也绝非是各民族文学的简单相加那样，它毕竟有一个评价和选取的标准。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称得上世界文学？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世界文學，李白的诗歌、杜甫的诗歌应该是世界文学。鲁迅的小说意义深刻，影响久远，自然属于世界文学。但是很多二三流的作家，则没有世界性的影响，作品也没有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因此不属于世界文学。所以世界文学的界定有一定的标准，全球人文也是一样，即它所要探讨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例如全球文化、全球现代性、超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全球生态文明、世界图像、世界语言体系、世界哲学、世界宗教、世界艺术等，这些都是世界各国人民可以讨论的，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平台讨论这些话题，但是我们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对它们进行一些重新建构是可行的。

2017年我应邀到瑞典出席了一个世界主义方面的国际研讨会。一般来说，我们中国学者出席这种国际会议，不太可能被安排第一个发言，当然我曾在拉丁美洲科学院大会上作为第一个发言人，因为相比拉美国家，我们还是属于强势的。而那次在瑞典会议上，组织者则邀请了一个美国学者、一个中国学者，还有一个瑞典学者，我们三个人做主旨发言，我第一个发言，第二个是美国学者，第三个是瑞典学者。

我觉得瑞典人还是比较公正的，不像我们中国人常常看资历和辈分，他们是看你的发言主题，是宏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仅具有地方意义的。我这个话题是比较宏观的——世界主义的重新建构与全球化，因此他们认为我这个主题具有宏观引领性，当然，美国的发言人尽管水平也不错，但是他讲的主要是美国问题。

所以作为中国人，我也做了这样的总结：在国际场合，我们不仅要对中国问题发言，同时也应该对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存在并备受关注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过去也经常出席国际会议，但是说实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出国开会，常常是主办者命题作文，认为我只能谈中国问题，而对于一些宏观的普遍的问题则应由西方人来谈，因为你是中国人。他们认为你能用英文发言就算不错了，尽管你研究的是美国文学，但他们觉得你没有资格和他们谈美国文学，即使你谈他们也不愿听。因此你只能谈中国的问题，这对他们还有些新意。

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现在也应该就一些普遍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我们中国学者的看法，因为我们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东西，我们不会排斥他们，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就像美国人讨论中国文学也有他们自己的视角。

所以我想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弘扬中国的人文学者的抱负和使命，具体说来，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确实在引进国外，主要是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以至于一些西方的二三流汉学家的著作也有了中译本，这些汉学家在中国甚至备受追捧。相比之下，中国绝大多数一流人文学者的著作都没有被介绍到英语世界，只有极少数可以直接用英文写作的优秀的人文学者的著作在经过严格的评审和多次修改之后，才能勉强跻身国际学界，但发出的声音确实十分微弱，所以可想而知这是很不公平的。

这当然在相当程度上是语言的障碍所致，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们所提出的话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传播媒介无效或者传播途径不畅，那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难以走向世界。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文化学术交流时还少吗？我们就举一个美学界的例子，我们中国研究美学的学者都知道朱光潜、宗白华，他们在中国可谓是如雷贯耳的美学家，但他们在国际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则很小，甚至有意地被低估或忽视。因此我们必须主动地走向世界。

2019年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共同在澳门主办第22届年会，我代表中国学界做主旨发言，欧洲和美国各安排一个主旨发言。在过去，中国学者从来不会被安排主旨发言，让你作一个圆桌或专题发言就不错了。而现在不同了，尤其在中国举行就更是要掌握主要的话语权，决不能拱手相让。

全球人文所探讨的既然是全世界的人文学者都普遍关注的基本问题，那么表达形式自然是相当重要的。全世界134个国家成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和近2000个孔子学堂，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了150万，而实际上通过不同方式学习或者使用汉语的人在海外已经达到了2亿人，因此就需要大量的人才，需要最好能用外语讲授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教师。

但是与中国中小学和大学乃至全民学英语的情况相比，这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汉语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并且已经逐步由一种主要属于民族国别的语言，发展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理论，并逐步成为一种影响力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

但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尤其是写作，我们很难在西方非华裔汉学家中找到其写作能力达到在中国发表水平的学者，像葛浩文这样把莫言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美国汉学家也做不到。虽然他也用中文写小说，但他说他写的中文小说暂时不能发表，等死后找人修改后再发表。但是在中国以及海外的华裔人文学者中能用准确的学术语言著述，并达到在英语世界发表水平的学者已经不是很少了，尤其是新一代青年学者更是能够娴熟地使用双语写作。因此我们在加强中国人文学者的英语写作水平的同时，也要培养一支精干的学术翻译队伍，通过中外合作的方式，把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介绍到英语世界，这样才能有效地打破全球人文学界实际上存在的英语中心主义的态势。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不少青年学生对于文科有用还是无用十分纠结。在我看来，所谓无用是指文科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而有用则指的是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往往体现在对人们的认识观念的影响，以及对人们世界观的改变。而受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人们，可以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担任领导工作的人的观念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带来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人文学科所产生的作用是一种“大用”，它的价值是无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的，但是它有时却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经济效益。总之，不管我们的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人文学科总是不可缺少的，看不到这一点，为了追求短期的效益就会造成人文精神的失落。同样在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年轻一代的人文学者应该是大有作为的，因为当今时代是一个产生理论、产生思想和产生理论大家的时代，这一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得到证实。

当前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文学者已经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应该是中国的哲学登场了，中国的人文学者不仅要在国际中文研究领域掌握话语权，同时也要在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理论话题的研究方面争得最起码的话语权。由此看来，全球人文的实施可谓任重道远。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我们都应该不负众望，为全球人文学科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简介】王 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

注释：

[1]本文是作者分别于2021年5月25日在上海政法学院、 5月26日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的讲座的演讲录。EF1E75D4-20DC-4ED4-A497-2DE08B31D4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