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洋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而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定，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内容的大致成形，都始于1942年4月。毛泽东原本不负责延安文艺工作，他在4月通过和作家们广泛的交流与互动，按部就班的调查与研究，迅速了解了延安文艺状况，理清了立场、态度、方法等几个关键问题，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出台打下了坚实基础。被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光芒所掩盖的4月，实际是属于毛泽东的一个“文艺之月”。

一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整风初期，中共中央的着力点主要是在党员干部中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文艺问题并非关注重点。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学员及延安各机关院校代表做第一次整风报告，题目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指出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1942年2月8日和2月9日，毛泽东又做了两次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整风报告，[2]主要批判做演讲或写文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懂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一味宣扬“洋教条”等“八股”文风。[3]

整风运动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统一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而作家和知识分子，也并非思想改造的首要对象，毛泽东最初可能还希望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早在1941年8月，毛泽东就告诉萧军，“对于延安作风要做一番改变，党已经做好了决定，对于过去的不正的党风要给以教育和纠正”，并说：“我正在读着你的几本书……我是预备和他们打官司的”，“我们要内外夹攻，里应外合来消灭这些：‘本位主义‘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4]此前不久，毛泽东宴请萧军、罗烽、舒群、艾青等人时，也表达过类似意见。[5]但整风运动开始后，部分作家和知识分子却未能正确领会整风精神，发表了一些偏离整风运动既定轨道的文章。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墙报和《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的文章影响尤其广泛。

墙报是风行延安的一种信息传播媒介，内容以文章、图画为主，作品完成后贴到墙上，在物资匮乏的延安，功能相当于报纸或杂志。延安各机关都有自己的墙报，不过绝大多数墙报只是“小报抄大报”，没有太多新意。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试点先行单位，为配合整风检查工作，出版了《矢与的》墙报。《矢与的》发表的作品颇具战斗性，初衷是要积极响应“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指示。连“矢与的”的名字，也源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强调的写文章要“有的放矢”。

但是，从范文澜撰写的发刊词即可看出，《矢与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声称“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6]实际偏离了整风精神。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很活跃，他在《矢与的》创刊号和第三期上，共发表了三篇杂文，攻击罗迈[7]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以及压制群众反三风不正等行为，[8]还表示：“我们底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9]《矢与的》墙报的激烈言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不少外院的人也来看，有几期甚至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展览，引来大批群众阅读。[10]延安其他单位也开始效仿，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西北局的《西北风》、民族学院的《脱报》、延安干部疗养院的《整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与此同时，另一个整风试点单位解放日报社也发生了偏向。时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的丁玲，2月8日曾和报社的陈企霞、黎辛等人现场聆听过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11]丁玲误以为报告的意思是要“放一放”，因此很活跃，并将这一讯息迅速透露给艾青、罗烽等人。[12]后来的《三八节有感》《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是杂文的时代》三篇文章，其实就是对“放一放”的呼应。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时，丁玲已申请调离解放日报社，凯丰正考虑让舒群接替丁玲任文艺栏主编。[13]丁玲离职前关节炎发作，为看病方便，住在距中央医院较近的蓝家坪“文抗”[14]。《解放日报》文艺栏另外两名编辑陈企霞和黎辛，轮流将经过初审的稿子拿给丁玲，丁玲看过并认为可用的，再由他们带回发表。丁玲有时自己组稿，艾青和罗烽的两篇文章就是她约来的。《野百合花》也来自丁玲处。但据丁玲说，《野百合花》“不是約来的，是投稿”，[15]可能是同住蓝家坪的王实味直接将稿子投给了丁玲。丁玲承认，她读过《野百合花》后，“感到有些过分（只看到过分），态度欠妥（只看到态度欠妥）而放了几天，却终因缺稿又寄到报馆去发表了”。[16]

无论《矢与的》墙报，还是《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这些杂文虽“不合时宜”，但初衷都是呼应整风运动，只是对整风精神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17]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专门做了回应。他解释说，效果问题其实也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立场吗？”[18]

另外，毛泽东并不反对“内部批评”，《野百合花》等文章之所以引起他的不满，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与整风运动的旨归相悖。整风运动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难于应付时局困难”，“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19]然而，《解放日报》对整风未做应有的报道，反而连载《野百合花》等文章，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毛泽东才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20]其实是在说“自由主义”还是“统一思想”的大问题，并非《野百合花》“严重地刺激了毛泽东的神经”这样简单。

二

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在人们眼中主要是位政治家或军事家，而“懂文学”的领导则是张闻天。张闻天早年以作家身份知名，文学素养较高，毛泽东也称“闻天同志是文学家”[21]。据胡乔木回忆，认识张闻天之前，“只是从二十年代的文学出版物知道他是一位作家”[22]。萧军甚至说：“这里（指延安——引者注）除开洛甫（张闻天——引者注）以外，真正能懂得文学的人是没有的……虽然他们在别的地方也许有本领。”[23]茅盾则说：“假如闻天同志不是因为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斗争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上占一席地，充分发挥出他在文学上的才华。”[24]张闻天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主要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是党在文艺、文化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中共革命文艺事业的整体规划都是张闻天制定的。他最早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他起草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等报告或文件，在当时也具有党对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的性质。CA3E1CE6-D75E-4DDF-BAF2-9A2417BDDD0D

在萧军建议下，毛泽东决定去“文抗”看望艾青、罗烽、舒群等人。1941年8月11日晚，毛泽东漫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文抗”，“据他说这还是第一次来文抗这山上”。[25]当晚罗烽和舒群不在，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又差人送信邀请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熒夫妇，罗烽、白朗夫妇，以及舒群，一起到杨家岭毛泽东处畅谈并共进午餐。[26]就在这次谈话中，萧军向毛泽东提出了制定文艺政策的建议，此后又多次提起，“最后由大家提出讨论，而后再决定”。[27]整风发生偏向后，文艺问题摆在了毛泽东面前。他对萧三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界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28]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实情。

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只是他的文学趣味偏于古典诗词曲赋、史传小说、笔记志异等。他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人的诗词，喜欢《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资治通鉴》《何典》《容斋随笔》等文史笔记作品。丁玲回忆毛泽东给她的最初印象，也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29]萧军注意到，毛泽东“对于现代文学作品以及西洋作品是看得很少的，他不发表意见。”谈到中国古典小说，则“很有趣味”。[30]萧军去拜访毛泽东，常聊的是《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何其芳、严文井等人去见毛泽东，提到古典诗歌、《聊斋志异》时，毛泽东也是津津乐道，颇为健谈;问毛泽东喜不喜欢看话剧，他则只是“笑着有风趣地说：‘我们天天在演话剧”。[31]

整风开始后，部分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文章与整风精神不符，影响却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运动纳入正路”。[32]先行了解作家，调查文艺界状况，收集意见，就成为比较重要的一环。于是从1942年4月初开始，毛泽东亲自约见了大批延安作家，躬身示范“反主观主义的学风”，通过调查和研究，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延安文艺界的基本情况，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出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

毛泽东在4月一个月间，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先后会见了20多位作家，有些作家还不止谈过一次。高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一书中，对约谈的作家、次序、谈话内容等均有比较全面的梳理，这里不再赘述。笔者侧重于从整体进度的角度，考察毛泽东这个月的调查研究，只就比较重要的会面以及之前不够清晰、准确的某些细节加以讨论。

4月初，毛泽东致信艾青邀他面谈。见面后，毛泽东问艾青：“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33]如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想法在当时尚未成形，那么以“开会”“讲话”的方式提出文艺政策、解决文艺问题，可能也受到了艾青的启发。毛泽东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34]毛泽东的话虽是谦虚，但因他此前不管文艺，有所顾虑或许也是事实。这次会面，毛泽东还谈了一些文艺方针。此后又写信给艾青，请他就所谈的文艺方针问题收集反面意见。艾青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见，就没有收集”，只把自己的一些意见写成文章寄给了毛泽东。[35]

大约4月26日前后[36]，毛泽东再次致信艾青，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37]因河水大，派马来接，显现出毛泽东对作家细致贴心的关照，此次会面还有个小细节，给艾青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的窑洞地面坑坑洼洼，艾青记笔记时，桌子有些晃，于是跑出窑洞找石子垫桌子。孰料毛泽东竟比他还快，先行捡来一枚小瓦片垫到了桌子下面。艾青回忆此事时说：“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38]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拣石头这个细节的含义也许已远超出艾青所言的‘尊重，而具有了非常厚重的中國传统文化的内容”，它给予艾青的，可能是一次发自内心的深深的“震动”。[39]对于此次谈话，艾青的回忆比较笼统，只说毛泽东谈的主要是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其他可能都是针对艾青文章的具体意见。这篇文章后来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发表于《解放日报》。文章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因此里面时时可见一种“内部冲突”，生动地反映出一个作家既有思想与新思想间的纠缠与斗争。

萧军原打算4月10日去旅行，4日拜访毛泽东时，尚无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而三天后毛泽东即致信萧军，希望他晚些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当晚，萧军应邀去毛泽东处。毛泽东向萧军透露，最近感到文艺政策很重要，开始留心几个问题：1.内容与形式问题;2.作家的态度问题;3.作家与一般人的关系和新杂文问题。至于如何解决，二人商议出一个结果：“先个别开座谈会，而后开一总座谈会。”[40]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实际召开的情况看，5月的三次座谈会，延安文艺工作者基本全部到场，严格来说都是“总座谈会”;而休会期间，各单位也确实组织过一些小型座谈会，只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没有参加。这些情况同毛泽东、萧军二人4月7日商量的结果既有一致之处，又有一定程度不同。他们当时商议出的，应该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雏形”。萧军后来一直认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他建议的结果，可能也跟此次商议有关。

4月9日，毛泽东写信请欧阳山和草明夫妇去谈话。毛泽东告诉他们：“中央准备召开一个文艺会议，事先征求大家一下意见。会上是不是讨论这么三个问题，一个是立场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一个是工作对象问题。”据草明回忆，“这次谈话的内容和后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言部分差不多”，但“谈话达两小时，实际记不了那么清”，而且毛泽东主要是跟欧阳山谈，草明只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个“宗派主义”的问题。[41]欧阳山当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谈话时毛泽东向他咨询了一些文学常识，如文艺的定义是什么[42]、“暴露文学”在全国文坛占什么地位等[43]，以至于欧阳山夫妇误以为毛泽东找他们去，就是为请教文艺问题。后来毛泽东请他们收集反面意见时，欧阳山让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全体同志翻阅解放区内外的杂志和一些西方论文艺的文章，送到他面前，他再筛选出十几种，每篇都附上简介，由草明给毛泽东送去。[44]收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时，他们仍以为党中央要向专家们请教文艺问题。[45]因此欧阳山在5月16日的座谈会上又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文学知识，令参会者哭笑不得。CA3E1CE6-D75E-4DDF-BAF2-9A2417BDDD0D

4月10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46]这是官方有记录的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早信息。这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找周扬和舒群谈话，请他们帮忙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47]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收集文艺工作者对座谈会要谈的“文艺方针”的意见。4月13日，毛泽东分别致信萧军、罗烽、舒群及欧阳山和草明夫妇，请他们收集反面意见。[48]艾青收到毛泽东请他收集反面意见的信，很可能也是这天。此外，毛泽东还约见了“文抗”的刘白羽，谈的大致就是《讲话》引言中的几个问题，并告诉他：“在你那里作家不少（指‘文抗作家——引者注），你把他们集合起来，把我的话念给他们听听，然后让他们发表意见。会有正面意见，但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见。”[49]

4月下旬，毛泽东约“鲁艺”的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以及姚时晓等人谈话。[50]因为“文抗”多倾向“暴露黑暗”，“鲁艺”多倾向“歌颂光明”，毛泽东跟作家谈话时，先找的都是“文抗”作家，且大多是单独会见，并请他们代为收集反面意见;同“鲁艺”作家谈话，则是多人一起，似乎也没有让他们收集反面意见。从谈话内容看，“文抗”作家在回忆中，普遍说谈话内容跟《讲话》引言差不多;而“鲁艺”的何其芳、姚时晓、陈荒煤等人的回忆显示，毛泽东跟他们的谈话似乎更轻松随意，闲聊较多，主要谈到两个问题，分别是“文艺大众化”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对何其芳等人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51]讲到延安不平等现象，毛泽东突然指着他的小煤油灯说：“我毛泽东，也就是有这么点特殊照顾嘛。”“某某作家讲，延安也有不平等：为什么毛泽东点煤油灯，他就没有煤油灯？这要看谁写的东西更重要了……然后毛泽东笑了：‘我就说，我当然说我写的更重要，这盏灯就是不给你某某人用嘛！”他爽朗地笑，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52]

根据上述毛泽东和作家的互动，大致可以梳理出一条时间线：确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讲话》引言要谈的几个问题，并将相关文艺方针传达给作家，大约是在4月4日到9日这段时间完成的。4月13日这天，毛泽东分别给“文抗”、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的作家写信，请他们收集反面意见，由此进入收集意见、“有的放矢”准备《讲话》的阶段。毛泽东很在意作家的“反面意见”，他应该不会因“反面意见”而修改某种观点，却可以对《讲话》要谈的问题及表达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在《讲话》结论部分，毛泽东针对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做了回應，这些看法，有些就来自之前收集的意见。4月下旬，《讲话》引言要谈的内容（可能也包括《讲话》结论的部分内容），应该已比较成熟和完善了。

当然，各阶段的工作，界限不会特别清晰，比如毛泽东和作家约谈，基本上贯穿了整个4月。毛泽东和作家的会面，大致遵循着先“文抗”作家，再其他单位作家，最后“鲁艺”作家的顺序。与作家会面，既是毛泽东了解文艺界状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也是他和作家互相了解，建立联系的过程。或许在一些作家眼里，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了解不深，但他能够放下领袖架子，以谦和、平易的态度与作家相处，[54]很容易与作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令作家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平等热烈的整体氛围，可能也与此有一定关系。

整风运动初期，文艺界发生的偏向影响了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原本不负责文艺工作的毛泽东，只好腾出手先行解决文艺问题。他在1942年4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通过与作家约谈，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最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提供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动范例。毛泽东和现代作家的广泛联系，也大致以此为始。经过4月这个“文艺之月”，毛泽东向着“文人”的身份，又迈进了一大步。

【作者简介】邢 洋：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注释：

[1]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文风出版社，1946年版，第9页。

[2]第一次演讲是2月8日中宣部召集的“研究写作问题”会议;为“使更多干部听到”，在9日由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做了第二次演讲，两次报告的听众都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高级干部。详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3]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文风出版社，1946年版，第26-41页。

[4][5][23][25][27][30][40]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日记），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514页，第504页，第387页，第502页，第514页，第518页，第598页。

[6][10][3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82页，第482页，第478页。

[7]罗迈，原名李维汉，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负责领导中央研究院开展整风学习。

[8]王实味：《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9]王实味：《零感两则》，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

[11]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12][39]程光炜：《艾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页，第359页。CA3E1CE6-D75E-4DDF-BAF2-9A2417BDDD0D

[13][15][16]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页，第268页，第267页。

[14]“文抗”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起初会址在杨家岭，1941年8月25日迁往隔河相望的蓝家坪。

[17][1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19]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5页。

[20]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49页。

[21]沈国凡：《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22]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编辑组：《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24]茅盾：《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回忆张闻天》编辑组：《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26][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第373页。

[28]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29]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31][51]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蓝棣之主编：《何其芳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413页，第410-411页。

[33][34][35][37][38]艾青在《诗刊》座谈会上的发言（1982年3月6日），《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上），《诗刊》1982年第5期。

[36]据萧军日记，延安1942年4月24日有雨，4月25日仍有雨，“河水涨了”;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写于4月25日，印证了此次降雨。由此推测毛泽东给艾青的信写于这次雨后。

[41]草明：《毛主席历次同我谈话追忆》，《草明文集》第5卷，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46页。

[42][43]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第205页。

[44]草明：《草明文集》第6卷（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45]魏东明：《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湖南文学》1962年第5期。

[47]史建国、王科编著：《舒群年谱》，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48]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日记），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02页;史建国、王科编著：《舒群年谱》，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金玉良：《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毛主席给罗烽书信的前前后后》，《文艺报》2002年5月18日;草明：《草明文集》第6卷（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49]刘白羽：《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人民文学》2002年第5期。

[50]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蓝棣之主编：《何其芳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6页。陈荒煤曾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中具体写道：“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为了给召开文艺座谈会做准备，约了鲁艺的教员在这窑洞里谈话，共有七位同志：有文学系教员何其芳、周立波、曹葆华、舒群、严文井和我，戏剧系教员只有姚时晓一人。”（陈荒煤：《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陈荒煤文集》第3卷散文（下），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据《毛泽东年谱》，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做关于时局的报告，并分别致信萧军等人，请他们代为收集文艺界反面意见，应该不是和鲁艺教员们见面的日子。故本文取何其芳《毛泽东之歌》和《毛泽东年谱》的“四月下旬”之说。另外，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中未提及舒群，且舒群当时已调解放日报社，很可能没有参加此次会面。

[52]陈荒煤：《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陈荒煤文集》第3卷散文（下），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53]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塞克收到毛泽东约谈的邀请时，表示“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结果到杨家岭发现沿路岗哨全撤了，而且毛泽东还在门外等着他，塞克“感到很惭愧”。详见塞克：《吼狮》，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570页。又如草明跟毛泽东见面时，说她“工作有困难，三个孩子送不出去。主席当即叫叶子龙同志来，写信给叶剑英同志，请他介绍我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欧阳天娜去八路军干部子弟学校去上学。又叫傅连暲同志来，让他把我的小男孩欧阳加安排到中央托儿所”。详见草明：《毛主席历次同我谈话追忆》，《草明文集》第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页。CA3E1CE6-D75E-4DDF-BAF2-9A2417BDDD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