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青

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和民主人士合影。前右二为张治中。前左一为张澜，前左二为邵力子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谋求和平、停止军事冲突，在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后，酝酿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三人军事小组及其领导下的调解处理上述具体事务的军事调处执行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和民主，医治战争创伤。中国共产党主张恢复同中国国民党的谈判，以求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三次电报邀请，前往重庆谈判，以争取国内和平和民主。玩弄和平花招的蒋介石，原以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因为战时陪都重庆是国民党的天下。但毛泽东断然接招，去赴蒋介石的鸿门宴！这让蒋介石措手不及。随后，蒋介石为表达“诚意”，专门派出特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1945年8月28日，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当晚下榻位于重庆西郊歌乐山脚下的蒋介石官邸林园。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在林园小径上散步时，与同样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两人拾阶而上，坐在一个石桌旁，进行了第一次非正式的晤谈。

事实上，蒋介石和谈是假，打内战是真。国民党在实际行动中根本没有和平与民主的诚意。蒋介石一面与毛泽东谈判，一面密令所属部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并频繁调动部队为扩大内战做准备，企图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军队。而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沆瀣一气，抗战胜利后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给蒋介石集团提供大量美援，并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帮助国民党从西南运送了10个军的兵力到东北和华北。

共产党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一篇讲话中就尖锐地指出：“八年来，我们在敌后，他（蒋介石）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现在，他要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蒋介石對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形势的估计和预判。因此，从8月上旬开始，中央军委就命令驻河北、热河、辽宁的八路军部队抢占东北，配合苏联红军对日军反攻作战。8月15日，日本投降，八路军总部先后命令在延安、华北、山东的八路军和华中的新四军部队陆续进军东北。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了派10万主力进军东北的战略决策，命令各路部队刻不容缓分头从陆路、海路向东北进发。

9月底，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仍分歧不断，尚未达成一致。但是，中共代表团保持克制。经过不懈努力，10月10日下午6时，在曾家岩旁的张治中桂园公馆会客室，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尽快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停止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不过，在接受日军投降、国共军队缩编和解放区政权等实质问题上，都没有达成一致。10月11日上午，蒋介石再次派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赴九龙坡机场。毛泽东等乘坐“美龄号”专机飞返延安。

然而，《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通过美国支持和援助的国民党军队于10月中旬即开始大举进攻华北解放区，战火很快遍及全国11个省。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时，遭到针锋相对的坚决反击，到处碰壁受挫。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和平民主运动也迅速高涨。

1945年11月27日，内外交困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狼狈不堪中辞职。与此同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原主席、五星上将马歇尔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特使前往中国，再度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制止冲突，并企图以政治的、和平的手段诱使中共交出政权和军队，参加国民党操控下的所谓“联合政府”。

12月15日，杜鲁门向马歇尔发出训令，要他“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达到中国的统一”。同一天，杜鲁门在华盛顿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示不参加中国内战，愿意中国和平统一;希望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队之间，协商停止敌对性的军事冲突;召开中国各主要政党参加的协商会议，以促成中国的统一;等等。虽然其扶蒋反共乃至灭共和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这些立场没变，但在表面上仍有利于中国人民和平与民主斗争。

15日，中共中央乘势而为，决定恢复中断了的国共谈判，派出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7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16日，中共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驻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并为执行《双十协定》，就停止国共军事冲突问题再度准备与国民党代表团进行谈判。叶剑英在机场答复记者提问时表示：如何停止军事冲突，是迫待解决的问题，中共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抱着和平的希望，希望双方先停战。

18日，中共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公开表示欢迎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关系。

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指示》中说：一是我军应坚守现有阵地，不主动进攻国民党军;二是积极宣传我党提出的一切提案和演说;三是对于在华美军和美方人员应保持友好态度，避免发生冲突。

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飞抵上海。21日，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会晤马歇尔。22日，马歇尔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下榻于蒋介石黄山官邸的草亭别墅（又称三号楼公馆）。

27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在重庆恢复。中共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成员有中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王若飞，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团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牵头，成员有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邵力子。谈判中，中共代表团提出了三条建议，国民党代表团却对此拖延不予答复。

30日，马歇尔会见国民党代表团，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放弃不妥协不让步的立场。31日，张群向周恩来递交了国民党的三条复函。当晚，马歇尔对照国共双方各自的“三条”，发现了重大分歧：共产党要无条件地“就地停战”，国民党则要“恢复交通”。

1946年1月3日，马歇尔综合国共双方的意见，分别向蒋介石和毛泽东提出了一份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的备忘录。其中一条就是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已经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做调查;执行部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组成，一切行动须根据一致协议;执行部下设4个交通中心、8个小组。因此，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是马歇尔最早在重庆提出来的。

3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问题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原则上同意国民党代表的复文，并提出几点希望：军事冲突应马上全面停止，目前国民党军队在热河的进攻尤其应该迅速制止;全国交通应该全面恢复，包括邮电、航空和解除对解放区的封锁;军事考察团应包括各界人士。

4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停止内战的决定步骤》一文，指出：真正要停止内战，必须政府与中共方面双方下令，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这种命令，所谓“停战”，将是空谈。……人民不应该等待，而应该积极地为实现“双方下令”而奋斗。在双方下令之后，则必须为这些命令的真正实现而奋斗。

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议》。其主要内容：一是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一切交通;二是由张群、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马歇尔为主席，共同商议有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及受降遣俘等事项办法;三是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的公正人士八人，组成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分赴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的事项。这样，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双方在基本问题上取得了谅解。

7日，三人军事小组在马歇尔的重庆林园三号楼公馆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具体实施停战的细节问题。讨论中，张群与周恩来各执一词，争论激烈，僵持不下。矛盾的焦点是：华北的赤峰、多伦已由八路军接收并管理，是否还要由国民党军再次接收？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群（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相关文件

9日，马歇尔为打破谈判僵局，采取不通报，不联络，亲自驾车的特殊办法，到蒋介石的曾家岩德安里101号官邸进行紧急磋商。一开始，两人态度强硬，互不相让。最终，蒋介石觉得如果拖延停战协定的达成，从政治角度讲，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于是，他同意了马歇尔的办法，接受中共要求，在停战协定中不涉及赤峰、多伦。深夜，马歇尔回到住处，立即用电话通知了张群与周恩来。三方代表及工作人员连夜加班，至10日黎明完成了停战协定的文本工作。至此，经过6次协商的三人小组会终于大功告成。

1946年1月10日下午3时，国共代表张群和周恩来在怡园马歇尔另一公馆的客厅里先后分别签订了4个文件。第一个文件《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第二个文件《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命令的了解事项》，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签字;第三个文件《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和第四个文件《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声明》，由张群、周恩来两人签字。上述4个文件签订完毕，即标志着停战协议达成。

《命令》中指出：中华民国国军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不论正规部队、民团、民兵、非正规部队或游击队，应即实行下列命令：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

1946年3月1日，軍事三人小组到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视察时，周恩来同中共军事将领合影

10日当晚，毛泽东即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蒋介石也向中国国民党所属各部队和军政长官下达了停战命令。

《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对其任务、组织、地点、程序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设委员3人，由国、共、美三方各派一人担任，并邀美方委员充任主席，办公地点设在北平协和医院;三委员各有表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通过后的正式训令，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公布。军调部的工作，通过三方下派的各执行小组进行实施，执行小组主任由美国军官担任。

军调部受三人军事小组的直接领导。不久，国民党方面把张群换成了张治中。这样，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为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

三人军事小组最初的整军谈判地点在重庆上清寺的尧庐中厅，室内正中端放着一张红木大方桌，马歇尔居中面向大门，张治中、周恩来相对分坐左右。各自的助手、翻译都坐在身后。从1月14日到2月25日，三人军事小组经过若干轮谈判，将整军方案定了下来。25日下午，整军方案文本正式在尧庐中厅签署，马歇尔以顾问的名义签字，张治中、周恩来则是以代表的名义签字。先是在楼上签署英文本，再在楼下签署中文本。2月26日，三人军事小组开始进行高效率快节奏的飞行巡视，从大西南的重庆开始，乘坐新式大型C-54专机，足迹遍及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和华中地区，短短5天之内，行程8500公里，具体的城市有北平、张家口、归绥、济南、徐州、新乡、太原、汉口等。

军调部的三委员人选，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提议让叶剑英担任。毛泽东立即与朱德商量，两人都觉得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并参加了组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方面许多军政要员都是熟人，在我军的职务是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所以，从各方面讲是代表中共参加军调部的最佳人选。于是，叶剑英随即由中共方面谈判代表转为中共方面委员。国民党的委员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郑介民。人们对蒋介石派一个大特务头子担任此职，都议论纷纷。美方委员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兼经济参赞罗伯逊。罗伯逊虽是文职人员，但赫尔利和马歇尔都很欣赏他，让这个自称为“木匠干起铁匠活”的金融人才任职军调部。

1946年1月13日上午10时，叶剑英、郑介民和罗伯逊三人及各自的随员10余人从重庆飞赴北平。下午4时，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随后，他们分头乘车到北平饭店下榻。

同日，军调部在北平正式宣布挂牌。按照协议，军调部本身实行三级制：三方委员为最高领导，三方参谋长为中级领导，6个业务处处长为基层领导。在全国各个战区，根据情况需要，设立若干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美国方面参加军调部的官员、文职人员和士兵定为125人，中共和国民党方面各为170人。为了尽快抽调人员组建机构，开展工作，叶剑英多次发电报请示中共中央，同时向各战略区联系调人。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大部分处在边远地区，交通不便，所调人员无法按时到达北平，叶剑英便就近从晋察冀军区、北平地下党及各地赴北平汇报工作的同志中，选调了一批工作人员，迅速开展各项工作。

叶剑英任命的中共方面参谋长是罗瑞卿，秘书长是李克农。中共方面在参谋长之下设的6个处分别为：计划执行处，处长宋时轮;交通处，处长耿飚;整军处，处长陈士榘;新闻处，处长黄华，兼叶剑英的秘书;秘书处，处长冯铉;行政处，处长伍云甫。秘书长之下设有秘书、通信、机要、编译、救济等处。

中共方面人员部分住在北平饭店，部分住在翠明庄饭店。叶剑英、罗瑞卿和各部门的负责人，每天都到总部设在协和医院主楼内的军调部总部办公大楼上班。为了明确身份，军调部给国、共、美三方每位工作人员配发了臂章和胸章。徽章的主要构图为三环标志，构思来自奥运会的五环标志，三环表示三方一起来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和平。臂章为盾牌造型，上部1/3为蓝色，缀有白色“军调”二字;下部2/3为红色，缀有白色三环标志。胸章呈圆形，外圈为白环，中间为蓝底红色三环标志，上半圆弧写有“军事调处执行部”字样，下半圆弧为麦穗，象征着和平。

军调部的任务，概括起来有五项：一是停止冲突，二是恢复交通，三是接受日军投降，四是遣返日俘，五是整军。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五项任务中最繁忙、最突出的是停止冲突和恢复交通两项。执行这些任务的方式，主要是三方进行谈判，达成若干协议，然后分令国共双方部队和有关单位执行。与此同时，军调部派出若干执行小组，具体落实协议，调查、调处冲突，监督双方停战。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右一）

派遣执行小组，是谈判中斗爭十分激烈的问题。国民党代表拼命要求向对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企图以此谋取军事上的好处。而美方还采取偏袒国民党一方的方式进行调处，在关键时刻，总是替国民党说话。即使是这样，叶剑英依然毫不让步，据理反驳。双方常常争论得不可开交。

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10余人，乘坐马歇尔的专机离开重庆飞赴南京。这样，三人军事小组中方代表周恩来结束了在重庆的军事调处工作，继续带领工作人员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为争取和平停战进行更为艰苦的斗争。

国民党签订停战协定，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虽然停战令下达后全国一度出现了和平局面，但是国民党以武力消灭中共的方针并未改变。经过准备之后，国民党军以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1月6日，马歇尔接到杜鲁门的命令，被召回国任国务卿。这样，军调部的使命彻底终结。1月29日，美国正式宣布“终止其对三人小组之关系和终止对军调部执行总部之关系”，命令军调部美方人员“尽速撤退”。接着，美国公开援蒋打内战。2月21日，叶剑英带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最后一批人员从北平返回延安。至此，军事调处执行部瓦解，国共双方以军事行动展开了两种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封面图片：1954年7月，毛泽东与陈云在北戴河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