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彬

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中国（北京）国际视听大会广播电视志论坛于2022年4月27日在京举办，笔者有幸参加论坛，从地方志角度談了对论坛“从音像资料馆到视听博物馆”这一主题的理解。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历史传承，浩如烟海。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赓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现存古籍中，地方志约占十分之一。

“百种千卷”力证北京地区编纂地方志历史悠久。北京编修地方志的历史悠久，早在北齐时，幽州世家阳休之撰《幽州人物志》，这是有记载以来北京地区编修最早的地方志书。北京市现存旧志百种千卷，是传承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编修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一直很重视，1958年，北京市曾组织人员编修《北京志》，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途废辍。1988年10月，北京市政府正式下发文件，要求在全市开展编修地方志。首轮修志于2008年结束，共规划志书172部，其中《北京志》35卷154部，总字数超过一亿字；18个区县编修区县志18部，总字数超过3000万字。2008年同步启动二轮修志，于2020年6月完成，共规划志书87部，其中市志69部7500万字，区县志18部1500万字。

在编修地方志的过程中，北京市还编纂出版了一批年鉴。其中既有《北京年鉴》及各区县综合年鉴，也有《北京工业年鉴》、《北京教育年鉴》、《中关村年鉴》、《北京广播电视年鉴》等几十种专业年鉴，还有《北京工业大学年鉴》、《首都经贸大学年鉴》等几十种高校年鉴，累计编纂出版各类年鉴300余种，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北京市与各单位的年度工作及所取得的成就，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

发挥存史、资政、育人功能。地方志的功用，一般概括为存史、资政、育人。所谓存史，是指志书具有章学诚所说的“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它既是各地风土人情的实录，也是史书的有效补充途径。毕竟，正史虽然权威，但难免也会有疏漏之处，需要地方志的增补，以全其说。所谓资政，是指对于地方行政官吏来说，志书是施政必备之书。入境，观其风俗，而后知其政。地方长官远道而来，首要任务就是体察民情。在地方志的帮助下，长官便可快速了解当地的风土舆情，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自己的执政方略，此之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北京市的地方志，就曾为立法、企业改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恢复园林景区等项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所谓育人，是指地方志不仅是“官书”，也是“百姓”生活必备之书，能够起到“扬善惩恶，表彰风化”的作用。地方志是公开性质的，多录有地方上的知名人物。与家谱不同的是，家族若出现遗臭万年的奸恶小人，家谱往往对其除名削籍，以全家族之声誉；但地方志却会如实详录，以达到“扬善惩恶，表彰风化”的教化目的。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修志，地方志编纂进入法治轨道。2006年5月18日，《地方志工作条例》由国务院发布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地方志的全国性法规，标志着新编地方志工作从此进入依法修志的新阶段和大规模、正规化修志的新时代。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它的依法编修，不仅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传承，并焕发出新的活力，也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存史、资政、育人作用。条例出台后，各地相继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责任，加强地方志工作机构履行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的职责，确保地方志工作依法开展。

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要求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

年鉴编纂进一步打牢地方志基础。年鉴是汇辑一年内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资料文献（工具书）。年鉴类型主要包括综合年鉴、专业（行业）年鉴。具有逐年编纂，资料连续性强；覆盖面广而全，涵盖领域年度内各方面重要信息；表现形式多样，以条目体为主又兼有特载、专文、大事记、表格、图片等；客观记述历史，资料存查价值高等诸多特点。

注重加强日常资料收集，逐年编纂的年鉴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可形成巨大的资料数据库，利用网络实现资料的重复利用和资源共享，为政府决策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为各行各业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为社会各界了解地情、研究地情提供最新的信息。

地方志开发利用开拓了文化传承的视野。修志重在应用。编纂出版的志书、年鉴，如何使其更好地发挥应有的效用，发挥更大的价值，开发利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要加强对地方志资源的深加工，从贴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贴近人民群众需要出发，进一步拓宽服务渠道、增强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手段。突出开发利用的重点，提升开发利用的水平，围绕服务大局和中心工作，围绕地方志承载的众多历史资源、红色资源、文化资源等优势，利用信息化时代的先进手段，开发出更多政府、社会、民众需要、喜爱的文化产品。

音像资料在地方志、年鉴中作用日益凸显。百度李彦宏说，在移动时代，用户的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不仅倾向于移动搜索，同时在搜索形式上更加多元化，移动互联网为搜索带来新的可能性，如语音和图像搜索，未来语音、图像的搜索会超过文字。在4年前，我们做过一个统计，35部地方综合年鉴平均有图片75张，4年后，这35部年鉴图片超过100张的有30部：最多一部年鉴图片达300余张。年鉴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发展潮流，各种元素的应用形式必然会更加丰富。苏州、佛山等地近年出版数字年鉴，收集了大量音像资料，成都年鉴建立了影像资料库，北京市教委设立网络年鉴等。音像资料正逐步成为年鉴必不可少的信息资料，音像与文字资料相结合，更能使读者直观醒目、全面翔实地了解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真实情况，增强可读性，激发人们阅读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相得益彰的效果。

地方志、年鉴的发展离不开音像资料。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放眼世界，口述史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势头吸引着包括史学界在内诸多领域和行业的广泛兴趣，因为口述历史的精髓，也是其最明显的特点——它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音像和声音”，街巷里的吆喝声、胡同里的叫卖声，人民群众在劳动中产生的运河号子，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需要用新的技术记录下来，而视听技术是最直观、最便捷、传播最广泛的方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曾指出，地方志编修中的当代部分，“是口述历史最能大显身手的时段 ”，地方志编修的学者“应当高度重视口述历史工作”。虽然口述史存在不可靠性、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受到现实生活经历的影响等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口述史与地方志渊源深厚，与新方志关系密切。地方志年鉴在忠实记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中，更应重视口述资料的价值并使其发挥更大作用。当然利用口述史，需要加强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制度建设、工作指导、项目实施、数字化建设、人才队伍、 宣传推广等，积极采取各种举措。

要推动方志出版工作深度融合发展。中共中央宣传部于2022年4月印发了《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从战略谋划、内容建设、技术支撑、重点项目、人才队伍、保障体系等6个方面提出20项主要措施，要求立足在优质内容的基础上、创新内容呈现传播方式、强化出版融合发展内容建设，充分发挥技术对出版融合发展的支撑作用。该意见是中宣部首次就出版融合发展领域专门发布的政策文件，为出版单位探索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提供了行动指引。新时代的地方志，需要推动出版工作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对数据库建设、流媒体、自媒体建设的研究，进一步深化音像资料在地方志中的应用。

作者系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

【编辑：左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