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 石燕婷

中国古代的书写，大多是承载着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功能。随着汉文字的日益完善和应用，文字符号成为信息保存和传播的重要媒介，帝皇统治国家、官臣处理军政事务、文人学者从事著述研究、人们进行日常交流等，均要使用文字。古代书写者的一系列书写活动及其形成的书迹文本，无论在国家事务、社会生活、私人日常等各类公共性或私人性的场域中皆具重要意义。

对历史书家的关注，除着眼于书法艺术与书法理论的层面外，也应将其放置于更大的历史文化场域中进行，通过关注书家在书写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经历的现实生活、所参与的具体事业、所面对的人事纷争、所固守的思维模式等，建构真正关于书家书写的社会历史原境。

在明清时期，虽然印刷技术的发展方便了书籍复制及传播，然而私人性的抄书活动，依然普遍存在。当时，传抄与刊刻，两者皆是知识复制的理想途径。书籍文章的抄录过程及所得结果，实质上即是借由书写活动产生书迹文本，并将其作为媒介进行知识信息的保存和传播。私人抄录的优势主要在于便利性及主导性，因而抄录活动作为知识保存及传递的方式，一直得到文化精英阶层的重视。

1.石燕婷 明心见性34cm×138cm2021

2.石燕婷 智圆行方27cm×48cm2020

传状、墓志铭、墓表、神道碑等以记述逝者生平事迹及称颂品德为主，是古代上层社会特别重视的具有纪念性及荣耀性意义的文本体制。古代重要官员或学者成为一些祈求为家族逝者制作墓志铭等的主事者邀约撰文的主要群体。直至清代，精英们关于传状、碑志等的撰写对象，已经包括朝廷及地方官员、士绅、布衣文人以及妇女等。他们一般会将请索者、撰写对象的身份，以及与作者个人的亲疏关系等作为是否应允书写的重要衡量因素。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一书中说：“文字并不是语言，而只是利用看得见的符号来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若从这一视角来加以考察，诗词创作及书写活动，则可看成是书写者将所要表达的意义以诗词语言的叙述方式通过书写活动呈现出来，从而生成了可读可传的文本。较之于具有一定篇幅且在写撰上需时可能更长的文体，诗词类的书写及文本在古代社会关系的互动中颇具便利性，而且关于这类书迹的展示媒介及空间，也更显灵活性。历代众多文臣名贤留下的诗作书迹，不少是具有写赠对象的，且这些创作的主题包括祝贺、送别、思念、问候、称颂等。因之，诗词书法的撰写及传递，在古代士大夫交往中实际上发挥着一定的媒介作用，鲜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互动的图景。

自隋朝始，朝廷以分科考试的形式进行国家人才的选拔，逐步确立了以考试为主的人才筛选模式。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及发展，在唐代，中央政府设置了更为完整的科举选拔制度，并因此影响了宋、元、明、清四朝。以成绩结果作为选官的标准，这必定会让应试者尽力地在各个方面取得考官的认可。自宋代始，誊录制度被不同程度地施行，然而在明清时期，除知识科目以外，字体的优劣依然间接或直接地成为影响仕途的重要衡量因素。此外，统治阶层和上层士大夫的书法审美趣味会成为科举士子们的临学参照。直至清代，“以书取士”的评判准绳日渐突出，众多期望步入仕途的读书人在治学之余，甚为重视习字的课程。

在古代精英文化的空间视域里，书法字体的优劣是精英们颇为重视的。科举制度的推行及发展，带来的是士人将“为用”书写观深入贯彻于治学活动以及从政生活之中。同时，古代精英在进行“为用性”的书写之外，亦会具有超功利性的审美追求，即希望写出体现美感及风格的书法。这两种书写状态的实现，皆须对大量经典法帖进行临习以及不断地进行重复性的习字训练。

3.石燕婷 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28cm×60cm2021

4.石燕婷 谢逸 《千秋岁·咏夏景》28cm×60cm2021

在明清时期，士大夫精英群体日渐重视日记写作，他们不仅将日记作为记录日常事理的重要媒介，而且将此视为一种个人修身的良好方式。日记，顾名思义，即指书写者将每日所遇之事、所明之理、所抒之情等通过书写活动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至清代，撰写日记的风气在精英阶层中颇为浓厚，因而此时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各类日记。这些日记的书写目的，亦有一些差异性，有些书写者完全是出自记录日常事情的私人性需要，有些则是主要以传世或者出版为动因。这从一些名人日记的行文措辞以及内容取舍中可得知一二。

5.石燕婷 只要何愁七言联70cm×34cm2020

6.石燕婷 自喜聊将七言联70cm×34cm2020

7.石燕婷 云鹤神鸾五言联13cm×8cm×2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