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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略传播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022-06-30郭毅游斯惟

对外传播 2022年6期
关键词: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公共关系

郭毅 游斯惟

【内容提要】使用可视化文献分析工具CiteSpace5.0R1软件,对2000年1月至2022年4月间中国知网收录的“战略传播”相关论文进行分析,可以大致勾勒出20余年来国内战略传播研究的现状。研究发现,国内战略传播研究主要聚焦在对战略传播的基本认识研究、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对外宣传)、国家形象的战略传播、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战略传播、战略传播与公共外交五个主题。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战略传播的基本认识还不清晰、研究还不充分,亟待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战略传播 国际传播 公共关系 公共外交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加强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离不开研究布局。“战略传播”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传入我国公共关系和企业管理学界,至今已有20余年,梳理和回顾相关研究现状,对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而言应有意义。

为了勾勒20余年来我国战略传播研究现状的基本轮廓,本文使用可视化文献分析工具CiteSpace(5.0R1版本)对中国知网上收录检索的相关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建构与分析。我们以“战略传播”一词对2000年1月至2022年4月之间中国知网收录的全部期刊论文进行文献摘要和关键词检索,共得到388篇文献。然后,通过人工二次筛选剔除部分无作者署名、新闻、摘要中提及“战略传播”一词但全文与战略传播无关的文章,最终得到有效文献241篇。再将这些文献的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数据导入CiteSpace,形成关于国内“战略传播”研究现状的知识图谱。

借由知识图谱,本文从总体趋势、关键词共现、研究主题聚类等三个方面描述我国战略传播研究的现状。通过研读相关代表性文献,结合可视化数据结果对战略传播研究领域的问题加以分析和探讨。

一、国内战略传播研究的阶段特征和趋势

“战略传播”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在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军事科学等学科领域探讨较多。对241篇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得出战略传播相关研究发展的大致阶段。其中:

2000年至2013年可以视为国内战略传播研究开展的萌芽阶段。在此阶段,总体发文数量较少。国内学者主要从军事和政治学科视角介绍美军战略传播、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的观念、模式以及相关实践活动。从此“以美国为师”长期成为我国战略传播研究的认知基础和前提。

2013年至2016年是国内战略传播研究的成长阶段。在此阶段,发文数量逐年增长,且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3年是我国战略传播研究的第一个“拐点”。从此开始,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探讨我国国际传播现状困境和策略的研究增多。由此可见,作为顶层设计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成为激活国内战略传播研究的动能。此外,国内战略传播研究也更加深入,开始尝试借鉴美国战略传播相关经验,并应用于解决我国军队、南海主权、边疆治理等问题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清華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等智库纷纷成立。

2017年至2019年战略传播研究短暂降温。虽然在此阶段论文增长率暂时下降,但出现了战略传播研究与体育传播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亮点。

2020年开始国内战略传播研究进入回暖期。总体而言,论文增量重新回升,发表刊物的级别也有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略传播研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这一阶段战略传播研究的回暖在很大程度上与习近平总书记“5·31”重要讲话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局势瞬息万变,站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将继续成为未来一个阶段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

二、国内战略传播研究中的关键词

通过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初步了解国内战略传播研究的关注点。在Citespace软件中选择关键词(Keyword)参数节点,可生成N=414(节点数)、E=908(节点连线)、D=0.0106(网络密度)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图中,有文字表示的节点是414个节点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根据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可以判断战略传播研究领域的关注点。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两两之间会生成一条连线,因此不同颜色线段之间可看到关键词之间的关联。

从图谱可见,国内战略传播研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公共外交”“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故事”“一带一路”等。有关战略传播的知识探索以“战略传播”和“国际传播”两大节点为核心向四周区域辐射。结合中介中心性来看,说明这两个节点在整个知识图谱的网络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

结合相关文献也可发现,国内研究者普遍将战略传播视为国际传播的“升级”,一些文章甚至将“战略传播”当做国际传播或对外传播的“新潮”表述。这呼应了图谱中呈现的情况: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对外宣传)及其相关议题如传播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具有较强关联。问题意识应是学术创新的关键,但从关键词共现分析图谱可见,我国战略传播研究似乎并没有研究新的问题,这不禁令人遗憾。

此外,“国家形象”“传播体系”“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中介中心性较高,再次说明国内战略传播研究属于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行为”。细读文献可以发现,国内许多研究者将“战略传播”视为塑造和传播我国国家形象、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有利工具。相关研究的重点是以“战略传播”为名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提对策、提建议。这与“战略传播”在国外学术界的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在国外,战略传播更多地被视为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而不是一种解决学科和实践问题的具体方法或工具。①“工具理性行为”关注的焦点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这使得我国战略传播研究在整体上缺乏国外同行研究中对战略传播所涉及的公民、制度、权力等问题的批判维度。我们的研究中也几乎不会出现国外相关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杜威、哈贝马斯、吉登斯。②作为研究领域而言,与国外相比,战略传播研究在当前国内学界显得不够立体、丰满。4C06D56F-6F10-497B-B106-CEDB9E4D2B69

三、战略传播研究的主题及述评

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使用CiteSpace的LLR算法对国内战略传播研究相关论文414个关键词中语义相关的词组进行归纳聚类后,可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图2),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归纳战略传播相关研究的主题。

经LLR算法对关键词聚类,共生成9个聚类标签,分别是“#0战略传播”“#1国际传播”“#2国家形象”“#3公共外交”“#4传播策略”“#5国际传播能力建设”“#6传播活动”“#7对外宣传”“#8国家公关”。井号(#)后的数字越小,表明这个聚类标签对国内战略传播研究而言越重要。每个聚类标签下会聚集若干与算法判定语义相关的“关键词”和重点文献,帮助我们判断研究主题。

根据关键词聚类图谱并结合对每个聚类中重点文献的研读,可发现20余年来我国战略传播研究的5个主题。

主题1:对“战略传播”的基本认识研究,试图揭示“战略传播是什么”的问题。围绕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最多。相关研究或梳理美国、日本、英国的官方资料,介绍其国家战略传播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传播特点和实践活动及其历史沿革,或围绕国家和解放军战略传播的基本原则、机制建设、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媒体运作、创新模式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在对“战略传播”形成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建议将战略传播应用于解决南海主权争端,反恐工作,边疆治理、国家海外利益保护、中国共产党全球形象传播等现实问题。

主题2: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对外宣传)。受到习近平总书记“5·31”讲话精神的鼓舞,相关研究将战略传播视为进一步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对外传播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抓手。在这一主题之下,研究者或将战略传播视为国际传播(对外宣传)的升级,或将三者等同起来,研究和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以及“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对外传播。其中除极少数研究确从“战略传播”的理论或视角提出相关策略外,大部分研究提出的对策实际上与战略传播理论和观念关联性较弱。

主题3:国家形象的战略传播。这是一个国际关系、军事学、体育学、国际传播学者都比较关注的研究主题。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国家形象的定位是国家战略传播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作为一项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整体性构建。特别是东京和北京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为研究者在战略传播视角下分析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对外传播提供了难得的经验材料。但与主题2中一些研究的情况类似,主题3中的许多研究在对策上仍显陈旧。例如主张打造丰富立体的国家形象知识产权(IP),整合对外传播资源和渠道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传播效果等,并不能体现出战略传播在帮助对外传播国家形象方面的独特作用。此外,一些研究也表现出对策建议的务虚化。例如有研究承诺“从战略传播角度提出建构和传播积极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议”,但全文却止于“巧妙结合硬權力、准确使用媒介进行对外传播、合理运作公共外交等战略传播手段,是有效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方式”这样一个无关痛痒的建议,对有效开展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工作不具实质性帮助。

主题4: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战略传播。“战略”概念“深深地嵌在公共关系的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因此战略传播一直是西方整合营销传播与公共关系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③在过去的近十年里,以陈先红教授为代表的国内公共关系学者在公共关系学的视域之中对中国战略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有益探索。例如将国家公关理论与战略传播理论相结合,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将品牌危机公关研究与战略传播相结合,探索战略传播的世界观及其对战略传播模式的影响。

主题5:战略传播与公共外交。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的概念比较上,但观点之间分歧较多。例如有学者认为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都是美国“新宣传”概念下的术语,二者几乎可以划上等号。有的学者则认为战略传播是公共外交“政治架构”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新形式。还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相辅相成但彼此独立,不能互相替代。尽管这三种观点都与西方国家将公共外交视为战略传播的一种手段的表述不同,但概念比较上的分歧也恰恰体现出国内学者对战略传播与公共外交关系的独立思考。只不过,当对“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的关系理不清时,就容易出现理论的随意嫁接和配适性问题。例如有研究者在论述“战略传播视角下中国公共外交”时,硬造出的术语“新媒体公共外交战略化”,就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嫁接。

四、总结与展望

“战略传播”一词传入国内已有20多个年头,但抛去一些重复性的学术生产之外,战略传播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几乎是“新”的——我们对战略传播还有太多的未知。从知识图谱可见,对“战略传播”的基本认识研究应是国内学界围绕战略传播研究的诸多主题中最热门的一个。但在热闹的表象背后,我们却可以看到学术界对战略传播的基本认识还并不清晰。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战略传播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怎样的?已经20多年了,我们仍然看到许多文献将概念混用。战略传播时而被当做国际传播,时而又被说成是国际传播的升级再造,时而被等同于“大国外宣”,时而又被视作“媒体战”“舆论战”。把“战略传播”和“传播战略”“传播策略”“国家战略的对外传播”混淆并用更是屡见不鲜。学术概念的界定和厘清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混用学术概念容易造成学术研究的混乱,不利于学者们进一步深入探索。

此外,我们也看到现有研究表现出对美国路径和美国经验的过度依赖。美国政府最早提出“国家战略传播”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美国或美国军方所说的“战略传播”就是战略传播的全部。对美国经验的过度依赖,遮蔽了战略传播经验借鉴的广阔视野,局限了深入探索的可能性。对于战略传播而言国外究竟都有些什么理论?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国外的发展脉络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长期处于国内学术的真空之中。然而,在对“战略传播”仍存在太多学术盲点的情况下,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建议,是否操之过急?于是我们看到,一些研究虽然冠以“战略传播”的名头,关注的却是我国对外传播中的老话题,大有“新瓶装旧酒”的意思。如此一来,把文中的“战略传播”一词全部替换成“国际传播”或“对外宣传”似乎也未始不可,对文章核心含义的表达几乎没有什么影响。4C06D56F-6F10-497B-B106-CEDB9E4D2B69

为什么会出现对战略传播还有太多的未知就急于提对策的情况?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人们始终将战略传播当做理论工具,而不是一个研究领域。当战略传播研究被简化为一种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行为”时,人们就容易轻视对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

在我国,与健康传播、传媒经济学等新闻传播学科内的研究领域相比,国际传播研究的进入门槛总体上偏低。特别是近年来,似乎各行各业各种背景的人士都能对如何开展国际传播发表高见。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如果总是缺乏学术理性,一些“高见”就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科学论证全然不见了。战略传播研究应当避免这种表面上的热闹。

程曼丽教授指出,“以前,我们需要反复论证战略传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现在,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毋庸置疑,我们讨论的重点应当放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如何构建、如何取得预期效果方面”④。这一论断毫无疑问是对当前国内战略传播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准确判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是时候将战略传播的研究做“实”了。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项项目“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理念与实践的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21YBCS45)的成果。

郭毅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国际传播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游斯惟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Carl H. Botan (eds.), The Handbook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21.

②Charles C. Self, “Dewey, the Public Sphere,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in Derina Holtzhausen & Ansgar Zerfass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74-92.

③陳先红、张凌:《大数据时代中国公共关系领域的战略转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6期,第20-41页。

④范红、张毓强:《系统重构与形象再塑:中国国际传播新形势、新任务、新战略》,《对外传播》2021年第7期,第63-67页。

责编:吴奇志4C06D56F-6F10-497B-B106-CEDB9E4D2B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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