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媒介化时代，我国媒介特征已从前技术时期的“身体化”衍变成“数据躯体化”，这种特定、精准化、模拟意识式传播使媒介不再单一发挥工具职能，而向参与社会建构转变。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中媒介是信息，信息也充当媒介，要认识到“媒介”与“人的延伸”的同构性。基于此，在新媒体环境中，媒介素养和参与互动能力成为重要标志。这使得残障群体面临媒介资源分配不平衡、信息传播与表达权力不对等、信息无障碍建设不充分等现实问题。文章以“日常生活行动”的方式来界定身体功能缺陷，旨在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特殊青少年群体受众生存、接触媒介受到的心理健康影响，并探究媒介引导、新媒体功能应用和媒介设施的无障碍化建设等能否改善其心理健康问题，提高社会对边缘化群体媒介生存和社会适应状况的关注度。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受众心理；特殊青少年群体；量化研究；媒介生态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9-0141-03

一、概述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1.国内研究现状

（1）新媒体环境。在中国知网以“新媒体环境”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大多学者都聚焦在传者角度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技术层面进行比较研究。

匡文波（2019）从信息论角度论述信息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中转化为用户主动“拉”（Pull）取信息筛选的同时进行反馈交互的双向互动式传播。这种交互式交流系统涵盖人与物、人与文本、往复循环式交互（针对反馈的反馈），实现信息传播的多元化交互。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种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浪潮下，万物互联逐渐成为现实，这个联结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数字化智能网络在多个对象和场景中将媒介整合，学者们开始倾向于研究新媒体环境参与现实社会建构。

喻国明（2021）从传播学视角论及，数字媒介（即互联网和智能算法）联结并革新“旧”的媒介，以重新连接一切的方式，在互联网“去中心化”进程后将社会关系勾连、加深并重新架构网络社会——以微粒化分布式社会形态为主要特征。杜骏飞（2022）以生态演化（Ecosystem evolution）视角谈及，数字化人类迁移过程中，媒介的中介性和媒介化，不断参与建构社会形态和演化社会基因。在“交流—行动”这一信息传播过程中，现实实践和数字交往互为调谐，使人类数字社会系统（数字交往、数字社会连接、数字生存）走向脱域融合发展。

（2）特殊青少年群体。中国残联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残疾人口总数约为8502万人，特殊青少年群体占据很大一部分。但以“残障”“青少年”为关键词在CNKI（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国内学者将特殊青少年群体置于传播学视域进行考察的文献较少。

茹柯耶姆·阿卜杜拉（2020）从社会学视域论及特殊青少年群体主要为11～18岁失去部分人体结构或异常组织，完全或部分失去参与某些活动的能力，并以自卑、社会融入难、对他人不信任为特征的群体。李金晶（2021）从媒介自我呈现的角度提及，该群体因身体和家庭因素，在数字媒介化社会环境中无法满足社交等需求，因此通常借由新媒体平台实现社会自我认同。

大多学者倾向于研究该群体的个性特征，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其共性特征。杨锃（2015）从社会学视角论及，大多残障者的社会化过程通常为健全时经历的，即使自小就是残障者，也通常被健全的家庭成员包围，使其缺乏和同类群体共同生活的经历，即残障者们缺乏亚文化环境。其容易弱化对自身残障身份的认同。同时，与妇女等少数群体相比，残障者自组织都偏小型化，未产生规模效应，也很难形成群体共同的认知观念[1]。

2.国外研究现状

（1）新媒体环境。国外学者在研究新媒体环境时往往聚焦于从元传播即关系传播层面落脚，强调信息传播过程中媒介所处环境与媒介本身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受众为本位。桑妮雅·李文史东（2020）从媒介关系视角提及，任何一种媒介的使用本身就是新媒体环境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这一环境又使另一种媒介的使用有意义，随之便形成了“多样媒介关系”。

第二大类学者偏向以技术为导向的信息型线性思维模式，强调数字技术媒介化。GuiYang Zhao（2020）从网络传播学视域论及，社交网站（SNS）整合人际、组织、大众传播优势，拥有巨大流量、强大转载、效果病毒式传播特征，在传播过程中每位用户都代表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中心，每一特定信息的传播面和传播群体经过中心不断进行扩张。

（2）特殊青少年群体。国外研究特殊青少年群体的时间较早，大多从社会角色功能缺陷方面来分析残障。社会学家萨德·纳吉基于角色和功能的视角，用一种更独特的“功能”色彩表达了他对残疾的理解。他将“伤害”可能造成的影响分为身体和精神层面以及社会角色。简言之，萨德·纳吉对残疾的定义是指由病理学引起的损伤，而由损伤引起的功能缺陷需要从职业、家庭和社会互动等个人角色的功能缺陷来定义。他创造性地测量了疾病的功能缺陷，并提出了几个主要因素：病理、损伤、疾病和功能缺陷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3.研究问题

当下新媒体环境已形成了以人际传媒为主体的点网状媒介系统，要破除以技术为导向的信息型线性思维模式，看到新媒介从“信息容器”到“关系居间者”的迭代深刻影响着受众的心理健康、社会关系等方面。本文以“参与正常生活行动”来界定身体功能缺陷，旨在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特殊青少年群体受众生存、接触媒介受到的心理健康影响。

（二）相关概念

1.特殊青少年群体界定

基于《中国残疾人實用评定标准》，本文中特殊青少年群体指具有情绪和社交障碍、视听障碍、肢体障碍、智力障碍、言语障碍、病弱及自闭症等的青少年群体。又因该群体具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特殊性，本文将群体年龄范围界定为11～18岁。

2.特殊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意涵

参照MSSMHS量表并基于田野调查数据，现实生活和新媒体环境中，心理上不良因子（压力感、强迫、焦虑、情绪波动性、敌对、人际敏感、偏执、抑郁、媒介自我呈现难）指数低于5%的为心理状况良好（即心理健康）。

二、讨论

善用媒介引导特殊青少年群体心理成长。

（一）主动性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社会行动的合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的”和“价值理性的”。新媒体环境中，媒介内容生产模式日趋多样、信息传播准入门槛逐渐拉低等，内容生产和信息传播中的工具和价值理性愈加难以调节。

应加大各新媒体平台的把关力度、增加违规成本以优化网络环境（平台承担算法编辑中内容责任）。通过网络舆情监测提高新媒体内容产出的质量。在新媒体环境特有的反向议程设置中，主流媒体仍具有主动性，应主动设置议题、更新完善传播方式、积极拥抱民间舆论场，以有效治理网络空间，营造绿色媒介环境。同时，保障信息工具的使用，就是保障平等[2]。伴随新媒体环境多样化媒介关系的建立，残障人群似乎实现了从信息可及到可用的跨越，然而要让特殊群体融入主流话语，还需要加强新媒体功能应用和媒介设施的无障碍化建设。

（二）辅助性

依据本研究调查结果，现实空间中超过半数的特殊青少年有心理倾诉需求时由于没有合适的渠道，并不会主动寻求心理引导。基于此，搭建注重隐私、限制少、操作简单、费用较低的专属线上心理咨询通道，既能成为该群体的情绪宣泄口，也能通过这一渠道引导处于特殊时期的他们心理健康成长。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媒介文化已经把文化和传播凝聚成一个动力学的过程，将每一个人都包含其中，我们必须学会生存”。由此，社会组织可建立针对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特定平台社群（如QQ、WeChat），供其生活、学习、沟通交流活动，并引导建立该群体特定的媒介素养和媒介文化[3]。这对特殊青少年群体平等使用媒体、充分参与表达、获取自我认同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

（一）研究方法、设计和工具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三角测量互证的量化研究方法，包含深度訪谈法、非参与式观察法、问卷调查法。采集数据时间为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在这一过程中，笔者以爱心志愿者的身份进入田野，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100多份有效问卷，后期进行非参与式观察并收集一手访谈资料。

2.研究设计

样本选取上，选择武汉市江夏区特殊教育学校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残障学生特殊的生理、心理情况，仅选择了校内11～18岁学生。自变量为特殊青少年群体，因变量为新媒体环境。研究范围的选择上，以武汉市江夏区特殊教育学校为研究范围。

3.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自编的“新媒体环境中武汉市特殊青少年受众心理研究调查问卷”，旨在调查特殊青少年的媒介接触心理状况及媒介引导需求。

（二）数据分析

1.特殊青少年新媒体环境参与情况

新媒体环境中，数据作为其高速运行的“能源”，更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力”。而数据流动则伴随“科技异化”[4]（个人隐私几乎被全面窥视、数据监控产生负面效应）。这对各类新媒体功能应用普及率极高的特殊青少年群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特殊青少年群体新媒体功能应用使用时间长、依赖程度较高、使用目的广泛，并且缺失在新媒体环境中的个人隐私保护意识。笔者与该校教师访谈后得知，新媒体功能应用的使用已经渗透到该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中。但该校学生在媒介参与时超过七成不愿意标注自己的“残障”标签。

Web2.0时代，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交，导致隐私边界日益模糊。这使得特殊青少年群体不得不与互联网平台分享对隐私边界的归属和使用权限，这种被迫和不知情给他们带来了隐形的媒介参与阻力和心理压力（见图1）。

2.特殊青少年的媒介表达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核心观点为“媒介即信息”，他认为媒介就是人体的延伸。在新媒体环境中，媒介越来越成为勾连人的感知和经验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并产生“新延伸”。

研究发现，超过八成的残障学生在媒介表达方面存在障碍。特殊青少年的媒介表达相较于使用微博这样的开放式平台，更倾向于微信这样私密性强的媒介。该校教师表示，特殊青少年处于人生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媒介表达的双重障碍，即残障群体特有的生理障碍和青少年特有的人际交往困难，从而更难以在互联网上发声。因心理和生理障碍、环境隐性歧视等因素，特殊青少年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媒介表达活跃度低下。

3.特殊青少年信息无障碍需求

“信息无障碍”于2000年在《IT宪章》中被首度提出，主要强调信息无障碍化对残障群体的生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此前，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生理障碍不仅使他们难以利用媒介参与社会交流，也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参与大众传播和获取使用信息。

现今国内智能手机、各类网络应用等，面向的群体基本上是健全受众[5]，专门针对残障人群的软件和功能少之又少。同时专属残障人群的辅助功能包括助听功能并不实用。总体来看，特殊青少年对网络应用功能的无障碍供给满意程度不容乐观（见图2）。

四、结语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在新媒体环境的发展进程中，应以平等、真诚、共享等为底线，无论场域中传播方式和传播主体形态等如何变化，建构良好传播生态，应依靠这条底线。本次研究发现，特殊青少年的媒介生存问题与其心理健康有密切的联系。基于田野调查和通过整合相关文献，本文提出了善用媒介引导特殊青少年群体心理成长的相关建议和对策，以改善该群体在媒介参与中遇到障碍等产生的心理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锃.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J].社会，2015，35（6）：85-115.

[2] 刘明洋，王鸿坤.从“身体媒介”到“类身体媒介”的媒介伦理变迁[J].新闻记者，2019（5）：75-85.

[3] 杨锃，周茜.听障青少年身份认同：在制度与生活之间：基于听障青少年群体越轨个案的研究[J].社会工作，2020（5）：47-62，110-111.

[4] 顾理平.数字化时代隐私内涵的演进嬗变与研究的前沿问题[J].新闻与写作，2022（1）：5-13.

[5] 徐欢杰.听障青少年手机媒介接触调查研究[D].杭州：浙江传媒学院，2020.

作者简介？刘石磊，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媒介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