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因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公共舆论场域内的热门话题被不斷炒作，一些极易引起共鸣的话语成为流行语，也被称为网红语。它们传播力强，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中的无厘头语言存在某种关联。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网红语与无厘头语言有着共同的文化属性，即对传统社会的抗拒与反叛，一味追新求异，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特性，从不同侧面反映民众普遍存在的焦虑、戏谑、猎奇等文化心态。文章从民间生态、语言叙事、文化隐喻三个方面溯源发现，从无厘头语言发展到网红语，互联网时代的公共舆论话语表达折射了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发展趋势，即民间文化生态经历了从现实谷底到精神慰藉这两个阶段，语言叙事寻求从颠覆秩序到话语狂欢，民众心理诉求经历了从消解崇高到拒绝宏大，再到寻求共鸣的变迁过程。

关键词：网红语；无厘头；公共舆论；话语溯源；叙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8-0033-03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新媒体时代公共舆论理性表达的话语建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XCB063

近年来，网红语的热度一直不减。网红语既可以指网络红人的语言，也可以指在网络流行的语言。从2010年的“鸭梨”“蒜你狠”到2020年的“奥利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再到2021年的“躺平”等等，十多年间，每年都有新的网络流行语出现，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了民间文化生态的发展变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2019年商业模式的强势加入，网红语不再指某个个体的语言，而成为一种有专业团队运营的网络现象。当个体语言通过互联网平台成为大众流行语，势必引发人们对公共话语舆论导向问题的关注。

在梳理网红语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网红语与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中的无厘头语言有许多契合之处。

无厘头是粤语方言，本应叫作“无来头”，因为粤语中“来”的发音与“厘”相近，所以戏称为无厘头。在《新华词典》中，无厘头的解释是故意将一些毫无联系的事物或现象等进行组合串联或歪曲，以达到搞笑或者讽刺的目的。

这种来自民间的草根文化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同时代青少年的话语表达。到了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青少年群体成为网络空间的主体，他们的年龄、心理特质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刻意追求酷炫、搞笑、反讽与自嘲。青少年群体会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语言组合博取更多人的关注，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网红语。

网红语与无厘头语言高度相似，深究其背后的文化属性可知，这两种语言都反映了特定群体对传统社会的抗拒与反叛，体现了追新求异的文化心理。进一步溯源可知，以无厘头语言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是网红语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

一、民间生态溯源——从现实谷底到精神慰藉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的无厘头文化是用喜剧的语言反讽现实生活的艰辛与无奈，那么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网红语则将这些生活的感悟进一步提炼，借助网络的力量延续并传播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厘头语言扎根于民间生态体系，这决定了它的话语主体是普通民众。他们大多生活在大都市之中，周边随处可见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货品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但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却与他们无关。地铁、大巴、出租房才是他们最熟悉的交通工具和居住场所。

反映这个群体生活状况的香港电影以20世纪70年代许氏兄弟的电影为开端，以80年代的《猫头鹰》作桥梁，到了90年代，香港无厘头喜剧发展至巅峰，其中《赌圣》《东成西就》《大话西游》堪称经典。这些电影不论是现代都市题材，还是古装题材，审美观感趋同，都试图迎合生活在都市底层群体的心理诉求，具有无逻辑、非理性、天马行空、无所顾忌的喜剧特点，充满对传统文化的调侃与批判，以及破坏秩序、离析正统的强烈文化冲突。

无厘头语言从民间而来，到了“万物皆媒”的今天，却有了“融媒于我”的互联网特质。在无厘头语言“熏陶”下的70后、80后步入中年时，新一代的年轻网民正成长起来，成为网络的主力军。21世纪的年轻网民发明创造的一些网红语也带有无厘头语言无逻辑、非理性的特点。

如2010年的“什么都是浮云”、2011年的“悲催”、2012年的“高富帅”、2013年的“土豪，我们做朋友吧”、2014年的“有钱就是任性”、2015年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2016年的“蓝瘦香菇”、2017年的“尬聊”、2018年的“锦鲤”、2019年的“我太难了”、2020年的“打工人”、2021年的“干饭人”等等。其中，“我太难了”源于某网络视频主播发布的一个“我太难了，最近我压力很大”的视频。这句话反映了普通人在现代都市快节奏工作、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不安、无助与苦中作乐的心态。由于制造和传播网红语的个体与大多数网民有着共同的生活背景和文化水平，这样的语言一旦被制造出来，极易产生情感共鸣，以至于迅速得到认可与追捧，转发量陡增，成为更大群体争相谈论和使用的话语，甚至成为年度大众流行语。由此可知，网红语的流行，主要是因为它准确传达了大众的感受，触达了情感的“最大公约数”。

二、语言叙事溯源——从颠覆秩序到话语狂欢？

网红语和无厘头语言有很多相同之处，特别是在叙事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将这两种语言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何谓后现代主义特征？西方许多文化理论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零散化、无深度概念；有的则认为它的特征是非连续性、分裂性、非稳定性、非因果性、反整体性[1]。尽管对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理解不同，但有一点达成了共识，即对正统文化的解构。为达到彻底解构的目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下的话语表达，往往偏向于运用夸张的语言和荒诞的表演来反映人们对现实刻板生活的戏谑与嘲讽。06B93195-15BE-477F-A8D9-B63357C2996E

以香港电影中的经典台词为例，“我对你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句话的字面含义与表演态势形成了强烈的呼应效果。为了增强画面感，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不仅动作夸张，在语言表达上也有很多技巧，如刻意增加断句频率、铺排叠加毫无联系的词语、加快语言节奏、增强细节描述的代入感等等。与此类似的语言表达有2019年的网红语“盘他”。“盘他”一词源于某相声大赛里演员的一句台词，表达对某人、某物的喜爱程度之高，以至于要将其捧在手里反复揉捏。当然，加上演员夸张的动作，受众明确知道，在“盘他”的字面含义之下，还有戏弄、捉弄对方的含义。由此可见，无厘头语言和网红语都在追求语言表达上的张力，由表及里，明褒暗讽，用嘲讽的语言表达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问题的批判态度。

从颠覆秩序到话语狂欢，是无厘头语言和网红语得以存在的重要精神支柱。尽管有的时候，由于网红语和无厘头语言的根脉深藏于市井生活，不免粗俗、少雕琢，甚至不符合词语逻辑，但丝毫不影响受众对它们的喜欢。

例如《大话西游》中的台词“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只要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这句话，运用对比的修辞手法，将“人”与“妖”横向联系，并通过“善良的心”这一平台嫁接在一起，得到“人妖”这一结论，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在网红语中，“酱紫”“偶”“表”“爱豆”“duang”这类词语将外来语、地方方言或口语表达中的象声词用正规书面语记录下来，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对传统秩序的颠覆，能达到话语狂欢的目的。

如果说，无厘头语言是社会底层民众借助影视剧这一平台传达他们的文化诉求，那么网红语则代表了与互联网共生的年轻一代对自我形象的选择性塑造和对社会身份的确认，通过制造迥异于传统话语表达的新鲜词汇，表现对权威话语体系的叛逆，通过对各种惊世骇俗句子的传诵和再创造，表达对生活困境的自嘲与反讽。可以说，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给了这些年轻生命彰显个性的舞台，而网红语就是他们标榜自我、参与公共舆论话语狂欢的一种方式。

三、文化隐喻溯源——从消解崇高到寻求共鸣

谈到话语的功能问题，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认为，话语具有身份功能、关系功能和社会功能三种属性[2]。任何人所说的话，都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和阶层有关。在费尔克拉夫看来，话语的建构方式表征了话语中主体的自我形象选择以及身份认同过程。在互联网时代，互联互通的话语交锋会使得话语主体对自我的认同更加关注。很多引发热议的社会问题、文化现象在普通民众的话语实践中，往往以网红语的形式出现，如“吃瓜群众”之类的词语就暗含着对一些社会问题既关心又无力解决的嘲讽心理。

仔细分析近些年网红语的出现时机，人们会发现，一旦出现了热点問题，网红语就会接踵而至。所以说，网红语之红，红的不是词语本身，而是一种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的普遍关切。网红语不仅是简单的语言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现实矛盾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聚焦性产物。只有读懂网红语，才能更好地了解普通民众对当下现实生活的真实心理诉求，这表现在消解崇高、拒绝宏大、寻求共鸣三个方面。

首先，消解崇高。康德曾这样解释崇高——以某种方式对我们的感觉想象力施加暴力的知觉可以引起精神上的重新振奋[3]。它往往对某种事物产生同敬畏和敬慕相似的朴素的或者消极的快感，是一种严肃认真和令人激动而不是游戏的和平静的审美感应。如面对万里长城，人们会敬慕其巍峨壮观，从而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产生激动兴奋的精神快感。在今天的短视频平台上，虽然也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出现，但更多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美食、美妆等等。这是一种消解崇高的突出表现，恰恰反映了人们在互联网时代刻意摆脱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说教禁锢，主动寻求娱乐的心理诉求。

其次，拒绝宏大。宏大叙事（mata-narrative）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术语。它指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某种一贯的主题叙事，一种完整的、全面的、十全十美的叙事，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总体性、宏观理论、共识、普遍性、实证（证明合法性）具有部分相同的内涵，而与细节、解构、分析、差异性、多元性、悖谬推理具有相对立的意义，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等等相对[4]。宏大叙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文艺创作中颇为流行，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李双双》中的李双双。他们或舍生取义，或智勇双全，或活泼机敏，或泼辣爽快，不论何种性格特征，都是十全十美的化身、精英的代名词。然而，到了互联网时代，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成了网红语的突出特点。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人们看到的网红多是普通人，少了精英性，多了烟火气，这就拉近了他们与受众之间的距离。特别是近期出现的各种沉浸式跟拍视频，让个体视角成为关照社会的唯一视角。这种强烈的个人叙事模式拒绝完美人格的塑造，容易陷入“小我”的世界，只观照自我的生存空间，失去了宏大的外部参照物，往往会人为放大自我感官，失去对整个社会的理性判断。

最后，寻求共鸣。网络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也是一个孤独的世界，沉迷其中的人，会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在互联网以数据操控的当下，每个个体的人貌似独立，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借助互联网平台窥视别人的生活，从而寻找自己生活的坐标参照系。

例如，近些年流行的抖音神曲，虽然表演的主体不同，但所使用的音乐、规定的动作可谓整齐划一。这样的传播方式简单且直接，无限次地重复便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幽默感。这一点与《大话西游》中“月光宝盒”出场那一段的重复画面颇有相似之处。鲁迅曾说，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互联网时代的幽默则是把无价值的东西重复给人看。简单地重复毫无意义的故事情节，会产生一种荒诞的幽默，网红语便具有这种特质。再如近期出现的热词 “刘畊宏女孩”，一夜间风靡网络。这些网红语暗含着一部分社会边缘人群极度渴望在网络中获得关注，参与社会生活，寻求文化共鸣的心理诉求。

四、结语

从无厘头语言到网红语，貌似热闹的话语狂欢背后隐藏着许多生存的无奈与痛苦。但是，网络不是自家的“后花园”，而是一个更大的舆论场。尽管有人认为网红语就像流星，瞬间划过夜空后便不留痕迹，但只要“划过”就代表着一种声音存在过，甚至可能形成新的价值取向。所以，在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场域内任何一种话语表达，都不能任性，陷入非理性的怪圈。要知道，互联网平台面对的受众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青少年群体。只有对网民的道德体系、价值判断进行正确引导，才能从根本上规范网红语的制造与传播。同时，只有加强对互联网公司商业运营的监督，制定相关规范，多措并举，才能更好地净化网络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 尹鸿.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电影[M]//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0：141.

[2]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27.

[3] [英]鲍桑葵.美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84.

[4] 杨远婴.百年六代影像中国：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J].当代电影，2001（6）：99-105.

作者简介 金蕾蕾，博士，主任编辑，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06B93195-15BE-477F-A8D9-B63357C2996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