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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伟大的女性”的中国故事

2022-06-24刘国忠

国际人才交流 2022年5期
关键词:爱德工作

文/刘国忠

浦爱德(Ida Pruitt)、耿丽淑(Talitha A. Gerlach)、陆慕德(Maud Russell)都是美国人,她们把中国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她们都曾参与到中国工合运动的工作之中,尤其是在宣传工合运动、为工合运动发展筹集资金、设备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们都是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工合运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路易·艾黎称她们是“三位伟大的女性”。

浦爱德:创立协和医院医学社会服务部,是名副其实的工合战士

1888年,浦爱德出生于山东省黄县(即今天的山东省龙口市),她由中国保姆带大,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山东话,而且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很深。1900年,浦爱德回到美国上学。1921年,接受过麻省医学院附属医院社会服务部专门培训的浦爱德正式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创立了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她主持该工作达18年之久。在协和医院工作期间,浦爱德带领团队想方设法地引导病人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努力提高治疗的效果,同时尽力帮助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穷苦患者解决医疗费用问题,为此社会服务部也被称为“帮穷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帮助伤病员和难民,浦爱德在社会服务部里成立了救济部,并且收容在七七事变战斗中受伤的第二十九军官兵。浦爱德也曾在家里隐藏、保护过共产党干部,将负伤的八路军将领送到红十字医院救治,甚至为北京郊区的抗日游击队送过药品。正如研究浦爱德的专家、日本教授山口守所指出的,浦爱德做这些工作,虽然有客观形势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出自她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以及与他们休戚与共的感情。

1938年6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浦爱德收到了工合运动重要发起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夫妇寄来的有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宣传小册子。这份精心设计的,指导难民、孤儿和失业工人等通过组织小型工业合作社实现自给自足、支持抗战的计划使浦爱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她认为这是一份支持中国经济抗战的宣言书。浦爱德认为,工合运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基于中国传统合作基础上的产业发展潜力,但工合思想和计划可能过于理想化,因此她对工合运动能否实现其计划仍存疑虑。在结束北京协和医院的工作回美国之前,浦爱德争取到一个随红十字会代表团考察中国的机会。考察途中,在浙江金华,她遇到了正在考察工业合作社工作的工合推动者、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艾黎的正直和坦诚,给浦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彻底打消了她对工合运动的疑虑,使她对工合运动前景充满信心。从此,她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积蓄,来支持创建工合,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工合战士,一座支持艾黎工合工作的坚强堡垒。浦爱德相信,工合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公共卫生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1939年,浦爱德到了香港并建立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担任该委员会的秘书。7月,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工作并入新成立的中国工合生产救济会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1939年年底,受工合国际派遣,浦爱德回到美国,建立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委员会,宣传中国工合运动,为工合的发展争取资金和技术人才、设备等的援助。浦爱德全身心地投入到筹款工作,很快她就收到一万美元的自发捐款,并且在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市和其他地方也成立了当地的中国工合促进委员会。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浦爱德领导了设在美国纽约的工合委员会,她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给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寄来了图纸和机器,筹款达到350万美元。可以说,没有这笔资金,工合便没法继续搞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浦爱德曾应邀回访中国,但她仍然生活在美国直到去世。1952年,受中美在朝鲜的军事冲突的影响,美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审查而最终被迫解散。在给艾黎写信通报这一决定时,浦爱德说这个决定对所有为工业合作社工作了多年的西方人来说,意味着他们要把精力和思想用到其他的地方去。为了促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支持,浦爱德不仅出版了反映她自己在中国生活的《在中国的童年》和《殷老太太——北京生活回忆录》等著作,她还积极参与了老舍《四世同堂》的翻译,帮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对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浦爱德是一个无名英雄,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务实工作者和组织者,是一位善于体察民情民俗的作家,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基于在日常生活中和中国人的接触和交流,她的著作和译作对美国人了解中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浦爱德深爱着中国,直到去世前,她一直是美中友协的名誉成员,是中美友谊的架桥者。

浦爱德(1888—1985)

耿丽淑(1896—1995)

陆慕德(1893—1989)

耿丽淑:发起组织中国福利呼吁会,是工合工作特殊的“后勤”

1896年,耿丽淑诞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的一个农村牧师家庭。1920年,耿丽淑从巴特勒大学(Butler University)社会经济系毕业,获学士学位。1926年,耿丽淑应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邀请,受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到中国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正在北京学习语言的耿丽淑冒险掩护苏联顾问鲍罗廷夫人离境。1928年,语言学习结束后耿丽淑被调往山东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从北平到济南,当耿丽淑走出济南火车站看到无数衣不蔽体、满脸风尘的人群不知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时,她陷入了惊骇和迷惘,将自己身上所有的铜板都给了车站的难民。这一经历使耿丽淑对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理解得更深刻了。在齐鲁大学,耿丽淑给女学生们谈她初到山东看到难民的感受,鼓励学生们成立夏日研究会,激励学生们自己讨论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答案。1931年,耿丽淑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师范系学习。1934年,她被调回中国,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在上海期间,耿丽淑喜欢寻访那些被称为“模范租界”之外的大街小巷,因为她认为要想了解穷人就需要到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去,而这些大街小巷正是了解他们的最好去处,那里是“平民生活的窗口”。在一个雨后,一个平民生活的小巷(“老外”一般是不去的),耿丽淑第一次见到了当时正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路易·艾黎。之后经过艾黎的介绍,耿丽淑认识了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埃德加·斯诺和德国政治经济学作家汉斯·希普(Hans Shippe)等。艾黎给耿丽淑送来了《资本论》并介绍了他自己阅读后的体会,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此后耿丽淑的社会调查从小街小巷进入到纺织厂、缫丝厂,她开始亲身去体验包身工和童工生活,从中研究中国社会矛盾的性质。这些活动使耿丽淑认识到,她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应当重新受到审视的。为了提升女工的文化水平、解放女工的思想,耿丽淑与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主任干事邓裕志、人事部主任干事利尔·哈斯(夏秀兰)一起,会同劳动部在工人居住区小沙渡路三合里创办女工夜校。学校根据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办学,不仅为学生们讲授科学文化知识,而且组织学生学习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女工夜校,不仅燃起了一团圣火,也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掩护。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耿丽淑与金仲华、邓裕志等创办了难民收容所、伤兵救护站,组织教会大学学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开展义卖活动等支援抗战。1938年冬,根据宋庆龄的建议,耿丽淑参与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并在她的住所举行了首次成立会议。从此以后,耿丽淑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积极参与保盟工作。1940年,耿丽淑利用休假的机会在美国作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巡回讲演,宣传中国的抗战形势,积极争取美国民众对抗战的支持。

耿丽淑是工合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她目睹中国劳动人民遭受的痛苦与屈辱,因而支持进步的工合运动。在上海时,耿丽淑经常请艾黎到基督教女青年会讲关于工合运动兴起的情况,并鼓动她的同事参观贵阳和宝鸡的合作社,学会如何克服经济困难以发展民族工业。在推动女青年会工作的过程中,耿丽淑不仅把识字教育作为提高妇女地位、改良社会的基础,而且重视培养女工的团体意识,通过组织工友互助社,让女工联合储蓄帮助社友解燃眉之急,养成女工们合作互助的精神。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艾黎到耿丽淑在三合里的宿舍,找她参与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工业合作社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耿丽淑便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为工业合作社发展而筹款的繁杂工作。耿丽淑不仅有在女青年会十多年从事募捐工作的经历,而且作为保盟的成员参与接应和分配救济物资,组织女大学生上街宣传抗日和义卖,在资金筹措方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当艾黎去赣南推动工合工作时,耿丽淑按照艾黎的要求留在上海,艾黎说,“女青年会是一个宗教团体,能做别人难以做的工作”。事实也证明了这点。耿丽淑的工作对工合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正如史沫特莱所说,耿丽淑是工合工作特殊的“后勤”。

1940年秋,耿丽淑回美国探亲,途经香港时,在九龙第一次见到了宋庆龄。回到美国后,她经常保持与保盟的联系,并通过演讲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情况,为中国人民开展的抗日工作募捐,同时还担任美国社会服务工作者工会主席。1946年7月,耿丽淑再次来到中国为女青年会工作,与此同时她还应宋庆龄的邀请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并任执行委员。1947年12月,她被纽约女青年会召回美国。回美国后,她继续不知疲倦地从事支持工合的工作。

1949年,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在美国组织发起中国福利呼吁会,并担任主席。在该会筹建期间,耿丽淑与宋庆龄保持不断的书信往来。宋庆龄在1950年专门撰文提到:“中国福利呼吁会是一个美国的组织机构。它的目的是使美国人民在医药、儿童护理,以及其他服务项目上帮助中国人民。它的见解是中国人民的政治事务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但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所有一切美国人感到应该做的事。”1951年,耿丽淑绕道欧洲经香港回到中国内地,1952年,耿丽淑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主要从事儿童健康教育工作,也曾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1989年9月1日,在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荣誉证书中赞扬耿丽淑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宝贵贡献”。1991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耿丽淑“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和奖章。

1978年邓颖超会见陆慕德(中)和艾黎(左)

陆慕德:创办《远东通讯》宣传报道中国,是工合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1893年,陆慕德出生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阿拉梅达县(Alameda County)的一个中产家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学习期间,受当时美国关注女性与儿童权益、致力于劳工立法、改善工厂安全和卫生设施等氛围的影响,陆慕德积极参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1917年8月,陆慕德随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顾恩慈(Grace Coppock)来到中国,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直到 1943年。在中国,陆慕德经历了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对中国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有深刻了解。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期间,陆慕德参加了由路易·艾黎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习小组的学习,思想观念也随着参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推动女青年会工作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最终陆慕德从一个和平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信仰并坚定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友人。这期间,她参与难民救助工作,帮助劳动妇女和学生,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与尊重。1937年1月,在回到美国休假期间,她为中国的抗战奔走呼吁,促成美国女青年会设立了中国救济委员会,并担任领导筹集基金;1938年下半年起,在贵阳女青年会成立“战时学生工作队”,她作为协会学生部干事率领团队与男青年会学生部的工作队共同开展工作,为内迁过境的流亡学生发放旅费补助、救济寒衣,为在校穷困学生发放助学金,开办学生公社(即学生之家),对青年进行道德教育,鼓励学生奋发上进,建立正确有为的人生观;她还参与升学指导、职业介绍等工作,为高、初中学生开设英文补习班以及各种健康娱乐活动等。

1927年10月,陆慕德在上海第一次遇见艾黎,对艾黎的正直以及他所具有的那种要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印象深刻。1930年,在长沙他们又一次见面,当时陆慕德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艾黎到长沙参加赈灾工作。后来,陆慕德到了上海,就积极参与了由宋庆龄倡导、艾黎组织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习小组,这使她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使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造成老百姓苦难生活的本质来源。在上海期间,艾黎利用工作的机会,也带陆慕德实地考察在上海纱厂、缫丝厂工作的工人、童工的情况,帮助陆慕德理解什么叫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理解现存的社会制度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等。这些考察活动,无疑对陆慕德思想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影响。

1938年7月,从美国回到中国后,陆慕德在贵阳工作,为改善难民的生活状况积极组织难民开展技能训练。此时工合运动刚刚开始,陆慕德应艾黎和斯诺的邀请为合作社募集生产建设资金。很快陆慕德就为设在宝鸡的第一家手工业合作社捐助100美元,同时促进女青年会加入到工合运动的行列。在积极地从工作所在地为工合募集资金的同时,她还设法联络美国的同事与朋友,请他们支持工合运动。陆慕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合工作,热切希望以一切可行的办法帮助工合。为给工合筹资,她还从自己不多的薪金中省下一部分,交给艾黎用于工业合作社的发展。由于她酷爱中国的陶瓷,因此筹集了足够的钱给艾黎,让他邀请景德镇的制陶工去赣州于都,教工业合作社社员利用当地非常好的高岭土制作瓷器以供应市场。1939年7月,陆慕德获准到延安访问并考察延安平民教育的实施情况。辗转回到上海女青年会总部后,陆慕德继续从事推动工合事业的工作。虽然此时,工合运动由于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遭到了国民党在各方面的抵制,但陆慕德坚持认为,改革必须适应中国民众本身的需要,这是任何反对都无法阻止的。

结束在华工作回到美国后,陆慕德所努力做的就是把她在中国生活、所了解到的中国实际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革命事业的理解和支持。1945年,陆慕德在美国的东方政策委员会协助工作,并从1946年起担任该委员会执行主任。东方政策委员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促进美国采取与中国友好、进行贸易和承认新中国的政策。在该委员会被迫解散后,陆慕德又创办了《远东通讯》(),继续从事有关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分析和宣传。因为要介绍有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真实情况,她旅行了50万英里。在她八十大寿时,被誉为“人民的宇航员”。1972年,陆慕德再次来访中国,其间与浦爱德一起受到宋庆龄的接见。

1972年他们参加宋庆龄家宴(左起耿丽淑、浦爱德、宋庆龄、陆慕德、艾黎)

浦爱德、耿丽淑和陆慕德,基于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都积极关注基层普通民众的生活,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普通民众改善生计。她们是工合运动的宣传者、筹款人、推动者、坚定的支持者,坚信工合运动对支持中国抗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为人民的事业积极工作。她们不仅为工合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积极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交流,宣传中国文化和中国建设,成为中美友谊的架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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