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雨晨

2012年，在爱德基金会近30年历史上，发生了载入史册的两件大事——

11月8日，爱德基金会的爱德印刷厂，第1亿本圣经出炉。如今，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圣经印刷基地；11月22日，爱德基金会董事长丁光训主教去世，作为爱德的主要发起人，丁主教自1985年起担任董事长至今，他的去世，无疑标志着爱德一个时代的结束。

然而事实上，爱德的转型，早在2009年已逐渐展开。在此之前，爱德的主要使命，是以全球基督教教会为背景的公益组织网络，向国内导入资源，扶助中国弱势群体；而从2009年起，爱德开始将资源和注意力从扶助弱势群体，转向建设社会组织的培训平台，转入城市社区，将其自身的经验传递给草根NGO，并开展对社会组织的孵化。

高举爱 散播爱

1985年春，爱德基金会成立。

那时的中国大陆，教会活动刚刚恢复不久，“慈善”一词正式出现在官方媒体上，还要等待10多年，大陆全境，只有一家慈善机构，即經中央书记处讨论成立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立一家既有宗教背景，又致力慈善事业的民间团体，不能不说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智慧的决定。据说，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椅子都不够坐。

“爱德”一词，来自英文amity——爱，或许可以用丁光训主教的一段阐述；来注解它的定位：“……基督教是动人的，是激动人心的。它动人的地方首先不在它的教义，而在它显示了爱，高举了爱。散播了爱。它期待一个爱的世界的最终来临。它吸引无数男男女女为推广爱的事业而献上一切。”

爱德的诞生，注定了它以垦荒者的姿态，始终站在中国各种慈善服务的前沿。

1985年，爱德开始提供残疾人服务时，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尚未成立（后者成立于1988年）；1993年，爱德董事会制定“西部开发”战略，以解决中国西部因经济发展滞后带来的贫困及其他社会问题时，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尚未形成，也是爱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全国近20个省、自治区的无眼科医生的县级医院培训眼科医生，提供眼科手术设备，引进和普及了当时较先进的囊内白内障复明手术等方法（当时国内很多地方还在使用传统的刮眼术）；也是爱德，最先在中国开展了在儿童保育、残疾人社区康复的扶助项目……

丰富的海外资源，庞大的基督教慈善网络，使得爱德能够不断引进新的技术和方法，开展众多项目用以帮助中国的弱势群体。

比如盲童教育，爱德从国外请专家到中国，从培训康复员着手。这些康复员被要求先蒙上眼睛做一段时间盲人，学习如何定向行走，如何烧开水、洗衣服、做饭，如何与盲人交流，之后才开始进入盲人家庭制定康复计划，一对一地进行针对性训练。

爱德还率先资助中国盲文书社改善盲文印刷设备、出版《盲童文学》、培训盲校师资、开展盲童早期干预、盲童职业教育及全国盲童眼病调查及干预项目……

时至今日，爱德防盲特教部前主任庄爱玲博士骄傲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几乎中国的每个盲校，都有爱德的痕迹。”

从两方合作到三方合作

11月8日，第一亿本《圣经》印刷出厂典礼的当天下午，爱德基金会邀请来自全球的客人，参观了位于南京市栖霞区颐养院。

自今年10月1日起，爱德基金会正式接管该养老院。这是爱德与政府合作的新模式——由政府提供场地硬件，无偿交由爱德管理和使用。双方合作的第一阶段定为10年。这也是近年来当地政府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方法之一。

据基金会秘书长丘钟辉介绍，爱德基金会介入老年人服务和养老院，已有七八年的历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老人服务中，最困难、最艰巨的对象，无疑是老年痴呆症患者，而这个群体，正是栖霞区爱德养老院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因其困难，更能显现一个有宗教背景的基金会超于普通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

当然，爱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香港圣公会已与爱德基金会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将香港义工对老年痴呆患者的服务经验注入爱德，帮助栖霞区养老院进行初期培训和在地化运用，待栖霞区的服务体系成熟，再以此为中心，对全国同类型养老院社工进行培训，扩大这一模式。

这种合作方式，是爱德基金会一贯的合作路径：将海外资源引入国内，建立国内的公益项目样板。在爱德历史上，无论是早年将外教引进各个高校，为西部省份的师范院校教授英语，还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服务，都遵循此道。

比如，1990年代，爱德率先引入挪威专家，帮助中国聋哑人实现“双语教育”（指手语，和聋哑儿童的发声教育双管齐下）。这一项目在爱德实施成功后，随即推荐到全国一半以上的聋哑学校。

不过，栖霞区养老院仍然是个新的开创。由于政府介入，并无偿提供资源，这是爱德第一个政府、民间、海外三方合作模式的试点。

但栖霞区颐养院远不只养老院一项职能。就在该养老院内，爱德已经建成一个社工的实践基地，期待以此培养来自全国的养老社工。为此，爱德注册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名为“国际仁谷”，专事培训服务类的社会组织。

事实上，帮助、培育社会组织已成为爱德新的发展方向。国际仁谷之外，爱德在南京还建有两个社会组织培训平台。爱德项目主管周立婷说，社会组织大多基于社区需求而成立，如癌症患者联谊会、残疾人工坊等，规模不大，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欠缺的，是如何与外界联络，获得更多的资源。”培育中心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进行更加细致的项目策划和包装，联络政府职能部门、媒体，以获得针对性的资金扶持，并扩大社会影响。

基督徒的社会之门

爱德基金会也成了一扇帮助基督徒融入中国社会的门。

由于中国大陆特殊的历史原因，社会和宗教的关系经过了三十年的非正常时期，基督徒成为社会边缘人群，生活闭塞，交往单一，对社会缺乏了解，也不愿别人知晓自己的宗教身份。

比如，基金会的职员寇薇薇，出身于基督徒世家，本人也是牧师，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刚到爱德工作时，“非常不适应”——爱德的服务对象大多是非基督徒，而且强调不能在社会服务中传教，她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与服务对象交流。

经过近一年时间，寇薇薇才调整过来。

契机竟也十分普通。

一个寒冷的冬日，寇薇薇在某艾滋病高发地区看望一个14岁的孤儿。孩子的父母均已因艾滋病去世，他本人也因母婴传播成为HIV病毒携带者。这个男孩比同龄的孩子都瘦小，一个人坐在杂乱的院子里剁鸡食。薇薇叫他，那孩子木木地站起来，眼神也是木然，但带着一点害怕，身上微微发抖。

寇薇薇说，她突然激动起来，一把抱住了孩子，她能感到，孩子紧张得发抖，以及他剧烈的心跳。待到放开，那男孩的眼中已经有了泪水和光芒。孩子爷爷说，从来没有人抱过他。

薇薇觉得，那一刻，她感到自己抱的不是普通的孩子，而是耶稣，脑子里一下子就想起那句经文了：“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她说：“我一下子被打开了，觉得过去太狭隘。还有这么多人吃不上饭，怎能斤斤计较人家是不是基督徒呢？我好像听到上帝对我说，‘我把我最小的孩子放在你面前，你不去喂养他，还争论我和我的弟兄谁为大，这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