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文荣

【摘要】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问题，被称为“千古一等人”的王阳明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吸取了先秦儒家、佛教以及理学对知行关系的探讨，并在“心即理”的逻辑起点上以“致良知”作为通达知行一体境界的方法论。研究知行合一思想对于当前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大有裨益的，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知行合一思想;产生背景;内容;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3-005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3.019

王阳明是闻名中外的哲学家，他融合儒、道、佛三派的理论精华，开创“心学”，对后世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正德三年，王阳明在贵阳讲学时，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 ，经过500多年的洗礼，其时代魅力历久弥新。研究知行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对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通过解读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内容，从而对其当代价值进行探讨。知行合一的产生可以归因于王阳明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个人的思想创新两个方面。其内容可以归纳为“心即理”“知行一体”和“致良知”三个方面。知行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体现在其对新时代公民提供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以及提升全社会的思想道德修养，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两个方面。

一、知行合一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明朝位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君主独裁几乎达到顶峰。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封建君主高度专制，此时的大明政权外强中干，腐败混乱的统治又加剧了这个封建王朝的动荡，整个王朝可谓是岌岌可危，风雨飘摇。明王朝在此时不但遭受了由其自身统治体系的漏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地方藩王中汉王朱高照、寧王朱宸濠等的叛乱，而且还不断遭受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与此同时，王室贵族利用其政治权力大规模地侵占土地，地主也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广大底层群众生活贫苦，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时有爆发;社会的混乱使得人们将怀疑的目光投入到统治思想之上。明朝以程朱学派的哲学思想为官方思想，其思想基点是“天理”，将“天理”视为万物的主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导致当时明朝社会知行严重分离的现象。明朝的起义军曾一度提出“重开混沌之天”的口号，毋庸置疑，这不仅是对明朝统治的一种否认，更是对程朱理学的质疑和否认。

（二）思想传承

1.最早的知行观

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自古就有。中国最早的知行学说可以追溯到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译注·说命中》）这一朴素的知行观。既反映了知行之间的矛盾性，把二者当作两个方面来看待，同时又在一程度上体现着知行统一的要求，即知道后就应该实行，反对知而不行。但是它并没有涉及哲学上知行问题的全部意义，故其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

2.先秦儒家

孔子生活于一个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他的思想中显露着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寻求社会变革的双重向度。一方面他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认为“知”是奴隶主贵族专有的权利，而奴隶和普通民众只能执行。孔子主张奴隶主贵族的“知”是固定的，否定“不知”转化为“知”的可能性，这样奴隶和劳动人民就永远处于统治之中。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孔子长期从事教育而广泛接触到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倡导“学而知之”。在《论语》中他曾多次强调“学”的作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大家可以将“学”理解为“知”，“习”理解为实践，即“行”。在这里孔子强调的是行的作用，他认为行重于知。由于孔子所处时代和其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孔子的知行观也体现着矛盾性。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宣扬天赋道德观念。“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一方面他将仁、义、礼、智等品德观念都归类于“知”的范畴，是先天固有的。另一方面又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通过内心的追求去认识自己的本性，这就是行。不难看出，在知行关系上，孟子主张知在先，行在后;与孟子相反，荀子作为性恶论者，强调制天命而用之，通过后天的学习教化克服先天之恶。这一主张表现在知行观上就是他非常重视“行”的作用。“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学》）这类似于今天所讲的实践出真知，主张“行”是获得“知”的基础。荀子的唯物主义知行观仍是将知行分作两回事的，认为行重于知。

先秦儒家对知行问题的讨论大多是以萌芽的形式，还未形成系统的学说。但是先秦儒家的知行学说，是中国知行学说的开端，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3.佛教

天台宗的“止观论”对之后的知行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借……当知此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止”的意思是扫除妄念，专心一境;而“观”就是指在“止”的基础上运用智慧，分辨清楚本质与表象。天台宗主张“止”与“观”并重、“定”和“慧”均等才能悟到佛教的最高真理。虽不能简单地将“止观”理解为“知行”，但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后来的朱熹、王阳明等人不再将知行简单地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4.程朱学派

程朱学派的知行理论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理学家主张知先行后，心中之理、心中之识都是天所赋予或是心中自生而非从实践中得来的。程颐也曾提出知先行后的主张。例如“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二程遗书·卷第三》）、“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二程遗书·卷第二十五》）等。他认为知于行好比灯于路，没有灯的指引是无法行路的。由此可知，程颐对知行关系的讨论是有偏向的，即知为本、行为次;朱熹的知行观大致继承了程颐的主张。“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这一观点明显是受天台宗定慧均等修行观的影响，知行并重，知先行后，即将知行分作两事，同时，又认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朱子语类·卷十四》），二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在朱熹思想中的知行问题主要是指致知与力行的关系。格物致知也就是把认识到的知识运用推广贯通， 从而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内容

虽然，王阳明的心学与程朱理学是一脉相承的，但他并不认同程颐、朱熹在知行关系上提出的“知行二分说”。所以他在继承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更为系统、全面的拓展了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其主要内容主要有：

（一）逻辑起点—— “心即理”

“心即理”的思想并非王阳明的独创，程颐、朱熹等人都对此有所提及，至陆九渊集其大成，王阳明在此基础上完善发展建立起主观唯心主义体系。王阳明早年曾信仰程朱，在经过“格竹”事件之后，他便开始对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产生怀疑与反思。被贬龙场后，他一直在参悟人应该如何去修养身心。经过他日复一日的探求，终于悟出了“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的道理。他逐渐开始探求本心的世界。“心即理”中的“心”不是生物体内的心脏器官，而是指人们的本心，或者说是精神、意识。不同于程朱学派的客观唯心主义，王阳明把人的本心当作最高的天理，本心之道便是天道，所以每个人都要遵循自己内心所想，让自己的行为符合心之理、天之道。虽然王阳明的“心即理”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但不可否认它是阳明学说思考创立的开始，更是知行合一思想的逻辑起源。

（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本体

王阳明的知行观是在程朱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他同时也延续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并不赞同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论，而是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他所讲的“知”是已经包含了“行”的，同样，他所言的“行”，也同样是包含了“知”的。王阳明的这个观点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观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知行合一思想明显与先秦诸子、程朱学派等将“知”“行”分离对立或是并重的观点不同，王阳明直接将“知”与“行”看作是一个整体，反对把他们分成两个部分。他进一步提出“知”与“行”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其中“行”是真正用力的一面，而“知”是领会通达的一面，即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强调的是“知”与“行”在其实践过程中的统一性。

对于王阳明所讲的“知”，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层面是指关于事物的认识就是平常所讲的知识，是通过学习和生活实践所得到的本体性知識。王阳明认为，得到这种知识的过程是通过“行”实现的，“知”的过程本身就蕴含了“行”;另一个层面是指“良知”，这一点与孟子的”良知”思想颇为接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王阳明倡导的“心之本体 ”。关于“良知”的思想是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的关键部分。良知虽然真实地存在于人心中，但表面看起来却是虚无的，唯有笃实用力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把良知和功夫结合起来，这也就是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的“致良知”思想。人必须得知道自己具有良知，然后才能去显现和表达。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的方法论，只有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才能显现良知，这是二者的内在逻辑。“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与前人不同之处还在于其蕴含了一种意识的流动性：人们的意念、头脑中的思想开始萌发之时 ，人们的“行” 便在同步进行了，或者说思想的萌发、意识的流动本身就是实践过程的起点，是“行”的一部分。他还认为，我们自身就具备成为圣人的天性，不需要向外索求。按照王阳明的这一说法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了，但是纵观几千年华夏，圣人也不过寥寥。那是因为人们自身没有意思到自己具有这种天性，所以更不会去实践了。自知良知尤其重要，但去“行”更为重要。

（三）目的——致良知

基于其知行本体的认识论，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第，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习录·上》）良知是人心中固有的道德意识，是程朱学派所讲的万事万物之理。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指无念却清醒的状态、纯粹的感觉。“本体才是真正力量的唯一源头”，关于探究本心所得到的东西就是良知。良知的实现要通过“致”，也就是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来实现。良知是“知”，致的功夫就是“行”。所以一定意义上，他的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而知行合一就是为了得到良知。就此目的来说，知行合一就是探究心之本体的途径，是致良知的方法论。从字面意义看，“良”是指“好”、具有“诚然、的确”的意思。如果人们所要践行的“知”不能称的上“良”的话，那么就不是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了。基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他认为读书做圣贤自然是要践行封建准则的，而不能是违背三纲五常、人伦天理的。因此王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具有一定的时代、阶级上的局限性。

三、知行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

相比于孔孟之儒学、老庄之道学、程朱之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可以为其创建者带来事功的哲学思想。他根据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勤学不辍，在官场一路从刑部主事、等小小官职攀升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等朝廷重要职位。他拖着孱弱的文人身躯，剿灭了南赣迟迟难平的匪患更，是仅用一个月就结束了宁王朱宸濠蓄谋几十年的阴谋与野心。王阳明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古代，对于当代中国民众的一言一行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都起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阳明先生主张去恶存善，知行本体。著有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他认为心的本体或者说人性本来是无所谓善恶的。陈来先生也曾指出“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开始，并不是善的完成。意向的善不能落实到实践，它就不是真正的善”，这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立言宗旨的高度概括，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我们当今的社会现状看，社会普遍层面的道德认识还是有待提升的，例如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两难型公共问题、频发的极端犯罪现象等，这些问题无不在反映着人们价值偏失亦即无法达到阳明先生所讲的知行合一的境界。物质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带动人们精神观念的升华。500多年前阳明先生就参透了“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的道理，却在物质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被人们遗忘至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中，既不能忽视对公民的思想教育，要运用多种途径和手段，帮助人们培养“良知”，又要加强道德修养的实践，使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真正统一起来。阳明先生主张用“良知”来左右和支配生活中的所有行为，这也正是我们所提倡的将德准则融入日常的生活中，用良知代替私欲，将良知践行到日常生活中，才能促进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才能为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结语

知行合一思想是阳明先生在500多年前提出的，经过时间的洗礼，其超越性与现实性愈发凸显。它是阳明心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通达内圣外王境界的工夫论，是阳明先生实现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的关键部分;同时它也是指导新时代公民提升道德修养、高扬道德自觉的价值准则。将知行合一贯彻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于提升个人修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03.

[6]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