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虽自雍正禁教后中西交流受阻，然1775—1840这65年里，中西学的会通未曾停止，《镜镜詅痴》便是这一时期内秉持着中西会通思想的著作之一。本文从《镜镜詅痴》入手，分析《镜镜詅痴》体现的中西会通思想，并提炼出《镜镜詅痴》会通中西思想的两个特点：其一是以体验式的思维模式代替了观察式的思维模式，其二是在会通中西的过程中以气论为范式，这种气论范式也是明清之际所有科技类著作中西会通的特点。

【关键词】 《镜镜詅痴》;中西会通;气论范式

【中图分类号】K8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3-005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3.017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从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等人来华起至1775年（乾隆四十年）中国耶稣会解散这150余年时间，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一次重要的碰撞期。以耶稣会士传教活动为形式，其间中西之科技、宗教、哲学互相认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研译西学，士人亦多与教士相交，又有《西学凡》《泰西人身说概》《仪象志》等诸多西学书籍著成，中西文化交融而会通。

雍正禁教后虽然中西交流受阻，但士人在天文历算、格物穷理方面研究未断，中国科技思想仍在步进。1775—1840这65年正是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社会本土环境下的一个熔炼期和沉淀期，于中西文化会通具有重要意义：既是继中西会通思想提出后的一个适时的实践阶段，又是考察中西会通具体方式的不可或缺的时代切片。

《镜镜詅痴》其书初稿成于道光十五年，正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知识界消化明末清初近二百年中西交流的成果而自我更新前进的关键时期，其时，自雍正禁教后西学之译本著述在士人中有何反响？徐光启“会通中西”的意旨在其身后如何？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断开西方的影响后如何于重洋外落地生发？在初期便被裁剪修饰的西学，失去其著者的解说演绎，又以何种意义进入中国士人的视野呢？

一、《镜镜詅痴》的作者及成书背景

《镜镜詅痴》是郑复光所作。现存的有关郑复光的资料并不多，从《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可知其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郑复光“幼眇精深，论数不淆，说理不障”，后取得監生资格，不入仕途，以授业或为幕僚谋生，因此得以四处游历，结识友人。《费隐与知录·序》中，包世臣曾言：“郑君性沉默，不欲多上人，与汪君同里，李君亦所朝夕，而名则远逊。”[1]“汪君”指汪莱，“李君”指李锐，这两人在当时学界颇有名气，《畴人传》皆有作传。将他们三人并列，可见包世臣是肯定郑复光的学术成就的。而郑复光的家乡安徽学风浓厚，以梅文鼎为先，成地域性学派。郑复光自小耳濡目染精通数算，但不拘于数算，梁启超曾说：“全书体例每篇皆列举公例若干条……大抵釆用西人旧说旧法者什之二三，自创者什之七八。”可见，郑复光除算学外，更饱览西学著述，以此为基础，他深入研究光学最终完成了这本《镜镜詅痴》。

《镜镜詅痴》开篇提到：“忆自再游邗上，见取影灯戏，北华弟好深湛之思，归而相与研寻，颇多弋获，遂援笔记之，时逾十捻然后成稿。”而郑复光游邗上应是在“丙子之秋（1816年）”[2]，可见此书是郑复光在36岁时所作，46岁左右完成的。

二、《镜镜詅痴》中体现的中西会通思想

《镜镜詅痴》成书二百年前，恰逢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天主教派为打击新教，抵挡宗教改革对其本身的冲击，转而谋求海外发展，扩大天主教势力范围。这样便联合了葡萄牙、西班牙舰队，有了第一批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其中利玛窦提出“学术传教”，以传播学术为手段来达到传教的目的。后来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学者与来华传教士合作，编译了一批西学书籍。甚至还有许多诸如南怀仁、汤若望等传教士被重用，进一步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但是囿于西学传入的工具性目的，这种传播从一开始便有很大局限性：“从1581年到1664年，耶稣会士在华共印天主教书籍131种，算术100种，学术及伦理、物理书65种。”[3]甚至为迎合中国文化，很多书籍在翻译时便做了删改加工。事实上，最先是利玛窦改绘世界地图时，将其中许多地名都沿用中国旧图的名称，这使得中国人“虽欲不信不能也”。利玛窦还深知，中国人不能容忍西洋绘图家把中国绘在世界东部的一个角落上，于是后来他绘制“万国全图”时，把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经过加那利群岛的子午线）的投影位置东移，将中国的位置绘在正中，以迎合中国人“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心理 [4]。这种翻译的方式是用中国文化对西学进行加工，此后其他传教士亦秉此原则进行翻译工作。这样一来，西学与中国传统的概念价值之间的冲突被巧妙淡化，使得部分西学从传入之初就失却了其本来面目。

这样，在接下来的中西会通中产生徐光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薛凤祚“虽天各一隅，而理无不同”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至于王锡阐、梅文鼎则更为激进，提出“西学原本中学”，自此“王、梅流风所被，学者云起”[5]。亦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中西科学会通学团”，其中梅文鼎学团立足安徽，经戴震而达鼎盛，其会通思想得以广泛影响安徽学人。《镜镜詅痴》著者郑复光便深受梅文鼎学团之思想熏陶。

三、《镜镜詅痴》会通中西思想的历史意义

西学东渐之初，利马窦言：“最善之法莫以学术收揽人心”，从而确立其“知识传教”方针 [6]。为达成传教目的，一批外国传教士深入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竭力地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囊括西方科技学说，而《镜镜詅痴》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只不过，虽然二者同样都是将西学按中国文化所熟知的方式加以阐述，但是差异还是十分明显：实际上，郑复光在引用《远镜说》之时，其论述与汤若望的论述之间稍有出入。所谓“居暗视明”“居明视明”是将原来汤若望对介质的客观描述“此发象元䖏更光明而形似广而散焉”“发象元䖏少昏暗而形似敛而聚焉”变成人本身的体验感知，即一种站在旁观者视角上的，对介质的客观叙述，变成了对人与物之间交互过程参与式的描述。这其实证明作者始终在将西方的人与物分离的观察方式用中国的人与物统一的体验方式来进行理解诠释，这也是郑复光中西会通思想的一大特点。

再来看《镜镜詅痴》中这样两则论述：

作取火镜·右通光

九：通光凸与含光凹对灯亦可取景，亦有浓光而不得火者，日性下济火性上炎，取景于日下，光之所至气亦至焉，取景于灯旁，光之所至气则不至矣，此一理也……

这里“日性下济火性上炎”可以理解为日气下济火气上炎。即凸透镜凹面镜可以对灯取景，但却不能生火，其原因是“景于日下，光之所至气亦至焉，取景于灯旁，光之所至气则不至矣”，也即光至成影，气至生火，光至气不至则有影而无火，这样看来，“气”才是“生火”的关键。

作显微镜·右通光

论曰：日为众光之主，火由所生。盖日以光为形以暖为质，其所到处必有光，而气暖与火相似，稍异者日性下射而火上炎耳。然则日照生暖是即火也，所以未成火者，光未极浓，暖未极盛，使万物受之者资其温煦不至焦灼也……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作者对光的看法是二位一体的：光为形，暖为质。“气暖与火相似”所以前文实际可理解为：光为形，暖气为质。但这种形光质气与“日气”又有什么关系？既然光包括日光、火光，为什么将光气与日气分开？所谓的日气又具有什么性质，与光气有什么关系？

关于这一点作者说“日体大气塞乎天地之间”这是日气之属性，“日性下济”光亦随之，光自具暖，其性亦有气，此气不同于日气，在郑复光的理解中，光与日是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性质，也就因此具有不同的“气”。

在《镜镜詅痴·原色》中说：“以气异者，如冬寒候冷，嘘气如云，暖冲寒出，气异而见也。”[7]这句话是“物依色而现其形，色浓则明，色淡则藏，色立乎异则相得益彰，色傍乎同则若存若亡”的补充说明，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气“云”为寒暖两种气流相“冲”而成，寒与暖是“气”的两种不同的属性，“如烘云托月，纨素生辉，白与黑异而见也。雪满空山，白鹇失素，白与白同则不见。”所以“气”寒暖的差异，就如同对比之下才会突出鲜明的色彩一样，是一种在比较之中来定义的性质。

追溯到明朝时期，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承“太虚即气”言“尘亦空明之物也……把之无质，即之有象，遍满自浮界中……”[8]是凭借气“空明”且可以充实于空间的性质（“天地间非形即气，非气即形，杂于形与气之间者，水火是也”）将物质都抽象为“气”，把物质的性质形态的改变都以“气”的变化来描述。从这个角度来看，“气”已经在当时的研究者心中成了一种物质的固有属性，并且将这个“气”变为了一种研究的单位，用于各种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之中。比如：“凡白砒止此一法，红砒则分金炉内银铜脑气有闪成者。”[9]红砒为杂质砒霜，分金炉为打造金银炉房，若银铜脑气可成红砒，即炼银铜时必有含砷物质。“脑”或是通“闹”意为冲突，指炉内炼银或铜时，银矿石冶炼中有“气”之冲突变化，故偶（闪）可生成红砒。所以，明清之际的自然科学研究，是以“气”作为物质本源，物质的生成或是性质的改变则有可以用“气”的变化来概括总结的，因此在当时的研究者中，这一套气论解释实现了研究领域内的逻辑上自洽，从而有了在研究领域内的广泛应用。

概观明代著述，科技类仅据类目统计凡67部，除去单纯数学著作10部外，其余57部中秉气论而成者49部，占总数85%以上，其中天文时历14部，地理水文18部，物理相关17部。复观有清，科技著作大增，其类目愈发精细，含科技、天文、生物、数学、矿冶、陶瓷、手工等，总著述约达146部，数学类52部，综合科技类6部，天文类28部，生物类32部，矿冶类5部，陶瓷类8部，手工类15部。其中应用气论者116部，按上文统计方式除去数学类，科技著述共94部，可见清代气论于科技研究中更为普遍。

综上所述，《镜镜詅痴》应当也是众多明清之际以“气论”来统合科技研究的作品之一。

在其中“水土湿蒸为清气，随时厚薄，此气与玻璃相似”是将“气论”应用于凸凹透镜成像的原理，又如“……人气温暖而鞴之气则寒凉，冷热相激，是以不免有破损之患……”是将“气论”又应用于阐释玻璃的性质中了。再比如李时珍“变化皆由于一气也”“天造地化而草木生焉……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10]“石者，气之核，土之骨也……气之聚也，则结而为丹青……其变也，自柔而刚，乳卤成石是也;或自动一而挣，草木成石是也。”[11]这也表现出，明清之际的中医研究已经广泛地将“气论”应用于解释药性，解释疾病的形成。这一点在《镜镜詅痴》中也有所体现：“凡晶性凉，能消热气，目力久用不无眦火，眼镜宜之。”这句话是将眼睛干涩的生理现象和中医的理论结合，并引申借鉴到郑复光的光学研究之中来论证“气”的存在。凡此种种，都可以成为当时中国科技研究是将“气”作为范式的佐证。

在中国历史早期，西周伯阳父用“气”来解释地震，开“气论”研究之先河;医和将物质分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庄周则有“通天下一气”的说法;《管子》著四篇“气一元论”;荀子“形具而神生”;阮籍、嵇康、郭象再加阐发，至于张载、王夫之則“气本体论”大成。所以“气论”范式根源于中国深厚的历史发展，在时间的沉淀中成就了自身完备的理论框架;同时，“气论”又以其对各类现象极具适应性的抽象概括而成了在那个“通才”时代士人之间的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沟通方法。[12]

科技史家库恩曾说，范式本身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便会有“反常”，然后形成“危机”，之后便会产生该领域的“科学革命”，而这种科学革命实际上是范式的更替与转化。[13]那么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角度去看有清一代的科技发展路径，是不是可以把中国明清之际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理解为中国“气论”范式本身发展到了一个“危机”的阶段呢？

实际上，在西学东渐之初，中西学说思想相互交融推动着明清之际中国科技研究的发展，《镜镜詅痴》就是将西方学说统合于“气论”范式之中的一个例子。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后，西学中源说大盛，竟将《镜镜詅痴》用于证西学之借中国之说，使得曾经的中西学交融的状况变成中西学的对立与冲突。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其实与“气论”形成的同时产生的科学家共同体有很大关系。当年在微积分的提出中，牛顿的“流数法”并没有莱布尼茨的方法简便，可是大部分英国人却坚定地支持牛顿的方法而排斥莱布尼茨的理论，所以，哪怕是同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共同体中间的接受度也会因“来源”而受到差别对待，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很大程度上与科学家共同体的自我认同有关。因此，晚清科学界范式变动既是气论本身发展到了一个极盛而衰的阶段，同时也是西方学术冲击之下中国科技共同体基于对他者的排斥而产生的一种应激转向，从而客观上加速了“气论”的危机，在西方科技范式传入的过程中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四、结论

中西交流受阻，中西学的会通并未停止，其间出现了许多秉持着中西会通思想的著作，《镜镜詅痴》便是其中之一。通过对整本书的研究，可以提炼出其中会通中西两个特点：其一是以体验式的思维模式代替了观察式的思维模式，其二是在會通中西的过程中以气论为范式。在明清之际所有著述中，大部分科技类著作在会通中西上都采用了气论范式，所以这也是所有科技类著作中西会通的特点。

然而，这种气论范式式微，西方科学思想最终占据统治地位，其原因又有两个方面：一是气论自身发展进入由盛转衰的阶段，由于科学共同体对于外来学说的抵抗甚至产生了“西学中源”说，使得气论范式走入歧途，断绝了自身发展更新的可能;二是西方科学思想传入为科学界提供了新的范式，西方压倒性的武力优势成为其科学思想的有力注脚，从而逐步确立了西方科学的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郑复光.费隐与知录[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宋子良.郑复光和他的《镜镜詅痴》[J].中国科技史料，1987，（3）：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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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蓉.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2）：8-10.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6]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7]郑复光.《镜镜詅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8]宋应星.野议 论气 谈天 思怜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9]宋应星.天工开物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0]李时珍.四库全书本草纲目（上中下）（精）[M].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2008.

[11]杨讷，李晓明.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前言[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03）：98-101.

[12]李存山.气论对于中国哲学的重要意义[J].哲学研究，2012，（03）：38-48+127.

[1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王雨笛，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助教，硕士，陕西服装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