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菲茨杰拉德所著短篇小说《重访巴比伦》讲述了主人公查理在经历了爵士时代的纸醉金迷和大萧条时期的人财两空后，决心痛改前非，回归传统伦理价值，重返记忆缔结的城市——巴黎，要回女儿监护权的故事。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聚焦空间记忆影响下查理的伦理选择以及创伤记忆影响下不同记忆主体改变或维持自身伦理身份的努力，逐一解构小说中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和“伦理意识”，揭示在美国梦破碎之后查理的自我救赎与人性回归之路。

【关键词】 《重访巴比伦》;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记忆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3-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3.005

20世紀20年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无数的美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国民经济迅速增长，许多人在证券市场赚得盆满钵满，摇身一变成为股票大亨。在金钱与资本的冲击下，传统清教徒的伦理道德观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大行其道。本篇小说的作者菲茨杰拉德便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与亲历者。1920年，菲茨杰拉德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成为美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从此，他和夫人泽尔达便活跃在纽约社交界，享受着荣耀、金钱和名望。可好景不长，由于讲究排场，挥霍无度，他们的生活渐渐捉襟见肘。泽尔达精神病多次发作，菲茨杰拉德也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几乎无法进行创作。《重访巴比伦》影射了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主人公查理同样迷失在爵士时代的繁华中，经历了家破人亡与美国梦的破灭后才幡然醒悟，重返记忆缔结的城市巴黎，试图要回女儿的抚养权，并重建亲人对自己的信任。

“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14。作者将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映射到文学作品中，意在记录下在当时享乐主义盛行的伦理环境下“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1]14，以起到文学的教诲作用。因此，若要透析主人公查理美国梦破灭后的自我救赎之路，以探寻在遭遇迷茫与希望破灭的困境后适用于人类的普遍价值，就需要从伦理的视角出发，解释作品中描写的大萧条前后查理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及其存在的道德原因，并对其做出价值判断。

一、空间记忆影响下的伦理选择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重访巴比伦》一共分为五节，从主人公查理重返巴黎，意图从玛琳的手中要回女儿监护权开始，到计划以失败告终结束。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分析路径，该事件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伦理主线。文学伦理学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1]14，因此，为准确分析查理所做出的不同的伦理选择，探究查理在不同伦理环境下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我们就必须回到当时的伦理现场，在客观的历史语境中审视查理当时的动机和目的，对其当时的行为做出伦理层面的判断。

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表象下，金钱成为衡量“美国梦”实现与否的砝码，并成为促使查理走向迷失的温床。查理在股票市场上实现了发财致富的梦想，加入了拜金享乐的行列。在金钱与欲望的诱惑下，查理在享乐之风中迷失了自我，传统清教徒勤勉、节俭、禁欲的伦理价值观在脑海中土崩瓦解，选择在夜店、酒吧之间放纵穿梭，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肆意挥霍。当年的他“竟偷了一辆三轮车，拉着洛兰骑遍了整个埃特瓦尔，从午夜直至黎明”[2]218。可见除了精神世界的萎靡腐朽外，查理作为人的伦理道德责任感也日渐模糊。无限膨胀的虚荣感和占有欲也蒙蔽了夫妻之间平等沟通，维护神圣婚姻与纯洁爱情的理智。查理夫妇之间的矛盾日益紧张激化，最终发展到了不可调解的地步。面对夫妻间的争执与争吵，查理被海伦“亲吻了一下另一张桌子上的小伙子韦伯”[2]215的行为惹恼，一怒之下将衣着单薄的妻子锁在暴风雪大作的室外一个小时。查理的行为间接导致了海伦日后的死亡，成了妻妹玛琳的心病和查理“实现”美国梦的代价。

繁华的表象褪去后，建立在金钱之上的虚假美国梦随之破灭。1929年秋天，美国金融界崩溃，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作为破产行列的一员，查理“钱来得快，去得也快”[2]217，并不得不面对随后这场悲剧：他“躺在疗养院里养病”[2]213，妻子病逝，并失去了女儿的监护权。往日构建在金钱与虚荣之上的繁华化为乌有，随之崩溃的还有建立在贪欲之上的伦理秩序。

记忆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可以被锁在空间之中。“空间包含着被压制了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目的之所在。被追忆的时间始终都不是流动的，而是对体验过的场所和空间的记忆，这些记忆编织和呈现了过去的生活”[3]273。两年后，重新站在巴黎的街头，失去一切的查理开始重新审视周遭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空间记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对查理而言，过去曾经居住过、生活过的巴黎就是记忆的载体。重返巴黎，看着“宁静的暮色掩罩下的那一幢幢崔巍的大厦”[2]201，听着“连续不断的出租车喇叭声”[2]201，往日的一系列回忆再次在脑海中呈现。人类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记忆也是如此。人类的记忆有利于自我防护，记住那些不愉快的情景，正是“为了避免日后重现痛苦、危险和担惊受怕的情形”[4]222。过去的痛苦回忆使查理在内心建立起了防御机制，为了避免往日情景再现，查理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试图重建内心的伦理道德秩序，找回对待生活的责任感。此时的查理做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伦理选择。首先，他戒掉了酗酒和纵欲的恶习，每天有意地“只在下午喝一杯酒”[2]203来克制自己的欲望;在里茨酒吧，他婉言拒绝了阿里克斯端过来的酒杯。面对夜总会侍者领班的热情招待，他“赶紧抽身而出”[2]204。其次，查理选择重返巴黎，三次来到妻妹玛琳家，试图要回女儿霍诺莉的抚养权，并尽可能给女儿缺失的父爱。吃饭时，他和女儿玩起了角色扮演的游戏，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增强父女之间的亲密感。查理不再一味地只接受原始本能的驱使，他的种种真挚、诚恳的行为正是由于遵守了理性秩序下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规范。B8A9856D-B93B-4EF1-AC0C-28667EE54251

二、创伤记忆影响下伦理身份的转变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1]21。文学伦理学认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1]21。在《重访巴比伦》中，经济破产之前查理的身份是妻子海伦的丈夫，是女儿霍诺莉的父亲，同时也是洛兰、邓肯等人的朋友。然而，此时的查理缺少对自己伦理身份的思考与认知，面对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与之相反，当年的查理会在半夜四点时邀朋友喝酒，感受洛兰“热情奔放和那股撩人的魅力”[2]208，并和她一起骑着偷盗来的三轮车在埃特瓦尔漫游，因此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贼”，做尽荒唐之事。大萧条过后，查理的伦理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由于妻子病故，不再具备“丈夫”这一层身份;同时失去了女儿的监护权，从法律意义上讲相当于被剥夺了作为“父亲”的伦理身份。双重伦理身份的丢失给查理敲响了警钟，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过去的种种行径，试图重新建构自己的伦理秩序，努力挽救并找回自己丢失了的伦理身份。

《重访巴比伦》整个故事的叙述内容，都围绕着查理的努力——找回自己作为一名父亲的伦理身份而展开。短暂的沉寂过后，查理离开美国前往布拉格工作，为自己日后能够抚养女儿赚得了许多“有利条件”[2]213，例如为女儿请一个法国女教师，租住一套新公寓等。传统伦理道德品质中的责任感开始在查理的内心觉醒，查理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女儿的爱。而一向对查理持有偏见与憎恶的妻妹玛琳似乎也能感受到查理的变化，在与其正面交涉的过程中，“出于做母亲的感受，她也承认他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2]214。玛琳原本强硬的态度慢慢缓和，尽管查理的道德感和责任心还有待考察，但她开始意识到，和亲生父亲一起生活，并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对霍诺莉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然而，查理伦理身份的变化注定是不彻底的，过去崩坏的道德观念给查理造成了现今的伦理困境。首先，玛琳的创伤记忆让她无法在内心构建起对查理的信任。创伤记忆指“对生活中具有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5]412，是一种“亲历性记忆”[6]93，也就是说，“在伤害发生时，记忆的主体必定是在场的”[6]93。玛琳一直对查理能否给姐姐带来幸福持有怀疑态度，而经过那个暴风雪夜晚的惊吓，在目睹姐姐在暴风雪中浑身湿透，绝望地按响自己家的门铃时，这种偏见“变成了对他的仇恨”[2]214，她不相信一个曾经品行恶劣、不负责任的酒鬼能够彻底洗心革面，肩负起作为一名父亲的责任。而查理是从海伦口中得知了她的遭遇，他的创伤是经由亲历者的复述产生的，它来自“对亲人所遭受的痛苦和伤害的‘想象性体验”[6]93，创伤对其造成的痛苦程度远远不及前者。因此，创伤记忆的不对称造成了二者矛盾的不可调和。玛琳无法释怀失去至亲的痛苦，而查理也不能够理解玛琳对自己的刻板印象与近乎执拗的偏执。

记忆选择反映了伦理关系。记忆是“意识的一种选择或筛选机制”[6]112，记忆主体的意识可以选择想要“记住”，或“遗忘”的部分，而选择的标准则是主体的主观意愿和情感。筛选的过程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深层的伦理关系，以及记忆主体对他人的价值判断和自身的伦理意图。因此，对记忆的选择就是主体对伦理立场和伦理身份的选择。因此，在目睹姐姐所遭遇的苦难后，“凶手”查理的形象在玛琳心中被丑化。她始终站在海伦的立场，选择成为姐姐及其女儿的“守护者”。此外，如今的巴黎还留存着过去生活的残影。在黄昏时分的塞纳河畔穿行，看着曾经熟悉不过的街道，过去的生活如慢镜头般在脑海中重现，影响着如今的自己。这种“重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两位好友——洛兰和邓克。二人并未在时代给出的教训与经验中幡然醒悟，仍沉迷在过去挥霍奢靡的生活幻象中。对查理而言，二人代表着过去的自己，其到来让自己试图建立美好生活愿望成为一种超越性幻想。对玛琳而言，这两人不仅言行粗鲁，更多的是代表着过去痛苦的回忆，两人的出现再次触及玛琳内心不愿提及的创伤，将家庭纠纷再次激化。这种纠纷“就像皮肤上裂开了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怎么也愈合不了，因为没有足够的东西将口子填起来”[2]219。过去残存的腐朽伦理道德的根基使查理试图建立的新的道德规范摇摇欲坠，也导致了查理倫理身份转变的失败。

三、伦理意识的觉醒

尽管查理转变伦理身份的尝试失败，但不可否认的是，查理作为人的伦理意识已经悄然觉醒，人性的光芒开始在他身上显现。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7]5，伦理意识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分辨善恶的能力”[7]6。在旅馆里，查理收到来自洛兰的信件后，第一反应不是对好友酗酒的期待，而是“很高兴阿利克斯没把他的地址给别人”[2]218。查理意识到伦理道德的崩坏是导致他如今生活不幸福的源泉，因此过往的一切，包括朋友在内对他来说都已失去吸引力。在玛琳家中，就当查理几乎取得她的认同时，两位不速之客洛兰和邓肯突然造访。二人轻佻浮夸的行为勾起了查理对过去麻木不仁、毫无道德的生活的恐惧与厌恶，也使他一直以来付出的心血毁于一旦。

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在重返巴黎后的一系列经历中，查理的伦理意识逐渐觉醒，他不仅具备了区分善恶的伦理特性，还逐渐理解了人性的内涵，懂得了如何真正地去关爱别人。“人性的内涵就是善、就是道德。或者说，人性是人的善的规定性，是人的善的集中体现”[8]16。在拜访玛琳家时，他关注到了每个家庭成员的不同需要和实际需求，给他们一一准备了礼物。他也开始认识到，在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金钱并不是必需品，爱是一种责任，需要的是家庭成员的陪伴、理解与付出。除此之外，查理对人生和爱也有了新的体悟。他在为往后的生活做种种的计划时，意识到未来的事情是虚无缥缈的，唯一能做的便是把握当下，珍惜当下的幸福。在反思自己与海伦的婚姻时他认识到，爱不可以纵容。适当的爱更有利于个体以后持久的发展，否则“当儿女以后走向社会后，就会期待着婚姻中的另一方具有同样盲目的温情，如果没有，便转而憎恶爱情与生活”[2]216。理性、道德责任感、自律与爱是查理努力构建的精神追求，也是有相似生活经历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想要通过书写的方式向外界呈现出的价值观。

四、结语

《重访巴比伦》讲述了在大萧条时期妻离子散的查理三年后重返巴黎，要回女儿监护权的故事，通过诉诸空间记忆影响下查理的伦理选择以及创伤记忆影响下不同记忆主体改变或维持自身伦理身份的努力，展现了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与人性回归之路。作品展现了爵士时代的繁华与喧嚣，以及繁华背后人类精神世界的荒凉和所面对的伦理困境。通过这篇小说读者可以看到，以金钱为中心，靠单一的经济利益来维系的人际关系必然会导致精神荒原，而责任、理智与爱——这些被狂欢者们抛之脑后的品质才是人生的意义。菲茨杰拉德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将自己相似的生活经历用文本的方式记录下来，旨在警戒后人，发挥文学的教诲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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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J].外国文学研究，2015，37（06）：10-19.

作者简介：

孙鑫，女，汉族，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B8A9856D-B93B-4EF1-AC0C-28667EE5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