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梦晴

梁晓声曾说：“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梁晓声的新作《我和我的命》是他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延续了《人世间》中对“善”的书写，再次寄托了他对人本身的期望，期望社会上大多数平凡之辈都是好人。在文中，梁晓声首先提出了人有“三命”的观点，即天命、实命和自修命。“一是父母给的，这决定了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实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观，是生活与命的关系的组合词。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梁晓声认为真正可敬的人，是由实命和自修命所证明了的人，而不是天命好的人，小说的主人公便是这样的人。

主人公“我”本是贵州山区神仙顶上一户农民的女儿，却因出生时被父母抛弃，因祸得福，成了县城里一户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儿。原生家庭的改变，使“我”的天命发生了巨大改变。养父养母在玉县的社会地位较高，因此方婉之自小在方家的所见所闻便是县城中同龄孩子们所不能接触到的。方婉之有保姆孙姥姥照顾她的日常生活起居，从小不必为金钱担忧，接触到的玩具很多都是市长爸爸的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家中书籍数量繁多且极为丰富，这一切使方婉之无形中相信自己天命的不凡。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方婉之逐渐意识到自己学习能力方面的不足，面对着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父母，她常常陷入自我怀疑。校长妈妈曾劝慰她，如果一生平凡，那就要做一个平凡的好人。

命运的转折点总是突然出现，校长妈妈的突然离世使方婉之的命运发生巨大改变。方婉之从校长妈妈留下的信中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解開了自己长久以来一直不解的难题，自己的平庸可能是由先天的基因所决定的。由落后偏远的贵州县城到改革发展的最前线深圳，方婉之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在食堂帮厨及在医院做护工的经历让她体会到了劳动的不易与赚钱的艰辛。

四年的打工生活让方婉之意识到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她懂得“我之一切努力和劳碌，不是一心想要超越平凡，只不过是要使那平凡趋于稳定，争取在稳定中过出几许平凡人生的微淡的小滋味来”。方婉之认识到自己的平凡却无法承认自己是个好人，可当她一次次向神仙顶的亲人伸出援助之手时，向朋友们提供帮助之时，为保卫工厂女工的合法权益而呐喊时，这些种种行为都表明方婉之是一个好人。虽未像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一样，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帮助了更多弱小的人，但方婉之的所作所为都是她好人的证明。

别尔嘉耶夫曾说：“真正的思想方向在于相信善的力量要多于相信恶的力量，相信上帝要多于相信恶魔。由此世界上生长出善的力量，并由善的情感滋养。”《我和我的命》中好人始终是多于坏人的，也符合梁晓声一直以来对建设“好人文化”的呼吁。正如方婉之所说，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的。虽然一个人的天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做一个好人却是与天分和能力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