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强

万历年间成书的《澧纪》是湖南第一部私家修纂的方志，它是澧州高氏家族集体合力而成，代表着传统时代地方乡贤贡献家乡的一片情怀。

《澧纪》的编纂，由高尚志发起，高尚志的长子高坚续纂，高尚志的外孙龚之伊审定，高尚志的次子高远编辑，高尚志的三子高博校订，“澧高尚志撰，高坚续，龚之伊定，高远编，高博订”，七易其稿，最终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澧纪》乃是集高氏家族众人之力而成书，代表着澧州高氏的汗水和智慧。

据高尚志《凡例》所言，《澧纪》的体例有高尚志独创的，“其为方舆之书所无，而此特起者，《经纶纪》《大事内外纪》也”;有高尚志采纳近年来士林新创的，“他乘所新创，而此因之者，《登绩》《征献》二纪，廖太史《楚纪》及《湖广总志》也”。可以看出，《澧纪》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高尚志有志于编纂出一部体例新颖、内容全面的澧州志书，以传不朽。

《澧紀》中完全新创的体例有两种，即《经纶纪》和《大事内外纪》。其中《经纶纪》记载的是历代皇帝册封、任命等涉及澧州的诏书，该纪共记载了三份诏书，分别是洪武三年的《敕谕湖广参政杨璟讨澧州慈利县土著》、永乐四年的《敕谕进士谭存礼》以及嘉靖十七年的《敕谕靖远伯王瑾、户部侍郎李如圭》，三份诏书虽然仅两百来字，却单独占了一卷，可见高尚志尊崇王化、彰显中央之意。《大事内外纪》分为《大事内纪》与《大事外纪》两部分，乃是以编年的方式记载发生在澧州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大事内纪》记载历代澧州发生的正面事迹，如《禹贡》划分九州时澧州的归属;《大事外纪》记载的是澧州的盗匪、叛乱等负面事情。贯穿于《大事内外纪》的是强烈的大一统观念，“以明统也”，在高尚志看来，大一统是撰写志书必须具备的理念，自周秦汉唐以来，华夏大一统一脉相承，从未断绝。在书写时，即使是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道德有亏，然他们仍然是正统，故以其年号统领事迹，“一统者，虽暴君若秦、隋，姑以统尊之”;倘若是南北朝与五代十国，那便没有正统，故用甲子年份统领事迹，“失统者，无论六朝、五季之昏，即东周之王，犹赘甲子之下”。

《澧纪》中采用近年来其他学者新创的体例也有两种，即《登绩纪》与《征献纪》。《登绩纪》主要记载历代澧州地方官员的政绩，而在记载方式上，《澧纪》先藩庸后守政，藩庸即明代的藩王府官员，如高尚志叙述了分守上荆南道参议康世隆救护百姓的事迹，康世隆即是嘉靖年间藩王府的官员;守政则是中央朝廷任命的澧州官员，书中记载了从西汉末年时的武陵太守王堂开始，直至万历年间的历任有德有功于澧州的守令。《征献纪》记载的是澧州邸贤、耆旧等地方乡贤，其中邸贤乃是历代的澧州华阳王，始于恭顺王朱宾泟，终于安惠王朱奉鈗，另外附有朱氏子弟中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数人。耆旧则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籍贯为澧州的地方士绅，一是因各种变故寓居于澧州的士人，前者如高尚志之父高鹏，后者如南宋中兴四大名臣之首的李纲。

高尚志在《凡例》中说：“是纪者，志之变也。”在他看来，《澧纪》乃是《澧州志》的变体，只不过郡县志书的修纂是政治的标识，象征着权力的威严，个人是没有权力去修纂志书的，如汉代的班固就曾经因为私修《汉书》被捕入狱，所以高尚志给他所修的志书取名为“纪”，以示不敢僭越之意，显示了高尚志对于明王朝的自豪，也展现了传统时代文人的王权认知。